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報道指中共八大元老鄧小平、王震、陳雲、李先念、彭真、宋任窮、楊尚昆及薄一波，他們的後代成為資產階級新貴，至少掌控一點六萬億美元國企，年輕一代則在國外接受教育甚至美國化。
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這是半個多世紀前，密洛凡·吉拉斯在他的傳世之作《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一書中，對蘇聯式社會主義國家命運的最後論斷。在此書出版五十五年後，美國彭博社（Bloomberg）的兩篇重磅報道，讓人們再次想起了吉拉斯——因為讀者們看到的是，這一個誕生於「無產階級」、誓言「消滅剝削、消除兩級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黨，其元老的後代們成為國際新貴。
二零一二年末，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一屆領導集團正致力於打造自身新形象——他們比以往任何一屆新班子都強調反腐敗對黨的命運的重要性，他們在寒冬下基層，坐在農家炕上與貧民拉家常。習近平甚至說，要是能看到「真貧」就值了。不過，已對官員作秀審美疲勞的中國網民機智回應他：建議習近平再到當地官員家中看看「真富」。
配合新領導人的上台，中共喉舌媒體新華社也播發了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的特稿。在這些長篇故事裏，他們勤政愛民的形象一覽無遺。
彭博社的報道卻在新華社「七特稿」的次日（十二月二十六日），給了中共當局沉重一擊。來自彭博的兩篇報道——《紅色家庭被美國同化，投票給奧巴馬》、《毛澤東戰友的後代們成為資本主義新貴》——揭示了中共「八老」後代們的生活，這樣的報道令即使是習慣了貪腐新聞的普通中國民眾看後也會為之一驚。
根據彭博社報道，所謂中共「八老」，是指：鄧小平、王震（養活了毛澤東的軍隊）、陳雲(在毛一九四九年掌權後負責經濟)、李先念（在結束文革時作出了貢獻）、彭真（八十年代時重建了中國的法律體系）、宋任窮（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負責文革後被清洗幹部的復職）、楊尚昆（一九八九年執行了鄧的指示鎮壓了天安門運動）及薄一波（前副總理）。他們在毛澤東時期與鄧小平最後一次政治復出後，在中國重大國家決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共後代票選美總統
過去的一年，對中國和美國來說，都是政治年。在古老的東方大國，從年初的薄王案發，到年底的中共十八大，權術鬥爭充斥官場上下；而在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首位黑人總統順利贏得連任。當美國公民慶賀自己的國家又經歷了一次和平的政權交替時，中國的一些評論者也稱讚自己的國家完成了一次和平、徹底的政權輪換。但他們忘記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國是沒有公開透明選舉的。
在一番秘密的黨內惡鬥結束後，習近平這位被視為太子黨的人物正式上台了。幾乎與此同時，在大洋彼岸，與習近平有著相似官宦背景的宋昭昭（宋任窮的女兒）卻在投票選舉美國的總統。她投給了奧巴馬。
彭博社的報道對中國官方公信力的殺傷程度無疑是致命的，中國民眾普遍相信，宋昭昭並不是少數的「一小撮」。已失勢的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在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就留在了美國；而中共新任頭號人物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也在哈佛大學學習。
被中國宣布為中國最高立法機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提出了「五不搞」。「五不搞」是指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背叛中共階級屬性
最諷刺就在這裏：當中共的現任領導人們堅持在本國「五不搞」的時候，這個黨的元老的後代們，卻在美國享受著這五項西方政治安排帶來的社會成就。據彭博社報道，八老的後代和配偶中，至少有二十三人在美國學習，其中三人在哈佛大學，四人在史丹福大學。至少有十八人在美國企業工作，「包括美國國際集團(AIG)和偉凱法律事務所，這一事務所僱用了鄧小平的一位孫子。十二人在美國擁有地產」。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一句出現在中國任何一所公立學校中學政治教科書裏的話。在「革命年代」，中共來自工人階級；如今，「先鋒隊」被現實賦予了新的意義——資產的先鋒隊。
據彭博社報道，「八老後代中二十六人運營主導經濟的國有企業，或在其中擔任高管。僅僅三名子女——王震將軍之子王軍；鄧小平女婿賀平；毛澤東的經濟沙皇陳雲之子陳元——他們領導或運營的國有公司二零一一年總市值為一點六萬億美元。這相當於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五分之一強」。
在中國的制度性腐敗條件下，幾乎沒有人能否認，這三人是他們所掌控的企業最有權威的領導者，而過去的中共反腐經驗也表明，身處高位的這些人往往陷於權錢交易。
彭博社說：「陳雲的兒子陳元把他的兩個孩子都送到了美國上高中。他的女兒陳曉丹，英文名Sabrina，就職於一家香港的私營企業。」彭博社提到的陳曉丹，就是曾與薄熙來之子薄瓜瓜有過戀愛關係的哈佛女孩，「二零零六年在巴黎舉辦的名媛成年舞會上，她身穿紫紅色Oscar
de la Renta禮服第一次踏入社交場合。據舞會網站說明，當天來自比利時的卑爾根達埃勒公爵埃杜瓦爾是她的舞伴」。
紅三代成西方新寵
看上去，如陳曉丹一般的中共元老的第三代，已然成為西方社交界的新寵。與西方「貴族」式生活不同的是，他們從一個專制、集權的體制中走出，其父輩、祖輩的權力授予並未經過民主選舉的程序。但西方的現實一面就在這裏：他們批評中共時是一回事，但當歡迎中共高官後代成為名校生、巴黎名媛、高爾夫VIP會員時，又是一回事。
宋任窮的兒子宋克荒對彭博社說：「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人對中國的革命、獨立和解放沒有任何貢獻。現在，一些人利用其父母的地位搜刮錢財。公眾當然憤怒，他們有權憤怒。」
彭博社的報道，揭示了極權主義下的共產主義必然命運：為了消滅階級差別，最終卻產生了新的階級。
「八老們也給黨的權威帶來了最大的挑戰。他們將國家的一些關鍵資產託付給他們的子女，其中很多人變得很富有。這促成了一個新的精英階層，現在被稱為太子黨。」彭博社文章這樣說道：「公眾對不公平的財富積累、機會不均等和特權剝削感到憤怒，而太子黨現象無疑火上加油
—— 所有這些都與共產主義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
在中國社交網站上，「彭博社」常常不定期成為敏感詞。自二零一二年六月，彭博社揭露習近平家族的龐大資產後，該網站就被中國大陸屏蔽。但人們還是通過各種辦法，使彭博社的報道在微博上流傳起來。一位網民看後認為：「中國所謂的上層社會富裕階層都是有原罪的，所謂『八老之後』等享受著超級的特權生活，中下層辛勞一生換來的是不對等的困窘生活。」
媒體人潘采夫在網上表示：「看完八老後代報道，有點窒息，平時也知道很嚴重，但數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三個二代就控制一點六萬億美元。這個太怪了，依附在資本上的紅色癌細胞，統御著被蒙上眼睛的東方群氓，一條兼具智商、貪婪和生命力的大蛆，絕對是人類歷史上的新課題。」
范疇: 產權是中國改革之錨
中國改革方案繁多，互相拉扯消耗國力，然則只要實現產權清晰化，其他改革都將自動歸位。
中國現在的種種改革之說，需要一個錨；否則，改得東來西又倒，中國永遠扶不正。
今天中國沒有人反對「改革」這一概念，向東走叫做改革，向西走也叫做改革，向南向北皆亦然。如此之下，「改革」一詞已經失去了它的實務指導意義，變成了一個道德命題，甚至情緒命題。
有人說，不從黨內改革下手，無從進行體制改革；黨內腐敗不治，體制腐敗除不了。另有人說，體制不先改革，黨內腐敗將永遠存在。有人說，頂層設計不改革，中國基層力量起不來；亦有人說，只有刺激出基層力量，才能鬆動頂層。類似的「二律背反」例子，數不勝數；而中國的有限資源、人民的有限忍耐力，就在這些公婆各有理的拉鋸之中，猶如指縫間流沙一般的涓滴而去。改革方案都出自善意，但是互相拉扯的善意足以令人迷惘；「善意誤國」實乃中國特色的悲劇。
種種拉鋸式的改革方向之間，究竟有沒有一個「錨」？這個錨定了位，所有的善意都將自動歸位，匯流為磅?大江？我認為這個錨是存在的，那就是「產權清晰化」；產權改革，乃是中國一切其他改革之母，舉凡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人民行為改革、文化改革，都會隨著產權清晰之進程而自發啟動。腐敗將因此緩解，組織效率將因此飛升，人民創造力將因此解放，文化將百花齊放，世界將為中國鼓掌，中國將被視為人類的新希望。
中國的政治紛擾可否「一鍵式」消除？中國的經濟潛力能否一鍵式爆發？中國文明能否一鍵式啟動？這一鍵，就是產權清晰化。今天主張各種改革方向的有志之士，若能在各自的領域，不論是政治、法制、企業、文化，將注意力焦點放在產權清晰這個錨上，奇妙的事將發生，奇蹟將被見證。
經濟學家或可為此看法提供理論基礎，詳論為何產權清晰乃中國一切改革之錨。然而，經濟學家也分門派或政派，辯論起來曠日費時。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訴諸人們的常識，就可知道在今天中國的複雜現實國情之下，從產權改革下錨，才能快刀斬亂麻。與其用學術證明法，我們何妨用簡單的排除法來論證。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問：中國今天哪一個需要改革的現象，與產權不清晰無關？如果連一個例子都找不到，那麼我們就可安心的說，產權清晰化，就是中國改革之錨。
灰色收入問題，屬不屬於產權不清晰？銀行的巨額或有債務，是否就是銀行的產權不清晰？地方政府強拆民宅、強徵民地，所依據的是不是產權未清晰？國有企業的弊端，是不是因為產權所有人缺位？法制建立困難，是不是因為各級人員的財產得以隱藏？有錢人脫產國外，然後再以外資名義回流中國，是不是因為擔心內資產權不清晰？裸官現象，是不是在產權不清晰之下的「能撈就撈、撈完就走」的投機現象？人民瘋狂買房，是不是因為房產的產權比較清晰？政場人物對權位如此無奈的著迷，是否因為有權才能生財、才能保產？例子不需再舉，否則萬言也難盡。
國家猶如人體，各個器官血脈相連，由病徵下手，不如由病理下手；所謂「治標不治本」，中國病之本，即在產權。直言的說，諸如「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等高端抽象探討，即使不屬治標之舉，至少也是隔靴搔癢，緩不濟急。我們可以說，產權不清則萬事原地打轉，產權清則萬事興。
產權清晰化，越晚做就越難做，甚至有人認為，錯過了幾次歷史機遇之後，現下已經來不及了。倘若真的已經來不及，那麼中國的命運就註定了：即使不是萬劫不復，至少也是萬世平庸。然而，真的來不及了嗎？
來不及之說，主要基於當下分配機制已經完全亂了套，腐敗所犯下的原罪已經積重難返，虎口取食難如登天。然而弔詭的是，解決之道可能就在「承認既得利益、切斷未來利益」十二字上。聽起來大膽，其實中國早已實施過。當年面對國營計劃體制積重難返的局面時，世人萬萬沒有想到，「買斷工齡」這一思維創舉可以扭轉乾坤。廣義的看，那就是一場全面承認既得利益同時切斷未來利益的革命性創舉；部分人或許不高興，但是一舉奠定了「過去什麼屬於我的，未來什麼不屬於我的」的產權界限，從此萬馬奔騰。
當下形勢雖與當年不同，然而同樣的智慧可以再用一次，那就是「買斷權齡」、「買斷官齡」，甚至「買斷黨齡」。有許多人會不高興，甚至強烈反彈，但是，產權清晰化是改革之錨，此事不彰，萬事不行。部分人的不高興重要，還是中國的百年命運重要？
中共領導層未來五年的核心任務其實只有一個：以產權清晰化為錨；至於所有其他想得到的改革，不勞煩心就都會自然對號入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