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江關生
有關香港未來的特首普選以及應否愛國愛港的議題，坊間近來有不少奇談怪論，其中以港區人大代表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論點，最為聒耳。
譚惠珠說，愛國愛港的定義應從嚴。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即使宣誓效忠中國，還是不可靠，因為可以發假誓，故應由提名委員會先行決定誰是愛國愛港。
重溫鄧小平的講話，當知譚惠珠的誅心之論，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
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等時談到，「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
對於何謂「愛國者」，鄧小平有很清晰的界定：「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顯然，鄧小平的政治標準只是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劃線，「不要求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寬鬆的程度簡直超乎想像：相信奴隸主義的人，怎配去治理香港？
鄧小平也沒有說愛國必須愛黨。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或奴隸主義的人，意識形態與共產黨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口說愛共產黨，也只是吹牛。
鄧小平還說，「我們不是有個口號叫『中華民族大團結萬歲』嗎？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
鄧小平三落三起，文革期間先後戴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等大帽子，歷盡政治磨難。當他惶惶不可終日之際，大概想不到海外有知音——《明報》創辦人查良鏞。
查良鏞當時主政《明報》，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肯定鄧小平溫和務實的路線；譴責港共1967年在香港挑起騷動，支持港英政府平暴。左派對《大公報》出身的查良鏞恨之入骨，指斥他是背叛祖國、反華反共的「豺狼鏞」，要像暗殺林彬那樣幹掉他。查良鏞也確實收到過炸彈郵包。文革結束，復出掌權的鄧小平親切接見了這位武俠小說大師。鄧大人用行動為查良鏞「平反」，將昔日港共的誣衊之詞顛倒過來，也留給人們無限的思想空間﹕到底是緊跟中央的左派愛國？還是經常同中央唱反調的查大俠愛國？
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評論鄧小平提出的「愛國者」標準時，引用並贊同立法會前議員劉千石的比喻：「反對派只是不大聽話的調皮孩子」，「所謂的愛國派與自由派、民主派或反對派都屬於愛國者，二者分別是聽話的愛國者與調皮的愛國者。」
（〈和平革命中的司法管轄權〉，《北大評案．法律思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2月，389頁。）
如果認為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的話，如何解釋2010年中聯辦要跟民主黨秘密談判政改方案呢？
鄧小平在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進一步提到：「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以上論述全部見諸《鄧小平文選》。奇怪的是，香港的建制派，如民建聯、《文匯》、《大公》等，無一提及。
鄧小平從政治家的高度，大處眼，令各方面人心情舒暢。可惜，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沒有按照鄧小平設想的政治光譜，惟才是舉，擴大團結面，反倒是滲砂子——安插自己的親信，挖牆角——利用問責制來蠶食公務員體制，一味擴大左派的版圖。
譚惠珠在城市論壇說，普選只涉及選舉權，不必包括被選舉權。照此推論，帝制也不一定和普選牴觸了。皇帝挑兩個王子出來，給人民去選，也是普選！
譚的言論，是以我劃線，製造分化，蓄意挑動矛盾，企圖把擁有近六成選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候選人視為「敵我矛盾」，排擠出去，既「左」（比主子還要激）得離譜，也右（專制）得令人憎厭。
晚年鄧小平告誡過我們﹕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根正苗紅的傳統左派、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坦言﹕「假如將來的特首選舉採用一個高門檻的篩選機制，去保證中央不支持的候選人不能參選，社會就會反彈。」相比之下，其餘一眾左派只懂盲從附應，欠缺分析能力，連說句真話的勇氣和本事都沒有。
判斷譚惠珠愛國之難
在城市論壇上，與譚惠珠同台交鋒的夫子劉銳紹引述已故草委、老左派廖瑤珠的名言：
「愛國不分先後，但要分真假。」筆者聽後不禁莞爾。年輕一輩的也許不知道，八十年代中英有關香港前途談判期間，譚惠珠曾是港英政府銳意栽培、協助英國阻撓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一員幹將。
已故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曾指出：1985年他當選立法局民選議員，拒絕宣誓效忠英女王，結果促使港英政府修改誓詞。而在此之前已擔任四料議員（行政、立法、市政、區議會）的譚惠珠，至少作了四次效忠英女王的宣誓，加上後來被委任為太平紳士，合共五次。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港英派人以英方的意見來游說，譚惠珠就扮演了這種游說的角色。司徒華引述當時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的意思：「譚是英國的代表，為英國說話。」（〈且看看譚惠珠的昨天〉，《滄浪之水》）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憶述：就在鄧小平會見完鍾士元等人不久，匯豐銀行主席沈弼宴請他，譚惠珠作陪。講話最多的譚惠珠在席上建議中國政府「當香港的董事長，聘請英國當總經理。」許家屯寫道：「她很露骨地說：『這樣的辦法，英國可以接受。』」「沈弼說：『如果貴國政府採取譚女士的建議，香港人就可以免予恐慌，保持穩定繁榮了。』」
許家屯從而得出結論：以主權換治權，已成為英國政府對付中國收回香港的主要謀略。（《許家屯回憶錄》，97頁。)
譚惠珠後來改換門庭，投向北京懷抱。假設她競選下屆特首，批不批准她入閘，對特首提名委員會將構成一大難題。誰敢寫包單肯定譚女士是：覺今是而昨非的「真愛國」？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投機分子？睡在中方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打紅旗反紅旗的英方臥底？
五次宣誓效忠英女王都是「發假誓」的中方線人？還是連李後、許家屯都不知道、長期吃中英兩家茶禮的雙重「無間道」？
「中國是信守諾言的」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面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中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指香港、澳門）內實行資本主義。中國是信守諾言的。
將來根據基本法成立的特首提名委員會，有責任恪守鄧小平對世界的宣示和對愛國者的定義，不要陷鄧小平和中央政府於不義。除非有確鑿證據證明，某名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有顛覆中國的行動，才可將之除名。
未來有志參選特首的泛民主派也應該表明態度：無意與中央對抗，亦沒有企圖去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大國崛起，超英趕美，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位居全球第二，吹鼓手們也忙不迭地為「中國模式」敲鑼打鼓。和昔日與英國人簽署協議，以至起草基本法時相比，中國的綜合國力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回歸以來，北京在此地滲進了多少共產黨的人，收編了多少「港英餘孽」，中資在股壇佔據了半壁江山，解放軍亦兵臨城下。香港這片彈丸之地，早已在如來佛掌中，有何能量顛覆中國？鄧小平三番四次地說：「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要有這個自信心。」既然如此，借用已故總理趙紫陽當年問香港記者的話，反詰北京：你們怕怎麼呢？
鄧小平對普選態度保守但沒有否定
必須承認，鄧小平對香港實施普選的態度是保守的。他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表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
「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以後，香港人執政，香港也應該穩定。這是個關鍵。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
回歸以來，香港先後出過三任特首——董建華生不逢時（金融風暴、SARS），志大才疏，管治失當，腳痛下台。曾蔭權攀附權貴，漠視社會深層矛盾，完全沒有做好呢份工，任期屆滿，落得一個貪曾的污名；梁振英缺乏選民的認受，誠信成疑，施政舉步維艱，民望一直低水。而社會上充斥怨氣，爭拗不斷，關鍵是還沒有建立一套有選民授權、穩定的政治制度名義上是港人治港，但絕大多數香港人無權選舉特首，從梁振英的代號689（由689人的小圈子選出），可見一斑。
鄧小平還對基本法草委說：「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
鄧小平這番願景是26年前說的。時日無多，何不以人民文化素質較高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做試點，在2017年實行如假包換的特首真普選。台灣早在1996年已實現總統直選，至今已有五屆，一千多萬選民以選票做抉擇，政黨輪替，做不好就換人，沒有你死我活，已成民主憲政的常態。香港有良好的法治傳統，選民的表現不應該也不可能比台灣差吧？！香港人無法忍受再被忽悠下去了！學者一句「佔領中環」，已鬧得滿城風雨，蓄勢待發，這就是忍無可忍的一個重要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