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時報》中文版看到一篇文章，標題是「上海離國際金融中心有多遠？」，作者徐瑾指上海跟國際金融中心的距離曾經很近，不過時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徐瑾認為上海租界埋下中國最早現代化的種子，報館和革命黨都在租界內活動。從數據看，租界人口密度高於華界，但管理水平卻遠高於華界，原因是有規則。
中國政府的願望是，
2020年把上海打造為一個成熟的全球金融中心，還有不足十年時間，有可能嗎？讀者當然知道我的答案，我沒轉軚，從這幾年觀察中國政經發展，我的答案更堅定，是沒可能，原因也是規則。
規則最起碼須做到兩點：合理和明確。合理並不抽象，我相信有普世價值觀這回事，囚禁劉曉波怎可能是合理？軟禁劉曉波妻子劉霞呢？她沒犯罪，卻不可以自由行動，這不可能是合理。
跟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談起劉曉波這類話題，外國人大都會禮貌地解釋，自己不太理解中國的政治情況，不願置評，但外國人微笑背後，在想什麼？外國人的八歲兒子問關於劉曉波，外國人又答自己不懂？不要說到劉曉波這麼沉重，外國人怎向兒子解釋，在中國看不到 Facebook和
YouTube的原因。
我有一個律師朋友，負責跨國上市和併購，每月去北京和上海三數次，他入住最豪華酒店，在最先進商業大廈開會，在最頂尖餐廳吃飯，但他每次踏入香港機場，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覺。不是「舒服」，而是「安全」。愈認識中國的規則，愈感到不安全，這是律師朋友的結論，我相信他不孤單。
過去一段時間，毋庸置疑，中國各項規則，特別是關於金融，表面上比以前明確了很多，但問題是，成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應該擁有的明確性，仍有一段距離。規則不是死物，它會隨着社會的價值觀改變，人的期望會變，規則也需要跟隨調整。規則怎調整，更要經過社會辯論，不同持份者據理力爭，得出一套社會普遍接受的水平。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它的規則注定不明確，屬於一小撮人的意願。
我以前沒想過，中國經濟強大與其言論自由程度，關係竟然是反比。中國國力愈強，政府愈覺得沒需要聽取別人意見。以前中國或會聽一些友善勸告，較為願意包容異見聲音，接受較開放言論，後來發現發展這些所謂軟實力，原來是多此一舉。只要中國遍地經濟機會，外資公司根本不計較中國的軟實力，這些外國公司總裁，從來不會在官方場合提起劉曉波。
我問大部分時間在中國活動的梁文道，跟以前比較，中國言論自由是開放或封閉了？他以堅定語氣答，是封閉了。中國規則不夠明確，是因為領導者覺得沒有明確的必要，留多點空間給自己反而有利。監察政府的工作，本來是由傳媒擔任，但這幾年新聞自由在中國的倒退程度，令人震驚。
十八大後，習近平多次強調反貪腐的重要性，我不質疑這決心，但質疑解決問題的成功機會。中國制度內太多既得利益者，沒有人想改變現狀，除了因為個人利益，沒有人能預見到改變制度後會變成什麼局面。有人說，中國貪污的嚴重，已去到不能理喻地步。可是，這些荒謬都不似是中國提起決心改變現狀的推動力。
規則最重要是效用，不是制約參與者的活動範圍，而是製造信任。參與者看到一套合理和明確的規則，產生信心，會計劃資源作長期參與。愈多對規則有信心的參與者，愈能製造良性循環，加深信任，形成一個開放社會。
不幸地，近年中國墮入一個由傲慢製造的封閉社會。有中國人問過我，中國真的有這麼多問題的話，為何中國經濟強大？為何外資不停來中國做生意？我不懂得答，或者關於中國的事，總是屬於例外。無論如何，我不相信中國這種「例外」發展模式，可建立一個受全球信任的金融中心，不管是十年或二十年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