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宣布成立金融發展局，成員逾半是中資機構負責人、太子黨或親中紅人，包括前總理朱鎔基長子朱雲來、招商局前董事長秦曉、光大控股行政總裁陳爽、中國人壽保險（海外）總裁劉廷安等。這是中資要員首度大規模加入香港諮詢組織。
中資機構在香港經濟比重增加，作為重要持份者，派人加入特區諮詢組織，似乎合情合理，既然各級議會及諮詢組織都有華資財團、外資大行的代表，為什麼中資派人加入金發局，卻受到諸多非議？今屆立法會已有中資機構代表（中旅社副董事長姚思榮、中銀香港信託董事長吳亮星）。
中資跟華資及外資財團最大分別就是，他們不僅早在香港政壇有了代言人，且勢力極大。中資機構雖不像美英華商等擁有自己商會，卻有強力協調者，甚至是領導者的「中聯辦」，作為代理人，對香港政治，特別是特區政府施加影響力。
過去10多年，「中聯辦」對香港事務的介入愈來愈直接，對特區政府的干預也愈來愈赤裸裸，梁振英「當選」後第一時間到「中聯辦」謝票，就是「西環治港」的最佳演繹。有「西環」撐腰，中資機構為何還要直接參與香港政治呢？
「西環」要關照的不僅中資，還有華資財團、本地左派等，而各派之間的利益時有衝突，「西環」未必全部可向中資機構傾斜，甚至因為他們是「親生兒子」，每每要求他們顧全大局，以致中資機構一直認為，特區政府只向本地財團傾斜，令中資機構在香港的發展受到諸多掣肘。因此，他們要赤膊上陣爭取利益。當日他們支持梁振英，是否就已得到承諾，日後將吸納他們進入特區決策或諮詢組織，讓他們對政策有更大話語權？
潘小濤: 香港富二代 的「北伐」
近日，中國多個省市公布了新一屆政協委員名單，這些「名人富商俱樂部」果然匯聚了大批本港富二代，包括「當選」北京政協的李澤楷、恒基李家誠、信和黃永光等，「當選」江蘇政協的有前「船王」趙從衍孫女趙式明、徐展堂之子徐浩銓等。這是港人進軍中國政壇的另一次「北伐」。
早在九十年代已有大批港商為「購買」政治保險，陸續加入中國的各級議會，分量愈重的富商，加入的層次就愈高，例如四大地產商必然是全國政協委員甚至常委，次一級就會加入省市級的政協。現在「富二代」們只是接父親的棒。這是港商與地方政府各取所需的雙贏安排。
對商人而言，政協是富商俱樂部，不僅可認識不同界別的商人，發掘商機、互通信息，更是與中共幹部建立關係的重要機會。對地方政府來說，邀請香港「富二代」 等富商加入政協，付出的只是幾個虛銜，收穫卻是一群潛在投資者，對推動地方經濟至關重要，甚至透過「富二代」的人脈關係，引進更多投資項目。
但港商及富二代在中國政壇的活動，僅限於政協這種政治花瓶，與中共權力核心的距離極遠，也不會對中國政局產生任何衝擊。歷史上，香港人不僅曾參與孫中山的 革命，協助孫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在民國初年的政壇也扮演重要角色，立法局首位華人議員伍廷芳，就曾任段祺瑞內閣的外交總長。因此，今天港人「北伐」中國 政壇，多是徘徊於政治核心的邊陲，且以逐私利為要務。
相反，過去十多年，北方勢力在香港政壇的分量愈來愈重，不少中資要員開始進入諮詢組織及立法會，逐漸對香港政治產生直接影響力，更不要說「西環」對特區政府的直接控制了。在政治上，香港北伐乏力，北京則傾力南侵，這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
八、九十年代，香港曾有兩個領域成功北伐的輝煌，創造了很多「神話」。其一是商場，港商拿着資金東征西討，開拓了巨大市場，也教懂了中國人生意之道；其二 是流行文化，粵語流行曲、電視劇、電影、時裝等，攻陷中國半壁江山，也奠定了今天周星馳「當選」為新一屆廣東省政協委員的基礎。
相對來說，港人在中國官場的表現就大為遜色。一方面，商場及流行文化相對而言較開放，准入門檻較低；另方面，港人較有經驗，且本身成就斐然。因此，當香港 音樂、娛樂影視節目進入中國，立即所向披靡，而那時中國的製造業幾乎空白一片，港商既有資金，也有技術和市場，自然無往而不利。
但中國官場高度封閉，完全由中共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壟斷，香港人自然難以大展拳腳，更何況中國官場有很多潛規則，非在裏面混上一段日子，不可摸透當中的虛實。因此，港人在中國官場不要說有出色的表現了，就是想生存也非易事，最後只能做「政治花瓶」，順便爭取經商之便等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