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1月，是每年各大學研究院招生的日子。為了在各大學排名榜中爭取更佳排名，近年大學收生日趨「國際化」。據資料顯示，2010/11年度約有15%全日制課程撥予非本地學生，10106名非本地學生中，來自內地的達87.1%，而來自亞洲以外地區的則只有4%，內地化的趨勢相當明顯，但遠不及研究院的情嚴重。據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資料顯示，至2009/10年度，成功升讀研究式學位的本地生百分比已跌至35%，成為少數族裔，而內地生的數目則連年遞增至接近60%，大量有志升學的本地生只能入讀自資學位。表面上各大學符合排名榜上「國際化」的關鍵指標，排名節節上升，大量自資學位又能為大學帶來高額學費收入，對政府與學校均是雙贏局面，可是對有志升學的本地學生，以至本地社會而言，研究式學位的淪陷又有何影響？再者，研究院收生又是否真的績效為本，有能者居之？
對有志升學的學生而言，收生並不止於個人努力。近年為配合國際化的市場指標，研究院收生時的考慮已不再限於申請者的能力本身，更可能會一併考量申請者的背景，例如申請者曾否任職某些職位，有助學系將來推廣課程？申請者是否來自友好院校，有助跟本校合作研究？為了替未來院校網絡「廣佈善緣」，社會背景及人際資源將超越個人能力，成為接納與否的重要因素。故此，申請者除了有優秀的學業成績，以及足夠金錢支持學費與生活開支外，其潛在的人際關係網絡也成為能否申請成功的一大關鍵。明顯地，這對偏於南海一隅的香港學生而言，早已敗在起跑線上。
與此同時，大量自資修課式學位有如雨後春筍，供予被排擠出研究式學位的本地學生申請。表面上這緩解了兩地學生入學機會不均的問題，但教育過程中的不均等卻少有人提及。據教資會2009/10年度資料顯示，研究式課程內地學生的平均單位成本為52.1萬元，而本地學生為主的修課式課程則為20.3萬元。如計算博士獎學金及補貼近40萬資助的話，兩者資源差異則更形懸殊；本地生資源只有前者三分之一，更要為繳納高昂學費而為口奔馳，自然限制了教育成果。再者，近年力爭大學排名的風氣下，各院校向研究型綜合大學發展，研究員招聘均直言必須具備研究學位，此發展更直接影響本地生教育效果的認受性。
影響本地生亦影響社會意識形態發展
升學渠道邊緣化除了影響本地生外，亦影響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發展。從近年各院校關於學術自由的爭議可見，香港與內地對於學術自由、以至學者的研究道德與社會責任方面的理解均有不少差異。短期來說，研究學位如何收生對香港影響不大，可是隨覑本地生在研究院日漸被邊緣化，久而久之，各政治或社會議題的學術專業話語權便會被新晉的非本地愛國學者所取代。香港非但不能再向內地傳達各種普世價值，香港下一代面對強勢的外來意識形態，亦沒有還手之力，昔日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都會，只能成為中國地圖上芸芸眾多的邊緣城市之一。如此為了千里之外某個排名榜的數字，毅然不顧一切地「國際化」，卻放棄本地獨立自主的話語權和普世價值，又是否值得？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