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提出在「中歐社會論壇」的大框架下設置一個民族主義問題討論組(Workshop)時，主要基於兩個想法：一是論壇提倡的「社會與社會間的對話」的基本精神。創造一個對話平台，突破狹隘的純學術小圈子，使歐洲和中國社會各界(學界、媒體、政界、業界等)智者賢達有機會面對面就世界與中國的重大共同話題交換意見。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歐洲是近代民族主義的起源地，曾經是民族主義猖狂肆虐的戰場，但二戰後的歐洲聯合也開拓了超越民族主義的制度空間。今天的歐洲仍然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的舞台，歐洲學者專家對民族主義的觀察與分析應該有助於解讀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怎樣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定位？如何評估中國民族主義演變前景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阻礙或推進作用？鑑於日益強盛的中國對世界的重大影響，鑑於中國的幅員、文化以及當下政治、社會轉型之不明朗，聚歐洲與中國海內外專家共同探討，應能擴大視野，釐清脈絡。
從歐洲反觀中國民族主義問題
以此為要旨，我們繼2007年10月在巴黎政治學院舉行第一次民族主義問題討論之後，於2009年7月20、21日在香港理工大學再次舉辦民族主義問題討論組。兩次討論均約請了歐洲與中國各界人士與會。2009年更進一步邀請了歐洲、中國國內以及海外華裔專家及亞太各相關國家代表與會、兩天會議既有熱烈的切磋探討，也不乏激烈的思想交鋒，兩次討論文章將結集付印，題暫定為(認同與全球化：中國民族主義悖論>。
筆者在介紹香港討論會時曾寫道：「同歐洲民族主義對比參照與從中國歷史國情入手分析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是本次會議的兩個主題與視角。以「認同與全球化；中國民族主義悖論」為題，會議希望將中國民族主義所涉及的文化認同，價值規範、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地緣戰略等各個層面的緊張甚或悖論關係作重點探討。舉其犖犖大者，諸如：天下主義與文化特殊論，硬實力與軟實力，影響世界與拒絶內政，自我中心與世界體系，政治專制與經濟開放，利益與價值，制度認同與文化衝突。」兩天的會議，當然無法涉及民族主義的所有向度，也不可能在所觸及的層面全面深入討論。但是，從2007年巴黎會議到2009年香港會議的兩年，是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展開的關鍵年份。尤其是從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到2009年7月初新疆騒亂事件，時間不到一年，這兩件性質不同的事件雖然沒有直接因果聯繫，但從民族主義蛻變這一角度檢索，則可能標誌着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重大轉折。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民族主義討論組的舉行是恰逢其時，討論中，歐洲與中國海內外與會者不僅就民族主義的理論問題，如何從歐洲反觀中國民族問題，灳就上述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各種表現進行了討論，並提出了諸多極富啓發的思路。從會議討論的思路出發，在結集即將付梓之時，筆者擬從以下三個方面，談談中國近期民族主義演變的脈動。
反美、反日、反西方的演變
中國當代民族主義興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直接同九十年代中國的兩個基本因素相聯繫。第一個因素是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持續不斷的對外開放，第二個因素是經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淡出政治舞台。這兩個因素決定了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兩個鮮明特點：一是來源於其填補意識形態空白功能的誘導性特徵，二是呈現出排外甚至仇外的對抗生特徵。「六四」事件之後，持續十年的新啓蒙運動戛然而止。民族主義思潮乘虛而入；作為戰略對策的民族主義、提倡國粹的道德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替補型的民族主義、商業炒作的民粹性的民族主義，從西方引進的反西方主義等五光十色的民族主義思潮均浮現於這一時期。大致說來，從其對抗目標梳理，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國民族主義經歷了三波相互聯繫又相互區別的浪潮。九十年代反美，本世紀初反日，2008年之後則呈現為一種空泛的反西方情緒。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政府渴望與世界接軌，增強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美國作為冷戰後國際社會的守門人，邏輯地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久拖不決，2000年申奧失敗等均被看作是美國遏制中國，打壓中國國際空間的企圖。至於維持台海安全穩定，更是被看成是為台獨撐腰，阻礙中國統一。1996年出爐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即是這一反美民族主義的極佳見證。
如果將2001年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作為中國全面捲入全球化的標誌的話，此前的1999年美國轟炸南斯拉夫中國使館事件和此後的2005年發生於中國各大城市的大規模反日遊行均是本世紀中國民族主義演繹的里程碑性質代表事件。前者意味着中國以美國為主要目標的民族主義達至新高點。後者則意味着日本取美國而代之，成為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劍鋒的主要指向。圍繞着戰爭遺留問題，釣魚台領土爭端、東海石油開發，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日本申請加入安理會任理事國等問題，反日民族主義一度接近失控的邊緣。2005年3月4日間遍及全中國的反日大遊行，堪稱新世紀中國民族主義所能達至的巔峰。然而，耐人尋味的是，以反日為動力的民族主義不僅沒有因為此次高峰而澎湃向前，反而成為反日民族主義夭折的轉捩點。反日的民族主義同反美的民族主義具有大分不同的導向和成因。美國雖然為近代西方列強侵華之重要一員，但美國不僅從來沒有同中國有過直接戰事，也同中國沒有任何領土瓜葛。90年代反美民族主義之所以熾烈的主因是人為的誘導與催化。一方面將民族主義的目標指向美國有利於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外交談判；另一方面，反美民族主義也比較容易控制。反日民族主義則不同。日本是中國近代屈辱的主要責任者之一。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20世紀30年代的中日戰爭，兩次戰爭兩次改變了中國近代歷史演變的軌跡。反日情緒在中國民間擁有雄厚的情感基礎，一旦反日民族主義潮流壯大，不僅可以實質地制衡官方外交政策，甚至可能將現政權席捲而去。正是因此，當2005年反日風潮紅杏出牆(註1)，初試鋒芒後，官方迅即煞車，民間的反日民族主義於是日漸式微。
在反日風浪潮起潮落的同時，中國輿論界的主導話語漸漸過渡到所謂「和平堀起」與「打造軟實力」。中國成功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申奧與申辦上海世博會成功似乎將中國民族主義引入一條和平、理性、建設的軌道上來。然而好景不長。2008年3月的西藏危機、4月的奧運火炬全球傳遞受挫，再一次引爆中國對抗式民族主義。2008年北京奧運，本應成為中國進入世界中心舞台的象徵性事件，卻反而給中國民族主義全球表演提供了機遇。經過了第一波反美和第二波反日浪潮之後，以捍衛奧運火炬為中心的反西方主義匯聚成當代第三波民族主義浪潮。
我所稱之為第三波民族主義的是一種籠統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說是籠統，是因為此次民族主義的矛頭並不像反美、反日那樣明朗。所謂反西方是因為自2008年3月西藏危機發生的第一天開始，歐美各國輿論都對西藏問題給予了很大關注，因而引發了中國部分網民強烈的反西方情緒。接踵而至的奧運火炬全球傳遞更加劇這種情緒。法國輿論對西藏局勢的關注，奧運火炬在巴黎傳遞的混亂，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在西藏問題上的言行則使得法國成為2008年中國民族主義攻擊對象的首選。同反美、反日民族主義一樣，沒有官方的放縱和官方輿論的引導，純粹的民間反法民族主義是難以想像的。
法國成替罪羊
法國為何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首選目標呢？在世界地緣戰略構圖上，法國沒有美國的影響力和實力，也沒有德國的經濟份量。將法國看成來自外部世界的攻擊對象不會對中國自身尤其是經濟利益構成大的傷害。從柿子專揀軟的揑的道理出發，法國乃是很容易到手的替罪羊。然而，從實際操作來看，法國其實並非理想的民族主義發泄對象。法國同中國不存在不可調和的歷史問題，不存在根本對立的民族利益，更無不共戴天的領土之爭。反法的民間情緒有易於控制的優點，但中法之間並無實質性歷史積怨和利益衝突作為反法的憑據。或者說，無論是從歷史出發還是從當下出發，既難以將法國打扮成中國核心利益的傷害者，甚至也很難將法國說成是中國崛起的挑戰者。從這一角度看，法國這隻軟柿子更像紙花畫餅，只見其形而不聞其香，誘人食慾而無法充飢。反法高潮之時，雖有網民呼籲抵制法國貨，但卻應者藐藐便是明證。
同反美、反日一樣，2008年以來的反西方民族主情緒官方導向的性質甚為明顯。同時，隨着對抗性民族情緒的升溫，來自民間的民粹式的民族主義漸漸加強。換言之，90年代至今的當代民族主義在演變過程中，官方與民間互滲，精明算計與盲目怨恨交錯的持點也漸次呈現。而這一持點的呈現卻又是同當代中國在世紀轉折之際出現並普及的一個重中新事物相輔相成的，毫無疑問，這一新事物即是互聯網的橫空出世。由於互聯網的普及，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慣常難以捕捉的國際資訊不再遙不可及，傳統政治中視為秘密的外交談判不再密不透風，關注地緣政治的網民有了發表言論的平台，底層的民族情緒與精英的民粹衝動有了發聲和互動的可能。於是，網絡民族主義應運而生，熊培雲認為「網絡民族主義的抬頭最早應該是在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見本書<關於網絡民族主義的發言>)，也有人稱2003年為網絡民族主義元年。2008年遍及全球的以中國留學生為主體的保火炬，反藏獨的大遊行，中國部分網民對西方媒體如CNN、BBC的聲討等均是通過網絡表達，傳播而後成形的。不少城市裡激動的網民甚至鋋而走險，大有衝出潛在空間，在中國圍剿法國超市「家樂福」之勢，所有這些，自然沒有逃脫世界輿論的注意。
自由與箝制拉鋸的網絡世界
不過，網絡雖然可以為民族主義推波助瀾，為民族主義激盪提供新舞台和強勁的傳播手段，但21世紀的中國網絡既不是一個充分開放的網絡，又非一個眾生平等的空間。即使從全球整體運作狀況上講，今天的互聯網離其開放與平權的理想仍然有着遠大距離。中國現階段的互聯網實際是一個自由與箝制拉鋸的網絡世界。少數網絡控制者與眾多網絡使用者之間不平等的但又無處不在的博奕形成了一種封閉與開放。強烈與自由，暴戾與仁愛交織對峙，相互爭奪的格局。不僅如此，當今中國的網絡民意甚至透露出一種極權性質的肅殺之氣。
以2008年汶川地震為例，地震發生之後，中國互聯網上公布的如「國際鐵公雞排名榜」，以慈善的名義勒索捐款。美國餐飲企業麥當勞在中國合法經營，合法盈利，面對災難捐款兩百萬人民幣。卻不被這些「道德監工」所接受，不僅被列入「國家超級鐵公雞榜」，一部分四川南充愛國人士甚至圍攻當地麥當勞商店，要求麥當勞滾出南充，滾出中國。在西藏危機中受到衝擊的法國家樂福集團，心有餘悸。在捐款三百萬之後仍然受到質疑，結果只好再捐了千萬了斷。莎朗‧史東事件是另一典型案例。美國影星史東就四川地震發表言論，由於提到報應一詞，引起中國網民憤怒。一時間，中國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民間網站，遣責之聲四起；<北京青年報>稱其為壞女人，<人民日報>指其醜陋，百萬網友簽名抵制，商業公司宣布與其劃清界限，史東頓時處於一種全民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絶境之中。
從本世紀初至今，中國互聯網一邊綻放出自由、獨立、啓蒙的火花，一邊卻充斥着此類極端、專橫之氣。然而，中國互聯網是一個被控制、被扭曲和被導向的潛在空間，其對外呈現的面貌既非互聯網的全部，更非中國社會的整體。僅僅從民族主義表達的角度，通過意識形態、國家利益、輿論一律誘導和形塑的中國互聯網既可能鼓勵和強化對抗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又利用各種封殺，遮罩手段壓制不同觀點，加強中國網絡世界的極權與獨斷性質。分析上述事例，極權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三類意識形態惡習兼而有之。
註1: 90年代有人用「調情」描述民族主義與專制主義二者間的關係(可參見吳稼祥文章)，頗傳神。此處「紅杏出牆」也是調侃，並不在乎其眨義，或正是因為其眨義。在其他主義受到打壓之時，粹主義一枝獨秀，實在有調情與出牆之情，紅杏只是暗喻而已。
三之一
作者是旅法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