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普選須合法情理 愛國不應變審查》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央會相信或擔心在一人一票的普選安排下，一向務實、接受中央有最終生殺權，希望香港繁榮穩定的絕大多數港人會選出一個中央明言不接受的特首？文章發表的同日（3月27日），中聯辦公開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會見建制派議員時的講話。其中一段正是談及這個問題：「有人認為，廣大香港居民是愛國愛港的，要相信不會選出這樣（即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即使是選出這樣的人，一旦與中央對抗，損害香港利益，下次選舉一定會把他選下來。我完全同意，廣大香港居民是愛國愛港的，也相信如果再一次選舉，可以把中央對抗的人選下來。問題是在於，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其後果是香港難於承受的。……因此，即使香港有人願意承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府長官的這種風險，站在國家的角度，站在維護根本宗旨的角度，站在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角度，也不能承受這個風險。」
我明白喬曉陽（代表中央）對港人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何謂對抗暫且按下不表）的特首的擔憂。但為什麼中央一方面認同廣大香港居民是愛國愛港的，另一方面卻擔心他們會在首次普選特首時選出這樣的人，以致需要在下次選舉上把他（或者她）選下去？答案應該是中央不想接受一名中央不能絕對信任的人參與特首普選，無論他（或她）當選的機會有多微。所以喬曉陽在講話中引用《信報》一篇文章，指「假設余若薇接受中央任命為特首，必會碰上這樣『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的局面」。他沒有說的是，中央不想余若薇或她的同類人有機會獲提名為特首候選人！
中聯辦選擇在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發出信念書的同日公開喬曉陽講話全文，其主要目的是向全港市民宣布中央今天對2017年普選特首的底線：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不會提名中央認為是與它對抗的人，即港人只能在中央絕對信任的兩名候選人之中投票選特首。
中聯辦發表喬講話的另一個原因是，聽教的建制派議員在事後爆料時竟然全部遺漏了一個重要訊息，就是除非香港多數人認同兩項前提（即普選特首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以及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否則特區政府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於是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政改五步曲會在2017年普選特首安排上變成六步曲。換句話說，在特首展開政改諮詢以便有依據啟動第一步（即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前，他需要先確保香港多數人認同上述兩項原則。
我認為立法會議員有責任問清楚特首他是否認同喬曉陽的六部曲。假如是的話，他是根據那條基本法或那項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認為喬的修正是有法律依據而不是個人決定？無論特首如何回答，喬曉陽的講法顯示中央無意讓梁振英在2017年普選特首事上扮演有實際作用的角色。這是否符合基本法43條特首對特區負責的條文？
既然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及作出有關決定，為了避免建制派解說得吃力又欠理據（例如講什麼篩選，預選），它可以索性按中央的立場，在2017年普選特 首安排上作出至高無上的解釋。例如講清楚基本法第45條規定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會依足選舉委員會；現時的四個界別及1200名成員已經體現條文指的「有廣
泛代表性」；「民主程序」被解釋為提名委員會內的少數服從多數，「提名」的定義是不可超過兩名候選人；提名委員會不可提名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等。上述解釋完全符合屬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基本法，全世界沒有任何組織（例如聯合國）或人士有能力把它推翻。
問題是：佔領中環運動已經開展，中央如何處理這件事，及就香港普選作最終決定，讓一般港人覺得合乎常理，和在國際上（包括已有普選的亞洲、南美洲、非洲國家）保持一個大國應有的文明形象？
「佔中」運動的核心是公民抗命，堵塞象徵國際金融中心的中環。此舉會損害香港和中國的利益（起碼是面子），因此參與這個運動的人符合喬曉陽說的「與中央對抗」的標準。在這個情況下，我相信中央對待「佔中」運動的與幾年前對待五區公投的手法相類似，就是啟動機器文攻，並加添內地民意，突顯反對派是與絕大多數
的國民為敵。於是《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在上星期五（3月29）發表社評，除了支持喬曉陽的講話外，更批評泛民企圖用大型抗議作為對付中央的特效工具。文章指想用搞亂香港嚇唬中央的人需要想清楚，他們給香港人民帶來的損失，遠遠大於給全體人民帶來的平均損失。文章又說中央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而
內地民眾也不會允許香港變成對抗中央的堡壘。這類批評會在內地和香港不斷出現，而視乎事態發展，逐步升溫。
我不懷疑發起「佔中」運動的學者的誠意。這個運動厲害之處是其浪漫色彩，令不少追求普選多年的港人感動。我相信響應號召，參與運動的人數會遠遠超過一萬。但當特首和特區政府在普選議題上失去協調港人矛盾的角色，甚至不能當傳話人，當中央舉出愛國不能與中央對抗的大義，標榜愛與和平的公民抗民行動不會和平結束。我會就「佔中」運動另文評論。但除非中央釋出善意，我擔心未來一年，香港會因為普選爭議發生嚴重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