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菲兩國因為黃岩島已經僵持了一個多月了，雖然雙方還沒有出現擦槍走火的危機，但是高調的舌戰都在侵蝕著雙方的軟實力，損害著雙方的國民感情。如果說美國因素為目前的舌戰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的話，那麼中菲經濟關係的脆弱本質則提供了大背景。中菲要真正走出僵局還是需要首先加強雙方共同的經濟利益。
從日本經驗看菲律賓的反常反應
根據經濟觀察網站（economy
watch）的資料，2010年菲律賓的前三位的出口市場分別是美國（17.6%），日本（16.2%），中國（16.3%，包括香港）。從數字上來看中國是菲律賓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中菲政治關係交惡甚至出現軍事衝突的危險將會對菲律賓的經濟造成不利影響，很自然可以聯想到菲律賓的經濟界至少是出口行業應該會發出衝突降溫的聲音，但是我們並沒有聽到這樣的呼籲。聯想起2005年中日政治關係跌至雙方恢復邦交正常化後的穀底的時候，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經濟同友會，東京商工會議所等主要經濟團體都發出了改善中日關係的呼籲。（作者當時在日本經團聯擔任研究員有親身經歷）那麼為什麼同樣的情況沒有在菲律賓出現呢？
中菲經濟關係中的特殊結構
首先，中菲經濟關係中最大利益悠關的既不是中國也不是菲律賓而是第三國。菲律賓對中國出口中的60%以上是電子產品，而大部分的菲律賓出口電子產品是由外國在菲律賓投資的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主要是日本公司）。這些產品出口到中國並非出售給中國消費者而是被運往這些外國公司在中國的企業進行組裝，然後出口其他國家。所以在這裡中國和菲律賓提供的僅僅是廉價勞動力，獲得利潤份額是很小的，大部分利潤被日本，韓國和臺灣公司拿走，這些公司對於中菲政治關係關心天然不足，也形成不了類似於中日之間日本經濟界對於日本政府改善中日關係的壓力集團。對於他們來說，中菲關係交惡既不會影響他們在菲律賓的生產，因為他們不是中國公司，也不會影響他們對中國的出口，因為中國的消費者不會直接接觸到菲律賓製造的零部件，於是便出現了菲律賓對中國的出口確實增加了，但是事實上中菲經濟關係的緊密程度並沒有實質提升。
第二，從就業角度來看，中菲經濟關係對於菲律賓人的就業影響較小。從最大的對中國出口行業的電子行業來看，應當承認中菲經貿關係的菲律賓獲利者首先是電子工業的從業人員，但是正如前面所述這些企業都是第三國的跨國公司，菲律賓的從業人員獲得的僅僅是廉價工資，使整個利潤中很小的部分。而且這些從業人員很有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生產的中間產品將會運往中國組裝，因為他們不參與整個經營戰略的設計，他們更加關心的是自己所在的美國或者日本公司的業績。農業雖然是菲律賓吸收就業最大的部門，將近有三分之一的菲律賓人從事農業生產，但是菲律賓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不到1億美元，所佔其農產品出口的比例很小。
第三，菲律賓經濟結構中的特殊外勞經濟特點與中國幾乎無緣。菲律賓是勞務輸出大國，海外菲律賓勞工的匯款大約相當於國家的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相當於GDP（國內生產總值）的10%。從實際收入來看，海外勞工比出口行業還要重要，因為外勞的匯款實額直接進入菲律賓的家庭，那些從製造業獲得附加值利潤和工資僅為海外匯款的五分之一。然而中國不是菲律賓勞務輸出的吸收國家，在華工作的菲律賓人不到1萬人，而在海外的菲律賓人有100多萬，美國就吸收了50%，然後是沙特以及其它中東國家。
第四，中國對菲律賓的直接投資相對較少，投資主要集中在礦業等能源行業，同菲律賓社會的聯繫不夠緊密。根據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的資料，截至2009年中國對菲律賓的投資額為4.82億美元，相對於中國對外投資總存量的2000多億美元來說還不到零頭。與此同時投資行業比較集中在礦業等部門的情況對於擴大當地就業的效果也不明顯。
第五，中菲經貿合作中的菲律賓華人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於華人的特殊身份讓他們在對於中國政治關係上往往不敢發出聲音。同很多的東南亞國家一樣，菲律賓的華人在經濟上比其他族群明顯有優勢。儘管華人佔菲律賓人口的比例僅為1－2%，但掌握著60%的財富。華人社群的普遍富裕引起了其他菲律賓人的妒嫉，客觀上也影響了菲律賓人對中國的看法。而這種貧富差距以及在分享中菲經貿關係紅利上的不均衡也讓華人在對待政治問題上採取沉默。
以上五個方面可以看出，中菲經濟關係還遠遠談不上緊密，內容也不能說豐富，建立中菲兩國的經濟關係可能是解決政治問題的一個重要基礎。有了緊密的共同利益就會帶來更多的克制和內生的牽制聲音，中國企業對於菲律賓就業創造型行業的加大投資，對於菲律賓農產品的進一步擴大進口，注意發展同菲律賓華人以外的族群的經濟合作等都可以成為中國的重要政策選項。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