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董建華熱衷改革，不惜威脅既得利益；如今曾蔭權、唐英年以權謀私，渾忘權力背後責任。
倘若今日的香港人對董建華有點懷念，那大概與這位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的管治能力和領導才幹無關；而是因為他那份單純、從遠處看幾乎沒有雜質的愛國情操和服務熱誠。
這份情操和熱誠，近乎法文中「Noblesse oblige」一詞，英文直譯為「nobility
obliges」，即「身份高貴則責任重大」的意思。按權威的法蘭西學院(French Academy)所下的定義，Noblesse oblige指任何自稱品質高尚或出身高貴的人，須以高尚、高貴的方式行事、待人和自處。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的解釋，nobility
obliges是一種價值，相信既然身為貴族或手握大權，就有責任活出高貴的價值。
這種「地位高則責任重、尊貴的人行事必須光明磊落」的信念，是西方管治階層的核心價值。荷馬的英雄史詩《伊利亞特》(Iliad)有一篇特洛伊王子發表的著名演說，他說軍階最高的人，就應該是在戰場上最勇猛的人。做統帥的，唯有身先士卒，才會得到士兵義無反顧的支持。
中國的皇帝，至少在通俗文化對他們的想像之中，也有這種Noblesse oblige。小說家二月河和中央電視台電視劇《雍正皇朝》將英國史學家阿克頓的名言「權力令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令人絕對腐化」改寫成「權力帶來責任，絕對的權力帶來非人的責任」。它們塑造的雍正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英雄——他為了勵精圖治，撥亂反正，不惜冒天下的大不韙，挑戰整個政府官僚系統和貪污集團，最後更大義滅親。該劇在大陸首播正值朱鎔基推行改革、肅貪倡廉最烈之時，創作人嘗試在歷史中尋找英雄、作現代人典範的用心至為明顯。其後的《康熙帝國》寫家國兩難全，康熙要建立帝國，擴張版圖，便不得不忘情絕愛，拋妻棄女。權傾天下的九五之尊原來是最身不由己、無可奈何的人。
出身名門望族的董建華有報國之心，但這顆報國之心最後斷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被千夫所指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問責制、教育改革，以至對公務員的減薪，都直接威脅和損害香港最有勢力的階層、組織和界別的利益。他的失敗，是一個政治理想主義者的失敗。
董建華其實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悲劇人物，難怪他喜歡看《漢武大帝》和《雍正皇朝》。這兩套歷史劇講的，分別是權力與責任的關係，以及在腐敗體制內改革的不可能。到最後，漢武帝和雍正都是有權而無能的領袖，對於這種歷史淹沒個人、時勢埋葬理想的無奈，董建華一定知之甚深了。
反觀今日香港的管治精英，不管是前政務司長和特首候選人唐英年，抑或是董建華的繼任人曾蔭權，似乎連Noblesse oblige的概念也沒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因此毫無愧色地鑽法律空子，以及將個人利益凌駕公眾利益的「特權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
唐英年的僭建醜聞越演越烈，其實早在事件遭傳媒揭發之前，他稱新界的違例建築為「所謂僭建」，已經反映了他心中有兩套標準，一套是老百姓要遵守的法律；一套是只適用於特權階級和有權有勢者的特殊標準。其後僭建被廣泛報道，事實擺在眼前，他在沒法再隱瞞的情況下，與妻子一起召開一個災難性的記者會。一日之後，被千夫所指的他，談到堅持不退選是否身不由己時，還不忘強調自己的出身良好和條件優越，所以從小到大，「沒有人可以迫我做任何事情」。對自己的高貴出身如此自覺，但對要「活出高貴價值」的責任卻渾然不知，Noblesse oblige這兩個字，對唐英年來說，肯定是諷刺而不是鼓勵。
至於我們的曾特首，沒有什麼高貴的出身，卻由一個「寂寞的推銷員」一小步、一大步地爬上權力的頂峰。他報答自己的方法，是佔盡公職帶給他的一切大小便宜。這種佔便宜「佔到盡」的作風，跟地產商賺錢「賺到盡」的經營手法，可謂如出一轍。
不知道曾蔭權有沒有看過《推銷員之死》？主角Willy Loman曾經說過這樣的肺腑之言：「我的一生就是不停的趕路和赴約，到最後，我最大的財富，就是一份在死後才可以得到賠償的人壽保險。」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曾蔭權身上，他是香港有史以來推銷自己最成功的推銷員。只是一個當自己是推銷員的行政長官，又怎會知道Noblesse
oblige為何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