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二日,失明的山東民權律師陳光誠逃出重重包圍,登上好友汽車,幾經險阻,終於走進北京美國大使館,並公開致函溫家寶,痛言過去十八個月,當局怎樣花費至少六千萬元,聘打手包圍陳宅;他和老母、妻子怎樣常遭毒打,打得骨折筋傷;監視陳宅的共幹怎樣賄賂公行,還自鳴得意。信末更問:「溫總理,這許多事,假如你總之不理,百姓會怎樣想?」
溫家寶收到香港淘大花園管理委員會主席葉興國的頌德書,會馬上提毛筆回信;但讀到陳光誠那樣的陳情表,從來只會不理理之。三月中,中共人大會議閉幕,他會見記者,暢談自己任總理的十年:「我限於能力,限於政制,工作頗有不足。而十年來謠諑不斷,信而見疑,忠而見謗,我不免感到些痛苦,但會抱着『人言不足恤』的勇氣,義無反顧,繼續奮鬥。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說話真動聽。
春秋大義,孔子講得十分清楚,和溫家寶所作所為不大相同。孔子指出,做官格於形勢,不能濟民,就應引退:「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所以,「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我國歷代仁人君子,遇上無道之時,都不會官居高位。
唐朝順宗年間,鄭珣瑜、韋執誼為相,有一天在政事堂吃飯,權臣王叔文到來,韋執誼馬上起身恭迎,鄭珣瑜一見,投碗停箸,歎息說:「可以歸矣!」他命駕回家,從此罷相,不為富貴而仰王叔文鼻息(《唐國史補》卷中)。
明朝英宗年間,大儒薛瑄望重德高,奉召入內閣草寫制誥,有機會就向英宗講聖學君德,後來見權臣石亨擅作威福,慨然說:「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堅決辭官而去(《玉堂叢語》卷五)。這就是「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現在,溫家寶卻是「邦無道,富且貴焉」。他一定以為,憑着「限於政制」四個字,就可以既富且貴,兼享「愛民」美譽。陳光誠公布的事實,也許又會令他「忠而見謗,感到些痛苦」,但「人言不足恤」。
於是,我們看見溫家寶轄下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怒斥美國:「美國官員以不正當手段,帶陳光誠入使館,干涉我國內政,必須道歉,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同時,陳光誠在中共嚴厲警告之下,也不得不離開美國大使館。他不離開,妻子就會被活活打死。
溫家寶「限於政制」,只能「好官我自為之」,一任不限於政制的手下為所欲為。這就是他的春秋大義。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