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個志願人員為了在戰火連天的敘利亞救出受困的兩個西方記者犧牲了性命，是這個星期最令人動容的新聞。甫聽之下，想到的是這兩個記者以後要怎樣才能回報十三天使，是從此成為規行矩步的優秀巿民、是好好對自己對家人對朋友過下半輩子、抑或在新聞記者崗位盡心盡力做下去？
歷史往往在匆匆一瞬間寫下。記者主觀上無意要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儘管以《紐約時報》的信念而言，記者是歷史撰寫人，我則想起這兩個在十三人血泊中檢回性命的記者會不會認為《紐約時報》崖岸自高了些？《華盛頓郵報》兩名記者追查水門事件最終扳倒美國總統，中間有一條斷續的紅線聯繫——沒有共和黨人夜盜民主黨總部，沒有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華盛頓法院豎著耳朵聽到民主黨總部爆竊案被捕男子悄聲說出身分而追查到底，沒有《華盛頓郵報》總編輯Ben Bradlee擘劃的報道空間，沒有「深喉」捅出消息線索，沒有尼克遜星夜解散大陪審團，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一日的半夜爆竊案，就不會到最後演變成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的尼克遜辭職。
《華盛頓郵報》水門案新聞主力記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合作寫過兩部書，一是後來拍成電影的《All the President's Men》，講的是水門案採訪過程；《The
Final Days》說的是尼克遜辭職前最後白宮歲月，講實話的前者遠比講政治的後者暢銷。一九七四年之後，美國投考新聞系學生激增，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華盛頓東奔西跑時，絕對沒想到他們立下了現代新聞記者的典範。
作為一個經常讀報的香港巿民，這兩星期衷心感念香港新聞記者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特區政府現任和前任高官的醜聞一一破土而出，曾蔭權的唐英年的梁振英的都有。在報攤前掏錢一剎那是真心願意付出六塊錢。今天的消費水平，我想不到六元可以買些什麼，是一碗五花茶？幾粒魚蛋？還是三根香煙？抑或是兩站地鐵？香港巿民買到的是真相。有一種說法是，這次選舉黑材料很多，我對這論點很反感，清潔香港式的論述把「黑」字俗化矮化了。也許在一些人眼中，香港毋須如此大張旗鼓挖醜扒灰，事實是類似眼不見為淨哲學是今天香港腐朽的根源，是所謂和諧社會的溫床，更是道德價值觀戕喪的核心原因。香港有七百萬人，算是一個現代都會，但鄉愿是這個海港城巿揮之不去的陳腐。
特區主要官員與各式各樣醜聞和質疑成了共生體，人們質問這到底是今年的事還是長久以來的惡習。若是前者，今次算是撲滅於萌芽期，若是後者，到底是壞事做了無人去管去揭發，抑或是這些人是名正言順做這些事。以美式政治而言，醜聞就像一九八九年那部著名電影的名字一樣，《Sex, Lies, and
Videotape》；總其而言便是這三種，中間或許有某些落差，但大致是八九不離十。但是那倒奇了，為什麼一直藏而未露，為什麼一直潛於地表之下，勉強找到的答案，是我們社會制衡機制失調停擺，發揮不出監察社會的作用。
今天香港想起四九年前中國
「監察社會」今時今日是很中聽的名詞，從語意來說頗有民主感覺、也很現代。可是到了要彰顯這種社會力量時，大多人卻使不起勁。不知何解，今天香港給我的感覺是連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也不如，兵敗如山倒的國民政府在大陸最後的日子也難以比得上今天的香港。解放軍兵臨城下之際，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的宋家仍在搜刮民脂民膏，當時大陸上的報章多被國民黨收編，要麼便是小瘗大幫忙的掩掩映映。今天人們也許不知道，抗戰勝利後，老百姓有幾句順口溜說有所謂四大害，「立法委、國大代、新聞記、榮譽軍」，人民痛恨這些人在和平重臨國土時的顢頇，對民意代表貪餉食糧卻從無監督政府，氣憤得連他們的全稱也不想宣諸於口，於是立法委員變了立法委，國大代表是國大代，新聞記者變成新聞記，榮譽軍人成了榮譽軍。
就在四萬萬全國人民即將陷於絕望時，知識分子挺身而出，一九四七年二月，剛結束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任期的傅斯年教授，七天之內連續寫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引起全國轟動。宋子文是「國舅」，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親弟；面對如山壓力，知識分子的風骨在這刻卓然立見，傅斯年寫道，「凡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是由於他自已的崩潰……所以今天能決定中國將來命運者，必須會悟今天政治的嚴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國際，而在自已……我真憤慨極了，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的該走了，不走一切都垮了」。
蔣介石對傅斯年是很看重的，一九四四年，傅斯年已經炮轟四大家族的孔祥熙貪污舞弊，蔣介石找他吃飯緩頰，蔣問，你信任我嗎，傅答，絕對信任；蔣再問，你既然信任我，你應該信任我所任用之人，傅馬上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任用之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也不能這樣說。宋子文在傅斯年為文伐之後終於下台，傅斯年後來去了台灣，擔任台灣大學校長。一九四九年四月，軍隊進入台大校園拘捕學生，傅斯年極為不滿，親找官員交涉，要求當局逮捕台大師生須經校長批准，他甚至向權傾一時的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說，「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台大地標傅鐘，即為紀念這位老校長的標識。
蔑視法制偏重關係禮崩樂壞
香港今天的種種醜事何以在英國殖民地主義者離去後死灰復燃，社會上有不同說法，難以一一印證，但是若把這都推說是英國人留下的地雷，這是刻意的盲目。就是前面所說的，香港缺乏相對緊密的社會監察，也許會有人反問，香港不是有體制內到體制外的監督機制，一天二十四小時看管著政府？這種說法得其皮毛不及其內裏，回歸十五年，香港的公民教育是唱好祖國，提出批評往往被目為別有用心，至於「受西方意識型態影響」之類白帽子更是一頂頂扣下來。禮崩樂壞不是始於今天，而是始於蔑視法制偏重關係的某日。
監督政府未能在社會上全面生根立葉，是於一開始便把在野人士為主的監察力量視為反對派，尤有甚者，是視之為搞局者。立法會內這些例子多得很，《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獲得建制派議員護航過關那次看到，只要挑戰政府，馬上會被標籤為搞搞震，意識型態對峙高於一切，結果是全民中招，執法部門因著大開綠燈而恣意監聽。這種敵我對立一刀切處理手法，帶來的是仗著多數票在手的妄為，少數派在野人士的監察泥牛入海。
我曾經企盼香港也有自己的傅斯年，到港大八一八事件和浸大民調事件，我知道這是大頭春夢。我開始想到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作為一個香港社會的旁觀者，這兩個星期是香港的解放日，不同立場的傳媒使出渾身解數，各大小醜聞日復一日見諸報紙互聯網。我想不到近代香港史有過這種趟開大路的日子，反而一閃而過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夕，中國大陸傳媒的開放。閃過念頭接下來的十四天，醜聞佔據最主要的位置，香港巿民自頂至踵痛快淋漓的接受了真正新聞自由的洗禮——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這不僅是Todd Gitlin的成名之作，而是特區大大小小前前後後官員面對的境。
一人扳倒日本首相
香港當下的政治悶局和七十年代保守派佔據資本主義世界大國的情狀相類——美國太空人剛上了月球，日本成為世界經濟老二，一套保守自滿的意識型態蓋住一切，包括用來藏污納垢的死角。新聞記者在世界全面向右轉的一瞬改變了地球的軌跡——《華盛頓郵報》的水門案，把西方世界頭號大國的頭號人物拉下馬；在日本，全國中產化的「一億中流」頂住了改革動力，第二次安保運動在大棒子下倒臥不起。《文藝春秋》記者立花隆以偵查報道方式戳破首相田中角榮收受美國洛歇飛機公司賄賂。田中是日本近四十年來手段最厲害的首相，金權政治便是從他而起，立花隆一人之力推垮整個田中角榮——竹下登——金丸信的自民黨王朝。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香港這十四天是不會走回頭路的十四天。若干年後，我們會憶起二○一二年乍暖還寒的那個春天，除了醜聞和醜聞，還有新聞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