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日前向法院申請更正選舉開支呈報，純屬計算的錯誤，當然沒有爭議，但他堅持從十一月而不是九月開始計算選舉開支，卻是極有問題，因為按照《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開支不是從正式宣布參選之日才開始計算，而應從他公開宣布有意在特首選舉中參選之日起計。
前不久，終審法院在「莫乃光案」已清楚解釋，一名人士是否公開宣布有意參選是一個事實問題，例如，公開推銷（「promote」）自己為該項選舉的適當人選，即使沒有正式宣布參選，實際上已符合條例中「候選人」的定義。
翻查去年各大媒體的報道，梁振英早在九月九日已表明自己為特首選舉作「備選」工程。《大公報》報道：「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首次明確表示，正準備參加下屆行政長官選舉，並會因應備選工程在適當時候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職務。」多份報章有同樣報道。梁振英並解釋，解釋用「備選」二字，是為了「一旦宣布參選之後，便有很多法例方面的要求和限制，包括競選經費方面的限制。」這是梁振英語言「偽」術的一貫作風。
這樣看來，雖不用參選之名，已有宣布有意參選之實。他還不時向傳媒談「備選」的進展：九月二十日，表示正式向行政長官曾蔭權請辭並獲得接納；十月二日，被問到是否籌組了競選班底時表示，進展十分順利……
他的言行，引起記者質疑「備選」是否已要計經費。
若應由九月起計，梁振英沒有申報九月至十一月的選舉開支，便屬違法，要受廉政公署調查。這個問題，代表律政司長的資深大律師已在法庭上公開提出，而法庭亦在判決書上紀錄，梁振英應向公眾交代，傳媒和立法會也應跟進，不能任由特首有法不依！
金針集 :梁特首不答問 學者指如同政治自殺
行政長官梁振英後天將出席立法會大會，但他不會和前任特首般和議員針鋒相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上周突然表示，特首今周到立法會向議員發言，如以往般不設答問。曾鈺成認為屆時如果議員認為特首有發言不清晰地方，可要求特首澄清，但他表明不會令特首發言，變成和議員之間辯論。
縱使曾鈺成一再指特首出席立法會會議，卻不讓議員答問是「以往」做法，但他同時在舉出例子時卻指，只曾在02及07年應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和曾蔭權要求，到立法會發言而不設有答問。縱使回歸15年來，有關做法只曾有兩次，可見特首「不答問」極為罕見。
兩位前任行政長官都秉承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做法，到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難以想像政治氣氛應愈見開放的今天，在任的特首會反其道而行。更何況，梁振英一向強調自己是「開誠布公」，透明度極高的政府，卻不讓具民意基礎的議員質詢，梁振英似乎怎也說不過。
而且，他早在選舉時以至上任後都強調自己重視行政立法關係，但到立法會卻不願接受議員質詢，完全無視行政立法關係。不要說泛民，就是建制派的立法會前內會主席劉健儀，早年亦指希望日後特首能每月到立法會答問，行政立法關係才有改善空間。
梁振英「不答問」的決定，亦引起對《議事規則》的爭議。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有就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作出闡釋，根據《議事規則》8（a），確有容許行政 長官「在任何其認為適當的時間，包括特別會議上，向立法會發言」。但同時8（b）卻又列明，行政長官「就政府的工作，答覆立法會議員向其提出的質詢」，於是這裏出現一個有趣「思考遊戲」：除非行政長官不是就政府工作發言，那他就可以不接受議員質詢，反之如他所交代的是「政府工作」，似乎沒有理由不接受議員
質詢。這思路不單合乎邏輯，更合乎基本法第73條對立法會工作的規定，該條第五款說明，立法會可行使「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
特首到立法會只作講話而毋須接受質詢，筆者初步看《議事規則》就沒有直接明文做法，反而對「獲委派官員」就有規範，《議事規則》第28條的兩部分就說明，獲委派官員
就因公共利益問題，可在開會前知會立法會主席，然後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表聲明；而議員是不得就這項聲明辯論，除非得主席同意和聲明有關，議員就可提出簡短扼要的提問。簡單講，行政長官將於周三的「發言」，似是《議事規則》對官員發聲明的做法，更令人感到他好像避過《議事規則》對行政長官在立法會角色的規範。
「不答問」從法理上有違規之嫌、從政治上不合政治道德，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認為，梁振英疑似利用《議事規則》空間避開有直選背景議員的質詢，「即使規例下容許，這也是明顯政治上倒退，只會增加香港人對其不信任，甚至鄙視」。他批評梁振英「不答問」的做法，脫離國際社會標準，和港人希望政府具透明度的
核心價值相違，「香港已是半民主政體，你只自說自話卻不讓議員質詢，猶如獨裁式一人說了算；特首只由687票選出，但立法會議員，部分卻有幾十萬票基礎」，他直指梁特首這如同「政治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