朋友提問，今年經濟不壞，為何民憤仍大，是否意味港人的政治覺醒？
我的初步想法是，民憤的大小，恐怕不全是由經濟環境的好壞決定；遊行示威，與狹義的政治意識也沒有必然的關係。
經濟與政治從來密不可分，民憤的生成則同時源於意義認知和價值判斷等文化因素。
因此，一種解讀今年七一遊行數以十萬民眾的訴求的角度，可從教育「鐵三角」（知識——技能——價值）中的知識和價值這兩個面向切入，
分析民之所以憤，與他們看到什麼於知識（或常識）有悖、與價值相違的現象，或本地俗語所謂的「有冇搞錯」和「條氣唔順」，是否相關。
如何解讀七一遊行？
近十年的七一遊行，呈現的訴求均十分多元紛雜，涵蓋勞工、人權、性／別、福利、環保、文化、教育、醫療、法律、經濟、政治等範疇，是對社會現狀不滿的集體宣示。2003、04年的七一遊行，也並非全為狹義的經濟因素推動，反廿三條、對政府處理SARS的不滿，以至抗拒損害民生的經濟政策等等，顯然也是政治的訴求，同時亦蘊含對一些普世文化價值——自由、公平、人權等——的堅持。
五年前，筆者寫了一篇〈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嘗試分析「香港回歸」十周年的社會變遷，當中引用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On Populist Reason（NY: Verso, 2005）對民粹邏輯的定義，提出自九七以降，民粹政治——建基於修飾表演，訴諸情緒，貶抑邏輯理性，以含混的空洞能指，嘗試裝載無法統合的多元紛雜群體訴求，打造敵我——已逐漸瀰漫香江；而產生的一種不經意效果，則是犬儒反智文化的氾濫。
2003年的七一遊行，呈現出各種多元紛雜的民間不滿及訴求，於遊行中以反「董建華」這空洞能指聚焦。不過，在普及的民主機制仍未確立的社會脈絡下，○三七一除了令23條立法暫時擱置，民眾的紛雜多元訴求並沒有隨董建華下台而得到滿足，不滿由是積累。
過去五年，在曾蔭權班子的親疏有別、交差弄虛的推波助瀾下，民粹政治繼續發酵，犬儒反智依舊蔓延，未能滿足的多元紛雜的民間訴求——反地產霸權、官商勾結、貧富懸殊、性／別不平等、人權倒退、干預新聞、洗腦教育等等，再次在剛過去的七一透過反「梁振英」這空洞能指而聚焦。引發點除了曾蔭權租深圳大屋、住總統套房、乘私人飛機、上豪華遊艇、入賭場宴會、取茅台美酒外，還包括特首小圈子選舉過程中的醜聞鬧劇，以至新特首的僭建誠信和「西環治港」。
物極必反，當犬儒反智氾濫到了一個「有冇搞錯」和令民眾「條氣唔順」的地步，犬儒（cynic）也會化身成狗智（kynic）（有關「犬儒」和「狗智」的較詳細討論，見筆者的〈從犬儒到狗智〉，收於羅永生編，《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香港﹕進一步，2010），向荒謬的反智與顛倒的價值說不。看到李旺陽先生飽受酷刑和「被自殺」，稍有常識和良知的市民，大概都會產生點憤怒和質疑；看到警員奉命以大號胡椒噴霧對付稚氣未消的中學生，正常的反應恐怕應是「有冇搞錯？！」；對比領瘋狂加租、街坊小舖結業，西九大興土木、富豪名店進駐，又或看見高官僭建千呎地下行宮、以公帑入住日租數萬的總統套房，時薪28元身兼數職的低收入百姓則只能屈居房、申請綜援需經嚴格審查又嘗冷眼，這些邊緣社群興許都會感到「條氣唔順」。
「親疏有別」弄虛 「又紅又專」玩假
不幸的是，特區各界的領導班子，似乎都未能（或不願）理解民眾的常識和價值，沒有從歷史和現實中汲取教訓。趁董腳痛下台之機而上任的曾蔭權，繼續「親疏有別」，與大地產商和建制派聯手，以弄虛的措辭和空洞的能指，不斷挑戰普羅市民的常識和價值底線，也同時為強化民粹政治奠下基石，晚期甚至不惜親率政官披甲上陣，於「起錨」一役走上民粹政治的前台。「親疏有別」、交差玩假的結果是迴避真正的問題，積累眾多的不滿，弄虛成習，犬儒氾濫。
披「又紅又專」旗幟上台的梁振英班子，似乎也沒有以曾蔭權由「做唔好份工」到「做壞份工」作前車之鑑。甫一就任，便繼承上屆政府玩假當真的「落區諮詢」。
建制派近年經常強調、梁班子落區極為側重的所謂「民生議題」，絕非只是修橋整路、捉鼠通渠等短期局部的事務或狹義的經濟利益，更同時關涉「文化」與「政治」等長遠普世的原則價值和權力分配。在經濟形勢尚可、最低工資生效、失業率偏低的環境下，參與七一遊行的民眾提出的教育、醫療、住屋、退休等各種「民生」訴求，顯然不僅是純粹追逐物質生活的改善，而是同時蘊含對常識、真相等知識，以及尊嚴、公平公正等價值的堅持和維護。
如果政治化妝、公關表演能夠收買民心，董曾也就不至於灰頭土臉下台；倘若民眾只重視物質生活、眼前小利，七一亦不會有數以十萬市民於烈日當空上街。
告別犬儒民粹
針對空洞能指而操作的民粹，自然難以滿足民憤背後的具體訴求；犬儒的玩假，更只會火上加油。公共輿論高揚的「誠信」、民眾憂心的「西環治港」，或可解讀成向犬儒說不的起動。「誠信」者，也就是要求告別巧言弄虛的公關辭令；「西環治港」的擔憂，針對的則是國內造假成習、赤裸求利、以權謀私的社會風氣。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認真虛心聆聽七一遊行民眾的聲音，也許不難發現，港人所擔心、討厭、不滿、憤慨的，也許不再是存在於歷史和理論的共產主義，而是當下實在的犬儒文化和踐行。
如果今年的七一浮現出對玩假當真的犬儒的厭惡，那麼仍有待動的，當是抗拒民粹政治的誘惑，也就是不再以空洞的能指轉移民眾具體的訴求，或不再以否定偽具體（pseudo-concrete）的共同敵人作為抗爭的目標，而是嘗試以正面、清晰、連貫的願景和目標，作為集體政治行動的基礎；或在揚棄「落區做戲」、「粉飾國情」的同時，也同時告別「不暴力、不保皇」或「不講粗口」等願景目標不清的競選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