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1日有一則不為人所注意的新聞：（《東方日報》A25版）〈報聯招人數少過文憑試學生〉。據該報報道：「首屆四年制大學聯招……共有約64500人透過聯招報讀九間大學各個學科，人數較應考文憑試的學生少近8000人。有校長分析指，不少成績較差的學生明知無望入大學，放棄報聯招，改為報讀副學位課程或就業，藉以節省400多元聯招報名費。」在我看來，這是一則大新聞——它總結了整個教改的盲點，同時也迫使我們認真反思，時下勞動市場狀與人力資源培訓的問題。
服務業為主 就是知識型經濟？
所有對教育充滿理想的改革家都會假設，整個教育制度是為了學生升學而設。所以，他們不單止設計出一種由一個階段晉升到另一階段的梯階系統（因此，間中也會針對系統內銜接做得不好而提出批評），而且還相信大部分學生都會欣然接受這樣的安排。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部分是因為受到良好的主觀願望所驅使——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大多相信人人均會受惠於接受教育的過程；既然教育是「為了學生好」的公益事業，學生也就自然的、熱切地追求受到教育的機會。而另一部分則是受到某些觀念的影響，樂觀地以為我們的經濟結構是由製造業為主，轉變為以第三產業作為主體，再逐步成為一個知識型經濟。在這種樂觀想法背後，其實是相當天真的分析。很多人以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就是知識型經濟；這是良好願望，但卻脫離現實。在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裏，大量工作是屬於勞動密集的服務業工種。過去在很多人的腦海裏，服務業的工作就等於白領、文職、專業、經理、行政；這樣的理解並不全面。我們的服務業經濟其實包括了大量勞動密集的後勤工作及所謂的互動服務工作（例如零售店員、餐飲服務員），學歷要求不高，跟知識型經濟所投射的情景有相當大的出入。
而奇怪的是，當我們面對上述服務業經濟的勞動市場狀時，很快的又會將之前對教育的期望和樂觀情緒放置一旁，突然變得十分悲觀，以為眼前所見是一個「下流社會」。無可否認，這些勞動密集的後勤服務工作及互動服務工作都不是一些很有吸引力的工種：它們需要員工長工作時間，而且當其他人在享受周末或公眾假期時，他們卻忙個不了；它們的工作處境及條件並不理想（例如需要長時間站立），一般而言工資也肯定不能算是優厚，在個別工種甚至算是低薪。因此，有人稱這些服務業僱員為「後工業無產者」。不過，說到這裏，我們必須小心，不要太快妄下斷語，以為這就表示勞動密集的後勤服務工作及互動服務工作，不能為僱員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我會明白，大部分官員、議員、教育工作者都不會以這些地位不高的工種作為政策或建議的參考對象，他們一般有更為宏大的理想（例如要去創造高薪的工作、職位），而不會承認我們這個社會不可能人人擁有高學歷，每個市民都找到理想的工作，基本上對勞動市場的中下層的狀缺乏興趣，既不想了解，更無意深入研究。但擺在我們眼前的現實是，在2010年接近350萬的就業人口當中，有近57萬多人從事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行業的工作（若以職業劃分，有近56萬人擔任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如何認識那些在這個勞動市場層份裏工作的僱員的處境，是重要的社會課題。
初步觀察
有見於此，過去數月裏得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朋友幫忙，開始做一些田野工作，進行訪談，嘗試了解一下在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裏，中下層份的勞動市場有覑怎樣的機會結構。在訪談的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到酒店、餐飲、保安、物業管理、零售、清潔等不同行業，對服務業中的中下層職位，有一些初步觀察。
首先，雖然這些都不是高薪厚職的職位，但這並不表示它們沒有任何晉升機會，屬於盡頭的工種。所謂下流社會，香港社會不再存在社會流動的機會與希望，基本上未能全面反映社會實。
第二、服務業勞動市場的中下層份的職位分配，並非由學歷作為最終的決定因素，因此只要有機會入職，爭取在工作上有良好表現，其實有望升級。當然，我們必須明白，這些升職機會並非指在短期之內出現跨層級的升遷，而工資的調整也不一定十分顯著。但完全否定這些機會的存在，也是一個問題。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注意，在教育趨向普及的情下，好些本來沒有特別學歷要求的職位，有時也會水漲船高，出現新入職員工的教育水平上升的現象，而僱主亦開始自覺有更多選擇空間，以致引人誤會，以為「沙紙」文憑已形成新的門檻。到目前為止，這只發生在個別公司、店舖（主要視乎它們的市場定位）之上，一般而言由於工作性質的內在因素及人手短缺的環境，申請人的年齡、外表、語言及表達能力、工作態度等似乎較學歷更受到重視。對很多一般學歷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並未有因為教育水平不足而完全被拒之於勞動市場之外。
我並不是說，服務業勞動市場的中下層份沒有問題。這聯繫到第三點，就是雖然業內存在升職的機會，但那種主要依然是提供體力勞動的服務業工作，可供晉升的位置不多，很快到了該類工種的梯階上的某個位置之後，便難以再跨前一步。困難的地方主要在於一點，這就是到了那些位置之後，工作的性質開始有所改變，要求在位員工負責更多屬於管理（例如一個小組內的人事管理）、統籌協調（例如編更）、監督（例如巡區）的部分，以及需要他們具備文字書寫能力（例如記錄入貨出貨）。嚴格而言，以上工作內容上的轉變並不等同於對員工提出學歷上的要求，但可以想像不是每一位由低做起的服務員有足夠準備或能力去應付這些工作。結果是：很多公司都會將員工隊伍分開兩組，一是前線勞動密集的服務員，而另一則是有學歷背景的管理訓練生。兩者雖然未至於完全分隔，但對很多前線員工而言，這是不容易跨越的鴻溝。這個勞動市場內的分層現象，需要正視。
競爭與學歷
以上所講的是困難所在，但這也並不是現實的全面。香港社會之所以未發展為一個下流社會，是因為經濟增長，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例如零售業就業人數〔不包括攤檔及小販〕在2000至2010年間增加了接近15%），為就業人士創造了機會。以一連鎖零售商戶為例，聘請銷售助理並無特別的學歷要求，起薪點在7000至8000元之間，另每月佣金1000元以上。由於員工的流失率頗高，能留在店內年半至兩年，有機會升為資深銷售助理，每月薪金連佣金，可接近或略超過1萬元。若表現穩定及良好，同時又能處理一些管理、協調的事務的話，再過兩三年可望升為副店長，日後更可朝店長、區長之類職位努力。由於旅遊業興旺，服務業持續擴充，一間小店之內的8至10個員工，理論上人人有機會成為店長。如果說由前線店員成為有點管理工作的店舖經理的機會是1:8或1:10，這或者有略為簡化之嫌。但這樣的機會的確存在，而且並非很多人心中所想，以為競爭全在於學歷之上。
讀者或會好奇，長篇大論，究竟跟本文開首那段新聞有何關係。關係在於：
一、我們的年輕學生各有不同能力取向，而我們的社會結構也並非只提供高端服務業（如金融、財經等）的工作機會，以單一設計，以為人人需要同步並且朝向同一方向而學習，其實既不切實際，亦未能照顧大多數未能升讀大學的學生。
二、我們需要深入認識服務業主導的社會結構及其社會流動梯階有何特點，而不應以高端服務業的職位及其學歷要求為參考，並以此作為設計學制的藍本。我當然明白，沒有官員、議員、社會賢達會主張教改是為了培養一批優秀的店長；這樣想法實在太無大志了。但我的提問是：我們是否也需要換轉一個角度，從不能升學的學生的角度去考慮一下？
三、從事前線服務工作並且努力爭取升職的年輕人，他們最需要培養的，不是準備公開考試的能力，而是通過課外活動學懂管理團隊、統籌及協調事工。現時學校偏重於升學，並且將課外活動提升為履歷表上協助申請升學的項目，不利於為不同學術成就的同學，提供相同機會，讓他們投入各類學生活動，提升個人能力。對很多學歷背景欠佳的年輕僱員而言，協助他們長遠發展的元素其實在於與人相處、表達、組織的能力。
四、香港的升學、培訓人才的概念極其狹窄，主要聚焦於十七八歲的階段；推行教改以後，其實亦無任何改變。我們都知道，很多年輕人不一定在那個階段最有學術上的學習動機，而他們在那個時期最需要的，也不一定是立即銜接的升學。上面所介紹零售業的例子，正好說明在初期階段，年輕員工最需要的是在職訓練和累積工作經驗。反而當他們安頓下來，決定在業內發展後，他們需要進修以尋求突破，跨越前面提及的那個在勞動市場的斷層（即由前線轉為管理人員）。所以，對他們來說，最為效用和珍惜的進修機會，不是在十七八歲的階段發生。要協助他們爭取社會流動的機會，必須在認真了解時下服務業勞動市場的中下層份的情後，對症下藥、打開缺口，為他們努力的目標提供可實現的可能性。
知識型經濟、下流社會 都不是答案
以上所講，旨在說服大家，不要沉醉於（親建制或反建制的）政治修辭，繼續不敢直視自己身邊的問題。我們需要重新認識香港社會的問題，放棄舊有框框，做點實在的事情。知識型經濟、下流社會肯定都不是答案。要尋找答案，先走進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