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12月29日星期一

《論語別裁》南懷瑾 - 憲問第十四(上)


【俠隱中人──原憲】

  現在講《憲問第十四》篇。這一篇是上論《里仁》篇的發揮與引伸。

  首先,在這個題目裡,就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原憲這個人,是孔子學生中,所謂「七十二賢」裡很有名的人物。在上論中談到過,他曾替孔子管過總務方面的事情,用現代觀念隨便來比,可能在孔子當司寇的時候,他擔任過總務長一類的職務,但究竟合於什麼官階,無法明確的定論。孔子死了以後,他退隱於山澤布衣之間,走半隱俠的路線,等於在過去的社會中,領袖清流。所以司馬遷著《史記》,在《遊俠列傳》中,曾提到他和季次。

  司馬遷贊成遊俠,認為遊俠是很需要的;但是有人認為不需要,如法家的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認為當時讀書的知識分子,對於法制的實行是有妨礙的,於是法家的思想,影響了後世,秦始皇時代的政策都與它有關。韓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識多,嘴會說,手會寫,有許多意見提出來,思想不同,使法令不能推行,難於執法。而俠義道中人,是慷慨好義的,好用武力,又容易形成惡勢力,也是使法令不能推行的障礙。所以韓非子反對這兩種人。司馬遷寫《遊俠列傳》,一開始也提到韓非子這兩句話,不過他又認為世界上有許多事,用道德、政治、法律都解決不了,只有「老子拳頭大」的辦法,一下就解決了,所以他認為游俠有遊俠的好處。而且他認為古代的遊俠,一諾千金,對朋友講義氣,幫助貧弱的人,這些都是最了不起的,其中提到古代俠義中的佼佼者,有季次、原憲。

  原憲在孔子死了以後,再沒有出來做事,就退隱於草澤之中,現在來說就是退隱到下層社會中,和平民一起生活。後來子貢非常想念他,有一天排場很大去探望他,大有所謂「結駟連騎」的派頭,好像現代帶了幾部汽車的隨從侍衛。原憲卻穿了一件破舊衣服,好像現代的穿件破衣服,衣冠不整,鈕扣不扣,便出來和子貢見面。子貢見他這個樣子,就關心地問他是不是生病了?子貢的意思本來想接濟這位老同學一下,不料原憲說,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我沒有病,只不過窮而已。

  他這番道理,無形中也罵了子貢,等於說當年在老師那裡學習,老師教我們該如何做事作人,我們今天對這個時代、國家、天下沒有貢獻,有什麼資格擺你那樣的派頭?子貢被他罵了這一頓,一直放在心裡,始終很難過。

  由原憲這個人,可知孔子的學生,什麼樣的人都有。高行的如原憲一類,也可以說是逃名遁世的隱士,他知道所處的社會太亂,無法有所貢獻,因此遠走山林,韜光養晦。

【名利濃於酒】

  現在我們先簡介了原憲,這裡記載的是: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穀」的意思是代表當時的俸祿。原憲問什麼是可恥的事情,孔子說,國家社會上了軌道,像我們這一類的人,就用不著了,我們不必去佔住那個職位,可以讓別人去做了。如果仍舊戀棧,佔住那個位置,光拿俸祿,無所建樹,就是可恥的。其次,社會國家沒有上軌道,而站在位置上,對於社會國家沒有貢獻,也是可恥的。結論下來就是說,一個知識分子,為了什麼讀書,不是為了自己吃飯,是為了對社會對國家能有所貢獻,假如沒有貢獻,無論安定的社會或動亂的社會,都是可恥的。

  講到這裡,我們想起一些故事,可作為研究這兩句話的參考,像原憲的生活型態與思想,他問孔子及孔子所答的話研究一下,這個免於「恥」字的功夫可真難。

  如大家所熟知的,漢光武劉秀和嚴光(子陵)是幼年時的同學好友,後來劉秀當了皇帝,下命令全國找嚴子陵,而嚴子陵不願出來作官躲了起來。後來在浙江桐廬縣富春江上,發現有一個人反穿了皮襖釣魚,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怪人,桐廬縣的縣令把這件事報到京裡去。漢光武一看報告,知道這人一定是老同學嚴光,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裡,但嚴光還是不願作官。漢光武說,你不要以為我當了皇帝,如今見面還是同學,今夜還是像當年同學時一樣,睡在一起,好聊聊天,嚴子陵還是那樣壞睡相,腿壓在皇帝的肚子上,所以有太史公發現「客星犯帝座」的說法。後世在嚴光釣魚的地方,建了一座嚴子陵的祠堂,因為歷代以來的讀書人,都很推崇嚴子陵,認為他是真正的隱士。

  有一個讀書人去考功名,經過嚴子陵的祠堂,題了首詩在那裡:「君為名利隱,吾為名利來。羞見先生面,夜半過釣台。」這是推崇嚴子陵的。相反的,清人卻有詩批評嚴子陵:「一襲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這是說嚴子陵故意標榜高隱,實際上是沽名釣譽,想在歷史上留一個清高的美名。這是反的一面的。

  這裡只是提供幾個故事,作為研究孔子「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的參考。這些都是人類社會的通常現象,正如古人說,「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

  此外,還有一段中國歷史上蠻有趣的事情。滿清入關以後,有許多讀書人不投降。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他十六歲登基,就平定了這樣一個廣士眾民的天下,做了六十年的皇帝,把清朝的政治基礎奠定下來,可以說他是一個天才皇帝,不是職業皇帝了。他看見漢人反清的太多,為了要先收羅那些不願投降的讀書人,在科舉中特別開了一個「博學鴻詞科」。對於前明不願投降的遺老們,特別恩准,馬馬虎虎,只要報個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給予很好的官位,結果有很多人,在這種誘惑上動搖了,而進了「博學鴻詞科」。

  也還有很多人硬不投降,所以當時鬧了很多笑話。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譏諷,當時曾留下幾首諷刺的名詩:「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煞無端諫武王。」後來又開第二次「博學鴻詞科」,再收羅第一次未收羅到的人。因為許多人看見第一批「博學鴻詞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從這裡看,中國人講究的節操,要守住真是難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終生不變,實在是最高的修養。)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場的位置都滿了,後去的被推到門外去,就有人更吟詩挖苦了:「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計還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中國讀書人,非常重視節操,也就是中心思想、見解的堅定問題。

【隱痛詩人──吳梅村】

  又如明末清初的名詩人吳梅村,他的詩的確好。他本來堅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挾持其老母威脅他,逼得他最後只好去向清政府報到。因此吳梅村一生非常痛苦。同時清政府對這些投降的人,雖然待遇很好,但後來寫歷史的時候,清帝還是下命令把這些人列入「二臣傳」。這是中國文化精神,儘管再好,終究是投降過來的,骨頭不夠硬,這是很嚴重的,被人看不起的。吳梅村後來被列入「二臣傳」,他當時去報到,內心非常痛苦,但是被清政府徵召,非去不可。所以他的詩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無由識九還。」吳梅村因為名氣太大,他在應召起程進京的時候,有好幾百人,號稱「千人會」為他餞行。有一個青年,沒有參加這次集會,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這個宴會中去給吳梅村。吳梅村坐在首席上打開來一看,臉色都變了。旁邊的人覺得奇怪,看了這封信後,大家的臉色也都變了。原來這封信上寫了這麼一首詩:「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所有在座的人全被罵了。

  我們看了這些資料,對於原憲問恥,孔子說:「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這一點,對中國文化中的臣節與忠貞的精神,要特別注意。

  前天中午和幾位同學吃飯,也談到這個問題。有一位現在法國修哲學博士的同學,回來寫論文,因為她是學哲學的,聽了這個問題覺得奇怪,她說:「這有什麼不對?」還問曾國藩,算不算二臣,我告訴她當然不算二臣,她反而覺得「更怪」。我說,假如有人說你是再嫁夫人,你氣不氣,她說:「我當然氣,我根本還沒結婚。」我說,對了,所謂二臣就等於一個女人結了婚,丈夫並沒有不對,而她又離開丈夫和另外一個丈夫在一起,當然別人要攻訐。這就是西方文化的看法與中國文化的不同。這個時代的道德、節操的觀念也與過去的不同。所以今天的中國文化,在這個問題上,也正處於歷史文化觀念的矛盾與交替當中。

  對於孔子這兩句話,我們用了這許多時間討論,但是這裡並沒有下結論,只是提供一些故事和意見,大家自己去研究。不過從孔子教原憲的這兩句話,可知作人之難。社會、國家上了軌道,干拿薪水,沒有什麼事可做,不必出力,這不可以;社會、國家沒有上軌道,拿了薪水而沒有貢獻,也不可以,都是可恥。

  那麼到底怎樣做好?他的重心就是告訴我們,一個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責任,對於社會、國家要有貢獻,不管在安定的時代,或變亂的時代,如果沒有貢獻,沒有盡到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就是可恥。

【草澤中自有經綸】

  原憲還問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顯示出,原憲之所以為原憲。後來退隱在草澤之中,並不簡單,他的修養相當高,從他的第二個問題,就看得出來。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伐在古書裡經常代表自負、自高、自大、驕傲、自滿的意思。原憲說,一個人自己的反省功夫,能夠克服了自滿,做到沒有驕傲,非常謙虛;也無怨恨,不怨天,不尤人;而且沒有大的慾望,不作過分的希求,清心、寡慾,這是不是仁的境界呢?原憲這個問題並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他自己的體驗心得。他後來退隱草澤之間,可以說這幾點都做到了。現在問孔子,這種樣子,算不算是仁的境界?孔子還不承認這是仁的境界。他說這是難得的,至於是不是仁的境界,那就不知道了。由此可知孔子所稱的仁,中國文化所標榜的仁的道體,就像道家、佛家所謂「得道」那樣,不可知、不可測,是非常高,不可思議的一個境界。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懷居,等於所謂「問捨求田,原無大志」的問捨。一個人每天問問房子的價錢;有了三十坪,又想擴充到一百坪;買了一層樓,又想變八層樓,這樣的人就沒有什麼大志。所謂「掀天揭地,方是奇才。」這是引用《幼學瓊林》上的四句話,我們老的這一代,從小就念這本書,接受了這種思想,到現在還背誦得出來,這種觀念依然故我,這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東西。

  孔子這句話是說一個人只為個人的生活打算,還不夠成為一個士。這句話放在《憲問》這一其中,可以說原憲在孔子死後,不管功名富貴,而退隱於下層社會,絕不簡單,他一定替下層社會,替人家解決了很多問題,做了很多大眾福利的事情。而原憲之所以甘心放棄功名富貴,可以說受孔子教育思想的影響很大,因此他硬是要責備子貢「學道而不能行之,病也!」等於對子貢的不滿意,指摘他沒有做到老師所教的學問道理,光是擺那麼大的排場而已。

  又如漢高祖劉邦,在前方打仗的時候,後方僅靠蕭何一個人。劉邦和項羽打了七十多回仗,都是打敗仗,可是兵源、後勤的補給,從來沒有缺少過,這就是因為蕭何在後方,政治、經濟都做得好,社會非常安定。而劉邦在前方,每見到後方來的人,都要問蕭何在做些什麼。蕭何覺得奇怪,就和賓客──智囊團、幕僚們──談起這件事。其中有一個人告訴蕭何,老闆有所懷疑了。因為劉邦在前方作戰,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都在蕭何的手上,假如蕭何隨便左右擺一下,就不得了的。這位幕僚就建議蕭何做些問捨求田的事。後來有人向漢高祖密告蕭何斂財侵佔民田,霸佔民房,漢高祖看到密告,才對蕭何放心,反而一笑了之。這可從反面道理,了解正面人生。

【狼虎叢中安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這個「危」字就是正的意思。「孫」字古代與「遜」字通用,遜者退也,就是謙退的意思。孔子說,社會、國家上了軌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國家社會亂的時候,自己的行為要端正,說話要謙虛。字面意思解釋了,我們再研究一下孔子。

  這看來好像他很滑頭,教學生們幾種態度。其實不是滑頭,在這裡是教人處世的臣道,做幹部的基本原則,也可以說是作人的基本原則。天下太平,國家社會都上了軌道的時代,一個正人君子,行為要端正,說話正直,沒有關係,無所顧慮,也不會有鬥爭。但當處在動亂的社會中,第一個原則:行為要端正,如當公務員,不貪污,不犯法,規規矩矩,方方正正。可是在言語上,少發牢騷,不要得罪人。因為亂世裡沒有章法,否則的話,往往出問題。從歷史的記錄,生活的經驗,都可以看到。

  前面曾經說過,大家說蓋棺論定,而在人生經驗中,有許多人,許多事,蓋棺不足以論定,有許多人硬是把冤枉帶到棺材裡去的。看穿了這個道理,又何必怨天尤人?

  第一個就說到岳飛,他所處的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他要北伐,完全對,所以岳飛的人品行為,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結果蒙冤死了。他沒有做到《論語》這一段的「危行言孫」,怎麼說他言不遜?「直搗黃龍,迎回二聖。」是他要北伐的口號。二聖是宋高祖的父親和哥哥(過去帝王時代,稱皇帝為聖人,非常有趣。)他當時的口號,就是非打不可,準備一定要打到東北去,把太上皇、皇兄兩個人請回來。他這個話說得也對,是正言,但二聖回來,高宗怎麼辦?所以秦檜要殺岳飛,不過是拍高宗的馬屁。因為高宗自己的意思,認為岳飛真可愛,可是打儘管打,迎回二聖來,教我這個現任皇帝怎麼辦呢?而這個話,高宗又無法告訴岳飛,所以岳飛的死,就在他自己不能做到「危行言孫」!

  第二個說到馮道,這個人前面曾提過的。在唐宋之間,五胡亂華幾十年間,換了好幾個皇帝,都是胡人來統治。五個朝代,都請他出任要職,活了七十三歲死了,晚年號為長樂老人。可以想像得到,此人第一是「危言危行」,生活非常嚴謹,本身一點漏洞、毛病都沒有,既不貪財,又不好色。他家裡一口放生池,養了一些魚,他兒子抓了一條魚吃了,也被他責打了一頓。可是歷史上批評他沒有氣節,有奶便是娘。歐陽修論歷史,直罵他無恥。可是在馮道的詩中,發現他的思想,認為只要立身端正,在狼虎叢中,都可以站得往。他認為在當時那個時代中,都是豺狼當道,不須向誰盡忠。只是要保存中國文化的精神,中華民族的命脈,等待自己國家有真正的人才出來領導,用不著為胡人盡忠。他等了好幾十年,直到他死後才出了一個趙匡胤。

  這個故事說明馮道在當時那麼亂的時代,對「危行言孫」是做到了。本身的行為非常端正純良,而態度上、言語上,絕對有分寸,不發牢騷。與歐陽修相反的意見,有王安石、蘇東坡等人,他們卻認為馮道是菩薩位中的人。由此可見是非之難定論。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這又是孔子對於人的才德分類。他認為真正有道德、有修養的人,一定有文字著作,或者有名言留給後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人,都有德又有言。但是有些著作的人,文章寫行很好,理論上講修養、講道德,也說得蠻像樣的,卻一定有很好的修養德行。一個仁者一定有大勇,這個勇並不是會打架的好勇鬥狠;而一個勇者,不一定有仁。這裡要注意的是「不必」兩個定,這表示不一定。當然,有言又有德,有勇又有仁更好。

【度德不量力】

  下面講到有德有言,有仁有勇的具體事實。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酋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域若人!》

  南宮适就是南容,前面上論和下論都提到過他。我曾說過,孔子不會那麼簡單,僅僅是聽南容唱了白圭之歌,就把侄子嫁給他,現在在這裡,我們就可知道南容是怎樣一個人。

  他請教孔子的問題,提到后羿。古代的傳說,當時天下有十個太陽,被后羿用箭射下了九個,只剩下現在的一個太陽。他也會法術,有些丹藥,吃了能長生不死。奔月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因為偷吃了他的丹藥,就飛到月宮去了。這是中國古代的神話,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就要透過這些神話,中國的神話中有很多問題、很多道理,我們現在暫且不去管它,后羿憑他射箭技術和武勇,為有窮國君,想稱王而最後不得好死,被他的臣子寒浞殺掉了。又是寒浞的兒子,力氣很大。所謂盪舟,就是可以把在江海裡航行的船,一手抓起來在陸上拖著走。後來也不得好死,為少康所誅。南容說這兩個人,一個射箭技術那麼好,一個力氣那麼大,而後來都不得好死。他舉這兩個例子,說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別人,而想有好結果,反而都不得好死。

  另一面他舉出禹王、后稷的例子:后稷是唐堯的農師,對於我國農業社會的建立,他的功勞最大;他也就是周朝的祖先。南容說禹和后稷,沒有羿、那麼大的雄心和本事,自己規規矩矩去種田,很平凡老實的人,最後都得到了天下。禹是自己得天下,後謖是他的子孫得了周朝天下。南容舉出兩種人,一種人不擇手段而成功,了不起。(我們經常碰到一些年輕人感慨很多:某某人不擇手段的發了財,在社會上就很神氣、很吃得開。我為什麼要講道德呢?現在這種思想,很迷惑人。)但南容認為這些並沒有用,最終還是要倒下來。另一種人則是殷殷實實地做他分內的工作。這兩種人到底哪一種對?他只提了這個問題。孔子聽了以後,並沒有答覆他,因為南容的見解非常高明,這個問題不須要答覆。所以他一退出去了,孔子就告訴其他同學,這個人思想這樣正確純正,真是了不起的君子,這才是最高的品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這都是連接上面一貫的。孔子說,一個君子不仁,是有的;但是一個小人能仁,這種事是不會有的。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個好人不仁慈,有這個道理,如果說一個壞人而能仁慈,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知道孔孟的思想,都是「春秋責備賢者」的作風,孔子所要求的對象,主要的是知識分子。在古代教育不普及,知識分子少,一個君子當然要仁慈。但是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有時不仁也是難免的事。至於壞人當然沒有仁慈的心,壞人如果有了仁心,就不是壞人,有句俗語「強盜發善心」,這是不大可能的。如真的強盜發了善心,他就不作強盜而改作好人了。

【愛裡生害】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這句話有關於教育,也有關於個人修養。

  真愛一個人,如愛自己的孩子,不能溺愛,太寵愛了就害了他。要使他「勞」,這個勞並不一定使他去勞動,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艱難。前天一位富有的朋友,他有個孩子很好,很乖,他說預備將孩子送到南部一家工廠做工,我非常贊成。在我們看來,像他這樣的家庭,無論怎樣好的教育,生活環境是太舒服了,弄不好會害了這孩子的一生。教育和《孫子兵法》一樣,「置之死地而後生」,硬要想辦法使他受苦,使他知道困苦艱難。以這種道理,就能理解「愛之,能勿勞乎?」這句話,也可以理解人生。其次,不管部下或朋友,即使對自己很忠實,但不要僅僅喜歡他的忠實,還要教育他、培養他。

  下面轉了一個氣勢,是孔子批評當時的一些人物及政治作風,以切磋為學的外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裡子產潤色之。》

  這段話孤零零吊在這裡。所說到的四個人,當時都是鄭國的大夫。為什麼?我們知道上古王道講道德,後世霸道講事功。春秋戰國時的五霸,第一個霸主,就是由鄭國開始,所以鄭國在春秋戰國初期,相當有力量。可是到了孔子的時代等於現在的英國,沒落了。雖然沒落了,但對國際政治的影響,還是蠻大,因為鄭國出了不少政治上的人才。這裡所提的四個人,都是鄭國政治上的要人。

  孔子這句話所說的「命」,就是古代非常重視的「誥命」。誥是誥,命是命,兩種文件都是政府的公告。比方現在一國的元首,到另一國家訪問過後,發表聯合公報。這種公告,起稿的人非常費心,每一個字都要斟酌,這種文件不但影響當時的整個國際關係,將來歷史還要留下來的,對與不對,作為歷史批判是非善惡的依據。我國五經中《尚書》的記載,就是中國上古政府的文獻資料。透過這些資料,可以瞭解他們過去的歷史。誥命就是這些文件。我們現在一般人稱它為「大文章」,不止是這一代的,而是永遠留在歷史上的大文章。

  孔子說,鄭國的誥命頒布出來,非常慎重,先由裨諶起草,然後由世叔來討論、檢查、研究。「行人」是外交官名,「子羽是人名。再由外交官子羽來修改,最後還要經過首相子產,在文采辭藻方面,加以潤色。以現在的程序來說,好像是由秘書起稿,送給有關單位會稿,然後經過外交部改正,這還不夠,最後經過首相修改文章的辭句,增加文字美。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鄭國在那麼混亂的時代始終人才濟濟,發出來的文告,有那麼慎重,經過這幾個大手筆的考慮才拿出來。這是孔子告誡從政的學生,一個從政的人,一下筆乃至寫一個條子都要當心,尤其是有關政治大問題的決定,一寫下去,就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模子,不能草率。所以孔子提到「為命」之難,告訴學生們,不要疏忽。

【為政難 作人更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有人問孔子,鄭國的子產這個人怎麼樣?孔子答覆他,子產是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子產當政的時候,對於社會貢獻很大,對國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

  再問楚國的子西怎樣?子西是楚國的宰相,孔子到楚國時,他怕孔子會把他的位置擠掉。而孔子答覆,只是說「他,他啊!」就沒有再說什麼了。這就是孔子的厚道,假使現在的人,就非要攻擊子西不可了,孔子沒有這樣做。當然他不同意子西這個人,歷史上的記錄,子西這個人並不高明,而孔子只是「他,他啊!」兩句,不作批評。

  此人又問管仲怎樣?管仲比孔子早,齊桓公稱霸的時候,他功勞很大。每次講到管仲,孔子都很佩服,這次他好像伸出大拇指來稱讚他,那才夠得上是一個人,真了不起!他在當政的時候,能夠把齊國另一大夫伯氏,連著的好田三百,沒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窮困,只有清菜淡飯可吃,但一直到死,沒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

  所以孔子說他能夠稱為一個人,了不起!他沒有說他是一個大政治家,政治家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是官位上的功勳,而能做到稱為一個「人」,這才了不起。管仲將別人的財產拿過來,別人因此終身窮困,而對他毫無怨恨,認為處理得很公平。一個當政的人能做到這樣,的確是了不起,歷史上沒有幾人能做到這樣。可見他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對於其他的人所還報的,一定有他處理的政策與方法,所以孔子要對他連連讚歎了。

【不學謂之貧】

  現在開始討論的,可以說是中國舊文化中所講的「知人論世」的道理。從這裡可以看到歷史上的人物,也可以瞭解自己、認識自己。站在人文哲學的立場來說,一個人要認識別人困難,認識自己更難,尤其年齡大了,經驗多了,接觸的人廣了,就感覺到認識自己太難了。下面就是孔子「知人論世」的一番話: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有地位、有財富,成功了不驕傲。本來這個修養很難,並不是很容易,但是比較起來還是容易。古今中外有些人因為地位高了,風度蠻好;風度好是外形的,外形過得去,看不出驕傲來,已經了不起,但是內心到底還有一點覺得自己了不起。

  剛才與幾個國外回來的學生閒談,他們說到,過去有一部分人,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代溝,相差太遠,做父母的,尊嚴得不得了,非要擺成那副樣子不可。也有的說,自己的父母並不如此,與子女相處像朋友一樣。有的以地域來說,指本省有些家庭,父母對子女還是擺一副尊嚴的模樣,我就問他們在國外有沒有注意,華僑社會裡,多數父母對子女的態度,也是保持著尊嚴。這是廣東、福建的風氣,他們還保持了老一輩子的父母的威嚴。而父母子女相處比較開明一點,多半是在上海生長的人。父母保持他們的尊嚴,只是過分或不過分,並沒有錯。有的又說,父母保持那股威嚴,就是一種傲慢心理,覺得我有兒女,兒女就要聽我的。我說這可不能列入驕傲的範圍,更不要錯用了驕傲這個形容詞。

  由我個人的觀察和體會,有許多人想不驕傲,很難做到。富貴了,地位高了會驕傲;有錢會驕傲;年齡大了也會驕傲,認為自己多吃了幾十年飯,年輕小伙子就不行,其實多吃了幾十年飯,不一定吃得對;學問高了也會驕傲。所以要修養到「無驕」,實在不容易。不過在比較上,富而無驕和貧而無怨,兩者之間,還是無驕容易一點。

  「貧而無怨」的貧並不一定是經濟環境的窮;不得志也是貧;沒有知識的人看到有知識的人,就覺得有知識的人富有;「才」也是財產,有很多人是知識的貧窮。莊子就曾經提到,眼睛看不見的瞎子,耳朵聽不見的聾子,只是外在生理的;知識上的瞎子,知識上的聾子,就不可救藥。所以貧並不一定指沒有錢,各種貧乏都包括在內。人貧了就會有怨,所謂怨天尤人,就牢騷多,人窮氣大,所以教人作到「安貧樂道」。這是中國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大原則。但是真正的貧而能安,太不容易。

  現在有人,拿「安貧樂道,知足常樂」這兩句話,批評中國文化,說中國的不進步,就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這種批評不一定對,「安貧樂道」與「知足常樂」,是個人的修養,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養到。我們當然更不能說中國這個民族,因為這兩項修養,就不圖進取。事實上沒這個意思,中國文化還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鼓舞的名言,我們不可只抓到一點,就犯以偏概全的錯誤。這兩句話,是對自己作人做事的一個尺碼,一個考驗。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先解釋原文文字:孟公綽是魯國的大夫,後世朱熹的註解,說他很清廉,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人。趙、魏是大國,對下面滕、薛兩個國家而言,趙、魏比較大,滕、薛比較小。

【識人難識己更難】

  關於「老」,過去的官名有「三老」,也有「三公」。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但在秦漢以後,就很少有明文規定這個官銜了。他們學問道德崇高,沒有實際行政,所謂「坐而論道」,著重在建議和指導,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什麼都不管,可是樣樣都要問。越是國家大事,越是很重要的決定,越要請他們參加意見。往往一句話可以推翻整個政策,或者建立新的政策。至於「老」,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職務,本身要學問好,人品好。凡是清要的官,只要說一句話,影響很大,皇帝都非常重視。到了現在,學術界,以及政界,對所尊重的人,常稱某公,或尊稱為「老」,就有「國之大老」的意思。

  孔子這裡說,孟公綽這個人,要他做趙、魏大國中的大老──顧問,則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學問、道德,擔任這個職務好得很,沒有錯。但是如果滕、薛兩個小國家請他作大夫,要他在實際政務上從政,當部長,或院長,那就不行,會當不好。

  孔子以這個問題,與學生討論。孔子論人,認為有許多人,擔任某一種大位置、大要職,蠻好;但是要他改做實際工作,去執行一個任務,就完了。平常看他,學問好,見解也好,寫的文章、建議、辦法都對。可是,讓他去實際從事行政工作,就不行。有些人,要他從事實際行政工作,執行任務,會辦得很好,如果這樣認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又完了。所以作領導的人,對人才的認識很難,對自己的認識也難,要曉得自己能作什麼,可真不容易。

  我過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老師們教的一些散文和詩,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我的一位老師曾有一首評論歷史的詩,講得非常好:「隋煬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作相公。若使二人窮到老,一為名士一文雄。」這意思是說,隋煬帝運氣不好,當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憐,作了宰相。這兩個人若是不得志,王安石將成為大文豪,他的文章那麼好,恐怕當時和後世對他的敬仰,還要更,隋煬帝如果當時不作皇帝,就是一個很好的名士,一個才子。

  我們再說李後主,真是好的文學家,那麼好的文學,真好,過去找不出來,以後恐怕也難找到這麼好的文學家,實在太好了,可惜當了皇帝。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不過話得說回來,文學又談何容易?《紅樓夢》之後,再也寫不出第二部《紅樓夢》,沒有像曹雪芹那樣的家庭,沒有像曹雪芹一樣,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滾,沒有那個經驗,換一個人怎麼也寫不出來。施耐庵的《水滸傳》,沒有跑過江湖,沒有和那些動輒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寫不出來。文學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李後主的詞好,前面曾說過,他花的本錢大,也是當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裡丟掉,然後才有那種文學的境界出來。

  可是拿人生的立場看來,這些人都是不幸。因此我們又想起另外一個人的哲學,人生得意的事,有時並不是幸福;而有時候失意的事,並不是倒楣。如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有一個人作了一首詩:「眼前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官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廈,亦應隨例作灰塵。」這首詩是說失意並不見得壞。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國家棟樑,都是他的後輩。第二句是講自己,像山上的大木、神木一樣,自己年紀大了,看到朝代的更替、興衰、成敗多少次,假使自己當時也成為其中的棟樑,早就被燒光了。所以人生得意的事,雖不一定是壞,也不一定就是好,有時失意也不一定是差。

  這些道理可使我們瞭解孔子講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的話,的確是意義深長。所以剛才提出來用人難,不但對人才的選拔、安置困難,而每個人自己認識自己更難。我們瞭解了歷史的往事,將來自己做事業時,對於人才,對於用人,的確要能知己知彼才對。

【全才──智、清、勇、藝、禮】

  下面講到怎樣才算是人才與全才。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這裡孔子所說的「成人」,也可以解釋為全人,也可以說是人世間的全才。子路問怎樣才是全才,孔子說,要求一個全才太難:第一個是智慧,像臧武仲,這位魯國的大夫,智慧高,知識淵博;其次要像孟公綽的清心寡慾,什麼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潔;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養,還是不夠,還要有勇,如卞莊子。卞莊刺虎,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當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決心、決斷,須要犧牲的時候就敢於犧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還不夠,還要有冉求之藝,文學藝術的境界,樣樣才能都會。

  這四個人的優點: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養,沒有私慾,沒有火氣,心氣平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點像廢人一樣,所以又要加上勇敢、決斷、俠義的精神,這樣還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還要加上文藝境界,與高度的禮教修養,這樣幾個條件合攏來,就可以為成人了。這該多難!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這裡的重要意義,孔子說了如此等等,還是用了一個「亦」可以為成人矣的「亦」字。由此可知他認為還並沒有完全到達理想中「成人」的那個程度。

  讀到這段書我們要記住,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說是講國家大才的標準,也可說是講中國文化,講人格教育修養的標準。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後自己轉了一個彎,對子路說,時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這個觀念拿來作標準。現在只要做到「見利思義」,看見對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慮一下義的方面。義就是宜──看看這個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見危授命」,既然身為負責人,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臨危時,接受任命,為達成任務,寧可犧牲自己。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還有平時所說出的話,不管經過多少時間的考驗,何等環境的考驗,縱然過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說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這幾點,在這個時代裡,已經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

  我們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這句話,看現在的社會,有時很好笑,發表任何政見時,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個位置以後,所說的話都不見得兌現了,哪裡能夠作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看現代可以證歷史,看歷史可以懂現代,如孔子說的「溫故而知新」。我們說現在社會風氣不好,孔子當時社會風氣也一樣不好。有些同學到外國留學回來,開口就是外國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訴他們,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沒有外國如何好,中國如何壞。以貪污來說,美國有許多地方,貪污得更厲害。外國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幾年以前有些年輕同學去美國留學,我制了棉被送給他們帶去。有位外交官說太落伍,在美國用不著。可是這個同學因為是老師制贈的,還是帶了去。我又要他們帶了些宮燈之類的小禮物去,要他們保持中國的禮貌,逢年過節時要對老師表示敬意。他們也曾說外國人不喜歡這一套,後來兩樣都對。聖誕節去向老師行個禮,送一盞小宮燈聊表敬意,說明是中國禮貌,外國老師高興得不得了,說所教的各國學生,只有中國學生最好,最有禮貌。至於棉被,碰到冬天停電,大家凍得要命,而他們穿棉襖,蓋棉被最舒服,這都是中國文化。因此也瞭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樣的,絕對沒有兩樣,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們處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來的時代,人情世故是一樣的。縱然觀念兩樣,其實原則還是一樣,換一個角度講就通了。譬如說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國人不會理解;說成沒有價值,他馬上贊同這句話。不過把「道德」與「價值」兩個名詞換用了一下而已。因此,我們教育子弟,不管什麼時代,中國文化的人格標準,絕對是高的,絕對是對的。我們現代的人格教育,能夠使每一個人,做到像孔子所講的第二條「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很了不起。再講一步,如果能夠做到像孔子所講的第一條,集智慧、人品、膽識、才藝於一身的人,那就太難得了。

【疑假疑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諡號。朱熹的考證是公孫枝,別的考證叫公孫拔。究竟誰對,暫時不去管他,不過都知道這個人是衛國的大夫。孔子除了對他自己的國家魯國以外,對衛國的感情最深厚。公叔文子在當時名氣很大,影響力也很大。孔子問公明賈──公明賈也是衛國人。孔子問他說,夫子(我們後世拿「夫子」為對孔子的尊稱。孔子當時「夫子」兩字,等於我們現在以「先生」稱人,這裡就是指公叔文子。)是衛國的聞人,社會上很有聲望,政治上很有影響力,大家都說他很好,但有一點不知可不可信?公叔先生平常不隨便說話,說一句話就有相當份量;也不說別人是非;也不輕易笑;也不貪。

  公明賈就說,別人對你所講的,把他描寫得過分好了。其實他講話能把握時間、要領,不講廢話,恰到好處,因此人家聽了,不討厭他的話。他高興了、痛快了就笑,笑得恰到好處,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笑。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見人跌倒而哈哈大笑,這個笑,不得平時,人家已經跌得很痛,很狼狽了,這不應該笑的,偏要笑,豈不讓人討厭?

  關於取,合理的送他禮物,適可而取,不故意標榜清高。

  他這樣一解釋非常好,但是公叔文子這個人在歷史上有點問題。所以孔子聽了他的解釋說:「是嗎?真的嗎?」是表示懷疑口氣。是否這個人徒有虛名,很難斷定,如白居易的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是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周公輔助成王的時候,有人造他的謠,說他企圖把侄子殺掉,自己當皇帝,使周公也怕起來了。而王莽在沒有叛國以前好得很,滿朝文武,全國老百姓,沒有人說王莽是壞的。假使這兩個人在這個時候就死掉了,那麼他們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誰知道?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詩,他給了我們一個啟示,使我們知道,有些人運氣不好,把冤枉帶到棺材裡去了,可知人生定論很難。所以對於公叔文子,在公明賈替他作解釋以後,孔子說:「是嗎?難道真的嗎?」存疑是可以的。

【挾兵自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魯國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可是不肯放下權力,在防區上整兵振武,向魯君要求,封他的兒孫永遠作這個地方的首長。他用這個方法,取得這個位置。孔子說,他這樣做,表面上雖然說是提出退讓的要求,不說要挾,但是這不必騙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挾取得富貴功名與政權。中國歷史的藩鎮禍國,都是同此一例的辦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由此而引出孔子對歷史的批評。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後,就是霸業的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表面上雖然擁護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還是聽他們的意見擺布,這是春秋戰國時候的霸業。如果以中國歷史文化來分王道與霸業,則春秋戰國以後的漢、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並不能稱為王道,統統都是霸道。真正達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維繫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權術取得而講事功的則是霸道。所以在春秋戰國五霸的階段,仁義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變成口號了。

  但在五霸中比較起來,也有好壞,所以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他對晉文公的為人,不以為然。譎就是用詭道、手段。孔子為什麼說晉文公譎而不正?因為晉文公家庭遭遇變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級部下,智囊團之一的舅父,斷定他一定能復國:「重耳(晉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備知之矣。」因為他吃盡流亡的痛苦,深深瞭解人心的險惡,所以便懂得如何運用權術。齊桓公就不是這樣,孔子認為比較好,而齊桓公與晉文公兩個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根據孔子這兩句話,研究歷史上帝王、領導人的心理,與少年時代的遭遇、環境的培養都大有關係。

【管鮑之交難】

  因為孔子講到對晉文公和齊桓公的比較,而且加以評論,子路就來插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說,老師說齊桓公好,但是我想起一件事。齊桓公和公子糾,是兄弟也是政敵。管仲沒有得志的時候,原來是幫助公子糾的,那時另外還有一個大臣名召忽,當時公子糾死了,召忽也拚命作戰,為公子糾而死,但管仲並沒有殉職。這樣說來,管仲的人格還是有問題。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當時幫助齊桓公成功,有名的名臣是鮑叔牙。桓公問鮑叔牙,如果想成霸業,把齊國治好,誰是好的人才。鮑叔牙就推薦了管仲。但管仲曾經在作戰的時候,用箭射過齊桓公,幸好沒有將齊桓公射死,而射中了衣帶鉤。所以齊桓公聽了鮑叔牙的推薦後說,管仲這個人曾經助過公子糾,而且用箭射過我,幸好只中衣帶鉤,我沒有殺他,已經夠寬大了,你還要推薦他?鮑叔牙就說,你要振興國家?還是要報私仇?你如果想成霸業,就不要記私仇。因為他是人才,當他幫助公子糾的時候,應該射你的。各為其主,立場不同嘛!齊桓公也有漢高祖相同的氣度,因此用了管仲。

  大家交朋友,常引用歷史上管鮑之交,把管仲與鮑叔牙的交情,來比擬知己之交,但要真正達到那個程度太難了。中國五倫之道,朋友一倫是很重要的,也很難的。像管仲與鮑叔牙這種知己的朋友,在歷史上只這麼一個例子。任何人一輩子都難得有這樣知己,管仲最窮的時候,生活一切都依賴鮑叔牙。共同做生意賺了錢,管仲自己就多分了紅利,鮑叔牙也不在乎。這還不算太難。齊桓公成功了,鮑叔牙推薦管仲當宰相,這也還不算難。管仲晚年就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人生得一知己太難。知己到什麼程度呢?管仲臨終以前,齊桓公問他,鮑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職位。管仲說不可以讓鮑叔牙當宰相。鮑叔牙一生都照應管仲,照普通一般情理講,管仲臨死了,應該將這個職位交給鮑叔,以為報答。現在由齊桓公提出這個意見來,他還說不可以,好像管仲不夠朋友。其實他有他的道理。管仲對齊桓公說,你不要害鮑叔牙了,他這個人的人其實在了不起,氣度也非常大,可是嫉惡如仇。一個當首相、當主管的,要能藏垢納污,骯髒的東西也要包涵一點,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鮑叔牙的第一個毛病就是太好、太清了,不能包容壞的一面。如把政權交給他,害了你齊桓公,也害了鮑叔牙。這樣鮑叔牙也很高興,認為只有管仲懂得他。

  所以我們同事之間、朋友之間相處,都曉得講歷史上這件事情。我們文化深厚,就是歷史上的故事太多,前輩的經驗太多了。我們讀書也是為了吸收這些作人做事的經驗。我曾經看到過類似的事情,有兩個好朋友又是同學,其中一個當師長。當他要交卸這個師長職位的時候,上級也決定由他的同學來接他的位置,可是他極力反對。有人就問他為什麼這樣不幫同學好友的忙,他說我不願害自己的同學好友,如果他來接我的事,依他的個性,結果一定會弄到坐牢。最後事實證明,果然如此。朋友能夠交到這樣,談何容易!普通人只看現實,所以介紹管仲等等的故事給諸位,我們要知道交友之難,待友之難,以及得一知己之難。

  這裡子路提出來說管仲這個人的做法,恐怕不仁吧?孔子說,春秋時代開始的時候,齊桓公雖然是霸主,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權的威信重新整頓,九次召集了諸侯開聯合會議,安定了國家社會,從來沒有用武力威脅人,固然霸業是權術,可是他權術的最高原則還是道德,致使周朝的歷史能夠再延續下去。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已經很好了,也就是仁義之道了。何必求之太過呢?

【死生亦大矣】

  討論到這裡,子貢就起來辯論了。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拿個人的人格來看管仲,可以說他是不仁不義。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本來追隨公子糾的,照理也應該殉死,他卻不能以死盡忠,後來反而更進一步,投降齊桓公,居然貪富貴作宰相,就更不對了。孔子說,政治道德、人生道德,很難評論得公平中肯。管仲投降了齊桓公以後,幫助齊桓公在諸侯中稱霸,把當時那麼亂的社會輔正過來,對歷史的貢獻,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貢獻太大了。到現在管仲已經死了,可是我們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處,今天社會能夠安定,各個諸侯的國家能夠安定,都是他們的功德所賜,假使當時沒有管仲,那我們即已變成野蠻民族了。「被發左衽」就是野蠻民族。中國古代男女的頭髮都是梳起來的,我們現在都披髮,是外國文化。「左衽」,試看過去的西藏、蒙古等邊疆民族,都是左肩披著衣服,右肩臂露在外面,這是文化野蠻落後的象徵。可是現在我們的裝束,也都是被發左衽,向原始文化投降了,好在不止我們,整個世界都在被發左衽。講到這一點,我想我們的民族文化,總有一天會站起來。

  孔子告訴子貢,管仲對歷史的貢獻有如此的大,沒有管仲,我們的文化都可能滅絕了。這種情形,又怎麼是普通男女,認為他怎麼不為公子糾而死的觀念可比呢?公子糾對管仲並不好,不聽管仲的意見,如聽管仲的意見,就不會有齊桓公,而是公子糾起來了。公子糾不以管仲為國士,管仲也不必要為公子糾殉死。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來責備管仲了。普通人一碰到失敗就自殺,毫無價值,好像倒在污水溝裡,這樣一死了之,又有什麼意義?所以他不輕易為公子糾而死,以致後來有這麼大的貢獻。那麼這生死之間的價值取捨,就另是一番評估了。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撰,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公叔文子,就是剛才提到過的公孫拔或公孫枝,文子是他的諡號。我們先要了解,春秋戰國時代,依照中國的封建制度,平民很難上來做官,但不是絕對不能。在這種制度下,公叔文子的部下撰由公叔文子的提拔,從平民而提升保薦到與自己同等的地位。孔子說,公叔文子真夠得上稱「文」。中國古代諡法稱「文」是很難的,根據《諡法》解的記載,稱文的有下面幾種:一、經天緯地,二、道德博聞,三、勤學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愍民惠禮,六、賜民爵位等六種。如明代的王文成,清代的曾文正,就是這個「文」。

【人盡其才】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鐆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子在衛國很久,當時的衛靈公對孔子非常敬重,但卻沒有啟用孔子。衛靈公好像是個活寶,他寵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政治不算好,也不見得太壞,可是衛國上下對孔子都很敬重。但在一般輿論,對衛靈公頗多不滿。季康子就說,衛國的這位領導人既然這麼壞,怎麼衛國不會亡國?孔子說,衛靈公儘管不好,但他會用人,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

  這一點我們又要看歷史了,翻開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個主管,是不是善於用人,非常重要。就是在商業上,一個做老闆的,善於用職員,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如果職員用得好,公司到了危急的時候,都不會垮臺。一個機構如此,一個國家的政治也是一樣。人才要安排得好,而且人才處處都有,看你怎樣安排,有的人這方面不行,而另一方面有所長。

  所以孔子談到衛國的時候,季康子問這樣一個領導人怎麼不亡國。孔子就指出,衛靈公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叔圉治賓客,就是辦外交。在國際動盪的時候,外交最重要,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還有祝鐆治宗廟,在宗法社會宗廟也是政治的中心,以現在制度來說,包括了教育、文化、內政,都屬於宗廟的事,上論曾經提到,所謂「祝鐆之佞」是指這個人很會說話,是一個理論家、政論家,他還辦過一次成功的外交。另外又有王孫賈主持國防、軍事。一個國家外交、內政、文教、國防有這樣三個人才主持,衛國怎麼會亡?只是衛靈公本人活寶一點,不過雖然活寶,他會用人。在歷史上,漢、唐、宋、元、明、清各代,中期時有些職業皇帝都蠻活寶的,但是他會用大臣,幹部用得好,而且絕對可以信任,就行了。縮小範圍,一個單位主管,一個家庭,對家人子女,也是一樣的道理。但從後世認定屬於偽書的《莊子.雜篇》中,卻有推重衛靈公之所以稱靈的道理,並不如此簡單。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孔子說這話的意思,指有些人吹牛臉都不紅,這還不算,最怕是吹了牛不兌現。真做到了,就不算是吹牛了。所以我們做事、說話時要慎重考慮,大言不慚很容易,要看自己能不能做到。講解《論語》到現在,已經十四篇了,每篇都有高潮起伏,一點也不呆板。到這裡又轉了一個方向了。

【為正義而言】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這一段是孔子在魯國的時候,國際上發生大事,齊國的部下叛變,殺了皇帝──皇帝是口語,正名應該是齊國的國君,這個叛變的人叫陳成子。(下面殺了上面為「弒」,這是《春秋》筆法。)孔子聽到這個消息,看得非常嚴重,像是參與國家大典一樣,洗了澡,穿上禮服去朝見魯哀公。他說齊國的內政發生了叛變。陳恆殺了他的國君,我們魯國要出兵去討伐叛逆。

  這就是中國文化,自古以來,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所謂「興滅國,繼絕世」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國際間,碰到任何一個國家出了事,出兵幫忙,替別人消滅了禍亂,然後還是把政權交還給該國。我們只需要他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而事實上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是吃虧賠本的事。譬如過去歷史的記載,海外的屬國進貢了一頭長頸鹿,或者外邦進貢了一頭老虎,我們還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幾個月,皇帝還要給他賞賜。我們絕對沒有土地侵略、經濟侵略的野心,中國人只有愛別人,不會侵略別人,自古以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軍事思想,有時出兵打仗,只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利益。

  孔子請哀公出兵討伐陳恆,就是為了正義。而且孔子這個時候,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經下了台,可以不管國事,可能顧問的名義都沒有,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講話而已。他為了要實行中國文化的精神,就去報告,請求出兵。但是當時魯哀公很可憐,所有的權力,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裡,哀公不能說孔子的主張不對,幫助鄰國平亂是應該的,可是沒有辦法,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講。孔子說,因為我總是從大夫之後,是國家有地位的人,職責所在,道義所在,不能不向你報告。魯哀公聽完了還是要他去告訴季家,於是孔子退回來,告訴季家三兄弟。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認為不要管這個閒事。孔子說,因為我是魯國的人,所以我不能不說,將來不要說我沒有講過這個話,我已經告訴過你們,也向國君報告過,我的個人責任、國家責任、歷史責任都盡到了,做不做是你們的事。

  這一段,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精神,中國的政治哲學也在這裡。我常和外國留華的同學們說笑,就以留學生來說,現在我們的留學生,在外國打工、端盤子洗碗。但是由唐代開始歷史上可以看到,當時外國來華的留學生,達數萬餘人,我們的政府,在長安建築了幾千間房屋,招待吃、招待住,讓他們讀書,學習中國文化,夠漂亮!哪像現在你們駐華的領事館,辦起簽證來,還再三考慮,深恐會占了你們的工作機會。話說回來,歷史時代的環境不同,當然不可一概而論。只是在這一段裡,對於中國的政治思想、軍事思想、文化思想、民族精神的重心,可以有個概要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