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庫門」風波爆發之後，特首選舉由唐英年、梁振英、何俊仁三足鼎立之勢，一變而成，多了曾鈺成和葉劉淑儀加入戰圈，在最極端的情况下（雖然我認為出現機會頗微），特首選舉將有5名候選人同台角逐。有人妙想天開的提出，當建制派的選票被多名來自同一陣營的候選人所嚴重攤薄之後，何俊仁這名泛民代表，有否機會「漁人得利」，「冷手執個熱煎堆」，爆冷勝出，就如當年台灣陳水扁一樣，「要教日月換新天」。
答案當然是不會，因為香港採用的是兩輪投票制，特首候選人不能僅靠「簡單多數票」勝出，而需要拿到「絕對多數票」，亦即是在1200名選委中，要拿到至少601票，才能當選。
因此，即使（我說是即使），何俊仁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而鴻福齊天，而在第一輪投票領先，結果在淘汰剩兩個候選人的情况下，建制派的票源也會歸邊，讓後者在第二輪選舉中後來居上。
2000年3月台灣總統選舉，當時共有3名候選人，分別是陳水扁、連戰及宋楚瑜，而他們的選民支持度可謂不相伯仲，最後陳水扁以39%，遠少於一半的得票率，險勝了得票37%的宋楚瑜及23%的連戰，教台灣變天。一般評論相信如果不是泛國民黨陣營出現分裂，選票遭連、宋兩人攤薄，便不會讓阿扁坐收漁人之利，爆冷以少數票取勝。
台灣由獲得「簡單多數票」的候選人贏取總統寶座，當然並不是唯一可供選擇的方式。以法國及俄羅斯為例，若然在第一輪大選沒有候選人能夠取得過半數選票，便會淘汰剩兩名獲得最高票數的候選人，再舉行第二輪的大選，這種制度的其中一個好處，便是可以把傳媒近年常掛在嘴邊的「棄保效應」制度化，有利產生一個較具民意基礎的總統。
試想如果台灣當年採用的是「絕對多數決」及兩輪投票制，連戰在第一輪大選後出局，剩下阿扁及宋楚瑜，相信在集中票源的情况下，宋取得過半數票並在第二輪大選中勝出的機會便甚高，阿扁遂難以突襲成功。
其實類似「宋連分歧，扁收漁利」的情况，也發生在1987年的南韓大選，當時是「兩金分歧，盧收漁利」。同是反對派領袖的金泳三及金大中，因為未能就誰人代表反對派出選達成共識而內訌，因而雙雙出選，結果分別得票28%及27%，這使得票只有37%的原執政集團以及軍方代表盧泰愚能夠扭轉敗局，當上南韓民主化後第一名普選產生的總統，兩人成了罪人。
因此在1994年台灣制憲期間，便曾有一派意見認為，參考南韓的經驗，台灣應該採納法國模式的兩輪投票制，這樣的安全系數無疑比較高，但卻遭李登輝堅決拒絕，沒有人知道他當時心中想的是什麼，於是便有陰謀分析說李當年已經高瞻遠矚，預計（甚至是設局造成）到2000年大選的局面，因此作出這個深謀遠慮的部署，以便陳水扁當上他心目中帶領台灣「出埃及的約書亞」。
總的來說，絕對多數決及兩輪投票制，主要是為了避免出現少數票總統而出現的選舉方式。換轉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制度對於佔上風的陣營來說，可以起到一個安全閥的作用，減少選舉的不確定因素，避免因陣營分裂，有多於一人參選造成分票，導致最終由少數派突襲成功的局面。
原本大家以為，在北京一直慣了由上而下高度插手和干預的情况下，建制派又豈會分裂，在特首選舉這麼重要的選舉之中，推出多於一名候選人。但世事如棋，今次最先是建制派鬧出什麼「黨內初選」，又或者所謂唐梁「君子之爭」，讓兩人同時入閘，到後來，因為「地庫門」風波，再加入曾鈺成，以至葉劉淑儀這個「淑女」，讓選情變得更加變幻莫測。當年為北京想出絕對多數決及兩輪投票制，這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制度安排的「高人」，或許今天可以向北京誇耀自己的「先見之明」了。
不過順帶一提，既然可以有「兩輪」淘汰制，自然亦可以有「多輪」淘汰制。1985年本港的立法局選舉，當中有12席由12個由區議會合併而成的「選舉團」所分別選出，當時所採用的投票方法，便是多輪淘汰制。那是在第一輪選舉後，如果沒有任何候選人能夠取得過半數票的話，不是一下子淘汰剩最後兩個得票最高的候選人，而是會把得票最少的那一名候選人淘汰走，重新讓選民再來一輪新的投票及選舉，直至有候選人可以取得過半數支持為止。在那一次的選舉，戰况最激烈的，便首推港島東選舉團，該選區共有6名候選人，結果要經歷5輪投票始能分出勝負，雖然只是小圈子得41名選民的選舉，但也得拉鋸了達7小時才可告閉幕。而在新界東及新界西兩個選舉團當中，亦得經歷四輪投票始能分出勝負。其實在如此小眾的小圈子選舉當中，採用多輪淘汰制，在一輪與一輪的選舉期間便很容易出現很多齟齬、交易以至背叛。所以，當1987年港府檢討代議政制發展時，便批評「這個制度遭受非議之處主要有二。其一是有多名候選人競選的選區須費很長的時間才能得出結果，例如港島東選區便曾歷時7小時和經過5次投票才得出結果。其二是候選人大致可以洞察每次投票的情形，知悉投票人支持哪一位候選人。這曾產生尷尬情况，有時更使候選人之間積怨難消」。難怪自從這次選舉之後，香港政府便沒有再在各層次的選舉中採用這種投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