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營派錢聘用遊行專才，以商業社會的角度，完全沒有問題。
請反梁的人士不要太偏激。
聘僱遊行隊伍，想法有創意，但在市場學上，梁營到底缺乏工商界精英支持，不太會做生意，在這方面吃虧了一點。
問題是每位二百五十元，出手太寒酸。首先是「二百五」，在北京的土話裏，是罵人話，「他這人二百五」，就是說「這人是儍仔」，梁營多廣東人，不明白，聽在中國的耳裏，就皺眉頭。
為什麼不每位至少三千？重賞之下，報名就踴躍了，隨時召集十萬人，僅費三億。這筆小錢，不必班子用公帑付，只要行會的嘴巴歪歪，眼皮眨一眨，就有許多富豪爭着掏腰包，一兩年後，留一塊地，或者什麼工程招標，就可以了。這才叫做政府。
一次付二百五十元，吸引一幫MK金毛來搶食，在公廁排隊，賣相太不堪。在市場學上，有所謂「消費者長期忠誠行為效應理論」（Long-term
Impact of Loyalty on Consumer Purchase Behaviour Theory）：譬如西方的迪士尼、盛智文的海洋公園，都推出「全年家庭套票」，吸引「忠誠消費者」。
除非不出手，一派就是一萬，領錢人須全出席以下活動：一、元旦挺梁遊行；二、「六四」支持平暴示威；三、「七一」挺梁愛港大遊行，包足一年，委託中國銀行轉帳，訂金先付兩成，餘款在二○一三年「七一」之後付足。
尚參考美國人兜售保險：每介紹一個親友入會，介紹人還可另得介紹費二百元，這額外二百元，不必富豪金主負擔，國家出一點，譬如由五豐行等贊助牛肉券，國家有外滙儲備兩萬億美金，這點成本，像打個噴嚏一樣渺小。
領二百五元遊行完一次，心理上，像深水埗的性工作者一樣，只當向阿伯交行貨，一萬元一年，長期包僱，即有忠誠之培養，猶太人研究出來的理論，美國企業稱霸世界，就靠這一套，一定work。
「對家」放蛇也不怕。領錢的人，簽一紙誓章：「本人受僱遊行，出於真心，並無其他組織委派之政治或新聞偵查任務，如有任何卑劣之異心，包括俗稱之放蛇行為，全家甘受三刀六洞天打雷劈之天譴制裁。」聽來像洪門入會的誓詞？有用的，像最新的占士邦名句：「有時，老方法最好。」（Sometimes, the old ways are
the best）。
陶傑: Hong Kong小處着眼
《天與地》得全民票選的電視劇冠軍，因為戲中一句著名的對白：「這個城市正在死亡。」
This
city is dying——英文的文法很有趣，有現在進行式，可以為時甚久。香港之死，不完全是「港人治港」之敗朽式中國的干預——所謂「香港問題」，一九八二年開始，就時時掛在鄧小平、姬鵬飛等老人的嘴邊。在這些人眼中，香港是一個「問題」，台灣也是一個「問題」，獨是中國自己沒有問題。這是何其低下的詭辯術？我佩服蔣經國總統，晚年一聲駁斥：台灣不是問題，大陸才是問題。
所以，一九九七年之前，英治的香港，法治、理性、市場經濟，運作也不成為問題。英國人撤出之後，特區的香港，方正式成為「香港問題」，此一大是大非，要時時講清楚。
香港問題大處許多人講過了，小的地方，多不勝數，主要歸納為一樣：一九九七年之後的香港，逐漸沒有了常理。
常理，英文叫
common sense，不是常識。因為 sense不是知識，而是人從小成長累積的教育、修養浸潤而成，合乎人性常理的判斷力、感應力、思考力，合之稱為
common sense。
香港在哪些地方喪失了常理呢？聖誕前，我與朋友共四人，光顧某大商場一家中菜館，侍應把我們安頓到一張四方桌。
四人坐下，我已經知道不對勁，但由於不是我請客，我沒作聲。主人家叫了一個四人的普通套餐，不久之後，湯飯菜都端上來，問題出現了：四方桌子的桌面太小，放不下同時四五樣中菜。
我瞟瞟四周，見不遠處有一張大圓桌，可坐六人。朋友問女侍應，可否搬到那張大一點的桌子？該女侍應答：對不起，那張桌子有人留了座，是給六個人的。
朋友不悅，但聖誕臨近，理應歡樂，沒有發作。桌子太小的問題，人人都看到了，但其後的香港「後九七思維方式」問題，更為深層次，不是人人都能說出來。
這是一張四人桌，那個女侍應沒有錯，但她和她的經理沒有想到的是，這張麻將桌大小的四人桌子，是為進食西餐而設計的。西餐的菜，人人都先分好，才從廚房捧出，所以如果這是西餐廳，這張正方桌子坐四個人，羅宋湯、吉列豬扒、咖啡或茶，一道道上，就沒有放不下碟子的問題。這就是這家菜館的服務人員缺乏 common sense。
因為菜館的經理和侍應，想到的是「四人座」，其依據是四張椅子的數目，而不是中間這座正方桌面面積之大小。既然四張椅子東南西北剛好放齊，用作四人座就沒問題，但忘記了，這是中菜館。
缺乏
common sense，在服務行業最多案例。譬如當全香港都有照顧老人「長者」的特別設施、像各區天橋的「長者扶手電梯」、停車場的殘障人士車位，乍看好像老弱傷殘人士，都受到照顧，香港與「西方先進國家」早已看齊。
但是，香港大多數商場的咖啡座、食館，沒有自己的洗手間。去廁所，要向櫃面取鑰匙。鑰匙繫着一塊大板，走出門，上自動扶手梯，兩層，轉左——請問如此天遙地遠的路途，對於一個八十歲的長者，或行動不健全的人，又是何等不便和殘忍？
「西方先進國家」如英美加澳，有嚴格的 衞生條例，酒吧、咖啡館、餐廳，沒有 衞生間之設，政府不會發牌，只有香港例外。沒有辦法，「地產霸權」嘛，何來這許多地方？於是一個商場，十幾座飲食企業店，只能「共享」一兩層樓一個男女廁所。
這種小地方，都顯出香港之「國際化」，其實是一種偽裝。加上英文書店，書籍雜誌，必每冊都以一層透明膠紙密封，不准顧客翻閱——因為英文書來價貴，弄污了，他血本無歸。但為什麼中文書店可以隨便翻看，英文書店卻不可？正如為何粵語片不可以有粗口，否則列為三級，英語片則 F字連句，老少咸宜，這又是這個城市缺乏常理之處。
人到了成年，不必都有大學履歷，但不可以沒有常理。從前的苦力、媽姐、戲伶，教育程度不高，人都眉精眼企。到街市買一包濕水豆腐，一條稻草、一張舊報紙，簡單的力學，就可以包紮起來，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常理。
在缺乏常理的世代，豈能不大亂？高深的理論更不消研究。香港公務員隊伍，本來據說「世界第一流」，十五年來，淪為一支愚庸官僚的三等梯隊，連梁特首的愛國智囊，也找上美國領事告狀，數落他們是如何沒有用。香港昔日的魔法消失，詛咒抬頭，一切是千年沉渣泛起的共業。所以再無「東方之珠」。《天與地》的結論，豈止是一句引起共鳴的對白，完全是歷史的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