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候任特首梁振英宣布決定公開招聘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更引入唐英年陣營的胡定旭參與遴選。副局及政助在曾蔭權任內首次招聘時，被指黑箱作業用人唯親，梁振英決定公開招聘，有助提高透明度及認受性，但新措施絕不能淪為政治包裝，切忌將副局長和政助作為報答政治支持者、向親建制政黨輸送政治利益的工具，必須堅持用人唯才寧缺勿濫的原則。
新一屆政府決定保留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但每個政策局只會獲批每年120萬元聘請政助，不可以像現時般以10多萬元月薪聘請一個助理，而是每月用10萬元聘請2至3人，每名助理的月薪相應下調至數萬元。候任特首梁振英已向各政黨及政團招手，希望他們推薦副局長或政助人選，上周四更發出公開招聘通知，呼籲有志者自薦去信候任特首辦。
政助制度有原罪 新思維打破枷鎖
這次招聘副局長和政助，梁振英設立遴選工作委員會，由他親自擔任主席，成員除了嶺南大學校董會副主席高靜芝、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及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還包括了唐英年支持者、總商會主席胡定旭。由委員會初步遴選後，再由相關的司長及局長挑選人才。
副局政助制度當年推出時先天不足，後天殘缺不全。擴大政治任命制度，必然會削弱傳統的政務官決策制度，在官場內部自然備受質疑，當年找來的人選更被指是「政治見習生」、「唔夠班」，但工資卻超高，與其幼嫩的政治歷練不成比例，更有不少人選被指是當時特首辦主任陳德霖的親信。曾蔭權當年招聘時，雖然同樣設有聘任委員會，但操作過程黑箱作業，用人唯親的影子甚濃。雖然曾蔭權政府力撐找來的都是人才，物有所值，但實際情公眾看得分明，多數副局長和政助就任後政績欠奉，沒有履行向議會和公眾解釋政策的基本職責，躲在辦公室裏學政務官般開會和寫文件，副局政助制度從此沾上了「政治原罪」。
要打破這個原罪，梁振英政府必須有新思維，除了降低政助的工資，還要以更開放的招聘程序，找到更符合條件的政治人才，並且須要求獲委任者持續不懈地執行面向議會、傳媒和公眾的政治說服工作。公開招聘、遴選委員會包括唐營中人，這些做法都較以前進步，有助提高制度的認受性，但只是走對了第一步，關鍵是結果。
市民期望已提高 政治酬庸勢反彈
副局與政助目前仍處於招聘初階段，最後人選仍未出台，社會不宜「未審先判」，但民眾有權提出意見和訴求，可以對遴選程序和遴選結果有所期待，梁振英政府應視此為鞭策與動力，認真回應用人唯才的社會期望，找來及格稱職的人選。如果最終出來的結果顯示，不同政治背景的人都能入局，而且都有良好學歷和相關的政治經驗，並且敢於積極面對議員、記者和公眾，公眾才會相信新一屆政府真正做到不分黨派、用人唯才。
若遴選委員會在申請人中一時間無法找到足夠的合適人選，就應抱覑「寧缺勿濫」的原則，寧願讓部分職位暫時懸空，留待日後找到合適人才再作聘任，勉強任用不夠資格的人，只會適得其反，兩敗俱傷。如今社會的期望很高，市民若發現政府言行不一，口講「為港儲備政治人才」，但找來的又是見習生水平的庸才，甚至發現當中有職位被當作政治酬庸，廣招建制派親信，大搞馬房文化，市民的失望與反感或會瞬間爆發，新政府的民望勢將受到嚴重考驗。
有政治分析指出，加入胡定旭是梁振英欲擺出「大和解」的姿態，但從一般市民的角度來看，大和解與否只是政治權貴之間的權力遊戲，與大眾無關，社會關注的由始至終是人選是否稱職，是否物有所值，能否有助施政。若強求大和解而把職位拿來「分餅仔」，甚至為求安撫競選對手而把任命當作政治酬庸，大舉招攬唐英年支持者，這只不過是另類的用人唯親，打覑和解之名而行黑箱作業之實，公眾同樣不會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