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配合他的「新政」，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提出了五司十四局的新政府架構，並要求立法會能在七月一日前通過相關法例及撥款建議，好讓新政府能順利就任，開展工作。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女士更指，若不能趕及在七月一日前通過重組建議，第四屆特區政府上任後便要花大量時間及資源處理架構重組問題，妨礙落實新政。
沒有人故意想為難梁先生，也沒有人希望新政府未能如期開展工作。但是，梁先生提出的政府改組方案來得不但倉卒，更是足以影響整體施政效率、穩定的重大變動，立法會議員及公眾都需要較充裕的時間理解消化改革的理據，再決定是否支持。若果只為了政治上好看或面子匆匆在七月一日前通過方案，吃苦受害的將會是香港市民。
梁先生的政府改組方案雖然曾經在他的選舉政綱中提出過，但由於特首競選期只有兩、三個月，加上公眾又聚焦在兩位候選人的醜聞及誠信操守問題上，梁先生的政策建議包括政府架構重組幾乎從來沒有引發過討論，公眾以至傳媒對建議的優劣好壞一無所知，對建議的實質影響更是茫無頭緒。即使梁先生三月廿五日當選以後，他也沒有把焦點放在這方面，直到最近一個星期也就是距離新政府上場不到十個星期時間才急急要求現屆政府及立法會配合改組，盡快通過方案。這種臨急抱佛腳的做法不但不禮貌，更將對現屆政府及立法會的工作做成重大的干擾。
事實上現屆政府及立法會的任期雖然只剩下兩個月及四個月，但仍有不少重要的法案、議案及撥款申請需要仔細討論、審議及通過，包括醞釀多時的競爭法、版權條例及港珠澳大橋撥款等。議員及官員要完成手頭的工作已不容易，現在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還要「臨時臨急」把一個重大的包袱拋在他們身上，還要他們在七月一日前完工，這實在是強人所難。
更何況今次政府改組建議不是像過往那樣把政策局的工作重新劃分或歸類，而是涉及架構的實質轉變，包括在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之下設立副司長，負責協調政策局的工作。表面上看，設立副司長可以分擔政務司及財政司的工作，讓他們可以更專注處理屬下的政策範疇。問題是設立副司長無形中是在政策局及局長之上增加多一個層級，令政府最上層架構更臃腫複雜，如何協調如何問責很容易變得含糊不清，甚至出現權責不明不分的情況。例如將會成立的資訊科技局將隸屬副財政司司長，那作為他上司的財政司司長該不該有任何參與呢？又或是撒手不管，任憑副財政司司長主理呢？要是政策出了差錯，是不是由副財政司司長負責，財政司司長可以置身道外呢？
另一方面，設立副司長變相令政策局及局長降級，日後他們處理政策時可能需要先請示司長、副司長。這樣下來，政治責任便不能由局長一力承擔，而是由局長、副司長、司長分擔。這種集體負責的做法不僅容易引致權責不清，更可能蛻變為集體不負責，令政治問責情況開倒車。面對這許多疑點及流弊，立法會怎能倉卒通過梁先生的政府改組建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