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可以採取行政措施，在邊界堵截所有內地來港孕婦，但無權叫私家醫院停收不管哪裏來的孕婦，這是對自由經濟的踐踏；政府可以向人大呈請修改《基本法》 24條關於在香港出生的嬰兒即有居港權的規定，但無權不顧《基本法》和終院判例，強行不給雙非嬰居港權。梁振英這兩項訴諸民粹的強勢行徑，都預示他未來施政將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自由帶來根本的毀壞。
日前，他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表示，新一屆政府應採取更積極的管治模式，一改過往「大市場、小政府」的傳統。
董建華時代的八萬五政策，是「大政府」的最佳示範。在這次特首選舉前後，梁振英一再強調，八萬五的建屋目標，是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在 1997年
1月發表長遠房屋政策諮詢文件中已提出來的，並非他當年在行政會議主導房屋政策時的董班子的產物，而當年衝擊本港樓市的導火線則是亞洲金融風暴。換言之，八萬五之制訂非董班子之過，而其造成的災難也不是董班子之過。因此，在梁振英否定「大市場、小政府」的思維指導下，八萬五或類似的干預市場措施，極可能會捲土重來。
「八萬五」建屋政策，不僅是一個單項政策，而且涉及整個管治文化的深層意念。在梁振英提倡「大政府」時刻，拿出來討論很有必要。筆者對這一政策，也作過一些研讀，發現情況並非梁振英所說那樣。
1997年 1月香港房屋司發出的長遠房屋政策諮詢文件，筆者曾經讀過，現時在網頁上找到的，只有英文版，它確實有提及從
1995年 4月至 2001年
3月，大約每年建屋的「指標」（ indicate）是八萬五千個單位。但回歸後，董建華就把「指標」變成了「目標」（
target），提出每年八萬五千個建屋「目標」。更進一步把目標設定為：十年內全港 70%的家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輪候公屋的時間縮短至平均三年。在 97年 10月董的第一個施政報告和 98年 2月的白皮書中，再次以大有為政府的姿態提出上述三個「目標」，並表示這是「莫大的挑戰」，「特區政府已採取積極措施全力應付挑戰」，「財政司司長成立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專責解決房屋問題」。
「指標」與「目標」，字眼不同，含意迥異。據筆者從當年在房屋司任高職的人士口中獲知，回歸前借調到特首辦的羅范椒芬，多次與房屋司的高級公務員洽商。當時有英籍公務員強烈反對把八萬五建屋計劃作為「目標」，而認同作為「指標」。所謂「指標」，是指引性的，它可以隨着環境、條件的變化而增減或轉移，但也可以是在環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實現。指標即 indicator，是西方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常常提出來的，對執行的官員及公務員沒有壓力。但是「目標」，即
target，就不一樣了。它是計劃經濟的用詞，指必須實現的功業。對執行的官員及公務員來說，特首既說要「全力應付挑戰」，各級官員也必須全力以赴。
當年為實現「目標」，地政署、路政署和房屋署增加了超過一千人（外判的工作人員更不計其數）。「目標」原定「八萬五」中，私營房屋建屋量為三萬五千個，公營房屋為五萬個。當社會經濟狀況不利於房地產市場時，私營房屋達不到這數字（ 98、
99年只有一萬多），於是政府就增加公營房屋建屋量以達目標，辦法是在已批出和平整的土地上，把公屋加密加高。在催谷之下，
1999年公營房屋落成六萬多個單位，而 2000年更落成九萬八千個單位。過多的房屋供應，終於在經濟不景之下，拖垮市場，製造了無數的負資產。
必須說，在董政府提出八萬五作為「目標」時，社會也正受高樓價所苦，就當時的民意來說，八萬五是受歡迎的。但民意所趨並非就是政府要投入市場，政府應堅持在法律規限和政策導引下由市場主導經濟發展，這是自由法治的原則，也是「積極不干預」和「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歷史經驗證明：在計劃經濟之下，大政府的好心往往做出損害民眾的壞事。八萬五的教訓是應該謹記列根總統的名言：「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市民不要寄望大有為政府可以解決問題，踐踏法治自由的大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