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當選特首，各界關注其強硬作風會否倒毀香港的政治倫理。過去15年來，許多政經評論都認為香港的政治問題不止於個人，而在於制度。按這套說法，香港政治體制在本質上充滿矛盾，無論由誰做特首也只會弄得焦頭爛額。曾蔭權上任時「強政勵治」的豪言壯語，換來今天不足三成市民滿意其施政方針，已說明香港政治格局之兇險。
政治學者馬嶽評論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治的盤算時，曾指出「特區政府不可能如同新加坡政府」，因為即使《基本法》把多數權力集中在特首的手中，特區政府卻沒有如人民行動黨一樣掌控議會、媒體、工會，以至於社會中各行各業動員支持政府施政的能力。以這點觀察說明過去15年特區政治的歲月蹉跎相當合用，然而由此展望將來卻使筆者無法樂觀。
制度上特首或許無能，但如果我們把思考的重心從中環移到西環，則由內地政治力量直接掌控香港社會的能力已日益成熟。自2003年區議會選舉落敗以來，建制派政黨於地區層面的政治工作早已變得無孔不入，而他們對西環的忠誠往往比五年一任的特首為高。經濟方面，這次特首選舉後各港資企業能否繼續自保，還是會於數年內被政治上更為可靠的中資企業大舉進軍所取代，以後每年七一各大企業的員工被迫加班無法參與遊行，但願只是路邊政治耳語的杞人憂天。
打擊公民社會代表的方法
最讓筆者擔心的，是對於過去最能提出完整論述挑戰政府橫蠻施政的公民社會代表，內地政治力量似乎已經找到打擊方法：正面打壓容易引起反彈，由社會的內部矛盾貶低其公信力更為乾淨利落。在港珠澳大橋案和居港權案當中，一直捍衛司法獨立的大律師被批阻礙發展，忽然成為「訟棍」。公共知識分子的日子也不好過，釐清斟酌公共議題的空間日益收窄，隨時背負「雲端學者」的罪名。傳媒的公信力更是早已江河日下，隨便一個抹黑專業記者的謠言也會得到網絡瘋傳。
毋須高調打擊，用不著防暴隊和催淚彈，能歸邊的歸邊，剩下來的反正已是支離破碎。個別的輿論領袖總會找到支持，聯結大多數的群眾運動卻無從談起。當公民社會忙於內鬥，多數市民對爭吵日漸煩厭，「西環治港」也就不再遙不可及。筆者並不是要在梁振英上任之前便假設他一定為禍港人，而是無論政府如何宅心仁厚、特首如何賢智英明，香港都不可以沒有反對派，此為現代政治倫理的基石。問題的核心確實不限於梁振英，而是香港的宏觀政治格局是否已悄然變質。
曾有社會評論家比較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這兩本分析極權社會的巨著，提到奧氏擔心極權會禁絕書刊，赫氏卻說極權毋須禁絕書刊，反正只要社會沉醉於淺白無聊和自我中心，也就無人會再拿起書刊來讀。今天的香港，抽空辯駁太易，細緻疏理太難，新世界的土壤已經形成。在這背景下，看到《明報》社論說「與其七一前為難梁振英、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簡單地把政府改組之爭理解為純粹的立法程序而非政治格局的重構，頓然不寒而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