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把梁振英拉下來，是重要的第一步，卻不是唯一，也未必是最重要的一步。
若果我們不為梁振英下台之後所要面對的管治問題預先作出足夠的準備和部署，在香港人為梁振英的下台歡呼的時候，轉過頭來所要面對的可能是更多來自西環的間接干預，甚至是更多來自北京的直接干預。
即使另一個較佳可能性會出現，即中央容許我們普選特首，新產生的民選政府是否有足夠的管治能力，駕馭香港多元和複雜的形勢，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新的民選政府萬一表現失誤，將會為民主化的鞏固產生災難性的後果，甚至人心思變，造成民主化的倒退，不民主的威權政府有望重新抬頭和執政，情就一如在今日的香港社會裏，突然多了不少懷緬港英殖民地管治神話的聲音。
最近在筆者身邊發生的兩件事，正好反映這問題所在。首先，在和一位曾參與泛民特首候選人梁家傑選舉工程的朋友閒談當中，他提到選舉過後被一位英國BBC記者訪問過。在訪問過程中，這位記者提到，他在採訪過不少香港的精英後，所得到的感覺是，他們仍然是抱有一種「政治難民」的心態，即使有政治參與，仍然止於為真正的當權者提供意見或落實政策的執行層面，沒有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為香港人當家作主而站出來的無私、勇氣和奉獻。
若沒有執政決心和能力 換來只怕是更多干預和倒退
另一件發生在身邊的事，是筆者任教的中大政政系內，甚至是中大的校園內，近年少了學生對公共行政和公共管治的科目感興趣，而更大的趨勢當然是多了學生積極地參加社會運動和抗爭，相對上課堂和書本上的學習可能會被犧牲。學生的選擇自然是反映他們的個人自由和當前迫切的社會形勢，但筆者所擔心的是很多爭取民主的人士，過分相信香港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均可在實行民主後迎刃而解，而忽視了提升管治能力這重要的一環，造成香港的民主運動破多於立的局面，為日後的民主政府是否有足夠能力執政，鞏固香港的民主化帶來憂慮。
因此，如何應付梁振英下台後的情和局勢，可以視之為香港是否可以成功進行民主化所要面對的第二度危機。在CY下台之後，若沒有執政的決心和能力，換來只怕是更多的干預和倒退。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