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 愚蠢．傲慢．貪腐

不少香港人反對捐款給雅安地震，背後是不滿專制的擴張，及由此產生的愚蠢與貪腐。
倘若李子誦看到香港《文匯報》四月二十六日的評論文章，他會做何感？正是在他擔任這家報紙的社長時，該報在一九八九年以開天窗的方式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以抗議北京的戒嚴令。

二十四年後，該報的評論文章宣稱： 「反對派以內地善款缺乏監督為由發起所謂『抗捐運動』，其實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其本質是將賑災政治化，對內地進行政治攻擊……這其實是『反國教』的延續，目的在於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

文章針對的是香港社會的新情緒。剛剛發生的雅安地震與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在香港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應。在上一次，香港群情感沛，政府與民間捐助了一百億港幣，而這一次人們則發起了「抗捐行動」，反對民間與政府的任何捐助行為。

很多因素造就了這五年來的變化。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於中國官方機構的信任破產。香港人發現，他們的捐助被紅十字會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腐敗與無能所濫用，它化作了政府的豪華車與公款吃喝，援建的學校則不僅仍是「豆腐渣工程」，甚至還因地產項目被拆毀。其次，它與中國再度擴張的專制制度有關，經由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成功和隨後的西方金融危機，共產黨政權變得更為傲慢，它加緊了社會控制、打擊異議分子、卻面對一連串的社會危機毫無作為，它還把這「維穩」的思維與形式引入了香港，讓早前它作為中國復興者的形象大打折扣。

而在這五年中，也正是「中港融合」的加速期，北京原本以「輸血者」的姿態出現，開放「自由行」來幫助香港經濟，未料到卻引發了新的衝突，內地人反而變成了香港資源的掠奪者，「蝗蟲論」不脛而走，一些香港人不僅厭惡中國的政治制度，甚至對「中國人」也表現出某種反感，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既是這制度的犧牲品、也是支持者。緊接著，在政治改革與特首選舉上，北京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干涉姿態，人們發現，香港不僅沒扮演未來中國的引領者的角色，反而有「內地化」的趨勢。

面對這新變化，《文匯報》的評論表現出的態度是，它不準備理解這一切，而準備把它置於新的「敵我矛盾」中，香港的「顛覆性」再度突顯出來。

從「痛心疾首」到「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的論調，從李子誦到此刻的社長總編輯，《文匯報》的變化再好不過的折射出這個政權的變化。在八十年代，不僅李子誦，還有許家屯、金堯如、李菊生等人物，他們或為北京派來的官員、或為本地左派機構的領導人，他們仍以一種開明的態度面對香港事務。這與中國內部的失敗有關，在經歷了無窮的運動與鬥爭之後，這一代共產黨員發現自己的努力完全錯了，他們對自己缺乏自信；也與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差距有關，比起中國大陸的貧窮與落後，香港繁榮而先進，有他們無法理解的複雜性；也與他們的成長與教育背景有關，他們大多是在一種民國式的理想主義環境中度過少年與青春，但即使被政治運動摧殘，他們還保有個人特質。

二十四年後的今天，跑馬地的新華社變成了西環的中聯辦，北京成了世界新強權的中心，《文匯報》與《大公報》依舊出版，一切風格卻變化了。天安門事件清除了共產黨黨內殘留的開明派，在中國經濟崛起時，一股嚴重的政治退化則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發生。除去眼前的權力與利益，新一代的官員們什麼都不在乎。新獲得的財富滋生了權力的膨脹，也鼓舞了他們的傲慢與無知。新貴們在一個文化匱乏、充滿無謂鬥爭的環境中成長，不要說中國情懷、理想主義，就連基本的理解他人的能力都缺乏。而為了獲取更大的資源，他們也傾向於誇大問題，以便為自己贏得更多資源。

或許，我們也不應誇大李子誦等人的理想性與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態度的轉變，不過反映出這個組織本質的根本特性，它是高度實用主義的，當它處於弱勢時，它要「統戰」你，當它強大時（哪怕暫時），它就要藐視你、踐踏你。

它的愚蠢也從不是來自於真的愚蠢，而是高度的傲慢與封閉，它也可能隨時因需要而放低姿態。香港的抗爭道路，註定曲折而漫長。

許知遠: 台灣的受困情緒

作為八零年代初寶島校園風雲人物，吳睿人詮釋台灣的深層焦慮?恐懼與被壓抑的自尊。

來，中國人，喝一杯蘇格蘭的Whisky，他用熱情、富有磁性的嗓音對我喊道，這樣的嗓音天然的適宜演說。

我到來時，這小酒館的二樓已擠滿了面紅耳熱、東倒西歪的青年人，盤中的秋刀魚、牆上的日本老電影海報，都如歷史的風乾物。

不過，他散發著特別的活力，雪白襯衫被結實身材繃得緊緊的，酒精也讓他更為放鬆。這是他五十歲的生日，前來助興的是他的學生，他喜歡置身年輕人中，彷彿他的青春期從未徹底結束。

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不?雅致，卻有一種熱氣騰騰的活力，它還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見證地，當年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都喜歡出沒其中，在台啤的助興下，暢所欲言。

我不知道他對於這家小店的感情如何，他曾是台灣大學歷史上第一位非國民黨的代聯會主席，是一九八零年代初台灣校園的風雲人物，也是黨外赫赫有名的「新潮流系」最早參與者，但在歷史狂飆之時，他卻不在場。在短暫接觸中，我總感到他對於這種「缺席」的難以釋懷。他的濃烈個性、進入舞台中心的雄心，都令這「缺席」感更為尖銳。

這經歷也令他的學術研究帶有一種奇妙的個性。在華人世界，他以《想像的共同體》的譯者身份聞名。我還記得十年前讀到這本著作的感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幾乎是炫耀式的博學多聞，大大超出了我的知識結構，我迷失其中，完全找不到頭緒，倒是譯者的同樣華麗卻篇幅適中的導讀，給了我大致的思想輪廓，在短短的譯後記中，更流露出濃烈浪漫的個人情緒，這裏面滿是這樣的句子，「是以在那簡陋風寒永遠黃昏的地下室，我凝神守護一個想像的成熟，看顧一個共同體的誕生，遺忘日光、雨雪、風與霧」，「在芝加哥地下室的荒涼隱遁中，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為我記錄時間之流，舒伯特的《冬之旅》伴我進入羈旅之夢，而吳晉淮的《港口情歌》幫我記憶那即將以往的故鄉的方向」。

在那個時刻，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其中蘊涵的強烈的受困的台灣情緒，只覺得作者再恰當不過的符合我心中的浪漫主義者的形象——熱情而不安，自戀又憤怒，對自己的邊緣身份耿耿於懷，連他的文章落款都滿是這種色彩——「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午夜於密歇根湖畔斗室」，一個黑暗、逼仄的空間。我記住了吳睿人這個名字。

小酒館裏短暫的相見的第二天，我又來到他在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的辦公室。他先是為昨天的失禮抱歉，不該用半玩笑的口氣叫我「中國人」，似乎有某種敵對的意味。我把這理解成他一貫的姿態感的延伸——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

在巴赫與烏龍茶的伴隨下，他談起了赫爾曼·赫塞與七等生，他在風雪中的芝加哥的台灣鄉愁，他的以《福爾摩莎的意識形態》為題的論文，對於民主後的台灣社會的平庸化的不滿……這是坦誠而動人的談話，儘管它常有過度抒情之嫌，在很多時候，為了完成對於表述美感的需求，他不惜誇大事實與感受。

倘若讀過以塞亞·伯林對於「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描述與分析，你會發現他的個人的思想與情感歷程，再完美不過地體現了這兩個概念在當代台灣的映照，個人感受與集體命運間的相互作用——受傷的自尊如何轉化成集體性的反抗。

即使對他的浪漫化表達有了充分的準備，當我聽到他用「賤民」來形容台灣的國際地位時，仍讓我吃了一驚。在大陸洋溢著「台灣熱」，被台北雅致、悠閒的日常生活吸引，嚮往於這個島嶼的民主試驗時，作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卻在說一個世紀來的台灣從未擺脫這種「賤民」身份，它總處於日本、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陰影下，難以獲得自身的主體性，不斷招致羞辱。在幾年前那篇《賤民宣言》的文章中，他流露出極端的絕望，台灣缺乏力量改變現狀，它唯有通過自身的悲劇來提供某種道德?發，而台灣唯有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才能獲得意義與新生，用自身的悲劇來映照出籠罩在它上方的帝國的黑暗。

吳睿人這些詩化、常過分自虐的感受，或許扭曲了台灣現實，也可能並非台灣對大陸的常態感受。但倘若北京真的希望理解兩岸的癥結，就必須傾聽這些聲音。那種經濟紐帶可能帶來淺層的融合與依賴，但一個社會深層的焦慮與恐懼、被壓抑的自尊，隨時可能轉變成巨大的歷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暫時的平靜。十九世紀來的民族主義浪潮不斷印證了這一點，而此刻的台灣，則也仍處於這股浪潮中。

李柱銘 — 被誤解的愛國者(上)

【作者：許知遠】 

 

「你當真要寫這些嗎？」他停頓下來，臉上滿是懷疑，似乎不理解，為何有人會對陳年舊事感興趣。他正說的是父親李彥和，一位昔日的國民黨將領，「他真是個天才式的人物，一生正直」他又忍不住加上了一句。

香港正是初夏，小雨浠浠瀝瀝，這半山上的公寓,落地窗外一片迷濛。他穿著白襯衫,整齊的束進腰帶裡，腳上的黑皮鞋光亮。他雙頰消瘦、鼻樑上架著無邊眼鏡，精神钁鑠，一眼望去，很難相信已經74歲。

在香港，他的名字與形象無人不知，他與去世不久的司徒華一樣，被視作民主運動的靈魂人物，人們不直呼他的中文名字李柱銘，而習慣叫他馬丁 （Martin），倘若你用更隨意、更當地語系化的說法，乾脆稱他是「大狀」——他是著名的大律師，在殖民地時代，這尤其是權勢與聲譽的象徵。在國際舞臺 上，在這座人群、摩天樓與金錢湧動的城市，他是「昂山素姬」與「達賴喇嘛」式的人物。這類比當然不夠恰當，他從不用遭遇監禁與流亡之苦，除去偶爾的街頭遊 行，他總是坐在佈置舒適、有冷氣的房中。只有一次，他曾捲入一場無厘頭的「暗殺風波」。當他要為香港人的命運奔波時，出入的則是歐洲議會、美國國會與顯要 政治人物的客廳，在電視與報紙上發表觀點，領受榮譽。每個國家、地區追求民主都有不同的特性，尋求國際力量支援、溫和的抗議、從法治延伸到民主，正是香港 的特徵。再沒有一個人象他更能代表這種理性態度了——一位元熱衷於邏輯的大律師，一位法治精神的篤信者。

但在中國內地，他卻鮮為人知。人們熟知李嘉誠、金庸、劉德華，他們作為香港金融與娛樂的標籤深入中國社會。這座城市的政治身份卻被有效的忽略了，很少有人 聽到李柱銘與司徒華這樣的名字，即使在報紙上偶然出現時，也是作為被批判的對象。自從在1989年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後，他就被視作某種「叛徒」，一名 頑固的「殖民主義」迷戀者。除去2005年偶然而短暫的前往廣東，他從不被允許訪問中國內地。他與自己的同志們，不自覺的延續了孫中山以來的香港傳統—— 在中央權力眼中，他們是「顛覆者」。

很有可能，我是這二十年來第一個訪問他的中國記者。我多少覺得緊張，不知該怎樣開啟談話。他鎮定、禮貌，卻無形多出一分距離感，他可沒興趣或許也不知道， 如何讓一個客人放鬆一點。我們來自截然不同的世界，語言也不太相通，我始終難以掌握廣東話。他先是用普通話，清晰卻緩慢，似乎不太自信於自己的表達，突然 間，他講了一個英文詞，然後一切順利的滑向了英文，在發現我完全可以跟上他的敘述時，他又不由的加快了速度，我感覺的到，他獲得了充分的自由。最終，一個 北京人與一個香港人在英文裡，談論這個城市的過去與未來。

交談是笨拙的，我從老掉牙的回歸問題問起。那時，梁振英剛當選特首不久，倘若鄧小平活著，該怎樣看待現在的香港。「我想，當他提出「一國兩制」五十年年不 變時，他是看到香港安定繁榮、有自由與法治，而中國剛開始開放，我想他希望中國也走這條路，他那時他就希望放棄共產主義，最終能向香港一樣，在這50年過 程，中國會向上，而香港則會被拉下一些，最終在某一個點匯合。」

這是他一貫的觀點，他對於鄧小平仍有良好期待，而現在的情況則違背了他的初衷。我該說他富有洞察力，還是過分的天真，或者對於他來說，這兩種品質永遠在一起。

我環顧四周，屋內的陳設簡潔，是「西方與東方的相逢」，厚厚的地毯、白色沙發、茶几上的洋裝的瓷娃，牆上掛的則是遒勁的隸書與狂野的草書，還有幾幅關於早 期香港的水彩畫——該是英國人在19世紀中葉的作品，是再典型不過的殖民者眼中的「異國風情」。而每隔15分鐘，菲律賓女傭就來添茶，倘若茶杯還是滿的， 就端走，換上新一杯。這也是英國式的。

我忽然想起了他的父親，一位國民黨將軍。在一些零星的記載裡提到他與周恩來相熟，這種家庭對他造成怎樣的影響。

氣氛一下變化了，我感覺到他的眼神的閃亮、神情的放鬆。「他們曾辯論了一整個白天，試圖說服對方，在沒有結果後，又談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握手致意。」 他說起父親與周恩來在里昂的一場見面。與周恩來一樣，惠州人的李彥和，都出生於19世紀末，都不可避免的捲入了現代中國的戲劇，抵抗外侮、尋求民族富強是 這一代人最重要的故事。因為兩位傑出的革命者李石曾與蔡元培的所創辦的項目，李彥和幸運的獲得了前往法國讀書的機會。

與差不多同時赴法的周恩來、鄧小平不同，李彥和是一個真正的求學者，他在里昂大學獲得了藥劑學博士，很有可能，這是法國的第一個華人博士。這不意味著他沒 捲入了正在興起的黨派之爭，留學生遠離家鄉，對於民族崛起的期待尤甚，而1920年代的世界則充斥了各種意識形態。在周恩來等人被時髦的共產主義吸引時， 他卻沒太動心，他是少數支持國民黨的學生中一位，相信三民主義。你可以想像，李彥和與周恩來與徹夜辯論，不過是這些熱情青年人無數個類似夜晚的其中一次， 中國的命運激發出他們的最猛烈的熱情，不管他們選擇了怎樣的道路，目標卻是一致的，要贏得民族尊嚴。

「我的父親是很清廉，這在國民黨中很少見」，他一再的說。李彥和歸國後先是做過藥商，然後從戎，加入了廣東同鄉兼拜把兄弟余漢謀的部隊。清末民初的動盪， 給兩廣子弟提供了意外的機會，青年人離開了學堂，就跨上了馬背，革命、二次革命、粵桂之戰、北伐、中原大戰，這局部戰爭從未中止過，昔日的同志變成了今日 的敵人，今日的敵人又匆忙達成了新的聯盟……而黨派之爭似乎還沒徹底摧毀私人情誼，據說在大肆清剿共產黨之時，李彥和曾私下營救過不少黨員。

李彥和第一次躍入歷史舞臺是在1936年。這一年，廣東的軍政領袖陳濟棠密謀一場反蔣行動，與日本人秘密聯絡。作為十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的李彥和說服司令 余漢謀反對陳濟棠，擁護蔣介石。反對同為廣東人的上司，去效忠一位身在南京的浙江人，推動李彥和的必定是對於國家的憂慮——日本人已經到來，而大戰迫在眉 睫，這是民族大義。

「我父親勸說了余漢謀三次，第一次，父親提出了日本人的證據，餘漢謀拒絕了，他說自己是陳濟棠的下屬，必須忠心;第二次，父親又勸說他，要忠於國家，而不 是個人，又被拒絕。到了第三次，父親拿著槍闖入了余將軍的房間，對他說，這房間已被包圍，集團軍中九位師長中的七位正站在門外，他們都希望你能反陳擁蔣， 如果你還不同意，可以把我交給陳濟棠，槍斃我，但我還是希望你能加入我們。最後，餘漢謀同意了。」一定從小就聽過父親的講述，他說起細節來繪聲繪色，帶著 一個小孩子式的興奮。或許對於一個74歲的人來說，能這樣回憶父親，也是另一種重返童年，對這一路歷程的再一次確認。

政變改變了李彥和的命運，蔣介石召見他，請他吃了好幾次飯，希望他能留在南京任職。為此，他剪裁了三套燕尾服來出入這即將淪陷的首都的社交界。他還是回到了廣州，要繼續與他的拜把兄弟在一起。

日本人的入侵讓這些中國的內部之爭都暫時收斂起來，李彥和繼續與餘漢謀並肩抗日，出任過第七戰區的政治部主任，授予中將軍銜。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一定對他的正直與忠誠印象深刻，邀請他出任監察院的監察委員。

這必定是不算愉快的經驗。誰也未料到擊敗日本、眾望所歸的國民黨政權，僅僅用了四年就丟掉了中國。

「他不去臺灣，國民黨太腐敗了，他相信它在臺灣還會繼續腐敗，而他也不相信共產黨，我們全家來到了香港。」李柱銘回憶說。

與很多風雲一時的人物，這位昔日的國民黨中將在逼仄的香港落腳，以教書為生，脫下軍裝與官服，他還是個地道的中國文人，先後在官立文商學院、九龍華仁書院 教授國文。他似乎安於現狀，在這殖民地卻很少感到民族主義的壓抑。在李柱銘長大的過程中，只記得周圍的同學紛紛前往臺灣，多虧朝鮮戰爭，國民黨在臺灣站住 了腳，開始召喚流落海外的昔日同志。而北京的新政權也同樣要贏得這些海外華人的心，主管外交事務的周恩來當然不會忘記他在法國留學時的舊友。所以，李柱銘 記得幾乎每一年都要搬家，長大後才知道，這是父親為了避開周恩來派來的統戰者，想邀請他回北京，共商國是。李彥和不信任共產黨，來自一個樸素的道理。「父 親說共產黨是沒有未來的，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但共產黨是破壞家庭的。」他這樣回憶。從父親口中，他還知道自己差一點成了孤兒。當他們全家在 1949年移居香港時，父親與母親商量好，倘若共產黨軍隊進入香港，他們就跳海，希望共產黨人能放過孩子們……

失望于國民黨、又不信任共產黨的李彥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香港接受自由的教育。當李柱銘有意修讀中文預科課程時，父親卻堅持讓他選擇英文——在這個殖民地，它更有出路。
     
(原文刊於《號外》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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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緬甸的中國情緣

緬甸是中國眼中的邊陲文明，是中國遠征軍的悲壯戰場，兩國關係遍佈著迷人的歷史脈絡。

緬甸全國民主聯盟召開第一屆大會、萬事達信用卡安裝了第一台POS（銷售管理系統）機、離境表格被廢除了、新聞法案正在積極起草、第一家日報將很快誕生、汽車已塞滿了街頭……

在仰光，你感到一切都變得太快，舊秩序在瓦解，新嘗試不斷湧來。「你應該更早些來，天天有人在街上遊行」，不止一位本地朋友對我說。閉上眼睛，我幾乎可以想像那樣的場景，在壓抑了多年之後，人們要拼命表達自己。一切都那麼振奮人心，政治犯被釋放、新聞審查結束、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的政黨再度集結，在每一場轉型發生時，總有一個曼妙的蜜月期……

我到來時，變化從政治領域迅速引申到經濟與社會生活，個人的創造力與慾望正被釋放出來。

在炎熱尚未散去的午後的小巷裏，坐在路旁的露天茶室內，這個城市總給我一種混雜的感受。在很多方面，它仍充滿異域風情。男人們穿著長裙式的「隆基」，常常當街展開再繫上，再在腰上打上一個突出的結；女人們的臉上總塗著白色粉末，這是本地的護膚品，穿著紅袈裟的小僧侶總端著黑缽四處化緣，不管你走到哪裏，佛塔與佛像總是抬眼可見。破敗與貧困仍四處顯露，那些英國人留下的紅磚樓無人理會，在日本早已淘汰的公共汽車仍開在路上，裏面擠滿了人，即使是五星級的酒店也要常備發電機，電力供應總是不足……但從城市的佈局、那殘破卻壯觀的英式建築，你完全可以想像它昔日的輝煌。這個仰光，曾是東南亞最閃耀的城市，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尚不聞名時，它就已經以文化活力著稱。這個仰光被一個封閉政治制度所扼殺，陷入了漫長的停滯與衰敗。

在來仰光之前，我對於緬甸幾乎一無所知。依稀記得諸葛亮的《出師表》中有「深入不毛」一句，這「不毛」可能正是指向這個地區。不過，這一印象也正表明長久以來的中國中心論帶來的可怕後果，對於中國來說，緬甸與中國周邊的很多小國一樣，不過是文明的邊陲，我們無須了解。而進入了現代世界，它則是悲壯的中國遠征軍的戰場（到了仰光之後，我才知道緬甸人對於我們引以為豪的遠征軍多麼厭惡，正是這場遠征為日後緬甸的內戰埋下伏筆，而遲遲無法結束的內戰，則阻礙了緬甸種種發展與變革）。

而至於過去的二十年中，像很多人一樣，這個國家在我腦中印象都是定格於昂山素姬，是一幕道德劇。當讀到她對於極權體制的分析，對於反抗的追問時，你感到一種深深的觸動。我還記得她在一九九一年的文章中對於恐懼的描述：「生活在一個否定基本人權的制度內，恐懼將成為每天的命令。恐懼被囚禁，恐懼被折磨，恐懼死亡，恐懼失去朋友、家庭、財產或生存手段，恐懼貧窮，恐懼孤獨，恐懼失敗。」而她相信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中，革命本質是精神上的革命，「一場僅僅要改變政府政策與制度以提高物質水平的革命，不會取得成功。沒有一場精神革命，那些創造舊秩序的邪惡力量會依舊運行，對於改革與新生的進行不斷造成威脅。僅僅去呼籲自由、民主與人權是不夠的。鬥爭還必須有一種決心，去為真理而犧牲，去抵制慾望的腐化影響、脆弱、無知與恐懼」。與捷克的哈維爾一樣，昂山把抗爭的實踐與哲學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但當我站在仰光的街頭，才真實地意識到這個國家發生的一切是如此的複雜。緬甸的民主轉型不斷被動人地描述，描述者卻往往忽略了它複雜的背景，昂山素姬引人欽佩，但沉浸於她的個人故事則實在有失中肯。而緬甸與中國的關係，則更是遍佈著迷人的歷史脈絡，它足以折射出中國自身的特性——它常是令人不悅的。

人類的歷史往往充滿了意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馬尼拉與仰光，曾是亞洲最富裕與富有希望的城市，它們卻暗淡了。而身處此刻的仰光，倘若再過二十年，它再度大放異彩，分析家恐怕要總結出一整套嶄新的緬甸模式——和平的政治變革、高速經濟發展、穩定的社會秩序，這三者是如何相互保障的。屆時，此刻志得意滿的中國，恐怕才能對它表現出真正的好奇心。

 

許知遠: 體制內的反叛者

許信良仍相信，李登輝原本只是個過渡者。“蔣經國把最重要的人物一個個去掉，王昇外放到巴拉圭，也沒有選擇有孫運璇，他有被東北幫的系統，本土的林洋港、謝東閔也被排除掉”，他說，“李登輝是個技術官僚，沒有背景，真正的繼承人還是蔣家人。”

為他的大膽推測作証的，是以竹聯邦為首的黑道力量迅速擴張，在八十年代初，這些“外省挂”的黑道到處設立堂口，招兵買馬，從地下浮出水面，卷入正當商業與社會秩序。“這就像你們的民兵，不是正規武裝，卻可能在關鍵時刻起作用，蔣經國是靠特務起家的，蔣孝武除此外，還有黑道，這是他的私人武裝”，他繼續解釋說。

距離蔣經國逝世已四分之一世紀，重溫這些細節還有什麼意義嗎？一股對蔣經國時代的懷舊之風正在興起，他代表的是一個經濟增長、社會安定的時代，一種清廉、親民個人作風，更何況，他還在關鍵時刻，放開了政治與社會控制，開啟了民主化旅程。

“我不認為他對民主有貢獻，在形式上他沒鎮壓民進黨組黨，但這是因為他知道蔣家結束了，反正誰拿去了都一樣”，許信良可沒准備接受這套觀點，他可不相信一個獨裁者會主動放棄權力。當他還在洛杉磯編輯《美麗島周報》就這樣推測，因為作家江南在舊金山的遇刺，才打破了蔣經國的安排，蔣孝武難脫關係，美國的壓力又接踵而來。

這是一個歸國無望的流亡者的陰謀論的推測，還是一個深諳國民黨文化與蔣經國的局內人做出的准確分析？而20多年後，他對自己的觀點仍篤信不疑。

他曾經深得蔣經國青睞，是有“摧台青”之稱的權力本土化運動著力培養的對象。蔣經國深知時代已經改變，他不可能僅僅依賴於外省的統治機器來控制此刻的台灣，經濟增長與吸納本地精英，變成了新的合法性的支柱。本省人、中山獎學金獲得者、接受過西方教育、在中央黨部工作、還是《台灣社會力分析》作者之一，許信良是這個新貴集團中最耀眼的一員。

即使在“中壢事件”爆發後，蔣經國也未對他喪失信心。這一事件不僅是許信良個人、也是台灣政治史的分水嶺。這是“二·二八事件”三十年來，台灣第一次群眾暴動，一次對國民黨政權的公然反抗，反對者們突然嘗到了群眾的滋味。蔣經國克制了鎮壓的沖動，許信良不僅成為了縣長，還因此贏得了全台灣與國際性的關注。而在競選前，他因執意要參加這桃園縣縣長的角逐，被開除黨籍，是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的。他仍被容忍了，倘若參看他被開除後言明心志的文章《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員》，你會發現，他才是這個黨最理想的成員，他在這篇文章中表現出的心態仍是“忠誠”——他忠實於那個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充滿社會理想的國民黨，卻不是現實政治中的國民黨，他在省議員期間對民生問題的關注，正充滿昔日國民黨左派的社會關懷。他在文章結尾寫道：“吾黨無烈士久已，誠願以一己政治生命之犧牲，激勵吾黨黨魂黨德之復興！吾名雖不列中國國民黨黨籍，吾心願長為中國國民黨黨員！”

他成了體制內的改良者，一個可以容忍，偶爾還得到鼓勵的異端，蔣經國仍在考察他，或許還要更大膽的啟用他。“他這個人很深沉，完全喜怒不形於色”，許信良還記得在桃園縣長任上，蔣經國來視察，還進了他的宿舍，長談了五、六個小時，非常客氣的問他，許縣長，將來台北蓋捷運，是走地上好，還是走地下好。許信良的妻子則記得，這位小蔣總統極客氣溫和，但身體狀況不佳，在臨走前穿鞋子，費力地把腳伸進鞋子卻不得。

一直到1979年的橋頭事件，許信良才與這個體制徹底決裂，這個前國民黨黨員，半主動、半被迫的成為了“黨外”的領袖人物，成為了這個體制的首位重要的叛變者……（待續）

許知遠: “暴徒”的微笑

一

走進房門，迎面就是那幅著名的黑白照片。那是在1980年3月18日的台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第一法庭上。在頭戴白色頭盔的憲兵的押解下，“高雄事件”部分受審人一字排開、表情各異地站著。施明德正好在圖片中間，與身旁普遍的嚴肅與茫然的表情不同，他竟雙手插兜，咧開嘴在笑，那得意的神情，仿佛不是在一場很可能被判處死刑的審判上，而是出席一場朋友間的聚會。照片被放大、噴在一整面的玻璃牆上，似乎引你跨入另一個時代。

這不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刻，也是台灣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決定性瞬間”之一，這令人意外、漫不經心的笑容，像是在暗示在嚴酷的冬日正在過去，破冰聲正傳來。

在裡間的辦公室內的綠牆上，則掛著滿牆的小幅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台灣民主史上的著名人物與事件，黃信介、許信良、余登發、橋頭事件、《美麗島》編輯部，他都是這些事件的參與者與見証人，黑白的光影對比，令它們既真實又神秘，似乎牢牢地確認了對過往的解釋權。

我在台北郊區的一處幽靜的半山上的別墅裡，見到施明德。他身材高大，穿藍色牛仔褲、寬鬆的白襯衫，長發蓬鬆，鬍鬚修建得乾淨，整個人望去得體又瀟洒，既不像一位71歲的老人，更看不出25年牢獄生涯的痕跡。

他溫暖、客氣、瀟洒，卻又高度形式感。不管是我們見面的形式、還是談話內容，都給我這樣一種強烈的印象——在我遇的人中，再沒有一位比他對自身更富有歷史自覺意識。我們沒有面對面相坐，而是並排坐在兩張側過來的椅子上，一架小型攝影機則擺放在不遠處。我同朋友與他的兩個漂亮女兒，則列席在兩旁，這使得我們的談話像是一場會談，是為了鏡頭與聽眾而發表意見。他也正有此意，他多少擔心年齡尚幼的女兒，難以了解這個父親的多姿多彩的過往，他們間過分懸殊的年紀，多少令他覺得這種講述與記錄的緊迫感。

當他開口時，有一種奇特的“個人化的非個人語氣”，他在動情地講述自己觀點，卻又似乎代表著某種抽象的歷史敘述，有一種不容質疑的絕對性。

面對著我這個北京客人，他自然要從台灣“二二八事件”之的政治結構說起，似乎要給我補上一小節濃縮的歷史課。他的獨特性也因歷史背景，而倍顯突出。在他的自述裡，在他的公開談話裡，當然也在對我這樣的陌生拜訪者的講述中，他也一定會說起，他做過中華民國四任總統的牢，歷經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與李登輝……

“台灣沒有一位政治人物比我資歷更深的，包括李登輝在內，儘管他年紀更長”。為他這個看法作注釋的是他在1962年的首次入獄。

很顯然，他已把50年前的一個躁動青年的遭遇，當作了一種成熟意識的反抗。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他似乎很確信，自己早已形成了一種堅強、穩定的內在意志，正因此挺過重重難關。我對此多少有些懷疑，他有些太過浪漫化自己的過往，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駁，倘若他沒有這樣的自我暗示，他怎能熬過那些漫漫長夜，“自大”與“先知”總是如影隨行。

當施明德站在1980年的法庭上時，不僅他的微笑，還有他的自我辯護，都顯得如此不可理喻，像是來自另一個時空，根本不知現實為何物。在法庭上，他大談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看法，對於台灣未來思考，解釋自己所創的“暴力邊緣論”，他不僅沒有為所謂“罪行”申辯的意思，甚至一開始就放棄了對個人命運的憂慮，他始終談論的是台灣的命運。

而在審判的間歇時間裡，他則趴在監獄的地板上寫出了洋洋灑灑數萬言的“遺囑”。在這篇副標題為“一個奉獻者的最後自白”的政治遺囑中，他回憶自己的一生（他不過39歲，卻感到死期將至），他的政治意識覺醒的過程，他對於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判斷。

時隔三十年，這份文本仍散發出一種詭異的魅力。那種高度自我與高度忘我的精神，竟這樣奇特的結合在一起。他毫不諱言自己正是“一九八O年台灣最轟動的男人”，而且以第三人稱的口氣自問“這個‘最轟動的男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他還許諾說“如果我還能活得夠久，我會把自己極端傳奇的一生，包括極精彩的一連串異國戀情，做更詳實的描述。”

但同時，在分析台灣民主的四大階段與四條路線時，他又表現出罕見的清晰，在身陷絕境、手邊毫無資料參考的情況下，竟寫得像是法律條文般富有邏輯性。而他大膽提出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不僅擊中了那個時代的國民黨統治的核心，而且仍適應於此刻的台灣……

二

1977年6月從獄中出來的施明德，想必難以想象人生還會贏來這輝煌的一刻。他在監獄中耗盡青春，如今妻離子散，母親去世了，大哥則在恐懼中難以自拔，一切卻要重頭開始。

進入監獄時，一切平常事物都變得珍貴，而重獲自由時，又意味著新的困惑與挑戰，和入監時一樣，它也先從一連串細節開始。

出獄第一晚上，接他的大哥安排他住旅館，他在抽水馬桶前不斷嘗試，把馬桶坐墊掀起再放下，不知該是蹲在上面，還是坐在上面。他不會用投幣電話，仍到電信局打電話，新型百貨大樓的自動門讓他很緊張，不知怎麼推門進去，第一次坐計程車則忐忑不安，不知該怎麼打開車門……在他被禁錮時，台灣的經濟起飛已經開始，一個忙碌的現代社會正在形成，這也是個混雜的、令人費解的新社會。

新事物或許容易掌握，舊的恐懼卻很難立刻消失，與人談話時，他眼光四處張望，到家裡，會習慣地搜竊聽器，到處亂塞東西，他不管到哪兒，背包裡都帶著衛生紙、肥皂、牙刷、牙膏，他被深切的不安全感包圍，不知什麼時候被抓進去。

最能表明這生命的斷裂感的，是他對女人的態度。剛出獄時，他走在路上注意的總是高中女生，他的趣味仍停留在入獄前，他是軍官學校的學生。在夜晚去酒店時，他緊張的坐在小姐們中間，陷入莫名的緊張。他的人生，像是在一枕黃粱夢後醒來。

或許最令人難以適應的是社會態度，這個仍未擺脫政治恐懼，又一頭扎進發財夢的功利味道十足的新社會，該怎樣接納這個幾乎毫無生存技能的政治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貨車捆工，多虧另一位出獄政治犯人的幫助，他穿行在高雄與台北之間，是這個島嶼日漸繁榮的螺絲釘。那必定是個難安的時間，在一些時候，他把內心憤懣發泄到離開他的妻子與獄友身上——舉著橫幅到他們家開設的工廠前抗議。

不過，他恢復得比人們想象的要快得多，挽救他的仍是政治。出獄5個月後，一同做過牢的蘇東啟要請他為太太蘇洪月嬌在1977年底參加的省議員競選來助選。蘇洪月嬌的順利當選，也令施明德重回政治生活，此刻的台灣政治與他入獄時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猶在，但已經鬆動。蔣經國大力擢升本省人進入權力結構，以安撫人心，而反對力量也開始集結，形成一個鬆散的“黨外”聯盟。這一年在中壢發生的反抗事件，更是三十年來台灣社會首次表現出的民眾抗爭。

只有在這新的抗爭中，施明德才獲得重生。他仍需要保持低調，根據他的情況，只要他再度“犯罪”，不管多麼輕，也要面臨再度的“無期徒刑”，他給自己取了化名“許一文”，在台語裡，“許”發音為“苦”，加上“一名不文”的“一文”，真是他生活的寫照。

在接下來的兩年多中，他一名不文，卻興致盎然，拼命地戀愛與革命，像是要把失去的青春補回來。經蘇洪月嬌的推薦，他成為代表本省人立場的《台灣時報》的記者，在這短暫記者生涯裡，他四處採訪，了解政治與社會，廣交朋友，並寫出《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的著名文章，在其中，他首創了後來廣為流傳的“萬年國會”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詞匯比它更准確地描述了國民黨政治的停滯性。他的努力很快贏得了“黨外”領袖人物黃信介的信任，在1978年出任“全國黨外中央民意助選團”的總干事，為這一年年底的新的增額選舉做准備。

他的行動能力很快令人側目。他是個不知疲倦的聯結者，在台灣四處串聯，要把分散在台灣各處的“黨外”力量聯成一股全國性的力量，也試圖與海外民主力量聯結，讓台灣的聲音傳遞出去。這種聯結能幫助弱小的“黨外”力量消除孤立感與受困感。同時，助選團還要試圖把組織意識帶進來，它給“黨外”競選者提供共同的政見、競選標語與歌曲，交換候選人宣傳資料，提供整體的信息給中外記者，以傳達共同的“黨外”聲音。

他也試圖將新的政治哲學帶入這新的行動中。批判國民黨的腐敗，要求民主是“黨外”慣用的競選言辭，他則期望把“人權”引入其中——“人權”觀念因吉米·卡特的上台，正在國際政治領域熱烈起來。這也符合施明德的一貫主張——他反對國民黨政權，是因為它對於個人的壓抑。他請人為助選團設計的標志，是一個握緊的拳頭，下面是“人權”兩字，周圍則是橄欖枝，意為以和平方式爭權人權。

華盛頓與台北的斷交終止了1978年底的選舉。但是已經鼓動起的“黨外”熱情，卻難以壓制。

“黨外”運動也尋找到一種新節奏。從77年末的中壢事件到79年初的橋頭事件，反對者們體驗到街頭集會、群眾運動的誘惑力，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也隨之而來，他們與當權者似乎都在探測彼此容忍的邊界。反對者的言論與行動越刺激、越挑戰政治禁忌，卻可能贏得民眾認同，但也更可能招致鎮壓。而在國民黨內部，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的爭奪也從未停止。

“黨外”它最終體現在一本立場鮮明的雜志——《美麗島》的創刊上。與之前“黨外”雜志不同，它一開始就宣稱雜志本身並非目的，它只是為了動員群眾而編輯發行的。在這個“黨禁”時代，這本雜志要充當一個“沒有黨名的黨”。施明德是這本雜志的總經理，負責在雜志的發行，在全台各處組建讀者服務處……

《美麗島》獲得空前的成功，這成功也把它推到了禁忌的邊界。1979年12月10日的一場和平游行，導致了“高雄事件“，一場等待已久的大逮捕，似乎要把“黨外”清理殆盡。而這場大逮捕則意外的把施明德推到了舞台中心，獲得了傳奇般的聲名。

三

逃亡像是現場直播的“真人秀”，施明德的名字與形象出現在報紙、電視屏幕、廣播裡，電線杆的小廣告上、還有國小的課堂上……

通緝令稱他“叛亂罪嫌”，在特意選擇的一張不夠端正的照片下，搭配的是侮辱性的描述“招風耳、眉毛下垂、嘴寬、嘴角上揚、上下均為假牙”。

當局鼓勵人們檢舉他，懸賞從50萬起不斷攀升，最終達到了250萬，而對於他可能的包庇者出發則是嚴酷的，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徒刑。

在整整26天裡，全台灣關注著他的命運。巨額懸賞催生出層出不窮的秘報，他出現在高雄港的碼頭，在深坑翠谷山庄，在由彰化向南形勢，在12月21日的報告最引人遐想“台東大武山發現鵝黃色轎車，內載酷似施之人，警方追丟後，在距大武三公裡的尚武林海邊，發現此轎車，車上無人，只留有武士刀、木劍、軍毯、手套。尚武林附近並有可疑漁船徘徊。”

這位《美麗島》雜誌的總經理，變成了“江洋大盜”式的人物。他激起普遍的憂慮，似乎會給日益穩定繁榮的台灣帶來動蕩。在國小的課外活動上，“抓施明德”是個抓壞人的游戲。但他也激起了普遍的好奇：什麼人竟有辦法在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前一再逃亡？對於一部分人來說，它也意味著巨大的快感，這是對一個專制政權、壓抑時代的最戲劇性與英雄主義的反抗。

但對於逃亡者，這一切沒那麼浪漫。施明德的妻子記得這個以勇敢著稱的新婚丈夫，在大逮捕開始時，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與不安，似乎准備將整個人凍結起來，為再度進入監獄做准備。而協助他逃亡的一位朋友回憶道，他在第一次聽到全台灣的通緝令時的驚恐：“新聞播報後的那半個小時左右，是我在長達二十六天協助施明德逃亡中，看到他的心理變化最大的一次。當時施明德十分驚惶，像被逼到絕境的動物才會有的那種恐懼，完全表現在臉上。那片刻中，他一定會以為誰都不能信任……”

不過，施明德不會向我回憶這些恐懼，他要強調的是一貫的勇敢。我聽著他的談話，一扭頭正看到牆壁上的另一張照片，他的下巴裹上了繃帶。那是他逃亡最後的嘗試，他要整容以逃避追捕。造化弄人，在一場艱苦的、差點喪命的整容手術的第二天，施明德就被捕了，他的下巴墊物要直到幾年後在絕食時所住的醫院裡才取出。

四

審判的公開性拯救了他們。在一群海外著名知識分子與島內進步力量的努力，還有美國壓力，令蔣經國接受了公開審理的請求。

當《中國時報》全文刊登的被審判者的答辯時，台灣人大吃一驚。在國民黨連篇累牘的宣傳中，很多人真的以為他們不過是“暴徒”。但倘若你讀到這些辯護詞，會發現他們是一群為台灣命運而思考與犧牲的人，他們把潛藏在人們心裡的模糊感受，以如此清晰與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

而施明德展現出的微笑，則比辯護詞更為令人震撼。事後也証明，他的策略是對的，他一直提醒同志們，要作“政治辯護”，不作“法律辯護”——“法律辯護”仍是在國民黨法庭的規範內，而前者則是直接去攻擊國民黨的“戒嚴、黨禁、萬年國會與報禁”，而面對當權者，你越卑恭屈膝，越可能導致重叛，而表現出尊嚴與氣魄，反而可能有所忌諱，擔心把你變成新的烈士……

“美麗島審判“變成了台灣歷史的分水嶺。在短期內，它把反對力量幾乎一網打盡，恐怖再度震懾了整個社會，但長期來看，它卻標誌著一個不可逆轉的變革的到來。一旦把壓抑的真相，被公開的表達，真相就再難抑制。

對於施明德個人來說，他逃過了一死，卻再度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短暫的三年自由後，他重回綠島……

許知遠: 冬日的綠島

在綠島，共產主義者與台灣獨立的信奉者並存，它們都是蔣介石的敵人。

我聽了各種版本的《綠島小夜曲》，從鳳飛飛、蔡琴到胡德夫、費玉清，不過他們都趕不上這個燒烤店的老板娘。

新年的夜晚，綠島上的遊客寥寥，這是淡季，潛水、看珊瑚、在夜晚的沙灘上縱酒的少年要過幾個月才湧來，他們總愛騎著摩托車在環島公路上呼嘯而過。

他們也會去看看「綠洲山莊」，在長達三十年裏，它是一部分台灣人聞之色變的監獄。這裏的犯人與眾不同，他們不是刑事上的作奸犯科，而是思想上、言論上、組織上的「反叛分子」，很多時刻，他們的「罪行」不過是某種偶然與誤會——他們不是為了某種信念與主張而囚禁，僅僅是被動的受害者。

我是特意為這歷史遺蹟而來。在陰沉的下午，在空空蕩蕩的「山莊」閒逛，牆頭上的鋼絲網依舊猙獰，「八卦樓」中的監牢的綠色門都開著，讓你去體驗著空間的禁錮感。

斑駁牆體上的標語依舊清晰，「共產即共慘，台獨即台毒」的標語仍清晰可見——這裏的囚徒總與這兩樁罪行相關。對於流亡至此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它們都是顛覆性，「共產」不必說，「台獨」則是對它的正統性的否定——國民黨仍舊代表著「真正的中國」，而台灣是它的一部分。於是，在一個逼仄的空間裏，共產主義者與台灣獨立的信奉者並存，它們都是蔣介石的敵人。

我期待的感受遲遲沒有到來。我特意選擇在這蕭瑟的冬日到來，想去猜想這些受難者們的絕望。但即使在細雨中，綠島也不太冷。而在這已修繕成人權紀念公園的監獄，倒真是有了幾分「山莊」的味道，它背後綠色的矮山，與門前的青墨色海面，都有著動人的美麗。展覽廳裏文字與圖像複製出獄中生活，還有循環放映的紀錄片，它們想傳達這些苦難與荒誕，但他人的痛苦總是難以理解，更何況它是陳年的，即使假裝理解，它也來自於理智，而非內心。

我在院落中沉默地散步，帶有一種「朝聖」後常伴隨的空虛，你覺得該有某種強烈的情感，卻發現它沒有發生。

坐在這半露天烤肉鋪裏，頭頂上的塑料板被雨水打得作響，鐵架上的鹿肉滋滋作響，誰料到，這島上曾到處飼養著梅花鹿。靈巧的梅花鹿、海岸邊陡峭矗立的黑色岩石、漫山的青翠，似乎不勝的美，就是反襯高牆內的殘酷。

「你會唱《綠島小夜曲》嗎？」我問拿來啤酒的老板娘，她帶著眼鏡、神情靦腆。或許是客人太稀少，夜晚過分無聊，她隨著伴奏帶唱給我們聽，麥克風的嗡嗡聲，偶爾跑的音調，都沒打破她的好興致，聽一個綠島人唱這首歌，是另一番感覺。音樂與政治反抗從來如影隨行，誰曾料到這抒情的台語歌《望春風》與《黃昏的故鄉》，竟成了「黨外」運動的主題式的曲目，《綠島小夜曲》的細語也是，在這孤島之上被囚禁者和遙遠的親人都借此抒懷。

但此刻，它只剩下對家鄉的抒情，沒有半分政治意味。出生在一九六九年的老板娘在綠島長大，經歷著戒嚴、解嚴與藍綠紛爭，還記得在國小裏，倘若說台語是要被懲罰的，而聽到「國父」、「蔣公」的名字就要起立。她念念不忘的是二十年前在台中的那場短暫的歷險，她騎著哥哥留下的摩托車在這個「大城市裏」尋找人生的希望（哥哥回綠島了，他在監獄找到一份差事，成了一名看守，這監獄為島上創造了主要的就業機會）。

她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怕，最終還是因為一場失敗的愛情回到家鄉，在這裏嫁為人妻、成為兩個孩子的媽媽，如今與身旁的這位印尼女傭一起打理這家燒烤店，甚至不想去半個小時船程的台東——城市裏太吵，她已不習慣。幸好，旅遊業興起了，民宿、餐廳足以維持生活，原本必須出外打工的年輕人也不走了。

「你們可以去找我爸聊天，他可能知道更多，我家就在國小的對面，過了『鹽酥雞』店，在觀音廟旁邊」，她看到我們未盡之興，多少有些歉疚。在「綠洲山莊」裏的一部紀錄片中，「政治犯」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可以走出監獄，他們演戲給當地人看，還走進國小裏給孩子們補課，一位孩子長大後才知道，給他補習的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叫柏楊。

在觀音廟旁的房間裏，我見到她的父親，黝黑、精幹，看得出曾常年出海捕魚。他的老屋也是民宿，牆上貼滿了各式住客的照片，巨大的玻璃缸裏有大號珊瑚，他的另一個女兒一直要引我們看。

我們坐下來，喝自釀的米酒。不過，他想談的是，他的先輩怎樣從屏東的小琉球島到此拓荒，又怎樣獵殺島上的原住民，說起用魚?來抓捕原住民這一段，他尤其繪聲繪色，如果一定要追問政治，他覺得蔣經國時代最好，他關心人民的疾苦，而選票，他還是會投給國民黨……

許知遠: 伊沙冷精神與中國

伊沙冷學院發現自我的哲學曾征服美國，經濟狂飆後的中國會否迎來自我發現的時代？

討論會照例以此開始：「讓我們聽聽海的聲音，它和昨天有什麼不同。」

幾天來，我總在海潮聲中醒來，聽著一浪接一浪的拍打在黑色礁石上，力量雄渾又有一種疏離感。但與一群人圍坐在一起聽海浪，又是另一番感覺。你閉起眼，聽到別人的呼吸與咳嗽，熟悉的海浪聲似乎又陌生起來，彷彿它真的說了些什麼，和昨天的確有點不同。你常有這種陷入幻覺的衝動，它既是誘惑，似乎也是一種義務。不過，還是一位華盛頓的政治分析者的感受恰當，在連續吃了幾天素食之後，他覺得海潮總在說「eat meat, eat meat」。

從舊金山驅車，沿加州一號公路向南開上三個小時，就來到Big Sur，伊沙冷學院（Esalen Institute）這裏。高大的桉樹叢裏供人冥想的木屋、陡峭懸崖上的溫泉、一個又一個Yoga課程、每日三餐的素食，連蜂鳥都特別肥胖。

最重要的是那些穿梭的男女。他們的穿著，純棉的、色彩斑斕，頭髮披散，打坐、分享，浸泡在懸崖邊的溫泉中，在草地上手拉手圍成一圈，到處都是印度、中國——從靈修到太極拳——所謂神秘東方的痕跡，冥想的圓木屋，偶爾有大麻的味道。

每個人都被鼓勵無拘無束，從穿著與身體上，也是內心上的，你要暢快的表達自己的內心——所有創傷、困擾、焦慮、不可告人的隱秘……

從一九六二年以來，這裏就是美國亞文化的發源地之一。這裏的每個人都有一打以上的軼聞：小說家阿爾多斯·赫胥黎是它的忠實擁躉，心理學家馬斯洛最愛驅車至此，瓊·貝茨與喬治·哈里森在此演唱，這裏的第一衛星電視系統是蘋果公司的創始人沃茲尼克建立的……

這些傑出、卻在當時實屬異端的頭腦塑造了Esalen學院，他們以不同的態度、從不同的方向，卻在一點上保持了一致——以宗教、民族為中心的主流價值觀已經瓦解，他們必須尋找到新的替代品。他們推崇來自印度的神秘哲學、中國的「陰陽」，他們要追求身體的?蒙——它也是解放一部分，他們要求成員們全面的分享，以便去除個人孤獨感……

這小小的學院創建時，美國生活正處在轉折時刻。沉悶的五十年代正在終結，在穩定與繁榮的表面，是整個社會深刻的厭倦。從這個年代最著名的一系列暢銷書名稱，你可以感受到這種情緒——《孤獨的人群》、《組織人》、《金賽報告》、《權力精英》、《豐裕社會》、《健全的社會》等無一不在表達一種對現行狀況的不滿，不管是政治與文化上，美國都被強烈的保守氣氛左右。在政治領域上，它是冷戰氣氛下的壓抑，而在社會與文化領域，他們感受到一個由消費主義塑造的新型大眾社會的興起，每個人在其中都感到面目不清，感受被壓抑。在政治與社會危機之下，是個人存在的危機。沒人比心理學家埃里克·弗洛姆更好的捕捉這種感受，他試圖把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混入心理分析中，讓美國人相信他們正生活在病態社會中——「十九世紀上帝死了，廿世紀人死了」。

它最終導致了六十年代的反叛。這個常被誤解的時代由兩種相互矛盾的力量共同塑造：一方面，它是高度個人化的，搖滾樂、性解放、嬉皮士的生活形態都蘊涵尋找個人新感受的衝動；同時它有高度公共化的一面，反越戰、民權運動從未停止，青年文化仍充滿了集體行動的慾望，他們閱讀薩特、馬爾庫塞、加繆，他們推崇個人快感、感到信仰的虛無，但仍在尋找一種強有力的思想，來替代瓦解的宗教與意識形態。

但到了七十年代，時代情緒迅速轉變。水門事件、越戰失敗、石油危機、經濟停滯，人們再找不到集體行動的動力，轉而向內尋找。就像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的描述：「現代主義的精疲力竭，共產黨主義生活的枯燥無味，喪失約束的自我的厭煩沉悶和政治無意義的漫長空洞的獨白，所有這一切無不在表明一個漫長的時代正在緩慢的結束。」

而Esalen學院的影響力在七十年代達到頂峰，它的發現自我的哲學從異端變成主流，但成為主流也意味著衰落的開始。這個時代被批評家克里斯托夫·拉什稱作「自戀文化的年代」，人們對於改變社會喪失了信心，難以從公共角色中獲得足?滿足感與充實感，生命變得支離破碎。新的自戀意味著人們對個人自身利益的變化比對政治變化更感興趣，它達成了新的矛盾結果。一方面，他更私人化，另一方面，個體在一種親密接觸的小組中獲得公共性。人們渴望失去了天真的本能感情，卻反而在過度的自我意識中失去了天真。他不無武斷的判斷，代表資產階級的「經濟人」已然終結，「心理人」正在興起。

在今日的Esalen學院中行走，像行走在歷史遺跡中。它的創始人急切的想知道，他們昔日征服美國的方式是否可能給中國帶來變化。在冷戰的晚期，這家小小的學院曾是美蘇民間外交的重要參與者，在七十年代的莫斯科談論「心理分析」、「自我發現」是一樁小小的革命。但現在，中國是否到了一個談論馬斯洛的五種需求、心理解放的時刻，在埋頭發展了三十年的經濟之後，中國的「心理人」的時代正在到來嗎？

許知遠: 陳雲．香港．辜鴻銘

陳雲對中國傳統的描述極為動人，但卻淹沒在政治姿態後面，這與辜鴻銘不無相似。

陳雲很肯定地拒絕了我前往他新界老家的拜訪，電話裏的生硬與見面時的客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們已經見了兩次面，都是在他的嶺南大學的辦公室，在過去幾年裏，他在這所頗遺世獨立的學院裏教授文化研究。

初次見面時，他的言談就頗讓我意外。他說起一九九零年前往歐洲留學時的場景，他乘坐飛機從香港出發，穿越中國、進入西伯利亞，才到德國。「從窗口向外看，是一片黃土，然後是白雪皚皚，然後又是一片綠色」，他回憶說，「我流淚了，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

這個陳雲與我期待的陳雲既毫無關聯、又密切相關。像很多人一樣，我是從《香港城邦論》開始知道的。這本出版於二零零一年末的書，隨即成了香港話題的中心。香港回歸十五年了，這個城市的身份似乎仍懸而未決，它已不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版圖上的明珠，它也不是另一座中國沿海城市，一國兩制的許諾似乎難以保障它的獨特性。在這強烈的身份焦慮中，這本書似乎給予不滿的香港人以理論上的支持——香港是一個城邦，它的獨立性由來已久，它必須排斥中國，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它當然也給狹隘的香港主義注入了活力，變成了「蝗蟲論」的理論基礎。而陳雲本人，這個年逾五十歲、喜好黃老之學的教書先生則突然扮演起「教主」的角色，他似乎也毫不介意新角色的偏狹性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間的價值衝突。在很多持有自由思想的人中，他是個法西斯式的思考者，依靠鼓動民粹主義來獲取個人影響力。

或許是我外來者的身份（對香港本地的情況欠缺感同身受），或者陳雲本人多面性，我們談話不是狹隘的香港意識，而是漫長而遼闊的中國傳統、中國在現代世界的挫敗。

他以香港的辜鴻銘自居。湊巧地，他的爺爺正是馬來西亞的僑民，他的父親則是一位愛國知識青年，被毛澤東的新中國所吸引，回國報效，成了甘肅的一名地質考察員。最終，他難以忍受紅色中國的排外，流落到香港，定居在新界的鄉村。「香港氣候不冷不熱，政局不民主不集權，社會不開放不封閉，好壞兼得，良莠不齊，淹留此地，亦樂事也」，他後來寫道。

他的那些「政治不正確」的政治寫作沒吸引我，讓我感興趣的倒是他對新界鄉村的回憶，那個流亡中的中國情懷。他就讀的鄉村小學是村莊裏的祠堂和善人捐助的，而教書的先生都是為了躲避紅色中國的南下文人。或許因為故土不再，他們的中國情結變得越發濃烈。對我這個來自北京的人，這個粗陋鄉村小學的校歌卻彷彿來自另一個更文明的國度：「巍峨哉我校，矗立橫台山，我文化之基；況此間山水繞山回，春風婀娜，桃李芬芳；論聖賢事業，校訓是循格物求新知；斯可為國家社會效力，斯毋負父老所期。」這校歌的措辭不過是民國年間的流行方式——自然、倫理、國家都出現在其中，遣詞則有五四式的清新。陳雲說，這樣的學校與校歌，在新界的鄉村小童眼中，是「蠻荒中的文明小島」，而我在二零一二年聽到這一刻，則覺得偌大的中國竟連這「文明小島」也尋不到了。

這也是陳雲令人不悅的政治寫作背後的文化基礎。他深信共產黨的中國，是一個文化衰敗、政治墮落的國度，它是中國歷史上的變異的時代，而在這樣體制下出現的中國人，也成為十足的野蠻人。反之，作為化外之地的香港，反而意外的保存了中華傳統。在一些方面，他對傳統中國的辯護的確與辜鴻銘不無相似，相信邊緣即中心。

不過，從文化主義者到某種意義上的種族主義者，則有著鴻溝需要跨越，包括放棄一個知識分子信奉的關於人的基本理念。但陳雲絲毫不在意，我很懷疑在他心目中，一切都是暫時性的、技術性的、可替換的，他是手段論者。

不過，在很大意義上，陳雲對於香港的價值被低估了。他那些對於香港民俗、中國傳統的描述，極其動人、有著過人的洞察力。這一點實在不該被他的政治姿態所淹沒。

許知遠: 香港的非正統“左派”

一

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梁國雄剛從淺水灣游泳歸來。“當時的大街上賣電視的商店裡，都在不停播新聞”，他回憶說，“我知道他死掉了。”

不過，他對於毛澤東沒有太多的好感。他的精神引導者吳仲賢等人幾年前在《70年代雙周刊》上，把毛視作摧毀中國革命的人，在封面上，他們甚至把毛的手設計成黑色的——他才是“幕後黑手”。相比於毛，梁國雄對於周恩來的評價更高。他的周圍有很多從中國逃離的印尼華僑，他們在20多年前受到共產黨政權的感召，共同去建設新中國，卻不料隨即陷入一連串的動亂與迫害，多虧周恩來的政策，他們才得以離開中國，在香港暫時棲身。在海外華人世界，周恩來的道德形象有效地遮蔽了其內在的矛盾。

對於梁國雄與他的“革馬盟”的同志來說，1976年的中國充滿轉折意義，它不僅來自於毛等重要人物接二連三的離去，更是來自於這一年4月5日的天安門廣場。借由清明時節對於周恩來的悼念，這場自發活動隨即轉化成一場大規模的抗議——在多年的折磨與壓抑之後，人們終於表達出對現行制度的不滿。而散落在中國各處的異議聲音，則借此匯集起來。

這抗議恰恰成為對於“革馬盟”的最大支持。在香港原本狹小的異端群落中，“革馬盟”同樣是邊緣性的。當他們提出“官僚壓制”是中國的根本問題，中國正向帝國主義倒退時，香港的正統左派視此為一派胡言，他們仍在繼續推崇毛澤東，否認中國內部的混亂。但四五運動與隨後的文革結束，則証明了革馬盟的判斷——中國內部危機四伏，最初的革命者已變成新的壓迫者。

在文革結束一年後，吳仲賢洋溢著一貫的激情寫道：“對一切覺悟的、已政治醒覺、反對殖民地統治、反對資本主義統治、要求社會主義民主早日在中國實現、要求社會主義早日在全世界實現的人，加入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也就成為一項必須責任。”

除去繼續推銷它的革命理論，“革馬盟”也卷入香港的社會運動。經由保釣運動、中文運動還有反貪污抗議，社會運動在香港逐漸醒來。一方面，它有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運動。當香港經濟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時，工人運動曾短暫興起，“革馬盟”發起過“四反運動”（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到了1978年，它又積極加入到因金禧中學而起的教師集體請願運動……如今，他們的工作多了一個重心：他們可以與中國國內涌現的民主人士串聯，為中國的變革進一份力。他們一定在其中找到某種存在感，他們在香港擁有的書籍、理論、資金，都是長期封閉與匱乏的中國所必需的。伴隨著中國政治的暫時鬆動，這變成了他們最重要的戰場。當香港資本家涌入中國開設工廠、修建酒店、進行貿易，成為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助力時，他們想聲援民主運動——他們被壓抑的另一種需求。

當時的一份記錄表明，這些托派分子們“……他們費勁氣力所得到的收獲，只是從直接有關的群眾圈子以外吸收到幾個能夠接受他們那套‘革命’幻想的人，以及在一部分社會工作者和關心公益的知識分子（沒有政治背景而且思想比較開放的）裡面得到一點好感……”﹔“……和國內的民運戰士聯系的工作（這是他們這兩年唯一自豪的工作）”。

二

1976年時，梁國雄20歲，他從少年時代進入青年時代，在一張黑白照片上，他留著那個時代流行的半長頭發，整齊地蓋在頭頂上，實在看不出激進的情緒。他是一名印刷工人，把設計圖案印在絲綢上。在之後，他還做過計算機的紙餅，並在1979年開始興建的地鐵項目上做過安裝空調的工人與測量員。在香港日漸繁榮的建筑業與服務業中，他能找到暫時的棲身之所。不過，他的主要精力與熱情都是在“革馬盟”中。

即使在這個狹小的組織中，他仍不是個起眼的人物，一名熱情有餘、尚不知明確定位的青年人，倒是與他“雄仔”的稱呼很相稱。而“雄仔”的主要任務就是搞宣傳。也是在這個時候，他迷戀上托洛茨基，他的“不斷革命論”和他的飛揚文採。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失敗的，但他的道德與美學價值、令人生畏的樂觀主義，卻對梁國雄有著致命的誘惑。在別人的印象中，他常在游行隊伍後，不知疲倦地散發傳單。他的第一次監牢生涯則與中國相關。那是1979年4月，他因參與紀念四五運動三周年活動，而被控“非法集會罪”，被判入獄一個月。他對於這一個月的監獄生活的最深印象是，房間裡的廁紙太少。多年後，他晉身立法會議員，在繁多的議案中不忘提及，要增加囚犯的廁紙（Toliet paper）——三個星期才一卷，實在太少了。

而在梁國雄眼中，那日後被視作“黃金時代”的七十年代，遠非那麼單純。在很多歷史記錄裡，它被視作麥理浩的改革年代，義務教學制、大規模公屋興建、肅清警察系統、清潔香港、文化生活興起的年代，殖民政府轉化了它的治理思路——從對香港社會的漠不關心轉變到積極作為，這個城市逐漸從“難民社會”中心態中擺脫出來，有了同居“獅子山下”下的命運共同體之感。

但對於“雄仔”來說，港英政府的變革可不是出於他們的“仁政”，而是迫不得已。“不管在哪個地方，只要工業資本積累到一個程度，它就要發生變化”，多年後，他的分析仍帶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的痕跡，“而有中國在背後，英國殖民者也必須要改革，它必須讓香港顯現出某種優勢。”在他看來，七十年代也是一段艱苦卻情緒高昂的反殖民運動，所有的進步不是殖民政府主動為之，而是社會壓力的結果。但同時，他又對七十年代興起的其他社會壓力團體（它們是日後民主派的前身）保持著警惕——他們太溫和了，不准備真正挑戰現行秩序，他們充滿中產階級趣味，投書《南華早報》，與政府座談，期待開明政策。

在多年後的一篇文章裡，他多少闡述了當時“革馬盟”在七十年代遭遇的困境與孤立：“人們似乎還可以呼吸到廿多年前殖民地統治的高壓、資本家的貪婪、壓力團隊（也就是今天所謂民主派前身）的蹣跚步伐和保守本質;同時，也看到中共及其代理人視勞動群眾如草芥、壓制、瓦解群眾的嘴臉”。

“革馬盟”不滿香港的一切，卻很快發現他們寄托希望的大陸，也容不下他們，他們不僅難以改變中國大陸的命運，還被它吞噬。1981年3月，當吳仲賢再次北上與民運分子聯絡時，他被安全部門抓獲。為了獲得釋放，他半真半假地供出了香港的托派同志。

鄧小平已決定收緊對社會的控制，他已在政治斗爭中獲勝，就不再需要民間的聲音，西單民主牆時代的短暫自由消失了，不僅魏京生已入獄，1981年4月，一場逮捕行動抓獲了各大城市的主要民運分子，曾經風起雲涌的民間刊物，幾乎全部停刊。而這一年的12月，另一名“革馬盟”成員劉山青仍執意前往廣州，去探望被抓獲的民運人士的家人。結果，他的廣州之行以牢獄結束，他成為了絕無僅有的例証——一個香港人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罪宣判，而且一判就是十年。

我不知道這前後兩個案例給梁國雄帶來什麼沖擊。吳仲賢在歸來後，不僅沒有激起內部的同情，反而遭致無休止的批判。他黯然離開他一手創辦的組織，這一事件成了他一生的污點，直到他1994年逝世前，都未能從中擺脫出來。15歲起就追隨著吳仲賢的“雄仔”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了嗎？

“如果他今天被抓，也會像是1982年一樣的。”在2012年的銅鑼灣的一家餐廳裡，他這樣說。他不是不原諒吳仲賢的“背叛”，而是相信吳似乎反映了香港的革命者的天然脆弱性，吳仲賢“敏銳、聰穎、善辯、恃才、傲氣、刻薄、好強”，他筆下洋洋洒洒，卻從未經歷過真正的考驗。

至於劉山青，我讀到梁國雄的一篇懷念這位獄中同志的文章。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個“雄仔”的文筆，深情、細膩、詩意，多少有點魯迅式的趣味，誰也難以相信這出自一個中學畢業生之手。在文章的開頭，他生動了描繪出這一小群革命者的氣氛：“去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九龍區的一幢房子裡，幾十個人圍坐一間放滿書本的房間;由於人多而抽煙的人卻不少，空氣彌漫著尼古丁的味道，顯得有點渾濁，但卻絲毫無損於人們孜孜不倦的爭辯興致。這群人正在討論著可以為被踐踏的波蘭人做點什麼。”

不過，這種高昂情緒實在難以為繼了。在已經開始的八十年代，整個香港沉浸於懸而未決的命運——它真的要回到中國嗎？這座城市因逃離大陸的難民而興起，對共產黨的恐懼記憶猶新。不過，或許也正是這懸而未決，激發出這個社會的創造力，伴隨著政治上的動蕩，經濟與文化上的香港繁榮一時。

“這是個很中庸的時代”，梁國雄卻這樣評價說。對於一名托派分子，這的確是個沉悶的時代。他們想要反對帝國主義，但殖民者正准備退卻﹔他們要反對中國的官僚，但北京卻顯示出改革的姿態﹔他們想要串聯國內的反抗者，卻再無門可進﹔他們要鼓舞香港人的抗爭，但人們都忙於末日狂歡式的掙錢、想方設法的移民。他們的主張與現實的土壤，格格不入。

三

1988年，當32歲的梁國雄以一名托派分子出現在香港電台的訪談節目《相對論》中時，他一定像是某種奇觀。在節目中，他羞澀、緊張，說話時，雙眼不直視主持人，像是自說自話。不過，他對談論的內容倒是頗有信心，他對香港人講述托洛茨基的理論，儘管承認“革馬盟” 只有十幾個人，他們出版的《戰訊》只發行幾百份，卻在描述香港與中國的解放，把“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第三國際”、“國有財產制”這樣的名詞講述給沉迷於股票、房價、移民和TVB的香港人聽。

不過，他與自己的同志不甘於此。他們要更的直接行動，一個新組織“四五行動”由此誕生。這個名字與1976年的“四五運動”直接相關，成立之時恰好距西單民主牆十周年，儘管魏京生仍在獄中，但這一小群香港人或許也感到即將到來的變化。這個新組織的目標是明確的，首先，它要沖擊香港過時的公安條例。然後，它要爭取1988年的香港直選。第三，它要支援國內的民主運動。

他們在港大舉辦一個有關中國民主、社會主義的論壇，然後4月5日在未向警方申請情況下，由中環游行去新華社。這還是香港歷史上的第一次。警方一度拼命要發牌給“四五行動”，卻被拒絕。他們徹夜開會，出版《四五行動》、《四五之聲》刊物。不過，在其他團體中，它仍顯得過分激進。1989年初，當香港的民間團體響應方勵之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呼吁，而在香港搞了一個大規模簽名時，只有“四五行動”堅持“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北京在1989年春天開始的亢奮，很快讓這個小團體有了用武之地。即將回歸中國的香港，則深深地卷入了北京的學生運動。他們送去捐款與記者，不遺餘力地報道天安門的消息。他們也舉行示威，以示聲援。北京的一呼一吸，牽動了香港的命運。

四五行動，立刻成為香港最富組織能力的小組織。而在這個過程中，梁國雄的街頭戰士形象出現了。一位目擊者後來回憶1989年時的情形：在維園附近，“每當北京出現什麼新情況，幾分鐘之後，“長毛”已經帶隊在喊口號呼嘯而過”，在崇光百貨門前的三角空地，常看到他舉著喇叭發表演講。

很有可能，也是在那個興奮而狂熱的夏天，他的一頭散亂長發最終給他帶來了“長毛”的綽號，“雄仔”則退隱了。

這注定是是不安的徵兆。在中國傳統裡，男子的凌亂長發是反叛的象徵，象徵對秩序的挑戰。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不過，首先迎接“長毛”與“四五行動”、或許還有香港與整個中國的，是絕望……（待續）

許知遠: 嬰兒潮知青塑造中國

中國戰後嬰兒潮一代當過知青，也有過政治覺醒，他們的價值觀將塑造中國未來。

我們曾經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經身居國家機器的頂端。我們曾經以清貧為榮，如今，一些人身家億萬。我們曾經熱愛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著各式各樣的國家項目。在一篇名為《我們這一代》的文章中，出生於一九五二年的哲學家陳嘉映這樣回顧他這一代人的人生經驗。

在人類歷史上，很少有一代人像他們的故事這樣富有戲劇性。他們出生於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這個古老的國家準備進行一場嶄新的嘗試，從政治制度、經濟生活到社會倫理，它要用一套來自異域的理論重整一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五年計劃、反右、大躍進、大饑荒，他們的童年是在一連串大膽嘗試與挫敗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度過，而到了他們個人意識開始覺醒的少年時代，則趕上文化大革命。由於深受理想主義與集體主義教育，他們中的很多人熱情、盲目、或被迫捲入了這種狂熱，在其中目睹、製造了無數混亂與殘酷。他們不僅要鏟除傳統、摧毀老一代，憤怒、血腥、屈辱也在同代人之間相互蔓延，階級、出身、教育程度區分不同派系，都高喊同樣的激情口號，來攻擊另一方。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卻不過是更高權威操控的木偶。在狂熱之後，他們被發配到鄉村、農場與山區中，他們發現了現實中國的貧窮與落後，從意識形態狂熱中醒悟過來，多虧多年的理想主義教育，他們在困苦與磨難中，開始重新思考社會與自己，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他們也在顛簸的命運中，生出普遍的懷疑精神。

倘若以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金水橋——毛澤東在這一天於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作為這代人政治生命的開端，這一代人的政治覺醒則發生在七六年四月五日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他們是再典型不過的政治人，他們的一切生活都被政治吞噬，他們的反抗也是由政治覺醒開始。

中國再度轉向，它再度向世界開放，中斷的經濟、思想、社會生活再度活躍起來。他們成了熱切的學習者，變成了一場新的?蒙運動的主導者。而這一代人正當其時，他們仍年輕，卻有著如此豐富的經驗，他們理解現實中國，又對陌生知識充滿饑渴。當然，這些成功者是以大多數同代人被甩出歷史軌道作為代價的，他們有一種殘酷的幸運。

倘若，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是一個經濟奇蹟與社會開放的過程，這一代人無疑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像是西方的嬰兒潮一代，他們經歷得如此之多，在歷史舞台佔據了時間是如此之長，同時擠壓了上一代與下一代的空間。

三十年來，關於這一代人的命運，早已在無窮的書籍、文章、電影、討論會中出現，這一代人早已在文化、經濟、社會領域佔據了中心位置。重提他們的經驗，是因為終於來到了政治權力的頂峰。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四人具有知青生涯，而在二百零五名中央委員中，六十五人有知青經歷。這也是一代人命運的高潮一刻，他們的集體經驗與價值觀將塑造這個國家的未來。

當梁?超寫作《少年中國說》時，代際概念就成為了理解中國歷史的新角度，他寄望於青少年成為更新中國的力量，也在確認一種進步的、線性的歷史。傳統文人把目光投向過去，相信「黃金時代」總存於過去，唯有恢復失落的傳統，才能重獲尊嚴。而梁?超催促人們把眼光投向未來，用新力量來取代舊傳統。隨著時代變化的速度的加劇，代際概念越突顯重要性，新一代人的出現，帶來源源不斷的衝突與張力，創造出歷史發展的節奏。

「但若我們這代人自得於今朝，任我們曾經有過的精神力量流失，憑你國家領導，憑你福布斯名列前茅，憑你在各國電影節上獲獎，我們仍只是過氣去勢的一代而已。」陳嘉映在文章的結尾寫道。

倘若以此刻的中國社會來看，這一代人的勝利的確像是技術上、而非價值上的勝利。在很多方面，他們被證明是生機勃勃卻不擇手段、富有創造力卻缺乏內在價值觀的一代人，他們的理想主義輕易地轉化成投機哲學，懷疑精神則變成一種逃避主義。

如今，人人都想知道，他們獨特的經驗與價值觀將怎樣作用於他們終於獲得的政治權力——這個中國最保守、卻仍關鍵性的領域。這一代人可能受惠於?蒙主義，也同樣是國家主義者。他們在四五運動中覺醒，但少年時的荒唐口號仍潛藏在他們的記憶裏嗎？——「東風吹，戰鼓擂，當今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或是「把紅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宮和克里姆林宮」。

他們有強烈的歷史感，他們的世界觀卻可能是偏狹、高度功利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他們能為中國創造現代政治體制嗎？更重要的是，即使他們真的具有某種值得期待的內在價值觀，它能?免於被這個可怕的制度塑造嗎？

許知遠: 被扭曲的詞彙

經過二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北京距離現代政治思想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

我們在冬日的北京見面，風大、樹枝乾枯，一切蕭瑟。他有一張方正、英俊的面孔，當他看著你時，眼光明亮、精神飽滿，走路時腰板挺直，這與他六十八歲的年紀實在不相稱。在一些方面，他像是舊世界與新世界的結合體——他永遠整潔、注重儀態、含蓄，同時又充滿好奇心，想了解一切陌生的東西。

你怎麼看待十八大？你覺得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他們真的相信中國模式嗎？他一連串的問我。這恰好是我想問他的。

我還記得，幾個月前，在陽明山的大泷溫泉池裏，他向我講起二十三年前第一次來北京的經歷。

那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初，北京仍籠罩在一片肅殺中。一場屠殺後，當局宣布戒嚴，忙於捕獲運動中的領導人。而他匆匆結束了夏威夷大學訪學，要來看看「共產黨的戒嚴與國民黨的戒嚴有什麼不同」。

北京學生的最初遊行，沒引起他太多的注意。台灣內部的消息已足多，之前的三年裏，民進黨組建、黨禁、報禁解除，他為之奮鬥已久的民主浪潮已然開始。他從一場漫長的長跑中擺脫出來，暫得喘息。四月，他的一位黨外雜誌時代的朋友為了抗議國民黨的審查制度自焚了——解嚴的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出生於一九四四年的台中，自五歲起就生活在戒嚴中的台灣，直到一九八七年，蔣經國才宣布這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的結束。他是在戒嚴中長大，成為一名政治記者，接著是「黨外雜誌」的總編輯——國民黨的職業反對者。

他也一直對於對岸的民主運動保持著濃厚興趣，有並肩戰鬥之感。當西單民主牆熱潮開始時，他從香港搞來這些大字報的內容，刊登在他編輯的黨外雜誌上。借由魏京生這樣的年輕人對共產黨的批判，他也表達出對國民黨體制的不滿。

不過，當他看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學生們喊出的口號，多少覺得，他們實在有點無知，他們對於自由與民主的看法還比不上十年前的西單民主牆時代，而不用說五四時期。在這種意義上，中國一直在倒退，而不是進步。

在夏威夷的研究中心，還有一位來自《人民日報》的記者，最喜歡和他辯論兩岸統一問題。這記者似乎完全不知，民主化正給台灣新的認同，對於很多台灣人來說，統一不過是國民黨的陳詞濫調。六月四日之後，《人民日報》的記者陷入了巨大的沮喪，再不談論統一問題，甚至什麼話都不講了，似乎被一種絕望與羞愧所包裹。

當他在六月末來到北京時，這城市正處於神經質式的緊張。白天坐車出門，每個路口被攔下，檢查證件，而夜晚，餐廳、酒吧都空空蕩蕩。他所住的王府井飯店正打三折。沒人知道這個國家的命運將駛向何方。而在之前的香港，他的朋友劉賓雁不止一次說，這個政權將在三年內崩潰。

他不僅看到了戒嚴的模樣，還捲入了其中。他的記者朋友黃德北捲入了王丹事件中，被國安部門逮捕。「真是賓至如歸，除了北京腔，他們講話的語氣和待人的態度跟台灣警總一模一樣。」他說起第一次進入北京的國家安全部的感受。是呀，創建於一九一三年的中國國民黨與一九二一年的中國共產黨都深受列寧主義的影響，它們分享著同樣的組織方式、語言系統，但倘若深入下去，它們又如此不同。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都樂觀地相信今日的台北就是明日的北京，中國共產黨也會產生自己的蔣經國。在出版於一九九三年的一本轟動一時的著作中，《紐約時報》的記者紀思道曾寫道：「我們夫妻漫步在熱鬧台北街頭，不禁對中國大陸的未來樂觀起來。」也是在這本書，他向紀思道分析起兩岸的相似與不同，他說在經濟上，大陸讓他想起六十年代的台灣，社會財富在積累，經濟活力已超越政府的控制，人們出國旅行，開闊眼界，也接受更好的教育，黨開始祛魅，人們覺得它沒什麼特殊。但與大陸不同，台灣的獨立經濟與市民空間更強大。以「黨外」雜誌舉例，它總能找到印刷廠來承印，國民黨在台灣從未達到像共產黨在大陸這樣的控制力。台灣人也一直舉辦地方選舉，它是對民主能力的最好成績訓練。

距離六四已經二十三年，他這一次北京之行給他的最大感受是困惑。統戰官員們尊重他，在私下無話不談，但又塞給他一大堆宣傳材料，都是有關中國特色、中國模式的作品，其中他印象最深的《中國震撼》，據說還翻譯成很多不同的版本，以向世界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他明知這論調是如此荒唐，卻不知怎麼系統地反駁它，似乎謊言說得太多，以至於說謊人都堅信不疑。

「二、三十年前，當魏京生或王丹說自由與民主時，我們知道，我們用的是一樣的詞彙。但現在，你們講這個概念時，我們已經聽不懂了，好像我們用的不是同樣的詞彙了。」他感慨道。

是啊，中國的強大、繁榮，正讓這錯亂的意識形態披上了新外衣，以至於讓這常年的觀察者不知如何消化。而還有什麼比這更好地表現出北京的政治退化，經過二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它離現代政治思想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

許知遠: 香港．托派．反叛青年

已故吳仲賢代表著某種烏托邦，不甘平庸與瑣碎，成為香港反叛青年的精神偶像。

我始終記得那個下午。我和他在逼仄的序言書店裏。窗外是炎熱、人頭攢動的旺角，他們在購物、閒聊、吃甜品，這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資本主義的氣息瀰漫在每一寸空氣裏。而他在對我講述羅莎·盧森堡與托洛茨基，和他們的不斷革命論，他是香港的托派領導人之一。

「世界革命終將到來，而我們也不排除用暴力的手段」，他說。他嚴肅、清瘦、斯文。一時間，我覺得這家安靜的小書店被雄心填滿了，這雄心向窗外的街道上溢出，但不知是否有人能感受到。

「你們在香港有多少人？」我問。

「十多個吧。」他說，沒有絲毫羞怯，似乎毫不在意他的人數、他的主張與窗外的現實之間的距離。不過，這沒有關係，自從托派出現以來，它就習慣了邊緣角色，這從不妨礙它的樂觀。這一定與它的創始人托洛茨基的性格有關。即使他在與斯大林的鬥爭中失敗，被迫流亡將近十年之後，他還在一九三八年的巴黎的第四國際成立會議上，激昂地講道：「一切偉大的運動都是以從老運動中『分離出來的小派別』開始的……這些運動的創始人之所以能獲得群泷擁護，僅僅是因為他們從不怕孤立。」他也對共產主義堅信不已，相信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傾向不過是一段倒退，而共產主義終將實現。

我該嘲笑我這位托派朋友的不切實際嗎？恰恰相反，我反而生出一絲敬意，為他的不合時宜。倘若一個社會盡是識時務者，這社會該是多麼乏味。

也是在這家書店裏，他推薦我去讀這本《大志未竟——吳仲賢》。在封面上，是一個穿條紋衫的男子的側影，他帶厚厚的眼鏡，神情專注，正讀一本英文書。翻開前面的扉頁，是一張張印刷效果不佳的黑白照片。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一九七三年的反貪污運動、一九七八年的金禧中學遊行……這是我不了解的七十年代香港。

對很多人來說，香港的七十年代是麥理浩的黃金年代，一個進步年代。義務教學制、大規模公屋興建、肅清警察系統、清潔香港、文化生活興起的年代，殖民政府轉化了它的治理思路——從對香港社會的漠不關心轉變到積極作為。但倘若你從這本書中收錄文章來看，七十年代則是一段情緒高昂卻艱苦的反殖民運動。所有的進步不是殖民政府主動為之，而是社會壓力的結果。

翻到目錄頁，我很是為這些題目吃驚——「香港革命的前途與我們的任務」、「堅持世界革命總路線」、「反四人幫理論鬥爭的難題」、「列寧與一九九七」……我從未想到，會有一個香港人按照這樣的邏輯、用這樣的語言來思考問題。

出生於一九四六年的吳仲賢曾是一代香港反叛青年的精神偶像。一九六九年，他以學生身份在珠海書院發起罷課，開創了香港學生運動的風潮。一九七零年，他與朋友共同創辦的《七十年代雙週刊》則成了香港青年文化的開端，在這本雜誌上，他們把法國新浪潮電影、切．格瓦拉的革命生涯、柏克萊的學生運動、對毛澤東批判都融合到一起，一股腦塞進香港。雜誌也把思想轉變成行動，鼓動社會運動。在這本壽命不長的雜誌之後，他前往巴黎，在那裏遇到流亡的中國老托洛茨基分子，隨後加入托派。他用托洛茨基的理論在香港進行抗爭：他抗爭英國殖民者——資本主義終將滅亡，也反對北京政權——它是對革命的背叛。

吳仲賢的故事在一九八一年完成了一次逆轉，他因在中國大陸與民運分子聯絡，而被安全部門抓獲。為了獲得釋放，他半真半假地供出了香港的托派同志。這一事件成了他人生污點，直到他一九九四年逝世前，他都未能從中擺脫出來。這本《大志未竟》出版於一九九七年，一群朋友編輯了這本文集，他的離去猛然讓人們再度意識到他的光輝。

閱讀這本書是個奇妙的歷程，不是他的論點與分析多麼引人震驚，而是他在所有思想與行動中傾注的強烈熱情。這些文字與思想，總讓我想起卡爾．曼海姆的名言：「烏托邦的消失導致了事物的一種停滯狀態，人類自身在這種狀態中僅僅成為了一個物。然後，我們將會面臨可以想像的最大悖論……經過了漫長的、痛苦的，卻又英勇的發展之後，剛好就在發展的最高階段，歷史停止了，成為盲目的命運，而且越來越成為人類自己的造物。隨著烏托邦的廢除，人類也喪失了建構歷史的意志，同時也喪失了理解歷史的能力。」

吳仲賢的未竟之志代表著某種烏托邦，實現這烏托邦意味著巨大災難，但倘若人們失去了這烏托邦的幻想，這個社會又只能陷於平庸與瑣碎。

許知遠: 茶垢與港獨

北京背離李瑞環的茶壺理論，香港政策失敗，把責任推給被極度誇大的「港獨」。

在一九九五年的一次談話中，李瑞環把香港的治理比作「宜興的茶壺」——茶壺中的茶漬才是名貴所在，不識貨的人刮掉它，反而毀了茶壺的價值。

這段講話在香港引發了高度的共鳴。主權的交替即將發生，香港人對未來半是期待、半是惶惶。不錯，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然取得驚人成就，但這個製造了大饑荒、發動了文化革命、又在六年前把槍口對準自己的青年的政權，一定不會把這套方式引入香港嗎？即使它不使用暴力，這個滿口教條的黨能否明瞭香港人對民主、自由、法治的感受嗎？它又能克制自己偏執狂式的控制慾，讓「港人治港」嗎？

時任中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的講話，讓很多人獲得一時寬慰。這個準確的比喻，令人覺得至少黨內的開明人士仍能把握到問題的本質。

十七年過去了，北京部分遵循了諾言，香港「馬照跑，舞照跳」，它也動用自己獲得的龐大物質力量，來幫助香港保持繁榮。但在政治上，似乎再沒有一位領導人能發出「宜興茶壺論」式的論調。它一方面意味中國崛起給北京帶來的傲慢，不再需要敏感於香港的感受；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著政治能力的顯著衰敗——伴隨著早期領導人的離去，極權系統難以生產出富有洞察力的新人。

國力的興起與政治能力的衰退，造就了今日中國的面貌，而香港則成為這種症狀的最佳折射。在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中，胡錦濤對於港澳部分的發言在香港引發了一陣驚恐，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對中聯辦日益明顯的干預表現出的不滿，被北京理解成「港獨」力量。這是極權政治再熟悉不過的論調，它把任何不同於自己的聲音視作異端，把異端又視作敵人，而不斷創造敵人，則是它保持自身權力與合法性的方法。在昔日，當你創造了「階級敵人」、「幕後黑手」這樣的概念時，也意味著你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與經濟失敗，全都推給這些力量。而在香港的問題上，當北京使用出「港獨」來形容不滿聲音時，也表明北京不承認自己在香港政策的失敗與技窮，把責任推給即使不是無中生有、也是被極度誇大的「港獨」勢力上。比起李瑞環通過茶壺理論來強調「兩制」，胡錦濤的講話則明顯著重於一國。

此刻的香港（西藏、新疆、台灣亦然），這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的邊緣地區，如今面臨著雙重的壓力。一方面是極權力量，它雖然衰竭、仍舊強大，你可以從十八大報告中瀰漫的意識形態腔調中感受到它，這種極權式思維仍試圖壓制一切不同聲音、不斷製造敵人。另一方面，中國崛起造就了新的帝國誘惑，這帝國也充滿了規訓一切的願望，它對於邊疆保持了本能性的恐懼與懷疑，憂慮它成為包藏反叛的據點。極權與帝國的衝動，都是難以控制的，它總傾向於不斷累積、擴張自身的權力，直至被自身的重量壓垮。

不論「宜興茶壺論」多麼巧妙，它也不再適合於此刻的香港。北京的新一代領導人有可能表現出更多的政治技巧、或是淡化意識形態色彩（這一代接受過八十年代的擧蒙運動），但香港已不是十七年前的香港，它需要的不是開明專制，而是更為徹底的民主體制。北京和香港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是體制上的對衝，無法僅僅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

多年前，香港的民主領袖李柱銘也做過茶壺式的比喻，他說﹕「香港民主有如日本料理店的紙門，誰想硬闖，沒人可以阻攔。不過若懂得尊重，就會先敲門，獲得門內首肯才入內。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亦如此。」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看到北京的大員們粗魯地清掉茶垢，大腳踏破紙門，還理直氣壯。當他們創造了「港獨」這樣的名詞時，一定不知道莎士比亞在《麥克白》中的警告，語言是有魔力的，你說出了它，它就會纏繞著你。就像一九九六年的導彈演習把台灣向外推一樣，「港獨」的討論則讓香港的心離北京更遠，在兩邊築起新的籓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