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昨天「一稿六投」，六份本港報章同時刊登他的文章，質疑立法會「另類拉布」，事關立法會除 政制事務委員會外，房屋、民政和資訊科技及廣播等四個事務委員會，都要開會討論有關政府架構重組事宜。梁振英重申，有關改動不如07年曾班子的架構重組，
又指當時重組涉及八個政策局。
既然梁在文中強調把事實說一遍，筆者也分析這些「事實」。
文中對增加副司長一職只以一句帶過， 「我們的改組除增設副司長的職位分擔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的工作，以強化跨政策範疇的統籌工作」，但那實是牽涉憲制慣例及體制記憶，其中尤以把以往的三層政治架構改為四層，最為茲事體大。而對於新增副司長，梁及其團隊至今解釋不多，由副司長和司長的從屬關係，到副政務司司長為何會主管教育局、文化局和勞工及
福利局，副財政司司長為何會主管工商及產業局和科技及通訊局，梁振英和候特辦主管羅范椒芬都未曾公開向公眾交代。
CY又提及2007年7月落實的政府架構重組，指影響涉及八個政策局，和他現時「只涉及四個決策局」，明顯較07年建議小，但反被立法會「拉布」阻礙，彷彿於理不合。
問題是，當年架構重組是由「三司十一局」變成「三司十二局」，增加局長只是一名；但CY的建議卻是「三司二副司十四局」，單計局長已多兩人。而他計及的所謂
影響涉及八個政策局，事實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民政事務局，純粹是職責上小幅增加，說是「影響」未免言重；而實則是把當時五個政策局重組為六個（所以是加一局長）。
所以，如果以同樣計算方法，即把現有政策局改組而成新政策局，CY的建議是由四個政策局重組為六個新政策局，所以他文中的「曾八梁四」算式，實為「曾五梁六」，哪個建議改動更大，一目瞭然。更重要的是，政策局的分工，本身就是縱橫交錯，莫講話改動牽涉到增加的政策局達六個，更牽涉
到兩位司長和下屬各政府部門，當中可謂大有文章。
例如CY指「以房屋政策為例，也僅是把房屋規劃地政局還原而已」，但事實上，現時運輸及房屋局是由政務司司長管轄，重組後運輸政策和房屋政策各歸不同政策局，卻同時成為財政司司長工作。就算房屋政策和財政司司長工作有關，但運輸政策又是否適合
由財政司司長管理？筆者舉例，的士、小巴業界對石油氣價問題一直有意見，小巴的士業界屬運輸範疇，但石油氣價卻屬能源政策，又歸環境局負責。
更何況，今時今日，已經沒有幾個有板有眼的中環CEO會採用「org-chart管理法」，他們大多改行綜合彈性管理（integrated
methodology），這個方法要求管理階層擁有上佳領導力，能同時達成兩個互相拮抗的目標，至於改不改組，根本是餘事；由此路進，CY懂得的管理知識，恐怕屬於咸豐年代的出土文物。
梁振英一方一直堅持只是仿效07年曾蔭權做法，但正如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昨天駁斥羅范椒芬，07年並不是換
屆，當時無論社會和立法會都有較多時間消化新架構，例如集規管地政、規劃和保育的發展局，最早見於07年2月時，曾蔭權已有提及，而且曾蔭權在當屆「連 任」時，也確有就新架構，例如是否分拆當時衞生及福利局，徵詢不同選委意見。何況，07年的立法會用一種方式去處理架構重組，不等於現屆立法會也須採用同 樣方法，就以現時批評新政府架構最烈的兩位議員，陳淑莊和黃毓民為例，07年時都未加入立法會。政治形勢已改，CY和羅范以07年立法會比擬，無疑「用明 朝官審清朝法」。
陳景輝: 民粹威權梁振英
歷任行政長官之中，梁振英大概是將「香港七百萬人」掛在嘴邊掛得最多的特首。明明是小圈子的產物，他卻臉不紅耳不赤的宣稱要做「七百萬人的特首」。最近一次，針對「拉布」，他說「立法會並非屬於那六十個議員，而是香港七百萬市民。不滿的話，大家一定要出聲」，又語帶威嚇說「拉布癱瘓香港」。這裏，什麼三權分立或議會內少數派多數派互相制衡的原則，他都隱去不說了，而是像青蛙跳般，一下子跳躍到直接發動人民討伐議會的立場。這種「以人民之名行威權之實」的新統治趨勢，可歸類為「民粹主義式威權」。
首先，和其他威權一樣，它的本質是非民主和缺乏權力制約的，但跟別的不同在於，它號稱自身的權力基於民眾的集體意願。弔詭而重要的是，這一權力的本質雖然是自上而下，但它的正當性來源，竟是建基於號稱的「民眾」。「民粹式威權」的出現，跟香港社會的轉變有關。近年，社會上瀰漫對財團富商的不滿情緒，八十年代確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的港人治港模式（引述自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已隨唐英年敗選而宣告死亡。新上陣的梁振英，至少在口頭上，不再把管治的正當性基礎，建基於財團和精英的認同和合作，而是面無懼色地訴諸人民。所以，「民粹式威權」也是幹部治港的一項特色。
跟其他地方民選的民粹領袖有別，特首並非民主產生，因而梁振英所訴諸的「港人集體意願」，並沒有人民實質的授權和支撐，反過來說，它更多是依賴一種時而取態清晰、時而虛無飄渺的民情民意。例如，強推「五司十四局」改組之際，他不停呼籲「香港急須改革」、「不好蹉跎歲月」，這既對準經濟城市中「發展壓倒一切」的慣性期待，也抓緊近年盛行的「香港被邊緣化」的焦慮。「反拉布」一役，他更順水推舟，呼召港人「厭惡政治」的文化基因，渲染「香港被政客癱瘓」的驚險圖像，引發恐慌。這些民粹召喚不見得全然奏效，但它所捕捉的往往是人民的本能、恐懼和期待，而現實上，梁振英的民望從無到有，也是這般民粹操作的結果。
也許你會問，重視人民的期待有何不可？這不是民主的精粹嗎？首先，民粹煽動家不一定反映民意，但就算他們真的抓住了人民的本能和恐懼，也不等如實現了民主。必須說明，所謂民主，是相比「少數服從多數」更為複雜的追求。以政策局改組為例，無論我們多麼渴望「改革」，也不能跳過充分公眾諮詢的程序要求，又或，不管我們多麼厭惡政客，也得尊重分權制衡的原則和少數派的表達權利。也就是說，「多數決」以外，民主還是一套包括公共理性、權力制衡、尊重多元和保障人權的社會組織方式。
可是，近三十年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強調較多的是選舉民主，即「多數決」的原理，這導致好一部分港人對於司法覆核、拉布、社會運動，以致任何逆反輿情的事物完全缺乏耐性，而這更為「民粹式威權」的滋長留下了肥沃的土壤。也許，在那個舊特區政府還會說「民意於我如浮雲」的年頭，反對運動以「多數決」的民主原理來論述已經足夠，但在今天的民粹時代，情況便不一樣了。
作者簡介：社運人、文化人和時評員。作品散見報章雜誌；曾任編輯、香港數碼廣播電台節目《八十後，今晚起義》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