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之亂，揭示了香港之死，因為香港並無「政治人才」。唐梁之爭，陷於死局，本來憑民意與舞台技巧，梁振英大勝，但為何一個處心積慮想做特首的人物，在中環商界人緣如此之差？既然選舉委員會只有一千二百人，這千二人，就是唐梁兵家必爭的票源，也就是說：只要誰早廣種人脈，這一千二百人就是誰的政黨。
梁振英十年來在這個小圈子政黨並無寸得，反而在小圈子外的民望社會進賬神速，這不是二○一二年特首選舉的玩法，而是二○一七年。梁振英把本該二○一七年才公映的製作，推前五年上演，只憑「民調」來施壓，但民調又得不到普選之票來證實，智者千慮，這是梁營今年想突圍的最大敗筆。
梁振英在「小圈子政黨」裡沒有足夠的針線，但在圈外的民望卻如織似錦，就「打亂了中央部署」，介入中國十八大之前的權力鬥爭。梁在二十年來予人的印象是「黨的馴服工具」，這一次卻不按劇本衝撞，難怪工商界認定這個人「看不透」。看不透，到底是從政的優點還是缺點，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香港沒有政治人才：唐翻車入閘，曾特首也被揭發與富豪及江湖人士酬酢，這是特區十五年來這種制度必然的產物。「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做不到」，設想今日仍是英國人派總督來，首先，人家下議院六百五十名議員，閉上眼睛亂點一個，空降香港做港督，都必比香港任何人稱職。一九九二年，馬卓安辭退
衞奕信，只有幾個月，英國派何人來接替舉棋不定，傳聞有工黨前外相歐文、皇儲查理斯，最後才決定彭定康。
那時何嘗有「三人競逐、醜聞鬥爆」？首先，港督這個文官的職位對於英國的人才，不但是雞肋，而且派駐遠東，對於英國的精英，形同流放，甚為委屈，只有對於香港人，不論中環還是北角之爭，做特首如同光宗耀祖。英國人把外放歐洲以外的國家，視同蠻荒探險，偶爾有旅行家萊佛士之發現新加坡、義律發現香港、萊特（ Francis Light）發現馬來亞的檳城，對於英倫祖家，只是幾個特立獨行的怪癖之士在五洲四洋撒野，為帝國撈回來的獎品，像一隻貓叼來幾隻老鼠，獻到維多利亞女皇殿前以博一粲。這些孤獨的旅行家，本身就是才智勇氣縱橫之士，讀過羅馬史和莎劇，應付土著蠻荒，略施分化的小計，四兩千斤，游刃有餘。
今日的香港「港人治港」，不論是大陸欽點還是市民普選，先天是小格局、小家氣、小人才。所謂「小人才」，不是他們不是「人才」，而是出身金融管理、生意世家，不論如何白手興家，總缺少了一層重大的歷煉，也就是說從來沒鍍過金。
許多人以為只要在英美撈個學位回來，就可以像戴卓爾或奧巴馬一樣，是「政治人才」了，但中國人留學崇尚技術，從來沒有打入西方的文化主流，即使其中有一二異類，回到中國的帝王制度，必不受重用。即使在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時代，胡適和葉公超，留學美國，讀文科，對西方文化融貫於胸，蔣介石何曾真正把他們當人才用過？葉公超與甘迺迪有私交，可以不經白宮秘書預約，直接打電話到甘迺迪的書桌上，與總統通話。此事有人打小報告給「蔣公」：不知道葉公超會跟美國人講些什麼悄悄話，蔣介石即刻叫葉公超執包袱，二十四小時內回台北，從此摒出外交界，只讓他教書，葉公超與胡適，皆如此鬱鬱而終。
這是二十世紀的精英人才把自己真認同為「中國人」的後果，中國絕對不容人才，不論哪一個政權。到人家美國 NBA出了個台裔的林書豪，中國人又紛紛爭把臉兒貼屁股，這邊叫人回中國效力，那邊又強調他是台灣人，如此蓋世的無恥，連來訪的美國參議員也當面不客氣駁斥馬英九——也是連帶向中國的網民搧一巴掌——林書豪是美國人。意思是：你們死了這條心，臭罌出臭草，林書豪雖然是黃皮膚，卻是美國文化基因培養出來的，不要來認親認戚。美國人把無數伸過來拉扯衫尾的中國人的手撥開，國際笑話，豈不又添一樁？
香港是不可能有一九八五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時，各方盲目樂觀（除了心知肚明的英國人）必定出現的那種「治港人才」的。教育制度長久重理工、揚金融管理、輕文史哲，而不知道真正的政治人才，不是港式的會計師、 Banker、大律師、醫生那條隊伍中出得來的。中國文化的主奴結構，決定了香港的政治人棍，即使明文賦予你「高度自治」，個個都感到頸際的一條項圈和狗鏈，等待訊號而決定吠叫的分貝與方向。教育制度填鴨考試十五年來並無根本的改變，加上「港英」心思縝密，過渡期把一批破橙爛橘當做珍果奇蔬，貢奉給中國。大陸吃了一筐發現上當，把這幾隻掃在地上，再往另一籮裡伸手挑，豈知發覺又是爛果。最後一籮一筐的挑過去，中國會發現全是一樣的次貨。牠自己的土壤，種植不出來，殖民地時代嫁接交配的，園主一離開，卻又是雜種。
大陸的水稻、棉花、大豆，可以經美國的農作物專家「基因改良」，但中國的「政治人才」，永遠不可能改造。胡適的骨灰撒向台海，葉公超墓木已拱，在歷史的夕陽裡，豈不足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