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指出改革要從黨和政府頭上開刀，表明中國下一步改革的關鍵在於打破利益集團的阻力，即針對掌握了權力和各種資源的黨政部門和經濟部門。這幾年廣東社會建設在多個領域走在全國前列，包括社會組織在今年七月一日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率先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有利NGO的發展，分擔政府在社會建設方面的功能，為北京決策層提供了可參考的改革新路徑。
在剛結束的中共廣東省十一次代表大會前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縱論市場經濟與社會建設，改革言論之大膽突破，直指權力部門和利益集團，在中共官員中實為少見。為此汪洋在黨內也遭遇了一些責難和非議，廣東推進的改革也面臨著利益集團的強大阻力。不過，汪洋在廣東力推的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社會建設，在廣東率先探索中國社會轉型的新路徑，已經成為廣東上下、體制內外的共識。廣東以社會建設繼續引領全國風氣之先，又一次站在了中國改革的風口浪尖上。
在今年全國兩會前，汪洋就提出，廣東的改革要向利益集團開刀，在這次黨代會上更明確指出，改革要從黨和政府頭上開刀，堅決打破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
汪洋的講話表明，中國下一步改革的關鍵在於打破利益集團的阻力，即針對掌握了權力和各種資源的黨和政府部門。當然，與權力部門密切相關的具有壟斷地位的經濟部門，也是既得利益集團。
五月九日，在中共廣東省十一次代表大會作報告時，汪洋表示，「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五月十四日上午，汪洋在通過網絡與網民進行交流時，又表示，他經常能看到民眾批評留言，這可以理解，作為執政者和公僕，主人說僕人兩句也有合理性。
汪洋這次黨代會講話受到國內外輿論的重視，因為他作為中共的高級領導人，顛覆了中共根深蒂固的「幸福觀」——人民的幸福要感謝黨感謝政府。
不過，在輿論聚焦汪洋「幸福觀」時，忽視廣東這次黨代會的主要目標和任務，那就是為廣東正在進行的社會建設構建系統的理論闡述，即廓清社會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聯繫和邏輯。春節以來，廣東省委舉辦多次研討會、座談會，召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探討這個問題，最為人矚目的一次是二月二十八日請來了吳敬璉、高尚全、周其仁、遲福林等八位重量級經濟學家座談。亞洲週刊獲悉，在薄熙來事件之後，北京中南海也多次召集各路學者來座談，探討下一步改革與發展方向。廣東在社會建設領域的先行探索為北京決策層提供了一條可參照的新路徑。
因為廣東的特殊地位以及汪洋的個性表現，一些責難與非議也應運而生。據了解，發出這種聲音的人，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在薄熙來被查處之後，一些左派不甘心失敗，把矛頭對準黨內的改革派，那主要目標就是總理溫家寶與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黨內還有少數人則認為，如此重大改革不是廣東地方就能決定的，汪洋搶了中央的風頭。
民間也對汪洋改革的態度不一。有人高調讚揚，有人認為是作秀，有人認為只是說得好聽，有人認為是瞄準十八大的動作……不過不容否認的是，這幾年廣東社會建設的確開展得如火如荼，在多個領域也確實走在全國前列。
在去年七月，廣東省委全會通過《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後，廣東各級地方政府紛紛成立高配置的社會工作委員會或社工部，同時響應汪洋的要求，紛紛到香港考察借鑑當地的社會管理，或者與香港展開社工項目的合作。深圳市政府派出公務員到香港理工大學，參加社會管理的培訓。順德等地也多次組團參觀考察香港的社會管理工作。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廣東省物價局在廣州舉行廣東醫藥價格協會成立大會，稱未來會將物價局的一些職能放權給該協會去承辦，以轉變「萬能政府」為「有限政府」。八月十四日，廣東省編辦把擬定的《關於加快推進綜合政務服務體制改革的意見（徵求意見稿）》掛上官方網站，面向全社會徵求意見。這份改革意見要求到二零一三年，廣東全面建立管理規範的綜合政務服務體系，省市縣三級審批事項總量分別再減少三成左右。
去年底，廣東省民政廳通過決定，社會組織在今年七月一日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率先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讓社會組織去行政化、去壟斷化，引起輿論高度關注。而深圳、廣州等地則已率先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
二零一一年國慶節，東莞的張坤收到了東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發來的一張《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批准通知書》，標誌著東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務中心正式註冊成功。二十三年來，張坤帶領的「坤叔助學團隊」一直從事公益助學，但直到現在才有了正式身份。義工組織「螢火蟲」也在十年之後有了「身份證」。
自下而上的創新，與自上而下的推動，蟄伏已久的廣東社會組織在這幾年非常活躍，不少草根組織還與政府部門形成良好互動。社會建設已經成為廣東上下的共識，也正在成為中國社會轉型路徑的一個「廣東共識」（Guangdong Consensus）。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指出，目前，廣東的經濟、行政和社會方面改革的意義已超越了它們各自的領域，而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無論成敗，廣東的改革都關係到國家的未來。
目前，社會建設與「改革開放」一樣成為中國主流上下熱議焦點，社會管理創新與社會組織管理也成為中國當下的「顯學」。繼廣東之後，上海、成都等地也開始探索放寬社會組織的管理。中國內地一些城市紛紛考察廣東等地的社工及社會服務，順便還挖走深圳資深社工人才。社會管理創新，也被納入中國地方政府領導的考核體系。
資深媒體人、深圳市政協委員金心異對亞洲週刊表示：「有人說汪洋廣東新政走到『社會建設』這一步，才算真正切入正題，找對了路。我深表贊同。」因此，社會建設不但是汪洋廣東新政的破題之舉，更是凝聚廣東上下各界改革共識的點睛之筆。
二零一一年六月潮州騷亂與增城騷亂接連發生，反映傳統的廣東模式面臨困境，到了非調整不可的時候。這是汪洋在廣東加快推進社會建設的重要背景，也是促成廣東上下轉變觀念和思路的一個契機。而去年下半年發生的烏坎事件，則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問題，農村地區的社會建設也非常迫切。烏坎事件最終在省委副書記（兼任省社工委主任）朱明國帶領工作小組進村後，得到妥善解決。社會形勢的發展顯示了社會建設的迫切性，客觀上推動了廣東這一改革進程。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在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上，汪洋代表廣東省委常委會作了《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為建設幸福廣東作出新貢獻》的報告，隨後，省委全會通過《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正式吹響廣東省社會建設的號角。
政策出台前徵求民意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健剛長期致力於公民組織與社會發展研究與實踐，他認為，《決定》最核心的一點突破是：社會建設這一國家方略，從過去被解讀為「政府辦社會」、「政府管社會」的思路正轉化為「政府支持社會」、「政府培力社會」的新思路。他指出：「《決定》的出台過程中不但徵詢了政府相關部門的意見，而且也大量徵求了民意，包括網絡民意的看法。這種政策過程中的官民互動，使得政策呈現難得的官民共識的方向。」
社會形勢的發展，已經讓廣東的社會建設幾乎不需要什麼組織動員，就激起熱烈迴響。幾乎沒有什麼理論宣講與輿論動員，廣東上下、政府與民間都開始行動起來。
隨即，廣東向中央編辦申請設立社會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社工委」），馬上獲得批准。廣東馬上成立了由省委副書記、省委常委、副省長高配而成的社工委領導班子。在全國，廣東並不是第一個設置「社工委」的省份，北京、上海等地早已設立相關部門，但與這些省份社工委單純以社會管理、維穩為職能不同的是，廣東社工委配置之高、參與部門之多以及理念目標的突破性，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這個班子配置雖高但主要領導都是兼職，汪洋為此點名要時任深圳民政局局長的劉潤華上調省委，出任社工委專職副主任。
法治建設，是汪洋主政廣東的又一個努力方向。通過法治來保證制度的執行與效率，規範政府的權力和邊界，保證社會建設的可執行性與可持續性。在左派人士攻擊廣東不「打黑」時，實際上廣東近年通過加強法治來整頓吏治，從地方到省委颳起了罕見的反腐風暴。在前廣東省紀委書記朱明國指揮下，反腐風暴從深圳市長許宗衡颳到省政協主席陳紹基，颳掉了中山市長的烏紗帽，掀開了汕頭、茂名官場的腐敗窩案。反腐有成後，朱明國在今年又兼任社工委主任，足見汪洋對其信任。
儘管廣東省提出社會建設後的組織、輿論動員時間很短，但廣東各級政府反應熱烈，響應積極，有點出人意料。因為這與五年前汪洋在廣東提出「解放思想」後大不一樣。零七年末汪洋主政廣東不久，便提出廣東要「解放思想」重新出發，並通過會議和媒體不斷動員，但還是有一些地方政府陽奉陰違，還是像以往搞運動一樣，包裝項目、整理材料來敷衍應付。當時深圳某區剛好完成一個社區建設項目，馬上應景寫成「解放思想最新成果」的材料上報。如此種種，以至於政府部門間流傳「解放思想是個筐，什麼都往裏面裝」的說法。廣東地方官員對社會建設的積極態度說明，這幾年廣東吏治的確發生了明顯變化。
法治建設保障社會建設
法治建設從外部保證了社會建設的可執行性，在內部廣東社工委以一套獨特的機制來推動社會建設的進行。劉潤華表示，社會建設由各地政府報方案，廣東省社工委審核通過後，與地方政府簽署協議，落實社會建設各項內容；如果沒有通過，地方政府就要重新擬定方案。這種機制表明，社會建設不是通過廣東省社工委的方針、指令來強制執行，而是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廣東民間響應社會建設的熱情，更多表現在社會組織的參與下。率先進行社會組織管理改革試點的深圳，在一一年前九個月新登記了一百一十家市級社會組織。目前深圳社工機構達到四十多家，註冊社工超過一千五百人。
廣州的一些民間組織與政府部門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救助流浪狗的非營利機構「私寵之家」與衛生部門一起進行防疫宣傳，也參與到養犬管理條例的制定中，協助公安部門管理流浪狗，因此得到了相關部門的信任與支持。「私寵之家」負責人毛毛說，政府大把資源，而民間組織有大把想法，又有行動力，二者結合起來，很多事情就好辦。
汪洋也提出，社會建設不能完全依賴頂層設計，也就是說需要民間的創新。這也是汪洋在廣東省黨代會提出的「幸福觀」的內涵：「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切實維護並發揮好人民群眾建設幸福廣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尊重人民首創，讓人民群眾大膽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顯然，廣東以民生為重點進行社會建設，是落實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要求。廣東省民政廳這次放寬登記的社會組織，重點在於行業協會、群眾生活、公益慈善類、社會服務類、異地商會、城鄉基層社會組織、涉外社會組織、樞紐型社會組織等八類社會組織，也多與民生有關。
為此，有人質疑廣東的社會體制改革是在迴避政治體制改革，認為不進行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政府部門的權力很難被限制和監督，社會組織就難以成長和發揮應有的作用。但有評論認為，社會建設是一項系統進行的龐大工程，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而且還要盡可能在改革過程中減少不穩定因素，避免來自某些方面的壓力。因此有人提出，廣東這是先經濟建設、再社會建設、最後政治改革的「三步走」。
長期關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金心異比較贊同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後，先不急於啟動憲政改革，而先推動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他說：「先於憲政改革推動社會改革，一是培育人民群眾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法治意識，二是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府收縮權力提供權力承接平台，三是緩解政治改革遲遲沒有突破帶來的社會焦慮感。」
但他同時強調，社會改革只是政治改革的一個鋪墊，而不能取代政治改革。最終要建立現代國家的長治久安的治理結構，必須真正落實「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承諾，推動中國的政治現代化。
堅持市場經濟原則方向
廣東社會建設引起關注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是堅持了市場經濟的原則和方向。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朱健剛認為，廣東體制成功主要在民，就像廣東經濟發展不是靠大型國有企業或者某個領導特別有經濟頭腦，而是靠一大幫中小企業。他希望廣東社會建設也一樣，靠公民「摸爬滾打」出來。廣東社會建設的核心就是社會治理民主化的過程，一個共治的過程。因此，廣東社會建設也與上一輪經濟改革一樣，都是政府放權、民間發力，最後讓市場發揮作用，形成市場調節價格、分配資源的機制。
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以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國模式」被認為行之有效，「大政府」、「強政府」的主張一時甚囂塵上，中國的地方政府也借這個機會強化政府職能、擴大政府權力，與民爭利，與民奪權，國進民退，引起主張深化市場經濟體制人士的憂慮。因此，在這個背景下汪洋提出社會建設，不但有深化市場經濟體制的意義，在理論架構上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九十年代建立市場經濟的延伸與深入，而且對政府集中資源發展經濟的「中國模式」提出反思，為過去三十年市場改革的糾偏，為中國探索新的發展路徑和理念。
一項真正的改革，都不可避免會引發質疑、批評等各種爭議。八十年代廣東的經濟改革如此，汪洋在廣東推進的社會建設，也是如此。漸進改革者高度評價，認為廣東的社會建設是適應中國新時期變化的重大變革，可與一九七九年開始的經濟建設相提並論；激進改革者多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迴避政治改革的所謂「社會體制改革」。市場經濟論者中不少人審慎觀望，稱要「拭目以待」；左派人士要麼冷嘲熱諷，要麼借群體性事件攻擊批判廣東。樂觀者稱，一直得中國思想與風氣之先的廣東已經找到了一條向公民社會轉型的積極路徑；悲觀者稱，百年來作為改良與革命策源地的廣東，現在面臨同樣的問題，自上而下的改革要與自下而上的革命形勢賽跑。
北京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王錫鋅認為，廣東強化社會建設，本質上是在市場經濟框架下，重新釐定國家和社會的邊界。這是政府轉型的必然，也是推進民主之舉。
知名作家沙葉新在評價廣東省民政廳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的政策時用了「石破天驚」一詞，說「史無前例不可小覷」！他引用毛澤東詩詞「一片汪洋皆不見，知向誰邊」來表達對汪洋廣東新政的審慎態度，他說：今之「汪洋」已初見端倪？可誰知向誰邊？真心政改或是繼續演戲？為權爭或是為人民且拭目以待……
NGO最好的發展階段
不過，奮戰在公民建設與社會發展第一線的社會工作者們，顯然不想去爭論理論虛實、改革真?，而想借這個形勢發展壯大。中山大學教授曲棟說，這是NGO（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正在經歷最好的發展階段。朱健剛則認為廣東的政策能否延續不在乎汪洋走不走，而在於民間能不能抓住機會繼續發展。廣東的社會建設是政府給力社會，現在政府給社會一個力量，如果公民都不積極參與那就沒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