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海燕﹕《孤星淚》與香港啟蒙

「新紀元」（2012年12月22日）清早，首先給小孩子兌現看音樂劇電影Les Misérables 優先場的承諾。此部改編自在倫敦連續上演16年仍氣勢磅讛的音樂劇《孤星淚》之作，更掌握法國文豪雨果1862年的同名原著（原譯《悲慘世界》）之神髓。2003年歐美金融經濟大繁榮，無懼恐怖主義與戰爭陰霾，浪漫幽默的Love Actually在聖誕檔期風行世界，但2012年，世界目睹美國經濟在「華爾街神話」一夜爆破後多年未能復蘇；歐洲飽受歐債危機打擊數年，部分國家瀕臨破產，高失業引發青年騷亂老人自殺，知名大學學生賣淫交學費……第一世界如是，第三世界生活將如何？今個聖誕，這部澳洲班底英國製作的新「悲慘世界」自更觸動世人。

香港正慢慢從「中世紀」重新擧蒙

電影贏得香港觀眾普遍好評是有些意外的：一直在港隱於市隱於朝的朋友說，三數年前即使香港的社會經濟問題已很顯著，但若在聖誕假期向朋輩提及音樂劇——還關於「悲慘」——必被扣上「裝高檔」、「崇洋」、「負能」、「太悲」等「階級／社會不正確」的帽子。可是一部鼓勵法蘭西以及世人以愛、堅持和希望，克服連番革命失敗、戰火、飢餓、貧病和工業化初的殘酷剝削等，何「負」之有呢？固然那是我們推崇反智、抗拒文字、人云亦云和退化性兩極思維的結果，但經歷去年衝擊，相信香港社會正慢慢從「中世紀」重新擧蒙。

回歸歐洲歷史和社會，雨果其實寫什揦？首先，關於1832年的巴黎起義，香港中學歷史課本只有一句，然後就是講德國意大利統一時提及的1848年歐洲革命潮，一如中史書講辛亥革命後的「二次革命」般輕描淡寫。留學時，英國教授和同學在我們看《孤星淚》前總提醒，在倫敦看關於法國歷史（尤是法國大革命）要注意是否公允：音樂劇非常忠於原著（否則每周末不會絡繹不絕有法國遊客來捧場），但開始了解英國本身自「光榮革命」後因採取漸進式議會憲政改革模式，保留了君主制，對法國大革命的急風暴雨、政治激情和血腥革命模式，甚至將法國皇室送上斷頭台非常恐懼。

歷史之弔詭

歷史之弔詭是，英國在大革命前常對法國發放印刷品，以宣傳路易十六驕奢淫逸（包括瑪利皇后沒說過的「沒粗麵包不如吃牛油蛋包（brioche）」 ），到革命推翻王朝甚至演變成濫殺貴族和清黨的「白色恐怖」，倫敦始睡不安寧。可倫敦本為自身利益的憂慮，卻又非無客觀人文道理：法國大革命像大爆炸般動搖了歐洲諸國王朝，迫使歐洲進入現代和民主化，但對法國人生活及《人權宣言》及共和理想，卻如《孤星淚》反映：白色恐怖後是拿破侖戰爭，戰敗（1815）後帝制又復辟，人民繼續飢餓貧病（當年爆發過霍亂）。但雨果花上40年寫小說，時間讓他看到幾代法國人沒放棄過對共和及自由、平等、博愛的爭取。小說初段寫的很悲慘，但結局卻充滿希望。

其二，我們看電影充滿愛、救贖、永生等基督教色彩，但為何天主教會將小說列入「禁書」目錄至1959年呢？雨果從沒放棄過信仰，但他卻經常狠批法國天主教會及神職人員（clergy）在法國大革命中一直忘記信仰的精神，不顧人民普遍窮苦，卻跟貴族在國民議會、稅收俸祿等階級利益上站在投票統一陣線，結果才導致這幾十年的血腥革命過程。宗教組織（institution）出賣了信仰（essence）。

其三，雨果對執法者與法律亦同樣精密分辨：對偏執警察Javert窮追猛打因偷麵包而被判及加刑至19年的逃犯Jean Valjean，雨果（甚至Jean本身）都沒「港式忠奸審判」，Jean明言警察忠於職守沒錯，問題在於當時根本未共和民主，法律仍是專制時代之保護貴族的惡法。Javert最終因良心放過善良逃犯，竟要自殺交代因為他根本未思想解放，仍困在革命前君權神授、王法等於神聖法則（divine law）觀念中。

「紅白藍」革命理想

雨果在說，群眾可（有權及能夠）一夜推翻封建專制，但革命失敗因為革命者、廣大人民及政府上下，當時都未受普及擧蒙和了解自由民主、共和契約等精神，當革命理想只在少數巴黎知識分子中火熱，結果只是不同人一次次奪權和復辟，繼而是經濟層面的剝削，直至19世紀中開始，將國內悲慘轉移到殖民地分擔，於是本土看來慢慢人道起來了。雨果耗上40年磨此劍，無仇無審判，為的是以文學方式推動法國社會擧蒙，唯有人人明白自由、平等、博愛之可貴，才可真正和持續地完成「紅白藍」革命理想。

蕭海燕﹕從末日討論看美國槍械管制

相信午後（南美時區21日結束）大家仍可看到這篇文章，因為我們壓根兒清楚，科學上昨天並非世界末日。可是，美國康酙狄格州校園槍擊案中失去生命的28人（包括20名小童），卻永遠再無清晨、聖誕節和元旦了。

萬物有時，生命自有來臨和終結。在香港更無必要打文藝腔，既無市場也賺不了多少稿費。然而，世界目睹這兩年規模愈來愈驚人的天文地理運動和極端天氣造成的傷亡；持續的敘利亞戰火甚至屠殺兒童、非洲的饑荒、北美北歐相繼發生震撼全球的暴力事件，還有我們身邊因為貪婪、盲目和玩忽造成的醫療事故、火燒塌房和有毒食物水源等等，究竟幾多是天災幾多是人禍？

縱使各國均有部分商業或極端政治／宗教組織炒作「末日」，但相信近年大多提出「反思2012」或「地球終結」的，都是積極理智地希望說服世人正視問題，及時改過，回頭是岸，避免造成更多無辜傷亡，或強迫後代面對一個充滿污染和仇恨的世界而已。

槍權迷戀

康州的槍擊案令美國和國際輿論關注的不單是槍械管制問題，而是為何一個號稱全球「超級大國」的先進國家，儘管高度重視兒童權利和保護，卻始終無法採取理性和有效措施，防止類似的校園槍擊悲劇「永劫回歸」！

美國輿論紛紛譴責政界缺乏勇氣，既不敢挑戰部分美國公眾對「開荒時期」（美國立國）遺留下來的「槍權迷戀」，更無力抵抗「全國槍械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財權實力雄厚的利益游說團。《紐約時報》評論員基思托夫直斥當局軟弱而對槍械零管制，導致美國5歲至14歲的小朋友被槍殺的機會率是其他先進城市的13倍。而過去25年，過去6個月美國國內因槍械被殺及自殺的人數，竟比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陣亡人數還要多！

事實上，今年美國總統選舉前，今年7月美國丹佛市舉行《蝙蝠俠——夜神起義》首映時發生戲院槍擊事件，造成14人死亡、50人受傷。猶記得當時奧巴馬和部分輿論一度重提恢復槍支管制，但民主及共和兩黨支持者及游離選民中，均有相當強烈支持「槍權」為「天賦」及憲法保護的「自衛權」。由於奧巴馬選情不利，有報道稱民主黨的全國行動委員會和奧巴馬的選舉團隊都主張切勿打槍械管制戰。但過去幾年，兩黨根本都放棄應對槍械暴力問題。

兩黨都放棄應對槍械暴力問題

作為外國人，誠然我們無資格論斷美國人（特別是中部和郊區）對槍械和攜帶武器的執信；這種「傳統文化」嚴格來說不盡是人權、自由觀念問題，也許更多與美國先輩到達新大陸開荒時，面對土著、猛獸、荒漠，孤獨和缺乏安全感的集體回憶有關。同時也是他們「反英抗暴」的獨立戰留下的價值所致。從傳統西方政治理論如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來，現代「主權國家」之出現，乃是個人為免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下不斷自行面對暴力和殺戮，所以才以「社會契約」方式，將本屬於「個人主權」的「自衛權」委託予政府／國家代理，於是國家壟斷了武裝，但國家存在的根基是要維持一種公共秩序，保障所有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因此，同樣是來自英國的移民，同樣有覑新大陸、大自然、土著和地廣人稀等孤獨感及安全隱憂傳統，仍在英聯邦的澳洲和加拿大即使也容許有條件攜帶槍械，但社會對管制措施的抗拒較低，特別是如澳洲1996年發生阿瑟港槍擊案後12日，保守派的澳洲總理霍華德便宣布修改槍支管理法，並展開全國反槍支運動，一年內收回65萬支槍，此後也再沒有大型槍擊案發生。

向政治利益讓步的內疚

今次康州悲劇後，奧巴馬在傳媒鏡頭前的眼淚，及聲稱「是時候要團結一致採取有意義的行動，阻止同類悲劇再發生」，有說只是政客的演技，有說這是一個父親向政治利益讓步的無力感和內疚。筆者以為也許兩者參半，不過，正如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我不知道到底究竟是人或獸的殘殺，但寧願相信後者。願來年世界少點人的盲目造成的悲劇，這比「能量警察」盲目定斷的「正能量口號」更真正正面有益。

蕭海燕：要跳出「親共」或「親西方」框框

3D電影為何風行香港？請別對立思維，誤會這是對科技的批判，這不過是筆者進進出出香港，卻不大明白潮流。朋友有說很多人已慣看電腦屏幕，看3D不 像我們頭暈眼花；有說只播3D等於提高票價，經濟壓倒消費者選擇；有說科技時代，人類大腦的思考記憶和感受功能開始退化，已給馴服至只有官能刺激區域和小 腦條件反射活躍。

可是，問題正在這裏，我們本是活在立體三維空間，為何紛紛鑽進平面找立體？更吊詭的是，我們的語言、思想和討論本為承載我們在立體現實世界的生活和問題，為何卻愈來愈退化至2D線性思維？

毋須「親共」或「親西方」

平面，其實是有景深的（如攝影、國畫和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洋畫），只是我們日趨數位化「1010」——如某人不反對同性戀，他便等同「同志」、反道德、反基督；如某人沒有浮誇或盲目地表達喜愛小動物、小孩子或家國，他便可歸於很惡毒、很自私的類別。

這是一個常識性邏輯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更是香港如何自處的問題；香港已受類似簡化到有點偏離現實的爭論而消耗多年，議題雖然無數，但始終未及根源。

從 事評論多年，筆者可單刀直入寫中美大戰略、寫香港困境，也可從兩地融合矛盾提升至國際博弈……，為何偏要先提一個「票房毒藥」式的要求思考的問題？朋友頓 時明白，一個人「大腦死亡」，醫學上等同死亡，所以在腦死亡前，醫護人員還想盡力施救。一理通，百理明，筆者曾以「農場」為譬如，助同學「思想解放」他的 農民父母，難道不能相信香港讀者的智慧？

新近朋友已在不同場合作出深度分析，當前中美戰略關係中香港的夾縫處境，筆者不予重複。全球戰略調整，香港或你我左右不了，但我們起碼可以選擇做不做這家哪家的棋子和炮灰，或者說我們怎樣才可避免躺着中槍？

我們可先突破思想框框，香港討論中美戰略角力，不等於要選擇「親共」或「親西方」。

其一，在這全球政治經濟權力重心轉移的過程中，地球不是真如中美輿論「建構」般，地球剩下G2；其二，「西方」不是一個個體，而目前北京面對的挑戰「不是西方」，而是東南西北，以及自己。

美國了解中國實力

美 國戰略規劃上要「重返亞洲」，首先是中東有多個親美、反美、宗教、經濟、軍火利益叫她「別走」的國家，有以巴、伊朗、阿富汗、沙地、敍利亞等；最擔心美國 戰略轉移亞太的，其實是歐盟，無論是「冷戰」戰略文化或能源依賴，歐洲對俄羅斯和歐亞恐怖主義蔓延的憂慮，遠多於中國威脅。

在亞洲，目前北 京感受到的「圍堵」不單是來自美國（美國的戰略優勢本來就是壓倒性的），而是美國不單鼓動傳統軍事盟國如日本、南韓、澳洲和菲律賓等，還有北京以往有點 「不以為然」（非美國「保護傘」下）的越南、印度和俄羅斯，甚至中國在2008奧運前飽受歐洲輿論駡名也要挺的緬甸軍政府，今天也來分一杯羹。

因此，這多元的格局本就是危與機參半，考驗的是中國的外交能力。傳統上，由於美國在亞洲特別重要，於是不管中央或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都只把精力緊盯美國， 或正中上述的思維陷阱，誰提出這個問題，便即時受到否定——難道美國不是重要嗎，笨蛋？反而潛在的夥伴覺得一向受「大中國」輕視，當遇上美國帶着厚禮和微 笑招手，結果可以預見。執意鎖定強敵只是對自己的消耗。

無論政治和傳媒如何渲染「中國威脅」，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實力和真實挑戰範圍非常清 楚。美國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的「戰略亞洲：2012—2013」系列中，剛就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中國軍事挑戰發表一份《中國專題：中國的世界秩序觀》報告，指出美國很 清楚中國未來一段時間，甚或根本不知是否有機會改變美國自二戰以來建立的世界秩序。

不過，美國同時了解、中國內外都覺得，現存體制問題繁多，且無法應對現今挑戰和未來，所以才須掌握以更好管理這個前瞻性或假設性的中國意圖。關於政策，報告認為中國實際上接受維持現有的全球秩序，即包括美國領導，但要求美國接受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國際決策的影響力。

研究相信，中國的崛起有賴於國際複雜相互依存的結構，因此中國未來有多大的影響力，由其他國家（特別是區內）對中國的接受程度決定；故美國要做的是對沖不確定性，即維持美國主導下的集體安全體制。

剩下敵我兩家「奴才」

引申開來，政策上就是密集運用「巧實力」、「重返亞太」締結聯盟，但外交和政策研究不會說明的，換成戰略語言，就是美國戰略目標從來不是軍事交鋒，「不戰而勝」永遠是上策，來來去去也就是冷戰手法——引發軍備競賽和「自我解體」。

香港就是在這個層面上所謂陷入「冷戰格局」，但嚴格上這又不可能是「冷戰」：其一，華盛頓和北京雙方清楚這是國家利益（相對優勢）之爭，不是美蘇的意識形態 ──後者如宗教戰爭可以非理性；其二，全球化挑戰，令各國不單相互依存，而且面對的共同危機太多，因此，儘管資源上各國矛盾嚴重，但全球金融經濟體系崩 塌、傳染病、糧食危機、氣候變化等合作的需要仍在。故此，理性上美國或任何周邊國家看過十九至二十世紀歷史的都很清楚，一個突然垮台或內亂的中國究竟對周 邊、全球、甚至人類安全威脅，比起「崛起」孰大孰小。

但真正的危機，有說是：一、現代國家之間，不管是否民主憲制，國與國的執政者也許利益更接近而所以克制和合作，但國與國的在野利益同樣可以合作，把雙方矛盾推向極端。

二、美國的新戰略優勢和政策已經成形，如香港社會和中央政府都無法從意識「去殖」——永遠只有「親共」或「英美」之分，就會進入「冷戰角色」，不斷自我消耗。如是，就別再白問香港有沒有人才之類的問題了，因為「人」都會被消耗掉，而剩下敵我兩家的「奴才」而已。

其實，殖民地歷史不是香港選擇的，我們是否為何一定覺得自己「被殖民」，而不可當自己利用了英國這十九世紀最先進的生產力來現代化？當然，這又正是港人和中央政府能否立體思維的問題了。

時事評論員

蕭海燕﹕花園街周年

花園街大火剛一周年，去年今日的震撼於我已經沉澱，可對9死34傷的家屬及受過火燒煙熏、換膚或斷肢眦容的受害人來說，恐怕餘生難忘。望讀者容許我梳理一些散亂的思緒。

在各方的努力下，一年來非法分租和擴張得瘋狂的街道終可復得正常，公共消防措施也明顯改善，但全港商住租金飆升，地舖和樓上住宅易手不絕，不但「ṃ房」生意更盛，非法賓館更精明（由本地人到地鐵站接旅客入住，大搖大擺，法團或管理員也無可奈何）。一個夏天店舖由8000萬飆升至1.3億，貴租自令「ṃ舖」更普遍，樓上貨倉更嚴重。

出身新聞工作，自明白利益縱橫交錯，改善社會問題向須各方協力，持久監察推動。惟去年一劫最傷人的是盲目和麻木。之前兩次烈火未有傷亡，上天有給我們處理危機「先發救人」的機會。可惜無論多努力申訴、求救、游說，各個部門和社會充耳不聞，甚至未看一眼已搬出各種大是大非打住。直到一具具燒焦屍體擺在眼前，仍似電視爭產劇般吵鬧扯髮。對不乏股票物業卻想「還鄉」的移民，或八旬老居民和檔主同嘆逃得過日軍而逃不過貪婪，悻悻然者嘲諷「鬼叫你唔搬」或「鬼叫你仔女無用」不鮮。

「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

奇怪的是與爵士為鄰、做大生意的世叔伯母反斥「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說法，因資本主義最根本是要保障私有財產。即使他們年輕時工業化初如是，但香港早已脫離山寨階段。而法律保護的是權利，不是利益——難道「違法經營利潤更高」，所以大家該放棄執法？好些老同學狠批那些「父母無錢子女賣淫養家都要啦」謬論。朋友說他父母步步高陞或見兒子畢業月入5萬多時，也許不知會金融風暴、外企賣本然後陰乾；讀法律轉行，本地管理層要他再自費30多萬「增值」考內地和英國專業資格，結果只能放棄置業及育兒。他說：「今天岸上人可盡情刻薄，但他朝其幸運子女出來，面對我輩當主管，他們會知自己做過什麼。」

小時候祖母常道「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我天真不已地說時代不同了，香港現在有法治！此時始懂舊同學在嚴冬日內瓦湖邊來電嚎哭，問其膚色開罪了誰之痛。兩歲小孩從印度輾轉到英國，法律系一級榮譽畢業當上律師，再到聯合國做以巴、南斯拉夫停火工作。轉到NGO某天被辱罵諸事不順皆因辦公室有個「黑面神」，還要即時開除？想告上歐洲人權法庭但瑞士非歐盟成員；去聯合國總部但機構不在系統；國際勞工組織推說非勞資糾紛。失業對歐洲人打擊有限，重創的是一個努力和相信法律多年的小孩一生的信念。原來總裁跟主管當天為減經費爭吵，於是故意刺激藉口「無法與上司合作」簡便裁員。不過，她翌日出遊發生嚴重交通意外昏迷。中國人說報應，朋友說他們叫Natural Justice（自然公義），但並不希望對方重傷，只想像在倫敦有法律保護。

良知是脆弱的最後防線

香港常說自求多福，以為燒不及自己家人等於無事，不知道一旦燒着社會理智和制度，甚至是人對世界的信任和信念會多嚴重。恐怖分子正是長期殺戮、暴力和恐懼折磨中煉出仇恨而成。新近熱上電影《寒戰》及其靈感原型《紅潮風暴》討論的正是，任何社會基石都靠每個人時刻警惕才能守護。當人遇上突來的權力、危機或巨大利益很易失控，良知是最後防線，卻又多脆弱。此非道德說教，現今世界愈來愈尖銳，自省意識一鬆懈，若無法規和制度制約，後果堪虞。

大火後多天寢食難安，直至《天與地》播到佘詩曼優秀演繹Yan知悉愛人18年前在雪山被好友吃掉而崩潰，看着主角哀莫大於心死的一段獨白，淚水終得缺口：

他們寧願欺騙自己

理直氣壯地對自己說：「我們在吃的只是些兩條腿的牛，他們根本不是人！」

結果這批不把人當人的士兵

沒一個可以離開那個島

因為不管你有多充分的理由去傷害一個人

不管你有多少藉口去解釋所做過的事

你只得一個收場

這就是你的報應！

The Odyssey中士兵是藉口聖牛只是牛肉而吃了一頭，離開時被太陽神翻起暴風雨打沉船而亡。

這不重要，電影戲劇可釋放情感和警世，並非詛咒。兩年多前的製作，編劇對政治及香港各種亂象的先知先覺和吶喊，實在欽佩。2012年，值得靜思的不止城市死亡一句。

蕭海燕﹕是誰「更美國人」？

傳統國際政治意識形態淡出今次美國大選的前台，隨之而起的卻是階級、膚色種族、宗教、社會性別等等社會內部矛盾。

誰是美國人？不管哪裏，這永遠不是國籍居留權等法律問題，奧巴馬亮出出世紙解決不了，其他人的綠卡護照更甚。但奧巴馬母親是美國白人、土生（起碼多數人相信）、常春藤名校讀法律，行為舉止與「東岸文明」標準似乎無異，實踐「美國夢」核心價值。除口音不太吵、父親基因較顯性，哪裏不夠「美國」呢？但這是我們外國人的視覺，美國人看到的是沒有「英文名」（Christian name）反見Hussein，低收入和街頭打鬥的膚色，社交運動是籃球而非哥爾夫球——那不是很白宮或華爾街的運動。

哪裏不夠「美國」？

美國傳媒早報道過一些前白宮幕僚的分析，英國《經濟學人》上期社論解釋為何再挺奧巴馬時，也指出就算他在白宮的104次「哥爾夫局」中，只有一次是跟共和黨國會議員，他跟不喜歡自己的保守派無法打交道。當偏見變成意識形態是相當盲目，不過，現代社會提出「被滅族」這問題，客觀上一定出現起碼某程度的資源和身分亂象（或者是過去也因意識形態或利益推動的胡亂政策造成），導致固有合法或合理權利被侵蝕，然後強勢利益才可在危機或選舉時發揮。

奧巴馬政治手段或性格或許未夠專業，但如《紐約時報》分析，膚色雖吸到一定選票，但卻往往令奧巴馬更兩面不是人：從選戰到執政四年，他都要刻意迴避種族字眼，以免刺激白人反感，失去黨內支持而反幫共和黨拉票。但這惹來激進非裔指摘他「出賣」，沒全力「體現非裔人民當家作主」之類。可是當共和黨籍前國務卿鮑威爾再表態支持奧巴馬時，羅姆尼陣營顧問蘇努努在CNN訪問中譴責，鮑威爾倒戈純粹出於兩人都是黑人。眾所周知，軍官背景的鮑威爾在布殊政府已反對單邊主義及其中東政策，輿論亦認為美國社會有不少種族主義者，是因為奧巴馬的膚色才想將他逐出白宮。

其實筆者和朋友「看不到」美國有位「黑人總統」（或黑白、男女國務卿），美國人合憲選出來的就是美國總統，只有優劣之分，但回顧過去20年民主黨如何逐漸向美國觀眾的潛意識「植入」「美國總統是黑人」的信息，便知工程多大。記得最初是黑人雖為奴僕角色（如《南北亂世情》、《紫色姐妹花》），但也有體現美國憲法精神（追求自由）、睿智和品格高尚的（如Morgan Freeman常演），其後是軍中忠於美國利益和專業（不單靠肌肉）的士兵到軍官形象，然後是國務卿，最後是總統。奧巴馬幕僚向傳媒透露，早在他仍是參議員時已按其日常形象推銷給電視劇《白宮群英》的籌備劇組。

誰更忠於「維護世界和平」的價值？

剛故的著名導演Tony Scott 1995年的《紅潮風暴》更出色探討何謂美國利益、誰在守護美國和軍魂的問題。冷戰後蘇聯解體，美國獨大，前蘇聯核裝置落入車臣武裝將領手中，受命巡邏並可先發制人的核潛艇Alabama號一次收到不清晰的受襲信息，資深而自負、行為粗鄙（霸道、辱罵下屬和在艦艇隨處小便）的白人艦長Captain Ramsey，認為有權發射核彈反擊，但學院派黑人年輕軍官Lieutenant Commander Hunter（Dazel Washington）認為信息不清，堅持不肯冒險，以免引發世界核子大戰，寧捱打和侮辱，甚至犯上兵變罪名，也要禁錮艦長阻止攻擊。最後證明Hunter判斷正確，海軍法庭判決他免罪，因他更忠誠彰顯美國長遠利益和軍魂。

導演引導觀眾問：白人上司對優秀非裔下屬的不悅，連謙恭都叫他不安（指他「complicated」），雖到最緊張關頭才出言侮辱種族膚色，但那針對和藐視，多少是因為種族歧視？多少是高資歷或個人的性格缺陷？而在關鍵時刻，有越戰功績的白人抑或讀通西方軍事歷史哲學及美國憲法精神的黑人後代「更美國人」？更忠於美國聲稱「維護世界和平」的價值？

蕭海燕﹕不再打意識形態的總統選戰

經過連月的苦戰，2012美國總統選舉終由奧巴馬「險勝」。由於美國經濟的出路對環球經濟前景和風險攸關，世界各國對選情特別關注，海內外分析和追蹤也特別豐富。

回顧今年幾次大選，從俄羅斯的普京、台灣的馬英九以至美國的奧巴馬，總統角逐連任已不能再依賴「慣性」或「現任優勢」（儘管普京與總理梅德韋杰夫只是換位），而是要經一場硬仗才能險勝對手。一方面，全球選舉年遇上全球經濟持續不景氣，選民對在任政府自然更易不滿（包括實際施政不力和情緒）、對在野的挑戰者較易寄予良好意願或「幻想」，也是求變的心理。

雙方互動愈來愈理性

在現代化和民主選舉發展愈成熟的社會，好些選民還會故意不在前段確定投票意向，因為當民調顯示在野對手支持緊迫甚至超越時，在位一方也許會亮出更多爭取選民的承諾。參與遊戲的雙方互動因而變得愈來愈理性。不過，這點在英語語境說只是客觀陳述，但若在中文語境討論會較易惹來價值判斷或猜度。畢竟亞洲的選舉歷史相對較新甚或仍在爭取中。

另一方面，由於選民更關注實際的經濟復蘇策略、選舉承諾的兌現等，候選雙方也不似以往方便地訴諸意識形態。以美國這場選戰為例，儘管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反覆在最保守（槍械管制、墮胎、同性戀議題）和人道（如醫保、平權等）之間測試，但實際上只是圍繞稅制和政府角色等經濟路線問題分割，但若跟上世紀列根時代比較，在國際上就會很奇怪。最明顯的是，被美國輿論描述成近乎「社會民主」的奧巴馬政府，跟英國聯合政府的保守黨首相卡梅倫關係良好，相反，共和黨的羅姆尼趁倫敦奧運前訪英卻碰得一鼻子灰。而在列根─戴卓爾時代，推動私有化、小政府最有力的《經濟學人》雜誌，上屆和今屆同樣支持奧巴馬的政策路線，只是此次對其政治風格或技巧的缺失，如明顯不夠重視商界、不似老一代民主黨精英懂爭取其信任等作出批評。

對中國方面，雖然兩黨候選人在辯論和競選策略上都打「中國牌」，但其焦點已非過去的外交和政治意識形態敵對議題，而更多是經濟和商貿糾紛，如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通訊設備等戰略行業投資及「偷走美國人工作」等，只是從上回主打印度「偷」資訊科技職位轉至中國。對敏感的敘利亞、南海、東海都算輕描淡寫，雙方對「十八大」更不提及。

從列根與冷戰敵對、老布殊和克林頓與後冷戰「美國時代」、到經歷小布殊與911事件、反恐、虛假情報、虐待戰俘等，美國選民（特別是成長於21世紀的新一代）有過一番矛盾：既要面對打擊恐怖襲擊的安全需要和心理陰影，卻又對美國（更準確說是對政府或傳統石油軍工集團的政治代理人）無法再輕信。以往美國電影中的美國總統永遠是美國憲法精神、國際公義和地球人類的終極守護者，但911後似乎只有《2012》中的非裔總統，半「贖罪」（沒有及早應對氣候轉變）半「共存亡」的形象出現，關於反恐的熱播電視劇如《24》和今年得艾美獎的《Homeland》中，都在影射一個陰險、皮笑肉不笑的副總統，出賣美國利益（包括國民安全和人權價值）、利用軍人「愛國熱情」等而後奪總統之位。而根據難造伊拉克情報事件涉及的真人真事拍攝成的《Fair Game》，更直寫前副總統切尼的顧問等白宮職員，違憲披露中央情報局人員身分，以報復其退休外交官丈夫向傳媒為文，駁斥指控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情報其實不可信。

吸票多於意識形態

如美國朋友們說，慢慢地大家會把價值、道德（因為有些慣常稱為「道德」的「傳統價值」，其實非常不道德﹝如不人道﹞或起碼有爭議﹝侵權、與憲法精神不符﹞）、國家利益（誰的利益？短期或長期利益？）和意識形態等概念梳理。到這次全國焦點在美國經濟的選舉，更明顯看到兩黨的價值分裂即使會走極端，但已非傳統的意識形態了；意識形態需要從某不可置疑的價值按一套邏輯引申開來，但兩黨提出的口號或議題，好些根本互相矛盾，而且飄忽，吸票多於意識形態了。

蕭海燕﹕世上沒有愛是辱罵恫嚇和強加責任而來的

「代表」——當代社會一個愈來愈狐疑的概念。美國總統選舉在即，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爭持不下，可整體氣氛卻不復從前。從「茶黨」到「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的左右新老選民對過去引以為榮的多元民主選舉失望，甚至疏離（alienated）。大多數選民根本無法左右——甚或得悉——華府的政治交易、國會的黨爭和日趨技術化的選舉操控。

據《紐約時報》與CBS的全國調查，去年10月最高峰時，89%的美國人不相信政府會適當解決美國的問題，84%不信任共和黨控制的國會。「1：99」的不滿並非全然針對超級富豪，更多是不滿政黨和選舉原來不代表無法巨額捐獻的大多數選民。那麼全年不停舉行的各種選舉究竟為何？

英國政治同樣引人深思

英國政治同樣引人深思：本周首相卡梅倫終與蘇格蘭簽訂協議，2014秋就蘇格蘭獨立公投，決定聯合王國（The United Kingdom）的命運。弔詭的是，最新民調顯示63%蘇格蘭人反對獨立；然而，2011年蘇格蘭國會選舉中（1999年工黨政府「權力下放」（Devolution）政策下設立），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NP）大捷，首次成為多數黨執政。從2007年首次勝出，4年間從少數變第一大黨，SNP更相信獨立有市場，並不斷挾「民意」向倫敦施壓。但SNP代表民意嗎？

英國選民的投票行為不能單從表面或個別議題直接詮釋。首先，儘管蘇格蘭民族主義以及日常生活中，其對英格蘭人性格、作風之不滿悠久和真實（嚴格說並非始於1707年合併（Acts of Union）；1603年皇室聯合（Union of Crowns）前幾百年，多次殘酷戰爭已種下民族恩仇），但其精英（科技發明、醫學、金融、外交官等）自工業革命以來早已成為現代英國的核心。愛爾蘭裔確一直受英格蘭人歧視，但蘇格蘭人從沒少批英格蘭人，他們只不忿英格蘭一直霸佔功勳和話語權。精英層既已融合，獨立的現實動力相對減低。

其次，獨立不單意味覑要揹起高達70% GDP的國債，還有龐大的國防（自立軍隊軍備情報）、外交（全球駐外機構、外交外貿編制；卡梅倫都寧與加拿大共用減低成本）經費全部一闊三大。

再者，如朋友打趣說：蘇格蘭動物園的中國熊貓比國會保守黨議員還多！基於歷史原因，每逢保守黨上台，蘇格蘭和北愛問題就會凸現。但去年選民大舉轉投SNP並不一定代表支持獨立；如BBC分析，選民一要踢走執政多年的工黨（這是英國選民堅持輪替的一貫原則），二是認為Alex Salmond乃最佳首席部長人選，因他有能力跟倫敦「周旋」，爭取蘇格蘭最大利益。情跟90年代後期的北愛爾蘭有點相似：即使愛爾蘭政府及北愛民意都希望停火，但北愛政黨卻堅持「鬥」下去，才可繼續與倫敦討價還價，延續生存空間。

故此，首相卡梅倫年初採納軍師（財政大臣）歐斯潘的「show-hand」建議，孤注一擲反要求盡快公投一了百了，以除日後不時被「獨立牌」打擊倫敦威信，或要求更多權力下放。卡梅倫在歐債危機中一直顯得弱勢，不過，這次「豪賭」卻展現了政治家的風範：延至2014年或夜長夢多，特別在敏感的「班諾克本戰役」700周年紀念公投，有一定風險；但卡梅倫堅持公投只問獨立與否，免除後患；且動之以情，表明不希望蘇格蘭離開，但一切只為尊重蘇格蘭人民：「這是英國重要的一天，但你不能強行將一處地方留在英國，違反當地人意願。蘇格蘭選出一個想舉行獨立公投的政黨。我尊重他們，但衷心希望和相信他們會表決留在英國。」

卡梅倫「豪賭」

世上沒有愛是辱罵、恫嚇和強加責任而來的。這點紳士都懂，只是香港近年飽受東北亞沙文主義籠罩，於是我們只有性別仇恨語境（hate speech）。

說到東北亞，自然循同一思路推敲，日本政客有多代表日本民意。不懂日語，對日本社會了解更有限。不過，新近看過日本票房超過40億的漫畫改編電影《羅馬浴場》，除入型入格的「古羅馬人」（阿部寬）演活建築師Lucius，敢於不停自嘲「扁面族」的文明（以矮小細眼但平凡可愛的一班老伯和女主角反襯「羅馬人」），以及典型日式kitsch文化符號（如防濕臉浴帽等生活小發明、老人用仿Kitty、鴨子等動物沐浴液），也是新鮮爆笑。更有趣是，在海嘯後開拍的電影後段多次重複一個信息：即使古羅馬帝國那麼軍事強大、版圖輝煌，不一會所有戰績都會在歷史洪流中瓦解和消亡。唯有文化和文明──如浴場文化、建築、藝術——卻無懼帝國政治軍事版圖的消失，文明猶在，甚至可跨越時空、種族和文化，如遇日本的溫泉和浴場文化更可相互擧發。電影最後點出，羅馬第14代君主Hadrian沒有南征北戰，推行溫和內政和支持建築、知識和藝術文化，為後世文藝復興留下基礎。右翼政客在賣什麼？

蕭海燕﹕釣島可料 亞太戰略升溫可怕

日本新近接連與俄、中、韓等鄰國發生島嶼主權爭端，新一浪釣魚台「爭奪」更愈演愈烈，令中日關係及兩國政府面對尖銳的危機管理考驗。釣魚台局勢會否繼續激化成東亞區域危機？

我們要先理解：

1. 何謂「國際危機」；

2. 從東京都提出「買島」及日本政府提出「國有化」，到香港保釣成員及日本活躍團體相繼登島，「危機」是否突如其來？

從東海至南海、從「黃岩島」到「釣魚台」，如其他每宗國際事件均既有具體複雜成因，也不過是背後宏觀趨勢之一節。換言之，不少看似突發的國際問題乃必然或可預知。專注中日問題的新聞和學術朋友就此浪中日釣魚台衝突已作豐富精辟分析，其背景趨勢卻可回溯至過去兩年多本欄討論過的問題預視端倪：

海嘯核危機促右翼擴張

其一，去年日本9級大地震引發海嘯及福島核危機時，已可預見「國難感」將滋養日本右翼政治力量膨脹甚至像上世紀關東大地震後推向軍事擴張。

較溫和的前首相菅直人無法有效帶領國民應對災難，反而展露東京電力及其相關的傳統政經利益集團之官僚和龐大，被民主黨內強硬派及在野自民黨政敵借國民的悲憤、焦慮和不滿逼宮下台。人事上首相換成較強硬的野田，然而經濟打擊卻隨覑海嘯和核災難損失發酵，加上環球經濟不景，對華相對優勢進一步減弱（倒過來說就是「中國威脅」增加），在野黨特別是右翼不斷施壓促政府逐步強硬化。

一年來日本朝野在東海劃界、釣島「產權」、自衛隊公開推動擴張（宣稱準備全面介入南海、加強與東南亞軍事合作、擬常駐菲律賓、修訂《和平憲法》「建軍」），而俄羅斯和韓國總統先後登上與日爭議的島嶼更刺激右翼得以借題發揮：政治上製造釣魚台衝突，引民族主義影響深厚的中國官民出動，爭取日本海內外輿論支持自衛隊擴張。自「購島」炒熱，自衛隊便成功推動派遣美國魚鷹直升機至沖繩（其安全問題過去受日本社會質疑）；野田一提「國有化」，自衛隊便透露會制訂釣島作戰計劃；香港民間保釣出發，日本威脅出動自衛隊攔截（雖然中國警告出動解放軍海軍後雙方均克制出動）；惟保釣成員登島後，日美便公布聯合針對攻奪釣魚台的聯合軍演。

選舉年效應

其二，2012乃「全球選舉年」，而選舉政治壓力令外交政策趨向冒進甚至民粹可謂司空見慣。今年涉亞太區的俄羅斯、美國、中國和韓國都面對大選或政府換屆，俄大選後總統普京民意不復當年，總理梅德韋杰夫登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韓國總統李明博日前登上獨島（日稱竹島）為大選造勢也如是。日本朝野、地方及右翼更趁機攻擊野田懦弱。

野田內閣因提高消費稅而民意支持跌破新低（《朝日新聞》6日公布的民調顯示野田佳彥支持率跌至22%），野田雖避過不信任動議，交易條件似乎是承諾自民黨提前解散國會改選眾議院（共同社報道10至11月）。失諸島嶼，日本自以釣魚島造牌。同時由於中國政府忙於換屆安排，美國亦要總統選舉，日方可預計建基抗日和民族主義的中國政府必備受國內壓力而強硬回應，搞得分身乏術，而打「重返亞太」戰略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定支持日本引中國出動。

其三，美國自去年提出「重返亞洲」戰略，已逐步透過中國在南海和東海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製造爭端，從而組成新地區聯盟和「徇眾要求」介入調停的機會。美國「又傾又砌」，一面借東海和南海主權爭議，組成新聯盟以政治抵消部分中國過去數年的地區經濟影響力，另一方面製造一浪浪的地區緊張，（1）讓中國來回應付周邊問題分身不暇；（2）與中國外交談判（步步升溫促其簽署《南海行為宣言》）技巧；（3）為自己訂做「協調者」角色以返亞太。

美重返亞洲 造成各國備戰熱身

因此，如前年分析美國在2009年金融海嘯喘定後，決意調整全球戰略，需透過一連串的周邊爭端測試中國在北京奧運後的國力，以及「睦鄰」和「和平崛起」政策的底線，以蒐集數據並窺視其自我實力評估，故南海和東北亞不穩定事件持續出現。

這是亞太戰略趨勢結構和潛流——不新鮮，但恐怕會持續框定區內地緣政治的短期路向。此次中、日（甚至美國）政府反應克制，不因沒有強硬的意願或壓力，而是各方清楚「危機」既不為開火更不能立即「解決」主權問題，它只可為未來可能發生的戰事作準備。可是，「危險」在於兩年來隨美國「重返亞洲」部署，區內不論「大國」（中、日）或「小國」（韓、越、菲，還有另類的朝鮮）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政治矛盾全「被熱身」！全球經濟愈來愈深不見底，氣候轉變及2012天災和糧食危機開始威脅好些國家，國內社會經濟矛盾最有利極端政治或好戰（belligerence）氣候升溫。於是現在不單是美國在做「實驗」調整戰略，區內大小國家都開始玩邊緣政策（brinkmanship），既爭外交談判籌碼亦借以為必然的「美國把關／穩定力」，跟「假想敵」做戰略規劃和準備。

「止戈為武」的智慧

從每國個別角度看，這是無可避免，但若趨勢繼續，也許輕則提前擦槍走火，重是國與國、民與民的新仇舊怨不斷築高。經濟增長減慢、軍事預算、裝備和影響力提高、選舉政治民粹化、軍事聯盟出現、一次次危機累積升溫、戰爭準備就緒……這是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國際關係理論或中國傳統軍事哲學也有「止戈為武」的智慧——「止戈」非「不戰」，而是講求穩健實力和政治智慧及技巧，避免／最低武力也能保障權益的永遠是上策。

蕭海燕：看倫敦奧運與英式國民教育

倫敦奧運在一片爭議聲中揭開序幕。外國人很難理解，英國人（特別是倫敦）剛剛熱情慶祝女皇鑽禧登基，為何偏偏「奧運冷感」、怨聲載道？難道英國人 「欠缺國民教育」、「不愛國」？混亂反映「帝國衰落」、「西方人不團結」嗎？到底當代奧運和主辦奧運等國際體育盛事，對一個城市有什麽意義？

倫敦奧運緊接中國視為「民族復興」標記的2008北京奧運會，海內外輿論自然會把兩者相提並論。儘管內地平日民粹輿論不鮮，但對倫敦奧運（特別是開幕禮）的評價，明顯比平日客觀、有風度，甚至自我批判，不少網民讚揚倫敦版的人文主義和幽默。

《人民日報》討論「面子與裏子」，提出「實用、環保，是倫敦奧運更看重的原則，這種理念也值得我們學習。……在看不見的地方下功夫，裏子強了，面子也就有了。 辦奧運如此，下水道如此，其他事亦如此」；新華社稱「全民參與才是奧運真諦」的理念；《中國青年報》更從中韓游泳選手與國旗排列之爭，批評社會「舉國體 制」之弊。

崇尚理性 樂於自嘲

當然，這不表示中國政府放棄民族主義、敵我宣傳（如對十六歲新「女飛魚」葉詩文 不斷（無理）受到質疑服禁藥的處理方式，便可見一斑），但當局對今屆奧運中國隊的一些問題，的確較能做到以事論事（如中韓印尼羽毛球隊為「走線」而「打假 波」給大會取消資格，新華社便批評「輸球又輸人、丟人丟到家」）。跟英國人有過長期打交道經驗的中國政府，其實非常了解對方的深蘊 （sophistication），是不能單從形式上作出粗簡衡量的。

英國一貫崇尚獨立和理性思考、習慣抽離（detached）和熱中自我批判，表面的冷淡和自嘲，跟個人或國家自信、「不列顛的團結和忠誠」根本無關。

最明顯的是，奧運開幕前夕，正當英國社會上下對首都主辦奧運均不以為然，甚至猛烈抨擊申奧根本是多餘和勞民傷財的；但當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 （Mitt Romney）到訪，並引述美國傳媒數落倫敦的「一些亂狀」，質疑英國準備不足和民眾未必支持，馬上引起英國官民群起非議。

除了首相卡梅倫率先反諷在「荒地（美國的鹽湖城）辦奧運較容易」，英國報章更群起反攻。《衞報》諷刺羅姆尼給奧巴馬送大禮；《每日郵報》問「是誰邀請他來 的」，即使羅姆尼改口，傳媒也寫道「他將發現自己被鎖定為（英國）頭號全民公敵」；《每日電訊報》問「羅姆尼以為自己是誰」，叫他「在英國期間可以學習一 件事：要有點禮貌」；倫敦巿長約翰遜更在海德公園舉行聖火活動時向六萬民眾號召：「我聽聞有個傢伙叫羅姆尼，想知我們是否已準備好主辦？大家準備好了嗎？ 對，我們已經就緒！」於是，團結反擊「大美國」成為奧運最有力的誓師！

「愛國」真義 不是盲從

在倫敦和北京分 別生活五年多，筆者從不覺得英國人「不愛國」，關鍵是何謂「愛國」，即使蘇格蘭民族主義高漲，不斷要求獨立，但他們也只尖銳批評英格蘭人或西敏寺霸權和傲 慢，從不做違反「聯合王國」或全英人民利益的事（例如為了利益，出賣國土予外國公司作毒性或污染工業用途）。

2005年，英國一齣叫《V仔 特工隊》（Valient）的動畫電影（故事講述二戰時英國抵抗納粹德軍，一隻英國戰鴿的功勞），很精準地反映了「英國式愛國」：太平盛世時，大多數人對 身邊的事無論大小都愛批判，充滿着散漫、孤島心態，對法德式的民族大義、集體主義，又或是美式愛國、盲目樂觀、「大有為」等等最愛嘲諷。

可是，一旦英國本土受到威脅，英國人可以快速變身，發揮累積的智慧、勇氣、理性、合作甚至犧牲精神抵禦侵略。希特拉當年在歐洲幾乎戰無不勝，但空襲英國不久後，卻發覺英國社會出奇地萬眾一心，團結抗戰的能力不能低估。

近年，為了挽留大批反對政府捏造情報、強行攻打伊拉克的專業外交官員，政府只能修改規則，准許外交官在公務範圍外保留個人立場。這種對人才及其專業操守、知識、原則和個人人格完整的尊重，贏得其他國家官員的羡慕。

他們還可以批評外國人、政府、倫敦市製作的奧運、英國文化推廣資料「不是無知，就是『洗腦』騙人」。原來今次奧運海報宣傳的是Great Britain而非United Kingdom，當中採用亨利八世、伊莉莎白一世、莎士比亞等頭像——問題是，亨利八世時代根本未有「大不列顛」，當時只有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個獨立王國， 而這些當代世界視為「英國象徵」的人物都屬於英格蘭！所以英格蘭、蘇格蘭裔的官員私下均諷刺這是歷史的「改建」，藐視「聯合王國」的憲政基礎，更把蘇格蘭 「反祖合併」。

重視歷史 獨立思考

這就是英國的國民意識和質素。批判和獨立思考不是學者或傳媒的糊口專利，即使是最建制內、精英的政府官員亦然，甚至普通國民亦然。

前首相貝利雅為爭取國民支持出兵伊拉克，某天竟出動坦克和裝甲車從市中心開往機場營造恐襲氣氛。怎料地鐵站外的報販卻氣定神閒問：何時見過恐怖分子會像啦啦隊般穿上制服，等候坦克車收拾？到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接受BBC訪問時也提出同樣質疑，判斷政府操弄民意。

英國人的批判精神跟其歷史和教育息息相關。自「光榮革命」以來，立憲就是為了約束君主的絕對權力；而不成文憲政傳統，則建基於洛克式的「社會契約」精神。循 序漸進的社會發展歷史造成了英國的保守，但也奠定其對社會規範（norms and conventions）的尊重和自律。同時為確保權力不能破壞規制，他們非常講求對公權力和公共事務的高要求和監督，因此法治不單靠制度上三權分立，更 須培養社會個人的邏輯、理智和批判思維，自我和互相監督。

從小學教育開始，他們便非常重視歷史和體育精神——尊重遊戲規則、公平競爭、運動 風度。學校校徽多有拉丁文寫的誠信（integritas）、榮譽、忠誠（Fidelitas）、知識的校訓。英國歷史課不像美國歷史課般，強調美國立 國，然後是二戰開始，美國如何帶領全球和保護地球；她反而更多是關於古希臘和羅馬帝國歷史、英國語言文學如何從歐洲根源發揚光大；最自我歌頌的是，如何擺 脫中古黑暗時代的歐洲和羅馬教廷控制、理性啟蒙和社會契約，如何帶領英國與世界走進科學發明、工業革命、現代民主自由。

國民成熟 絕緣「文革」

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會把民主奉為神聖教條，而是要學生知道蘇格拉底之死；唯有人人明白「多數人暴政」的兇惡，這套民主才不會出現「文革」；哪怕戰時的偉 大首相邱吉爾，戰後選民一樣要他下台。同樣，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不會人身攻擊口徑偏離「芝加哥學派」的論述，反而會鼓勵學生讀馬克思學派分析，要知 道何以市場失效和經濟危機何來。

英國社會上下，又因從小對柏拉圖哲學已有認識，凡事懂得分開「本質」（essence）和「形式」 （form），不會把「馬克思」和「馬克思式」論述混淆，不會變成美式或中式的意識形態——因為初中生答問題已懂得分析正確（descriptively valid），不等同倡議適合（prescriptive valid）。

英國社會對倫敦奧運冷感是事實，根據BBC統計，超過六成公眾認為奧運與己無關，但他們熱愛體育比賽、喜歡派對盛事、收看奧運開幕演出的觀眾接近2690萬，比收看威廉王子大婚還要多。

中國遊客或記者也許不明白英國人為何處處自我「唱衰」，但這是保家衞國；政客、商業營銷的日常把戲，以及最後一刻長官意志強行上馬的申奧（倫敦與巴黎之爭），也休想騎劫倫敦人。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士、倫敦亞非學院外交碩士，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蕭海燕﹕京奧與倫奧

倫敦奧運「終於」在歐債危機危如累卵、英國經濟陷入戰後最長的「二度衰退」、安全和交通在機場、入境、地鐵等多個工會威脅罷工下一片混亂，以及輿論對倫敦第三次辦奧運的質疑中，排除萬難開幕了。以往「奧運經濟」乃各國爭得頭崩額裂的肥肉，近年卻變成公眾眼中的「負資產」：希臘瀕臨破產，分析歸咎2004年雅典奧運過度舉債建設；北京在暴雨中嚴重被淹，傷亡和經濟損失慘重，海內外輿論相信是2008奧運會的「面子工程」，將資源全投在地面的「大白象」地標，而忽視城市急速發展的基建配套，如地下排水系統、公共交通和水電供應等。

公眾無法不跟政府算帳

的確，我們質疑的不是奧運精神及體育運動的意義，但過去數十年，各國斥巨資甚至「走後門」爭奪奧運會舉辦權，已將奧運經濟效益及政治目標（國際政治／外交角力、國內民族身分認同等）遠遠凌駕體育競賽之上。本末倒置，自然造成各國政府好大喜功的傾向，而負責掏腰包和承受各種生活不便的納稅人，難免「輸打贏要」——如在全球經濟繁榮期的漢城、巴塞隆拿奧運，主辦國市容和基建顯著提升，大賺旅遊商業外匯和地產收益，國際地位更顯著提高，兩國國民自然引以為榮。可是，即使2008年北京奧運正值中國經濟增長及北京都市擴張的巔峰期，但自2007年底美國次貸危機開始露出危端，全球開始步入持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國際（尤其是歐美）旅客及商業廣告、投資等帶來的相關收益都遠比預期為低。何現時全球衰退舻象開始出現？更甚是歷屆奧運涉及龐大的申奧經費（國際游說／公關宣傳）、反恐安保開支（特別是後911）和愈來愈昂貴的開幕儀式。公眾無法不跟政府算帳。

北京倫敦 似曾相識

假如不是辦奧運，北京和倫敦未必那麼似曾相識（deja vu）：

1. 政府的第一原則是「安全壓倒一切」：中國在2008年初發生過西藏騷亂，英國去年8月發生過波及多個城市的「倫敦騷亂」潮。倫敦人戲稱英國當局向中國「偷師」，借奧運前有限的社會騷亂促使國內外輿論接受增撥安保經費和收緊反恐（人權）措施。而無論當局如何強調經濟效益和國際推廣，政府卻寧願「恐襲陰影」減少國際旅客，以便安全工作和避免市內混亂。

2. 奧運前三兩月，新聞都是關於多少旅客將湧入、機票酒店食肆價格被大幅炒高、道路公交地鐵可能迫爆癱瘓，呼籲居民旅客盛夏步行或騎單車人車爭路（倫敦更先後發生過機場混亂及地鐵事故、工會罷工威脅等）。於是京城或英倫聰明理智且憂患意識高的首都居民，為怕更堵車、貴買難吃、更擁擠或發生亂事，紛紛配合政府及企業呼籲休假在家，或把家人送離首都（如郊區小居、回鄉、寄居港澳／出遊）。

上月《金融時報》的Philip Stephens在At last I see the genius of London's Olympics一文已極盡幽默諷刺地將各式「荒誕傳訊」，解讀為倫敦奧組委及倫敦市長約翰遜（Boris Johnson）狡猾的「空城計」，把倫敦騰給有限和背景可預知的各國運動健兒、「奧運大家庭」及少數持票觀眾。這既有助反恐又可確保各老化基建正常運作、同時可向全球電視觀眾展示暢通有效、管理有序、舒適宜人的倫敦！

倫敦「空城計」？

當然，在政府和社會的口徑方面，倫敦跟京奧明顯有別。北京奧運畢竟是中國人首次舉辦奧運，政府固然強力宣傳「崛起政績」，傳媒鋪天蓋地，大多國民也確有自豪或認同感。然而，英國輿論（特別是倫敦市民）普遍認為第三次辦奧運是多餘的，在經濟陷入谷底時政府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卻要支付茘升至超過93億英鎊的預算經費？至昨天BBC頭二三條新聞也非關於奧運，而政府政客與親保守黨傳媒都紛紛歸咎前首相貝理雅好大喜功。親工黨的《衛報》則專訪貝理雅駁斥。

其實早在今年1月英國政府數據已預期年中失業和經濟衰退會升至歷史新高（此欄在年初也曾分析此對倫敦奧運影響及卡梅倫政府的對策）。卡梅倫一直大力宣傳奧運經濟效益，政界近日「轉調」似乎是唐寧街的政治化妝，弱勢聯合政府將英國陷入戰後最長「雙底衰退」之政治壓力，連消帶打地借奧運重擔將經濟問題詮釋和推卸給前工黨政府與前倫敦市長Ken Livingstone，但以倫敦人性格，派對舉行時還是全情投入的（當年申奧成功時比北京人更興奮地通宵慶祝）。

但願當局針對外來的重兵反恐奏效，不會出現過去的本土暴力或歐洲公民自由攜帶放射性物質至市中心一類漏洞，讓奧運和平順利進行吧！

蕭海燕：如何保持香港廉潔？

從年初特首選戰至今，香港政治人物的各種型號貪腐新聞源源不絕——僭建、收受商業利益、受賄、貪威識食、佔公職便宜、走法律罅騙房津……，即使不是 經常注意香港新聞的中外朋友，都很關注香港的廉潔狀況，主動探討香港出現的這種情況，到底是政策性、制度性、個人失德，還是貪污研究常用的「深層貪污文 化」理論所致。

說到底，香港在自由民主、經濟發展、生活質素這幾方面未必很有優勢，但香港的廉潔和法治在華人世界、「新工業化經濟」以至國際上，仍然是一種「軟實力」。

那些看似「你來我往」的醜聞揭發，也許多多少少涉及不同陣營之間的政治策略，即使輿論避免未審先判，客觀上這類醜聞對事件主角及其陣營已造成打擊，也對香港在國人和國際的廉潔形象有所衝擊。

香港廉潔落後星洲

正因廉潔形象對香港的管治和經濟地位非常重要，市民和傳媒更有知情權和問責權。只是焦點應該放在貪腐的事實，以及背後的制度或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意義，而非把焦點放在個別官員的榮辱、是否丟官、是否「政治清算」之類的陰謀論上。

香 港乃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面對的是世界各大小經濟體系的競爭，傳統上，社會非常重視各類國際評級和排名。面對全球化時代、各新興經濟體（其他地區和國內） 和具備國家發展戰略優勢的前「小龍」（如新加坡和南韓）的競爭、內部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限制，香港近年在經濟、自由和城市宜居等領域，時而保持領 先，時而遇到下調壓力。

在廉潔透明度上，據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公布的「2011國際貪腐觀感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香港廉潔排名為全球第12位（8.4分），雖然明顯落後於第5名的新加坡（9.2分），但仍緊隨北歐及其他穩定高度發展的經濟體（如瑞士、荷蘭）；排 第1位和第2位的紐西蘭和丹麥得分一直維持在9.3至9.5，香港在過去十年的分數是從8分逐步提升至今。

此項國際貪污研究中的調查和排 名，反映的是十家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非洲發展銀行、EUI等）對國際商界和分析員對不同國家公營部門的貪腐觀感的調查和評核；由於這是關於「觀感」， 一個地方、政府給予外界的廉潔印象，即有機會影響這類指數，即使在政治或政策規制上沒有出現系統變化。

香港自廉政公署成立以來，強調打貪、防貪和教育「三管齊下」的模式已獲國際許為有效和制度的模範。

從國際機構報告和排名看，自九七回歸後，香港的反貪政策沒有多大改變，為何現在才陸續揭發這貪腐醜聞？是本地監管出現漏洞，還是這些國際調查失效？是「小題大做」？還是值得香港思考後工業、全球化和中港經濟融合階段的貪污定義為何？對香港廉政的挑戰和需求在哪裏？

中港融合的利益誘惑

香 港自樹立廉署有效肅貪倡廉的模式和成績以來，社會甚少關注貪污——有問題，立即舉報即可。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實施經濟改革開放，幾乎所有關於「貪污」 的報道、研究和經驗都是「大陸問題」。國際貪污研究主要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嚴重貪腐與長期貧窮和不發展問題，一般會從原始、獨裁政權、殖民式經濟、前現代 社會（社會制度含糊，人與家族關係為社會基礎）、「尋租」（rent-seeking）文化等解釋。顯然，這些理論對過去三十年的香港都沒有參照意義。

事實上，香港忽視了兩大結構性轉變：

一、 近年隨着全球金融經濟愈來愈龐大和複雜、選舉經費和政策游說利益也愈來愈高，歐美發達經濟體和民主社會也接連爆出貪污醜聞（如美國ENRON案），而發達 社會的貪腐定義則更為複雜，一般很少出現直接金錢賄賂，而更多是體現在涉及重要資訊或違反基本程序的延後利益輸送、政商利益結合（如英國政府與梅鐸新聞集 團的緊密「合作關係」）、鑽法律和政策空子之類（如香港舊制公務員及其他法定機構院校等的薪津福利濫報問題）。

因此，貪腐現在更多是政治醜聞，未必完全可循法律途徑懲處。要維護社會體制的公益和廉潔，應該如何從政策和制度應對這些新問題？

二、在全球化或地區融合的過程中，發達社會與發展中社會同時納入同一套框架運作，原有足以應付透明和法治意識較強社會的規制，顯然不足以規管來自第三世界社會文化觀念的成員。

前 LSE校長Howard Davies在ENRON案和「倫敦格勒」（金融城是否變成俄羅斯洗錢天堂）討論時曾作解釋，以往「金融城」或高端資產的管理層，多是出自「類似教育」 （如愛丁堡或牛津劍橋，甚至幾家私立高中）和社會階層；所謂「蘇格蘭基金經理」，他們的文化和背景接近，而精英小圈子雖有弊病，但優點是精英圈子內的社朋 壓力構成的自律和監督，可比法律更有效。

不過，全球化的金融機構現在愈來愈要靠明文法規，許多行業和機構規制未能及時回應不同文化背景帶來的衝擊（如來自前蘇聯文化的俄羅斯、東歐、印度，甚至阿拉伯國家、中國等），而且上有法規，下自然有對策。

新近的醜聞顯示，即使在社會機會和工作待遇豐厚的時代，這套多年以來香港普遍信任的防貪框架，以及仍算自由的傳媒監督下，各種濫用職權、貪污受賄、利用公職之便貪婪、私相授受仍然發生。

面對這年頭福利和晉升機會愈來愈少、競爭愈來愈激烈、九七金融風暴後「鬥蠱惑」文化日益普遍，加上兩地融合不同社會文化標準的誘惑和衝擊，我們是否須要重新思考如何更現實地回應未來的廉政挑戰？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士、倫敦亞非學院外交碩士，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蕭海燕﹕北約圍堵還是「歡迎」中國？

好幾星期沒細看新聞，不單因為事忙，更多是膩的感覺來襲。歐債危機僵化、敘利亞戰火升級、美國與環球經濟復蘇無期、南海主權爭議升級等已糾纏一年多。此外，各洲的極端天氣開始造成農產品失收，糧食價格上升以及總有人囤積居奇，恐怕很快會有更多地區出現糧荒和饑荒，各國領袖總得盡快尋求突破目前悶局的出路。

誠然，國際社會主體目前仍是理智的。前兩周土耳其一架F-4戰機被敘利亞擊落，土政府不單開始在邊境部署導彈系統和高射炮，這更是北約63年歷史上第二次啟動憲章有關「共同防衛」的第4條，召集全體成員國緊急商討事件是否構成對成員安全威脅。不過，儘管歐美盟國強烈譴責敘利亞，但卻表明沒軍事干預要求。究其原因，敘利亞情遠比利比亞複雜，一方面俄羅斯和伊朗一直表明會支持敘國抵抗外國軍事行動，另一方面，以色列亦警告為防伊朗襲擊，必會「先發制人」，觸發中東混戰。

北約如何調整長遠策略？

於是，美國（特別在承諾從阿富汗撤軍的奧巴馬，即將角逐總統連任時）不敢強來，歐洲各國飽受歐元區危機不斷加劇困擾，希臘、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仍未解痩，德國表明不會加入軍事行動，法國總統換了社會黨的奧朗德上台後，焦點已轉回國內經濟和民生議題，英國正全力投入倫敦奧運和應付經濟衰退。

故此，面對敘利亞瀕臨全面內戰、阿薩德政府愈來愈失控，我們姑且假設北約最關鍵成員國樂見土耳其政府的強硬或「積極表現」（以歐盟目前面對的嚴峻情，以及歐洲社會對穆斯林人口和影響不斷增加的抗拒，土耳其何時／能否被接納加入歐盟已是無期），「出面」挑戰阿薩德政權以跟其他與西方為敵的穆斯林世界區別，測試甚或為他日出兵預造一個國際社會及歐美國內輿論接受的理由，但此刻阿富汗或利比亞式強行出兵方式並非北約的現實選項。面對美國表明戰略重心轉移亞太、俄羅斯普京總統回朝，以及中國政府在「內外交困」及換屆年，在安全問題上恐怕無法手軟。

7月4日，北約秘書長Anders Fogh Rasmussen在倫敦的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發表《為21世紀保障安全》（Delivering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的演說，為誕生於「冷戰」的北約組織勾畫未來的調整方向。他指全球化時代世界格局不斷變化，但並不代表西方衰落，因為東擴後包括歐美28個民主成員國的北約，無論在資源、技術和價值理念等軟硬實力依然佔優。關鍵是全球權力分佈和重心轉移和分散，北約該如何回應，更有效保障盟國以及世界的共同安全。

經濟既已全球化，安全和保障安全的方式也須全球化。他提出北約必須從冷戰和地區思維走向全球（global perspective），這不等於北約要擴大或變成全球框架或行動者（global actor），挑戰跨大西洋外其他地區秩序甚至聯合國憲章安排。相反，北約需：

1. 建立應對全球性風險的能力，加強與聯合國和歐盟安全合作；

2. 跨越美蘇冷戰的意識形態局限，建立與俄羅斯的戰略性合作伙伴關係，加強軍事透明度和互信、問責性和可預測性；

3. 全球安全不能單靠歐洲視覺，地區危機管理須聯合各區域利益持份者共同處理。

北約剛與澳洲簽署合作協議，在亞太地區必須建立與崛起的地區力量，特別是積極尋找和擴大可與中國和印度合作的空間。

「孤獨的地區大國」

去年美國提出「重返亞太」，從東北亞至東南亞、澳洲、緬甸和印度關係的加強，被視為圍堵中國的策略。這次北約提出戰略調整，表面看無法證明或否定是否又一「圍堵中國」之作，因其對俄、澳、中、印之戰略關係雖似有排序，但卻並非按意識形態或政制排序，而是軍事力量或戰略利益考慮，而且通篇都是向各方開放合作。與其一棒打倒，不如先開放探索是否有突破冷戰格局的外交和戰略合作空間，看能否突破眼前恰如Huntington於2000年說的「孤獨的地區大國」（the lonely regional power）困局。

蕭海燕﹕五月的陽光沒照耀

五月之末，世界許多角落並沒陽光照耀。倫敦的陰雨只是天不作美，千帆並舉，無阻民眾慶祝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鑽禧登基的熱情。早說英國政府費煞思量如何叫國民暫忘歐債、失業，熱身迎奧運，也驗證英國人常言「說得憂患、活得快活」的習性。

然而，其他地區傳來的卻是血腥和黑暗。上周（25日）敘利亞胡拉鎮（Houla）發生屠殺婦孺慘劇，遭集體處決的百多名遜尼派平民中竟有近半是兒童！同日，和平宜居的加拿大亦發生駭人兇殺案，先是蒙特利爾的變態肢解案，繼而多倫多商場的槍殺事件。前者遇害中國留學生部分殘肢被寄到兩大政黨總部，未知純是刑事罪案抑或涉及政治極端主義。正如香港正播映的電視劇《心戰》主角說：恐怖的並非畫面，而是滲出來的一股寒氣。

血腥和黑暗

極端與暴力、罪與仇恨等危險愈來愈不似以往普遍相信楚河漢界的「正義vs.邪惡」，而是潛在個人和社會深處，一旦無法妥善紓解這些心理陰影，或遇上時代環境衝擊，人類罪行一觸即發。當中關鍵不是種族或階級，為何本要導人向善與愛的兩大宗教從「十字軍東征」糾纏至21世紀不斷的廝殺？為何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轉眼被Robespierre弄成白色恐怖清除戰友？為何哲學思維和國民質素優越的德意志人民，會被其貌不揚的希特勒鼓動至盲目和瘋狂？晚清以來代代艱苦求進步求改革，甚至一次次為國為民為民主共和理想從容就義的國人，何以釀成文革、何以學歷和收入愈高便愈「道德滑坡」，甚至愈糾纏「追龍」、「稱王」、「家天下」等封建制度？從二戰「正義崛起」的美國，為何經過幾十年冷戰的泛意識形態／代理人戰爭，以及主導全球金融經濟時過度獲益，最終蠶食了自己的「軟實力」？

911標誌著戰後國際秩序和倫理的瓦解。今天我們看到中東非洲地區的人道災難無以應對，不是因為美國「衰落」，也不單是中俄與歐美對畄，而是聯合國以及國際社會的大多信條和成員，都失去了原道德威信，在網絡和公民社會時代誰都不夠公信力帶領世界。

每日新聞固可循傳統國際政治，評析東西方大國在中東的地緣利益角力 （ 中文論述愈來愈多改用內含道德價值批判（value - laden / pejorative）的表述，如「各懷鬼胎」、「勾心鬥角」之類）、聯合國的老化及面對後911世界的無力，或用「權力轉移」理論衍生的一體兩面──「中國威脅」（外國）vs.「歧視華人」（中國）之老生常談。但若真想探索問題根源，便不可忽視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無論是現代化或權力轉移）的失衡，即19世紀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Durkheim）提出的anomie。

戲與現實分野日益模糊

全球化時代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硬件建設和社會轉變一日千里，對內衝擊遠比歐洲逐步經歷擧蒙、文藝復興和工業化的現代進程激蕩，傳統社會觀念、紐帶、規範（norms）和身分的瓦解和失效（obsolete）更顯著。對外本已發展成熟穩定的國家不單要面對新興經濟挑戰，更難適應的其實是「下游競爭」和較遜的社會價值和生活方式衝擊。以困擾內地無數年輕學生的所謂「大齡」為例，何以26歲成大齡？30出頭男士自怨「一把年紀」？顯然語言反映覑封建農村社會標準和意識：經濟只有體力農耕，60是福70古稀，生命（人與牲口差不多）最高存在價值是繁殖。營養不足一般男女16歲才完成發育可生育，此時「肉價」最高是為「正常／正確」的「適婚年齡」，但現今平均壽命是60或是80多？普遍文盲農耕或全球就業額不足，政府為控制失業率不斷要求自費「增值」，提高學歷和入職門檻？北歐、瑞士和德國等最發達國家大學畢業年齡接近30。到博三，同學都全看通問題核心，卻逃不了家庭和社會的不斷滋擾。而在龐大的商業利益和13億中國市場下，「國際金融中心」都拚命找統計數字來陪社會退化。

戲與現實分野日益模糊。戰火、暴力、罪案、童年折磨、極端主義等的確長在，但無論香港、內地或歐美發達經濟面對全球經濟不景的陰霾，我們選擇繼續當作「個別邪惡」不理，或開始自省日常生活有否加入「無心」的共業？共勉之。

蕭海燕﹕從政治聯姻到婚姻政治

繼英國首相卡梅倫上月提出推動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立法，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周亦隨副總統拜登在電視「漏嘴」，公開表態支持同性婚姻。一時間，大西洋兩岸以至國際輿論焦點都從經濟困局轉移到社會爭議。「政治聯姻」（political marriage）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婚姻／家庭政治」（politics of marriage/family）又如何在世界選舉中興起呢？

婚姻／家庭政治

眾所周知，英美社會及社會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中一直屬於保守，尤其是美國，教會在選舉政治和社會價值影響力很大──儘管個人不贊成一刀切評論教會。但高度爭議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為何由跟教會關係密切的保守黨首相，及奉家庭為美國傳統價值的美國總統提出呢？更甚的是，兩者均為經濟政策不見成績而民意支持疲弱的領袖！

二人貿然改變立場，顯然經過審慎的計算。歐債危機陰影一直未散，英美始終未能走出經濟低潮，弱勢的卡梅倫政府更持續面對與自民黨聯合政府解體（意味覑要大選）、蘇格蘭獨立公投及倫敦等大批年輕人對經濟低迷、政府削減開支的社會不滿。那邊廂奧巴馬政府同樣因刺激經濟無術而備受共和黨和選民攻擊。兩人拋出爭議多時的同性婚姻議題，明顯希望釜底抽薪，起碼在測試水溫。

卡梅倫與奧巴馬的策略

議題一出，兩國內外輿論反響激烈：奧巴馬備受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及各保守團體圍攻，《新聞周刊》封面甚至諷刺他為「首位同志總統」。華語輿論亦批評奧巴馬「分裂美國社會」，指同志組織捐款和選票有限，認為不智。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及天主教會也強烈批評卡梅倫，《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道，保守黨在地方議會選舉失去405個議席後，可能將擱置同性婚姻立法及上議院改革計劃。

筆者不熟美國政治，但英國的情較奧妙。如參考過去國會與地方選舉關係就不難發現，每次保守黨主宰唐寧街，地方政府多落在工黨手上。這既反映英國選民懂得利用不同層次選舉制衡政府，亦因地方政府一般更影響社區民生服務和資源分配。保守黨執政有利應付經濟衰退，但工黨主導地方政府較保障福利。

《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報道 ，調查顯示國會議員中只有56%相信立法能成功，保守黨中只有41%相信，37%認為會失敗，22%不清楚──每5名保守黨議員有3人存疑。可是超過三分之二的工黨國會議員和幾乎所有自民黨議員都有信心推動立法。國會有機會夠票通過。

顯然，卡梅倫頂覑黨內壓力提出同性婚姻立法，既為維持聯合政府而向副首相克萊格政治妥協（歐債危機以來，他因不滿卡梅倫在挽救歐元區和歐盟政策而提出過離開聯合政府）。同時這有助吸引對政黨傾向愈來愈不穩定的年輕選民，除因英國同性戀人口相對高，不少異性戀選民亦會為人權原則和尊重他人私生活權利而支持，不能將香港講究自我直接利益的標準（不反對等於是同志）套在英國！

政治應否挑動社會身分（包括宗教、性別、種族、家庭崗位、階級、性向或世代）是一議題；看相對簡單的香港社會，近年在各類政商利益「經營」下衍生多少矛盾和集體誤差，已見端倪。如何更廣泛保障公民權益和個人生活自由卻是另一議題。不管個人信仰和價值，不管是否稱為婚姻，不關乎異性同性或變性，社會需探討法律、政策及日常生活規制的不足，提供其他安排。

家庭婚姻標準化？

問題是當代選舉政治緣何發展出「婚姻政治」來？英美兩國經濟和人文發展成熟，何以將家庭婚姻等高度個人的領域公共化、政治化和標準化？這些年為何政客／公眾人物必須married with children以示「成功」？為何競選必須把符合社會口味的配偶（如不同種族或某些職業會被視為不適合）和子女拉上台擁吻支持？選戰要攻擊對手家庭瑕疵，於是傷害無辜親人（特別是未成年子女，連脫離關係的選擇都無）；要拉不積極投票的家庭票，於是玩「親家庭」政策。當家庭崗位日益與社會資源和政治勾連，自然會出現各類「婚姻票源」。

隨覑各國選民對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疏離，選舉工程的技術化，操控也是自然。建議參考美劇《法妻》（The Good Wife）。編劇似乎從克林頓醜聞和奧巴馬當選，輕嘲美國選民對虛假「美好家庭」的追求和「膚色」的勝利與濫用。看完會發現與特首選舉劇本何其相似，是否該付劇組版權費或鳴謝？

蕭海燕：問歐洲大地，誰主沉浮？——剖析英國與歐盟的恩怨

英國人向來都有島國情結，二戰後開始以建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為外交政策基調，跟法德等歐陸國家保持距離。另外，英國跟法德兩國在誰領導歐洲問題上的政治矛盾，實在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2012年伊始，歐洲成為全球焦點。元旦假期一結束，德法領袖便積極穿梭布魯塞爾，協調1月底歐盟峰會的議程。各國政商領袖 也開始認真評估，關注歐債危機持續下去對美國以及全球經濟可能造成的衝擊。出席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坦言「從未感到如此驚 慌」，以1997年應對亞洲金融風暴時，港府入市購買股票的行動，促請歐美政府果斷行動。

東、西方官員及環球市場分析專家都努力釋出積極訊息，例如美國和德國的工業生產數據都較預期為佳，期望減低環球資金和市場因心理/預期因素而過度消極評估，令歐洲以至全球經濟雪上加霜，並防止「大衰退」的憂慮噩夢成真。從歐亞各（包括香港）的股市和滙市看，1月份以來表現還是比預期樂觀的。不過，根據英國統計部門1月中公布的數據，英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預期下調至2.1%。2011年底失業人口已達260萬，創16年來新高，更預料在夏季失業將達至高峰。英國有機會在2012年中陷入二度衰退。

「大難」當前，到底各國應暫時放開最狹義的國家利益計算，和衷共濟，避免全球經濟陷入全面衰退；抑或正因為前景不明朗，而更要「獨善其身」、自保為重呢？對少數財政穩健的發國家來說，這確是一個困難的策略選擇—甚至可是博弈，因為此刻根本無人能預測未來兩年全球政經局勢會怎樣發展。然而，更多國家— 包括面臨財赤加劇或衰退的發達經濟，以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現實問題是：究竟有多少選擇空間？

英國與歐陸鴻溝 愈來愈大

歐債危機如滾雪球，愈滾愈大。過度依賴倫敦國際金融的英國經濟道當其衝。政府無法不保護金融城（The City），執政保守黨內疑歐派不斷施壓脫離歐盟。英國廣播電台（BBC）1月報道，去年底民望不斷下跌的英國首相卡梅倫，拒絶加入歐洲救助機制後民意稍為回升。

胨而，歐洲國家對「大難臨頭各自飛」的舉措卻甚為反感。元旦假期一結束，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便馬不停蹄地穿梭協調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和主要歐盟成員國，確保1月30日的歐盟峰會通過具體措施，包括開徵金融交易稅和建立緊密財政聯盟，參與國家須在憲法加入規定公共開支控制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5%內；而國家整體財赤不能超過3%等。除了英國和捷克，其餘25個歐盟成員國均同意執行。

作為歐盟核心成員國的英國，首相卡梅倫最終改變初衷，沒有否決新財政聯盟採用歐盟機制。但英國在這關鍵時刻不但沒有積極投入解決歐債危機，反而堅決保持距離。倫敦不會不清楚今後將對歐洲關係構成的政治成本，然而，英國政府確有本身的考慮：一、經過十多年依賴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及相關業務的經濟模式，英國政府無法不優先保護金融利益。卡梅倫和英國政經輿論普遍反對開徵金融交易稅，擔心削弱「金融城」的全球競爭力和拖慢復蘇。二、英國失業人數增加至萬，創年來新高。若要參與挽救歐債危機，作為歐洲大國之一，英國無法避免承擔額外的財政開支（不然也沒有影響力），但選民必定反對。其次，英國更擔心納入德國主導的新財政規，削弱英國國民非常重視的自主和獨立空間。

卡梅倫在政治上可謂四面楚歌，對內方面，在自由民主黨副首相克萊格（Nick Clegg）威脅退出聯合政府的壓力下，保守黨首相卡梅倫最終沒有阻止德法領袖推動的新財政聯盟以歐盟機制運作，但保守黨內的右派卻強烈不滿。此外，唐寧街與愛丁堡（蘇格蘭首府）正為蘇格蘭獨立公投問題膠。卡梅倫採納財相歐思邦（George Osborne）的策略建議，快刀斬亂麻式舉行公投，為歷史問題建立合法性。對外方面，美國總統奧巴馬1月初公布新的國防戰略部署《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防務重點》，將美國的戢略資源和重心轉移至亞太地區。英國及歐洲的乄全政策官員和智庫即時對國際傳媒表示焦慮，因為美國不只受國內經濟衰退壓力所困，無法在歐債問題上支持歐洲，連戰略和安全方面都在歐洲面對戰後最嚴峻的挑戰時離開，歐洲憂慮受俄羅斯威脅。

歐洲方面，政治領袖和輿論對英國「隔岸觀火」卻又不時批評德法推動的倡議甚為不滿：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指卡梅倫的要求不能接受，包括容許英國豁免於各種金融服務監管，這恰與歐洲認為金融業務必須加強監管的主張相牴觸。去年11月峰會上，德法領袖致力爭取歐盟成員國通過挽救希臘及歐羅區危機方案時，卡梅倫不住提出不同意見，結果遭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公開叫他「收聲」之後，另一宗加深英國與德、法政治鴻溝的事件。而且，英國執政保守黨的國會議員更在歐羅區處於水深火熱時，動議辯論英國公投決定是否離開歐盟。英國的反對令修改歐盟條約無望，德國總理默克爾亦指，歐洲已向全體歐盟成員抛出合作機會，惟卡梅倫在談判桌上沒有選擇站在同一陣線，只力求談判結果不阻礙歐洲其他議題進度。

英奉行親美政策 疏遠法德

英國跟法、德在「單一歐洲」（Single Europe）或者說誰領導歐洲問題上的政治矛盾，委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早在1990年代冷戰結束時，歐陸政界和知識界主張趁機會全速推動「歐洲一體化」（European/regional integration）的夢想。經濟上，認為透過建立全方位的自由和單一市場，歐洲才能應付全球貿易和地區經濟融合的雙重競爭和挑戰（當時建立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進行得如火如荼，而美國亦有意設立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戰略方面，遊過從貿易到貨幣政策的經濟融合。而並逐步擴展至法律、社會及政治政策的融合，這種跨國的經濟和社會相互依存及整合，才能避免歐洲陷入國家之間的惡性競爭和衝突，達至「歐洲永續和平」（sustained or perpetual peace）；亦可避免美國過多的軍事介入。事實上，美國在冷戰後也需要控制軍費開支，彌補列根時代發展「星球大戰」計劃開始積累的財政赤字。

然而，英國自古以來都有島國情結，戰後開始以建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為外交政策基調，跟歐洲大陸（主要是法國和德國）保持距離。

英國雖然通過了《馬城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加入歐盟，但一直堅持不加入歐洲單一貨幣制（歐羅）。而且，歐洲問題一直是英國保守黨內「疑歐派」令前首相馬卓安政府不斷處於弱勢的重要原因。1997年新工黨政府上台，英國指出全球化為其民族復興國策，遊過全球化抵銷歐洲一體化的影響；首先是加強本來由保守黨政府開始推動的金融自由化（de-regulation），讓倫敦在2000年時確立成為歐洲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擊敗本來便有歐洲金融中心優勢的德國法蘭克福。在全球金融繁榮及連帶的新國際都會高增值服務業（如創意產業）優勢下，英國失業率大減，貝理雅政府較容易通過一些對歐盟成員國居民甚至其他國家人才開放機會的新政策。

政治方面，貝理雅政府在美國911恐怖襲擊發生後也背水一戰，把握美國的全球反恐需要，重新建立英美特殊關係，成為前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在阿富汗和2003年X造情報發動伊拉克戰爭時的親密戰友。然而，英國的政策，在布魯塞爾—無論是歐盟及北約—同樣受到嚴峻質疑。歐盟本有共同防衛政策及共同對外政策規定，英國堅持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幾乎觸動此兩項歐盟政策原則。在一輪外交穿梭和游說下，最終歐洲國家協調到足夠票數通過支持伊拉克戰爭，但英國政府跟德國和法國在外交和公民社會上大力反對出兵的歐盟國家的政治鴻溝，卻持續了數年。

不過，從英國的國家利益看，英國的策略是成功的；透過緊貼美國全球反恐策略，英國有效加強了本身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情報、資源、制度和國際合作能力。911反恐期間，纏繞英國政府數十年，以武力爭取北愛爾蘭脫離英國統治的愛爾蘭共和軍（IRA）問題幾乎完全終止。同時，貝理雅透過與喬治布殊並肩作戰，又協助斡旋說服已故「利比亞強人」卡達菲放棄支持針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恐怖主義活動而「從良」；後來又從英美峰會方式改為全球公民社會網絡外交，包括利用G8會議（結果因倫敦英皇十字車站受到恐怖襲擊，峰會取消）推動滅貧，還有後來推動全球減排的氣候轉變外交等。英國以「全球行動者」姿態頂住了德國和法國在主導歐盟政策的政治壓力。

長期互相猜忌 舊怨添新仇

另一「英國利益」卻令法德兩國領袖「啞巴吃黃蓮」，因此兩國領袖顯得憤怒，不能容忍的原因。是歐洲在2000年推動歐盟東擴（即包括納入、何時納入前東歐國家）；英國本來一直對歐洲一體化存有芥蒂。然而在911後，英國政府開始軟化，逐漸轉向支持歐盟的擴張，而且積極得令部分熟悉歐洲政治的學者笸傳媒都有些驚奇。有英國外交專家分析，英國為換取歐洲盟友支持反恐，也得有所讓步；但這「讓步」其實是陷阱，因為英國終於明白，從公開層面抗拒歐洲一體化，當前的政治氣候下，連英國新一代選民都未必會支持。與其成為頑固者，不如大膽走前，支持歐盟快速東擴，任何組織只要擴充太大，特別是好像東西歐國家從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人口背景、宗教信仰和文化習慣等，都跟傳統歐洲差距較大，將之快速納入歐盟，結果只會令強調高度融合的政治聯盟無法決策。其實這是削弱歐盟作為強大和凌駕國家之上的政治和經濟機制的「綿裏針」。

英國支持歐盟擴張，但一直堅持不加入歐羅機制；以往其論點都是以英國民意重視保留英鎊這英國傳統象徵之一，以及獨立貨幣政策的主權觀念。然而，直到去年下旬歐洲債務危機日益深化，特別是法國希望英國合作和協助應付頻臨崩潰的希臘和意大利的債務違約危機時，英國傳媒陸續有前財金官員、專家或保守黨議員發表文章，表明英國一向不加入歐羅機制是因為看到歐羅區內的東南歐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與原歐洲差距甚大，採用單一貨幣的結構性有威脅。而薩爾科齊在去年底歐洲峰會前為尋求各歐盟成員國支持挽救希臘方案時，已忍不住向記者透露出「被欺騙了」的怨懟：當初法國和歐盟也是被「欺騙」了，誤信了希臘等政府透過國際投行做出來的政府帳目符合加入歐羅區的條件，另一方面歐盟歡迎新成員時顯然有點過快。

理論上，歐盟接納新成員國年加入時，如認為其經濟條件不成熟，有權不批准其加入歐羅機制。但事實是當時在一片歐洲一體化全速前進的浪漫和熱情氣氛下，看到有份「過得去」的財物報表都接納了。

英利益優先 卡梅倫民望升

德法對英國的不滿是有「不能說的理由」 — 說出來於事無補，反而顯得枉作小人。這種長期的互相猜忌明確反映在推選歐洲理事會常設主席時，雖然貝理雅的國際聲望和政治能力受肯定，但法德以及部分歐洲國家明顯不接受由英國人來領導歐洲。

英國政府也該清楚，跟歐洲大陸國家的鴻溝愈拉愈闊，而在此全球化時代，無論歐盟作為一個「超國家」（supra-national）機制孰強孰弱，歐債危機不能盡快控制，歐盟諸國（即使只是傳統經濟實力較弱的多個東南歐國家）陷入經濟衰退，失業X升，整個歐洲的經濟前景和治安一定受到打擊。而英國今年還要舉辦倫敦奧運，一個衰退甚至亂糟糟的歐洲恐怕對倫敦奧運的安全工作及促進旅遊的經濟效益，都很難維持。事實上，在當前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氣氛下，不只是面對總統選舉的薩爾科齊急於在解決歐債問題，挽救歐洲經濟等問題上有作為，英國政府也同樣焦急。

可是，卡梅倫處境其實很困難：在國內，他有點似台灣的總統馬英九 – 保守黨以往常被政治學者和傳媒批評「老、白、男」（Old, White, Man）；黨內重量級的元老過去把前首相馬卓安也搞得非常弱勢，1997年滑鐵盧式輸給新工黨後，黨內也經過一段真空期，要重塑保守黨的路綫和尋找可以匹敵年輕化和明星化了的新工黨。為了選舉，終於「新保守黨」讓年輕和形象較「明星」和「可親」的卡梅倫參選。但當選後，他在黨內的行政和政治影響力有限；要改革，黨的鐵桿支持者（如龍頭產業，包括全球金融、跨國石油、跨國企電等）等利益集團處處卡住。要維護利益集團和傳統意識形態（削公共開支），英國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特別是年輕人）高企；英國大學生示威變流血衝突；去年夏天倫敦突然爆發騷亂更蔓延全英格蘭。政府強硬，恐怕連治安都保不住 – 別忘記今年還有奧運會。

另外，更激進的「真正的愛爾蘭共和軍」（RIRA）又招兵買馬。加上黨內隨着歐債危機發難的老牌「疑歐派」，蘇格蘭獨立公投的挑戰，以及中產及工會對經濟持續低迷的不滿，卡梅倫只能跟歐洲硬撼。根據1月初BBC新聞報道，民意調查顯示，卡梅倫經過去年底到今年初對無底深潭一樣的歐債問題，堅持維護英國利益優先（財政獨立權）的做法，雖然經濟和失業未見改善，但民意支持明顯上升。

在國外，北約轟炸利比亞行動後，理論上英國不應再捲入「燒金」的海外軍事行動；但現實是，保守黨的歷史紀錄往往相反：1982年前首相戴卓爾夫人面對失業創大蕭條以來新高，全國經濟不京和工會罷工時，便以「福克蘭戰爭」（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戰爭」）轉移政治視線，結果振奮全國，收到起死回生之效。今年4月是福克蘭戰爭30周年紀念，英國新近更趁阿根廷在當地海域的石油鑽探爭議，高調處理。除派遺皇家海軍耗資10億英鎊建造的先進驅逐艦「無畏號」（HMS Dauntless）3月底到福克蘭群島。現實地看，英國應該只是在內憂外患中炒作一下「勝利記憶」，為經濟和倫敦奧運「沖喜」，但堅持不放棄「馬島」主權的阿根廷，會否抵得住挑釁？另外，日趨白熱化的伊朗和敍利亞局勢最終會否發生軍事衝突，英國會否捲入仍是未知知數。

是去是留 唐寧街痛苦抉擇

儘管如此，英國的精英輿論繼續分岐：《經濟學人》的評論指，卡梅倫還未夠果斷，他必須保障英國經濟命脈 – 倫敦金融城 – 的活力，英國才有機會復蘇。所謂「活力」就是拒絶歐盟（特別是德國主導）的加強金融監管政策，反對開徵金融交易稅。另外，就是必須保障金融服務等高增值行業繼續主導英國經濟，不能學德法重新建立現代工業。理據是連前任新工黨政府都知道靠金融自由化，才能跟美國紐約競爭，並有資源投放在教育等公共政策。

但《金融時報》則強調，贊成審慎和維護英國國家利益原則，同時具體措施應平衡實際和外交效果。該報去年12月12日的社論認為，卡梅倫對歐洲修改憲法投反對票的理由成立，但卻無法阻止歐盟其他成員國透過組小圈子，令歐盟內產生一個德法全面領導的「核心」。這「平衡金融圈」（指歐陸金融中心）英國無法左右，但其今後的財政、經濟和金融規制政策將更統一。英國與歐洲國家已產生難以彌補的裂痕，歐洲官方和民眾均認為英國人妨礙救助懸崖邊上的歐洲經濟；英國以為這樣保護了倫敦金融利益，最終卻可能促成歐洲產生兩個金融中心。

今年的歐盟峰會上，德國在法國充分支持下明顯有步驟地領導和組織新的歐洲財政聯盟。卡梅倫在聯合政府的壓力和對歐關係考慮下，沒有行使否決權將這更緊密的歐洲融合規制摒出歐盟，不然英國只會更孤立。但保守黨內及蘇格蘭獨立等國內政治角力，似乎更消耗卡梅倫的政治能量和精神，今後，”to be or not to be in Europe”（留在歐盟抑或離開歐盟），恐怕是英國政府一個影響深遠的痛苦抉擇。

作者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士、倫敦亞非學院外交碩士，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