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時期，中國興起一種非主流佛教信仰，叫白蓮教。根據教義，創造萬物的「無生老母」，將會毀滅這個充滿苦難的舊世界，並派遣彌勒佛降生，創造一個無貧富、無飢餓、無男女、無長幼的烏托邦。但在新舊世界交替時，天地將會經歷大災劫。教徒平日必須虔誠念經，修煉捐獻，靈魂才可在劫難中被納進老母的子宮，於災劫後再生。
白蓮教在中國各地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教主，有的憑教眾捐獻而成地方小富，有的帶領群眾揭竿而起，如18世紀末的川楚白蓮教大起義。有的更在起義成功後自己當上皇帝，如朱元璋。
按照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白蓮信仰體現了封建社會後期人民群泷要改造世界、自己當家作主的朦朧願望。但在宗法意識宰制下，這種願望卻變成乞求無生老母憐愛的迷信。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工農群泷，才有機會科學地理解自己的處境和走上當家作主之路，建立真正的主體意識。
中港民運分家
這些歷史好像跟香港風馬牛不相及。但細想一下，香港民主運動在過去30年，不也是一直寄望香港回歸中國這個母體之後，可以通過母體的憐愛實現民主自治嗎？民主回歸派和民主抗共派對現存中國或是未來民主中國的冀盼，不像白蓮信徒的無生老母崇拜嗎？
最近陳雲教授推出《香港城邦論》，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與中國民運分家，一石激起千重浪。《城邦論》高踞各大暢銷書榜高位，從各方吸引了一眾追隨者。其他公共知識分子，不論是出於文人相識還是文人相輕，紛紛笑稱他為「陳教主」。但就《城邦論》主張港人要建立主體意識的主旨而言，說陳雲像「教主」，不如說他像當年敢冒運動主流之大不韙，撰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青年毛澤東。
過去幾年，陳雲通過報章評論積極支持各種本土保育運動與公投運動，反地產霸權，最後還因反地霸見真章而被媒體封殺。《城邦論》承接作者對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關懷，在開首即點出運動有力走下去的關鍵，乃大家要拋棄中國迷信，批評「香港的民主派沉迷於民主統一中國，在行動上無法全然代表香港人利益，與中共攤牌」。（頁41）
香港的民主運動，在80年代原本有不弱的本土性格，以香港為本位，爭取在九七回歸後落實民主自治。後來八九民運爆發，本地民運即被吸進了中國民運的洪流之中。中國民運被鎮壓，北京的對港政策，亦轉趨強硬。經歷過這個轉折的香港民運，即出現了「中國沒民主，香港民主也無望」的論述，在意識上將香港民運置放在從屬於中國民運的位置。
喪志民主派的孝子情結
但香港的民主政團，其實皆以香港為唯一舞台，連內地也去不了。民主派這種行動的本土導向和意識的中國優先之間的矛盾，在中國民主化一再落空之下，催生了「香港民主難有起色」的失敗主義情緒，令民主派在本地抗爭中愈來愈軟弱。上次政改爭論期間，主張跟北京妥協的民主政客反覆警告我們千萬不要激怒中共，最重要是保存實力留得青山在。這當中體現的，正是一種不斷向老母下跪動之以情博取憐愛，如老母不憐愛，則繼續苦等他日孝感動天、老母轉性（即中國民主化）的消極爭取民主策略。
意識上的中國優先，令主流民主派輕視本土勇武抗爭之實效。2003年超過50萬人上街，北京擱置23條，並把特首拉下台。那次勝利，為年輕人帶來極大鼓舞，催生了後來的新本土抗爭力量，屢立奇功：從公投運動迫使北京政改讓步、集體打小人爭取到政府派6000元、到洶湧群情迫使政府在遞補機制退卻（雖然仍未至於全面撤銷）。這些大大小小的抗爭成果，都是在中國民主化毫無寸進的背景下發生的。
但顧著仰望老母的民主派，卻視這些成果為無物。最近甚至有民主派頭頭公然宣稱當年政府擱置23條與群眾運動無關，一切都是因為保皇黨有人倒戈和北京主動停止立法。這種肆意扭曲歷史常識，長北京志氣、滅港人威風的喪志歪論，背後正是一種「北京老母不施捨，香港民主難寸進；香港民主若有寸進，則一定是老母施捨所賜」的孝子邏輯。難怪民主派在近日香港統治集團瓦解的禮樂崩壞之際，竟然也無所作為，呆呆然不敢亂說亂動。
陳雲認為香港政團若要擺脫這種消滅港人尊嚴的中國情結，便需要將香港民運與中國民運區隔，將前者放在首位。當然，本土政團以香港為優先，不代表香港其他朋友不應關心和介入中國事務。不過我們要清楚我們關心中國的民主、人權、環境、勞工等問題，乃是基於作為一個地球人的普世關懷，中間不需加入任何「作為血濃於水中國人」的先天責任。現在很多北上參與中國民間進步事業的朋友，其實也是以不同國際團體員工的身分進入中國，或是接受外國基金資助的。他們關心中國之外，不少也同時關心緬甸、柬埔寨與北極冰川。
《城邦論》的綱與目
香港能對中國作出的最大貢獻，乃是通過香港自身的自由民主向內地起示範作用，以及「借場」給內地朋友，利用香港這個自由場地做他們的事情。當年興中會在香港活動，以及今天不少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受惠於香港的自由空間，皆印證香港的這個角色。但香港要發揮這個作用，前提是香港人要將這個場整理好，保護、發展它的民主法制與民間社會。若果這個場內地化，變得跟內地其他場沒有分別，那揦香港便會失去在中國改革事業中的唯一角色。所以就算是為了中國的發展，我們亦應該把爭取香港本位的民主自治放在優先地位。
主張香港民主運動擺脫中國情結，早日建立香港主體意識，乃《城邦論》的核心議題。陳雲在書中大談香港在美國《香港政策法》之下成為中美全球鬥爭的一環，論證香港自治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是要探索香港的自治民主抗爭在面對北京時有何籌碼。他描述「香港人」和「大陸人」的差異，支持族群政治，呼籲堵截內地人口無節制湧港，則是怎樣建立香港主體意識的策略探討。後兩個問題，不論多揦富爭議，也只是《城邦論》的「目」，而非其「綱」。可惜該書出版後的爭論，至今仍集中在這兩個目，而忽略了香港民運急需香港主體意識、少理老母這個綱。
《城邦論》在香港回歸15年、既存政治秩序開始瓦解之際出版，為我們再思香港民運的前路，提供了難得的新框架。這篇書評無法對書中論點一一評述，惟希望可以透過追溯其歷史脈絡、重構它的核心關懷，將有關討論導引到更有意義的方向，幫助大家在「蝗蟲」爭論之外，尋找建立香港新民主自治運動的最大公約數。
不過若要深化討論，最重要的，還是要社運、知識圈中一眾倒果為因、視陳雲為中港矛盾加劇禍首、一窩蜂要「kill
the messenger」的政治正確判官門，先花128大元買一本《城邦論》，認真將書從頭到尾讀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