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李寶瑜
「唔係事必要你 講，除非你想講，所講有可能用筆記低及用來做證供。」若有警察問到，無犯事者，沒有律師陪同，到底講定唔講？美林邨老翁放狗被殺案，警方早前錯拉智障男 子，單看筆錄口供，事主對答完整，能講出地點、動機、「推咗伯伯落地」等重要線索，但上周三，事主家屬召開記者會，公開錄影聲帶口供，終於揭示，原來事主 只能重覆警方問話，有時說話細聲得難以聽見，部分回答內容更是前後矛盾。
對於警方所記錄的證供，筆錄口供和錄影口供明顯前後不符，事件相當可疑。即使一個普通市民，對落口供的過程細 節，也尚且不知，何况是有語言障礙的人士？關埋房門錄口供，就是肉隨砧板上，冤案反映警方查案程序上有不少問題。法政匯思成員及大律師石書銘，擅長處理刑 事案件，前線經驗豐富，他認為警方落口供的一些程序，並不能保障疑犯應有的合法權益。聽他解說才知道，有些刁鑽位、暗角位，一般人不可能知道，新手律師也 未必能拆解，必須見招拆招。
「唔係事必要你講，除非你想講……」
這句話電視和警匪片講得太多，人人聽到麻木，石律師指出，這
是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卻是很重要的地方，「假設一個正常人，在現場被警方截查，警方會先展開一些對答，如案發時身處哪裏，若警方對答案有所懷疑，就 會立刻施行『警誡』。」當事人被警誡之後，所回答的一字一句都會被記錄成為證供，更有可能成為入罪的重要證據。就這次美林邨案為例，警方在5月2日周六截 查事主，筆錄口供提到，當事主提及「推咗伯伯落地」後，警察便有所懷疑，根據調查程序，警誡事主﹕「我有理由相信你2015年4月15日喺邊度犯了謀殺， 唔係事必要你講，除非你自己想講，但係你所講的事，可能用筆寫低及用來做證供。」筆錄口供顯示，警方在現場總共警誡事主兩次，然後將他拘捕。
石 律師解釋，兩次口供前後記錄不符，警方未必有意「砌生豬肉」，但明顯是處理手法有問題。依他經驗所見，警方在現場截查事主後，可能會在警車上或回警署後補 錄口供，將當時理解到的對話，記錄在他們隨身㩦帶的警察記事冊中。於是便得出上述完整的筆錄口供，雖然不知筆錄實際情况為何，但可以想像，事主當時的表現 應該跟錄影一樣，答案零碎。問題就在於，「當警方開始有對話時，應該意會到這位人士並非正常智力的人，應該要小心處理接下來的調查工序，就算警方目的是想 盡快完成調查，將犯人緝拿歸案，也需要在調查期間，不論受查人士的智力正不正常，都確保他們的權利得到保障。」而最安全的做法，在一開始應事先通知其家 人。石律師也曾處理過，牽涉未成年人士、殘疾人士或長時間濫藥者等vulnerable
suspect（弱勢嫌疑人）的案件，如長時間濫藥者，即使在不濫藥的情况下，精神狀况已受影響，警方如何在調查期間，一方面可進行調查，同時可保障這個 人的權利，做法必須特別注意。而這次案件，警方在周六拘捕事主，周一（5月4日）已控告他謀殺，其間是否有向律政司提交證供請示法律意見，石律師認為在這 麼短時間內幾乎不可能，明顯倉卒定案。
落口供前，請不請律師？
當警察將受查人士帶回警署後，會帶到警署的值日官前，讓值日官
記錄拘捕了何人、發生何事、檢取了什麼證物，然後警察會給受查人士發一份「羈留人士通知書」。石律師指通知書上，會列明受查者的權利，如尋求法律援助、通 知親友、獲供應食物與飲品、獲安排接受診治等，每一間會見室的牆上，亦貼上A3放大的通知書。有些警員會向受查者宣讀一次內容，但更多的只是詢問受查者明 不明白後，便請你簽字，很多時受查者未有細讀條文，而普通市民又和警察接觸有限，未必知道自己的應有權利，也不知如何應對。
在落口供前，受 查者有權要求法律援助，即是見律師，但石律師聽到更多的內部情况是，警察向疑犯所說的言論，存在很多問題。有些警察會說﹕「請律師好貴架喎，又要搞好耐， 你等律師嚟都幾個鐘頭啦，都幫唔到啲咩嘢架喇，想快啲返屋企的話，就依家落口供啦。」又或「很小事啫，最多咪罰錢」，甚至有時會說﹕「唔會有案底嘅，認 咗佢嘅話，我哋會幫你求情。」等等。於是受查者在沒有律師陪同的情况下，貿然說出不利自己的供詞。
另一方面，雖然通知書上有寫明﹕「獲提供 一份由香港律師會公布的律師名單。」但名單是受查者要求才能取得，而且一般人不知道聘請律師費是多少，若遇上周末或凌晨時分，根本無法聯絡師律。這些程 序，石律師認為是與《基本法》第35條有所牴觸﹕「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 獲得司法補救。」秘密法律諮詢，即是指單獨約見律師，《基本法》上寫明，任何人有權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現時的羈留人士通知書和法律援 助程序上，卻不能達到這一點。
深入「敵人」陣地
他曾經試過，受事主家人通知，到達警署之後，警員竟然向他說﹕「當事人不見律
師。」或採取拖字訣，但在等待過程中，當事人有機會已經在落口供，律師便完全幫不上忙。經驗淺的律師，便可能真的等上幾小時，但歷練豐富的他，應對方法 是，他要求不相關的警員將當事人帶到他面前，當面說明不需要律師，但也曾試過，當事人出來後說﹕「我要見律師。」也有警員仍然留難，不帶事主出來，石律師 還有方法，就是警署裏的值日官，手上會有一本「流水簿」（occurrence book），記錄警署發生過的事，他便要求見案件主管，讓值日官在簿上記錄律師的到達時間，和要求見當事人，若裏面真在落口供，有需要便可對照供詞上的時 間，用以證明律師到達後卻不獲接見當事人。石師律說起他的師父曾教過﹕「到警署做法律支援，其實很考功夫，因為是深入『敵人』的陣地，有個坑在那裏，如何 確保當事人的權益？所以最重要是要見到個客。」他說很多時律師都能見到當事人，但若遇上問題時，便要懂得處理。更離奇的一次是，他從未到過該警署，素未謀 面的警員在事主面前，突然跟石律師拍膊頭熱情打招呼說「很久不見」，他事後要跟事主解釋，他唯一職責就是維護事主的利益。
去年10月佔領期
間，石師律替被捕者當義務律師，有一次在旺角警署，遇上同樣問題，事後事主出來告訴他，在等落口供的時候，有警察在裏面大鬧被捕者﹕「一個二個搞搞震，又 要律師嚟，阻住晒，叫律師來都無用㗎喇，要告你咪告你囉！」石師律得悉後，便向在場警員索取該名警員的警員編號，怎料在場數位警員又阻擾說﹕「係邊個？唔 知你講緊邊個喎？點叫佢出嚟啊？咩事啊依家？」於是他又向值日官要求記錄，更直接以律師身分投訴，才取得警員編號，讓當事人決定是否向投訴警察課跟進。 「警方的心態，可能是正邪之間的惡鬥，他是正，你是邪，你梗係有啲問題，他要拿到證據」，所以警方難免對人有懷疑，而不是着重維護疑犯權利。所以被捕後有 律師在場，是較好的方法，一來能保障自身權益，二來警員也會稍有顧慮。
我無嘢想講，會不會阻差辦公？
若然當場被警誡，或在警 署要開始落口供，在律師未到或沒有律師時，又聽到「唔係事必要你講，除非你想講……」那怎麼辦？「任何一個人，其實警察問你問題的話，你可以不答他，除非 是查看你身分證，便一定要畀。但若是協助調查，是不需要回答的。因為如果答了，就可以拿來做證供。」但只是回答「我無嘢想講」，不會被控阻差辦公嗎？「不 會。」石律師說，在警署羈留時，警方如一般在48小時內沒有足夠證據，便會自動放人，若仍需要調查，警方便會有後續的程序。但面對警察查問壓力之下，也曾 有人聽了石律師的解釋後，認為自己沒有犯法，覺得不妨一五一十回答，但原來很多時，你不知道協助調查，是以「證人」還是「疑犯」身分落口供，提供資料之 後，有可能會被懷疑。石律師有需要時，便會要求暫停口供程序，建議再和受查人商量，或再約時間錄口供。之後他讓受查者向他單獨說一遍事發經過，或直接寫出 來，再建議受查人可以如何表達得更好，才將口供交給警方，以保障受查者的權益。
簽保守行為，可以不留案底？
假若一切證據確 鑿，警方正式落案起訴，上至法庭，還有轉圜餘地嗎？石律師解釋，事實上，在比較輕微的案件上，若作為辯方，可以向控方提議進行「不提證供起訴」，若控方答 應放棄將證供呈堂，不再追究，控方或會同意讓犯人「簽保守行為」。而在法庭亦同意之下，便可作出此決定，而被告將不需留案底。「簽保守行為」用以制約犯 人，在擔保期內，犯人承諾遵守法紀，若違反便需繳付判處時定下的擔保金額。如犯人屬初犯，或一時衝動，這是法庭給予的最後機會。石律師說，他在處理佔中示 威案件時，也有遇到類似情况。
警方調查程序應修改 倡當值律師服務
如何避免弱勢人士蒙冤受屈？在家人或院舍方面，石律師提議
可為智障人士準備一張隨身資料卡，寫上家人聯絡方法，即使智障人士被截查，警察仍可與其家人聯絡。若智障人士被拘捕，警方也應馬上聯絡其家人，若有社工到 場更好，因其也有專業訓練，但最好是能尋求律師協助，像這次案件，在落口供時，因着事主的狀態，律師其實可以要求停止提問，由警方以其他方法取證，或能避 免是次冤案發生。
另一方面，石律師認為，警方的「羈留人士通知書」，在受查人尋求法律援助的程序上，對於有特別需要者，如智障人士、未成年 人士等的保障不足。現時在裁判法院和入境處的酷刑保護聲請上，可讓經濟有需要人士，得到「當值律師服務」的援助。而經過此次案件，他建議在警署落口供的程 序上，可將「當值律師服務」伸延至這些有特別需要的人士，讓他們得到初步的法律意見和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