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在7月1日新政府就任前完成政府架構改組，將成為新一屆政府與立法會的第一場角力戰。而由於在正式程序上新政府要依賴現政府游說立法會以及在會議上解釋改組的種種問題，這項工程存在難度與風險。我在本欄日前提及，有人心急想變是可以理解的，但並不等於這是正確。欲速則不達，是中國人的古老智慧，應為所有施政者借鑑。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曾經幾次改動政府架構。2002年的一次是大動作，董建華引進高官問責制，結果是劣評如潮。2005年曾蔭權接替董建華及在2007年他連任時，政府架構都有小變動，引起的爭議不多。
2008年，政府架構再有大動作改組，曾蔭權引進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職位，結果又是劣評如潮。曾蔭權的民望亦是在是年夏天由高位插水，此後一蹶不振，螺旋向下，可能是時間上的巧合，亦可能是曾蔭權一向倚為賣點的能幹形象，在副局和政助事件上大受打擊。
汲取過去經驗 勿因人事問題改架構
上述例子顯示，政府架構改組絕非等閒事。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的改組構思屬於大動作一類，應該謹慎行事，避免重蹈覆轍。
謹慎行事，第一步是總結一下前述改組個案的經驗教訓，以檢視目前的構思是否有不足之處。過去改組政府的經驗教訓顯示﹕不要因為人事問題改動架構。
董建華引進高官問責制，最初的堂皇理由是加強向民意問責，但後來愈來愈多分析認為高官問責制其實是為了「廢宰相」。董與當時的政務司長陳方安生不合拍，在改革政府架構後，所有司局長都向董建華負責，原來政務司長再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廢宰相」的短期效果是「解決」了特區政府第一和第二把手不合拍的問題，但也形成執政團隊是否能夠衷誠合作、政府不同環節的工作是否有足夠統籌，以及特首是否能夠兼顧繁重的政府事務等新問題。這些後遺症到曾蔭權年代仍然存在。
當曾蔭權引進副局長與政治助理時，有另一種因為人事考慮而損害制度大利益的情。當時曾蔭權把這些職位的開設視作為特區培養政治人才，這是跟公眾開玩笑。政治職位的職責和工作是基本考慮，一個人在這些職位上是否能鍛煉成政治人才只是界外效果。由於曾蔭權政府從開始為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定位錯誤、開壞了頭，到今天公眾對這個制度仍然是沒有好感。
候任政府的架構改組有沒有因人設制，一時之間是看不出來的。但近期有一些吹風所透露的信息，就包含為特區政府培養政治人才的意念。這個觀點在過去10多年間不斷出現，是非常不幸。政治人才是在大量政治活動中鍛煉出來，而不是在政府有一官半職，否則的話日後的政治問責職位全部由高級公務員晉升便成，因為後者在政府必定已有相當長的服務年期。
過去改組政府的另一個重要經驗教訓是﹕不要以為大動作才是有效的改革。
董建華和曾蔭權在2002年和2008年分別兩次大動作改組，效果卻很差，並非偶然。香港政治環境複雜和多元化，政府目前的執行力不強，任何急於求成的大變都有極大風險。
大動作改變亦需要較長的醞釀時間和應該預留在廣泛諮詢下有所修訂的空間。一旦當政者認為事在必行、而且事在急行，再加上是大改變，就必然引發強大負面反應，結果弊多於利。
有一個穩定方向但進行謹慎有序的改動，是目前香港政治形勢下更為有效的改革策略。表面上這種策略需要較長時間，但能產生較大效益，實質上效率更好，而更重要的是社會會少一點怨氣。
推動改革，另一個經驗教訓是不要以貶抑現狀作為起點和基本論據。
批評現狀營造危機感是很多機構慣常用以推動改革的手法，但這種手法運用到政府和公營機構必須謹慎。因為私人機構的賞罰機制容易調校，但公營機構人事流動緩慢，所以領導者要有鼓動不同意見人士共同工作的本領，否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府的施政執行力會受到極大限制。
日前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批評文官制度是「龐然大物」，其實這個情全世界相若。政府的外來者如果視文官或者公務員為革命對象，則未行軍內部先亂。公務員是所有政府的工兵，沒有他們的專業貢獻，所有再偉大的政策也是徒然。
就任後再研設新局 做法更穩妥
候任政府的新架構內容仍未公布，但各種試探氣球所釋放出來的信息都不是太正面，好像未有認真汲取過去政府架構改組的經驗教訓。其實只是加兩個副司長及改變政治助理職位的安排已是不小的變革，但涉及的財政開支起碼有限。先走這一步，待新政府就任後再研究拆局、設新局、重新整合各部門職能等等，用幾個月時間醞釀一個成熟的方案，會是更穩妥的做法。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