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刊1月16日；以下簡稱「佔領中環」），想不到會引起那麼大的迴響。筆者是搞學術研究的，不是社會活動家，但我也是一名公民，與很多渴望民主憲政的人一樣，願意為此而付出努力；可能我對這個問題想得多一些，故此提出「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為實現民主憲政的策略。
提出這個建議後，希望公民社會中認同的人能由下而上地組織起來，具公信力和組織力的領袖也可帶領這個運動。而我看自己的角色就是參與其中、身為佔領中環的一人，也會按我的認識，就行動的理念和策略貢獻一點兒意見。
承擔罪責 感召他人
「佔領中環」一文從實際操作層面提出如何以公民抗命的非暴力行動，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推動落實真普選。本文將從較理念和策略性的方向探討公民抗命與民主憲政轉型的關係。
要 把專制政權改變為民主憲政，若是依靠武力（因專制政權握有有組織的武力），公民社會無論怎樣組織起來也是難以匹敵的。就算民間的反對力量能組織起足夠的武裝力量，並成功推翻專制政權，過程中必然造成雙方死傷，也會播下仇恨的種子；到建立新的民主憲政體制，也會因由轉型時產生的仇恨難以化解，令社會的矛盾延
續下去。因此，武力不可行、也不可取。
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去推動民主憲政，每個人所能產生的即時力量雖然可能不大，但當有相當數量的人集合起來，把各人的力量集結，卻有可能產生超乎比例的政治能量。
不 過，公民抗命的重點並非要勝過專制政權的有組織武力，也勝不過。民主憲政轉型最大的障礙其實並非專制政權手上的有組織武力，而是專制政權統治下的人心。若在專制政權統治下的人甘於受專制統治，那是自己放棄自己的權利和尊嚴，沒有人能拯救他們；但當他們能醒覺過來，尤其是連政府內的中、下級官員也看到專制政
權所帶來的不公義，那麼專制政權會由內向外轉型為憲政的體制。問題是，如何使人們能覺醒過來。
在公民抗命的非暴力行動中，一群追求公義的公 民，透過集體違法，之後願為違法行為承擔罪責，突顯出行動所挑戰的法律或制度的不公義；當他們因挑戰不公義法律或制度而遭鎮壓、起訴甚至入罪，社會內的其他人、政府內的中、下級官員就有可能被迫決定是否繼續站在不公義的一面。當他們受到感召，那麼不公義的法律就可修改、不公義的制度可以瓦解，令新的、合乎
公義的法律或制度有機會出現。
「佔領中環」的建議其實也是建基於對香港現實政治的評估而提出來的。整個行動是一場博弈，即建議能否成功，完全取決於所有人，包括香港人、公民社會的組織、泛民主派、建制派、特區政府內的上、中、下級官員、北京政府，在行動進行的各階段的互動反應。
每人心中 自有「中環」
首先是有多少人會響應參與這項行動，而在這階段實是未知之數。若沒有足夠人數參與，行動根本不能展開；即使勉強推行，政府使用低度的武力就可把集合起的群眾驅散，不用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行動就會失敗告終。
其實，「佔領中環」的行動現已開始——在每個一直希望香港能實現民主憲政的人的心中。借用其他人的說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中環，現在的挑戰是，我們是否願意為香港的民主憲政付出代價，先去讓心中的中環被佔領；若連心中的中環都不能佔領，那就不用說要佔領真正的中環了。
其次，有多少港人和政府內的官員會受行動感召，也是未知之數，組織者也只可把這置於博弈之中。若他們不受感召，行動就會失敗。
跟 着就是建制派、特區政府的回應。若是使用香港內部的武力驅散人群，所用的武力因參與的人數必須要比現在處理示威衝突時更高。武力程度愈高，愈會增加公民抗命的政治感召力，嚴重威脅特區政府的認受權威。但若不能處理因佔領中環行動而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其管治權威又會給大幅削弱。特區政府將陷於兩難中，同樣要
作出博弈的抉擇。
北京政府若要出動解放軍鎮壓，那有可能使1989年「天安門事件」在香港重現。那對「一國兩制」是嚴重的打擊，亦會嚴重影響北京政府在國際關係上的部署。不出兵的話，那就可能要在普選問題上作出妥協，不可再有保證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受其操控。
即使讓香港有真普選，只要方案不會令建制力量完全沒有機會取勝，那麼妥協的損失比鎮壓應該較小。北京政府也要在艱難的政治博弈中作出抉擇。
很對不起，寫了「佔領中環」一文，令大家都不能再迴避香港民主憲政轉型的問題，謹此致歉。但我也是在博弈中，別無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