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我寫無名氏是在1964年，第二次已是2002年。他逝世後不久，文章刊登於「明報世紀版」，轉眼又是一個十年，他的忌辰十周年。無名氏（卜寧），是當今中國最重量級的現代作家，當然，不是我一個人說的，在卜少夫主編的《無名氏研究》，高度評價他的人士多的是，包括司馬長風、叢甦、倪匡、黃俊東、王亭之、余樂山、李雨生等。
在《無名氏的文學作品探索與紀懷》，認同無名氏的作品是中國現代文學豐碑的作者，計有尉天聰、羅鵬、向明、張默、魏子雲等。更不能漏了海外夏志清。
無名氏的無名大書（原是七卷，後來《荒漠裏的人》消失，只得六卷）第一卷於1945年完成，到第二卷時，大陸淪陷了，之後的歲月，他要地下寫作，維持了十五年之久。到最後，幾經劫難，全書六卷，才可以陸續出版。時間已接近半個世紀了。
直到今天，2012年，無名氏離世十年，沒錯，有關探討他的書一本又一本面世，但，我覺得，一切都太遲了，而且出現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在書局，甚至在台灣，不易找到他的作品，在香港圖書館，只能看到零星落索的一兩部。在電腦檢索，書沒有上架，要預留。執筆之前，我還特別上深圳，兩大新舊書城，一本無名氏作品竟也找不到。
浮出水面的文學史「失蹤者」
所謂太遲，因為雖然無名大書成書這麼早，但真正被有識之士受落而讚許的，還是他離開大陸之後才發生。在大陸，人民經歷過翻天覆地的政治無情鬥爭，已把無名氏這個名字完全忘掉了。重新認識無名氏還是靠海外資訊，說出來，真是荒唐不過之事。海外人士發現及評論無名氏，六十年代初期已出現，而內地撰寫無名氏的書最早卻在1998年，那已是無名氏身在台灣的日子了（明顯地是受了台灣那一陣「無名氏旋風」影響所致）。這個時候，大陸才有人開始積極地研究無名氏作品，代表作有李偉的《神秘的無名氏》和汪應果、趙江濱的《無名氏傳奇》。
在趙江濱另一本的《從邊緣到超越》，他便直接地說無名氏是浮出水面的文學史「失蹤者」，是遲到的「歸來者」。這個說法，的確忠於事實，可不是嗎？只舉一個例子就夠說明了﹕如錢理群等人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87年），便把無名氏放在「洋場小說」系列中，只簡短提及，作為徐訏的陪襯吧了，還直言﹕「隨着政治主張趨於反動，他的創作生命等於終止了。」但到了1993年，同一批人，同一本書，修訂版後，觀點完全相反，變了「無名氏集通俗、先鋒於一身，兩種寫作前後並舉，而本質上他是一個用文學來探索生命意義的純文學作家」。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可見醜陋的政治就是這麼的一回事，隨時翻雲覆雨，處理文化藝術手法厚顏無恥。
每一次談無名氏，總有不少的唏噓與感嘆，因由首先當然正如上述的動盪時代帶來的劫難，他生於政治造成的文化斷層中，坎坷難免。在那些歲月中，他寫《塔裏的女人》、《北極風情畫》一舉成名，被譽為中國第一本最暢銷小說，如果在太平盛世，他的無名大書接着順利出版的話，他的文學地位被大眾認可，不受忽略和冷落，是可以肯定的。
作品超越時代 一直被誤讀
我個人認為，可能最關鍵的一點是他的作品本身，實在太超越他所處的年代了，他的風格，他的文體，他的哲思，具無比的突破性，遠遠跑在前面。他那整套大書，是洋洋大觀的詩語，是前無古人的宇宙視野，作者背後那種嘔心瀝血的生命力場呈現，再難有後來者，如此偉大的成果，不單是讀者，就算整個文學界也一時無法消化過來，也是理解得到的。所以，一直以來，誤讀他作品的人無數，硬把他歸入鴛鴦蝴蝶派的行列，便可見一斑。
話說回來，命運就是如此弔詭，也許永恆的鳳凰，在火中才可以復活。在種種不同壓力之下，反催迫無名氏埋首專注創作（當時他是詐病隱退，把自己關在尼庵進行地下創作的）。我們常說，偉大時代必然誕生偉大心靈作品，那麼，無名氏的無名大書，就是一個最佳的一件物證。
原稿歷劫送香港 得以出版面世
最後，不得不指出的是﹕造就無名大書具有三大動力，其一是大家有目共睹，時代劫難的大環境，其次是無名氏本人無比的才華加上頑強的鬥志，第三，個人特別指出，便是大陸雖赤化，殖民地香港因歷史遺留下來的重要性，卻注定扮演着一個肩負起逃離中國現代斷層文學險境的神奇角色。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香港，無名氏當年就無法把大書原稿分成千多封信從各地寄往香港兄長處，得以保存，收集完成後才可出版。沒有這個決口，無論無名氏的小說如何汪洋澎湃，也不可能跟世人見面。說起來，這不是一個單獨的例子，從過去的歷史中，大陸文人逃難來香港後，大有作為的不少，最為人熟悉的如許地山、戴望舒、葉靈鳳、蕭紅、劉以鬯等。他們在留港期間，先後都在他們創作生命中激閃出最強的一道光。例如，蕭紅在短短的兩年，竟可以完成了《呼蘭河傳》及《馬伯樂》長篇小說，而劉以鬯若在大陸，必然寫不出《酒徒》等重要作品。還有還有，如果馬博良不是早就從上海跑來香港，《文藝新潮》這本影響重大的現代主義雜誌，根本就沒有機遇誕生。如果沒有香港的自由環境，司馬長風就寫不出一部創建新方向，反傳統敘事體的《中國新文學史》，這部文學史，雖缺失準確的學術性，但憑他不同層次的語意元素，正彌補了對文革時期中國文學的重要論述。陳國球說得好﹕「他（司馬長風）寫成的《中國新文學史》，是香港罕見的有規模的『文學史』著作，但也是一份文化回憶的紀錄。在這本多面向的書寫當中，既有學術目標的追求，卻又像回憶錄般疏漏滿篇；既有青春戀歌的懷想，也有民族主義的承擔；既有文學至上的『非政治』論述，也有取捨分明的政治取向」。
再者，國父孫中山當年棲身香港，革命才有轉圜餘地，香港就是催生現代中國的革命搖籃地，同樣，香港，原來更是一個中國現代文化的搖籃地。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土地，香港竟變成了一個氧氣筒，現代中國的命脈才不會「英年早逝」。游筆至此，也許說遠了。還是反回無名氏，我夠膽說，其實是我最想說的，無名氏作品能夠長存於世，殖民地香港是他無可代替的保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