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日前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指目前有人鼓吹的「城邦論」及「香港自治」，一定不符合《基本法》一國兩制的自治概念，又稱部分港人緬懷過去英殖，「其中一個原因是跟民生有關」，同時又批評赤化及割地賣港言論。早前港澳辦前官員陳佐洱借新書發佈會，指港人拿港英時代龍獅旗示威，令人反感。前港澳辦主任魯平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指鼓吹港獨是傻瓜，沒有內地支持，香港只是一座死城。
上週梁振英到立法會發言，講述管治理念，也提到自治論，間接批評「城邦論」，而緊隨其後陳佐洱昨日又在人民網強國論壇，指港獨勢力正在蔓延，要提高警剔、嚴正應對。山雨欲來，似乎一場批判港獨運動將會登場。
究竟港獨思潮是否已蔓延到不得不嚴正應對的階段，抑或只是梁振英借批判港獨，拉高政治矛盾，令建制派及中間派歸邊，團結在他背後的政治鬥爭技巧呢？
首先，香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具系統論述及政治綱領的港獨思潮，香港不同台灣，台灣是獨立的政治實體，有自己的政府及軍隊，加上台灣海峽分隔，所以台獨思潮有存在的客觀基礎。但香港人理解對內地的依賴，自一九七九年麥理浩訪華，北京提出九七後收回主權後，港獨從來不是政治精英及市民的選項，當年親英分子只是希望保持現狀，以主權換治權。
陳佐洱不滿近年遊行示威出現港英龍獅旗，可理解為「戀殖」，懷念過去美好日子。眷戀殖民地不等如港獨，原因可以是梁振英的「不滿民生倒退」論，但更可能是源自政治上的不滿。例如回歸後政府管治水平下降、施政失誤、民主進程緩慢等。近年則受到內地人來港爭奪資源，如雙非孕婦、DG事件、水客佔用車站等。因對現狀不滿而懷念殖民地，並不特別。
至於城邦自治論是較有系統的論述，但距離香港獨立建國訴求仍相當遙遠，城邦論是要實現聯合聲明所賦予的高度自治，其取態是要與內地保持距離，井水河水互不犯對方。城邦自治論的而且確在普及，原因與新政府上台後，市民擔心中聯辦過度介入特區事務，政府成為傀儡有關。
第三股力量是本土意識的社運，由保育運動到反對新界東北、反國教都有介入。本土意識是重新建立香港人主體意識，他們既批判殖民地，認為不應過分美化港英時代，同時也反對將內地人與本地人對立起來。本土意識及本土論述意圖是建立一個新的香港論述，作為未來發展的起點。
至於最後一股相關的社會情緒，不是有什麼嚴謹理論、政治綱領的「恐共」、「疑共」、「反共」氛圍。當中又與梁振英做特首有關，市民認為中央放一位「深紅」政客出任特首，擔心有隱藏的政治議程，意圖收緊高度自治，也擔心特首決策取態會以一國為先，壓倒兩制。
這些力量及思潮互不從屬，也不是統攝在香港獨立的旗幟下，光復上水及「龍獅旗」部份來自網民，理念上接近城邦自治論。而城邦論又與本土意識、本土論述有分岐。但當北京及特區官方認為要嚴正應對，將他們扣上港獨帽子後，結果可能一方面確立了他們作為官方對立面，認可了其反對運動的地位。
無待堂: 復古與叛逆——王者不治夷狄：雜評《香港城邦論》
近年來書看得少，也看得很慢。「開卷無益，絕學無憂」，這是我的藉口。緩緩慢慢、斷斷續續，總算看完了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這本書引出來的討論，遠比書本精彩。這一年來，圍繞這本書的討論、罵戰，我都莫明其妙地參與了不少。書是兩個月前買的，但好幾個月前就已經有人老屈我是陳雲的信徒、護法，連我的寫作速度也被莫須有地說成「因為受到陳雲太多影響」，不禁引為笑談。有時將心比己，也是很同情被叫人「信徒」的人力支持者的。
到目前為止，唯一一次見過陳雲是年多之前在嶺南大學的中文系面試場合。不過礙於場合、談的是文學，「自治撚」的大業可還沒有機會談得上。
不是想自報家門。說那麼多，是想指出——陳雲是甚麼、《城邦論》提倡甚麼、挖出了甚麼，到今天已經不再重要。《城邦論》的框架，讓許多以前不會交集的社群突然互相發現。《城邦論》本身引起的討論，還遠遠不及這些社群的衝撞。大中華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左派、右派、社民主義者、純粹反共者、仇中者、純粹討厭大陸人者‥‥‥都在這本書裡找到了批判和維護的對象。這套思想甚至被一些社運人士視為威脅生計和思想領導地位的異端邪說。不用多用，正經八百地批判了再說。因為越看越驚，自我保護機制馬上開啟。這本書引起的思想衝突，就像西班牙人與墨西哥人在新世界相遇，一輪戰鬥之後，還是言語不通，雞同鴨講的情況更多。
我不認為《城邦論》是一本很嚴謹的著作，它也不需要非常嚴謹。一來，此為「應時之作」，不必否認急就之下有粗梳之處。其二，就像黃仁宇寫到李贄的理論時，是這樣描述的：
「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闊斧的姿態立論的時候，也不是沒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盧梭提倡的個人自由，在他鋪張的解說之下，反而成了帶有強迫性的為公眾服務的精神。李贄的這種矛盾，在古今中非並非罕見。」
批評《城邦論》一定程度美化英治施政、或將大陸人之醜狀類比和誇大之類指控，並非無的放矢，但總是來得別錯用神。陳雲並不是馬克思。他對人類的終極處境並沒有解決辦法。他沒有如何消除貧富懸殊、終止資本家剝削等等的辦法，他甚至提出過「健康的剝削」這個令左仔嘩然的修正主義概念。縱觀整個《城邦論》，都不是處理這些宏大的問題，而是一些經營香港內部的視野和方法。這本書的第一章已是開宗明義的《放棄民主中國，保住香港城邦》。於是從民主黨出賣市民、通過倒退政改開始，邊敘邊議，梳出了「民主中國」的虛妄，以及民主統一派將本地民主運動與六四事件扯上關係，以為支聯會及民主黨政治不動產的黑暗歷史。
破題：不用期待民主中國
「民主回歸」、「六四情結」以及終極的「民主中國」願景，隨著廿年來的政治代理——民主黨——之投共而破產。政改一役，反抗之聲不絕，陳雲只是將這些批判更有條理和系統的鋪陳出來。他一方面論述中國已經被中共竊據而破壞（頗與《九評共產黨》中國被共產黨「附身奪魂」之說法異曲同工），民風丕變，「民主中國」因此變得既虛且妄。其憲政遙遙無期，則港人不須白費心機苦等，亦不用犧牲自我而成全之。
這個論述一新本地民主運動多年頹氣——其實對老舊民主運動的批評，已經持續多年。黃毓民在零七年左右已經不斷旁敲則擊（無論是為了選擇或其他目標也好）。但對「民主中國」的理論和行動作系統和理論性否定的，則由陳雲總其大成；另一方面，陳雲總結自己多年的本地語文、鬼怪、風俗、歷史、政治觀察，總結出香港傳承了中國的文化遺產以及英國人留下的優良法制（在另一個文化群體的眼中則是邪惡無比的殖民遺毒），所以香港已是中華，而中國已經失去道統，成為「蠻夷」。
城邦的地基：古老的華夷之辯
《城邦論》建築在古老的「華夷之辯」之上，崇尚「文化相對論」或「文化批判」的學派則當然看得一陣厭惡。這些左傾的知識分子相信人人平等，則文化亦無上下之分。但中國傳統學者卻從來都相信文化是有上下之分，而人亦有分文明人和野蠻人之別。陳雲就是這種老派學者。而只不過他老實地寫了出來，而其他人則只在心裡想。古老的華夷之辯，開展出現代香港的各種「自治」綱領。
陳雲以繼承儒家道統自居，則當然無法拋棄中國文化。所以書中所云「香港早已是城邦」則未必真確，反倒是陳雲認為道統已在香港，則香港必須「造一個城邦」以護其「道根」則更合乎現實。
「城邦」：文明的堡疊
要保護「中華」，就必須建起精神上的萬里長城，以抵抗北方的蠻虜。於是陳雲也築起了「城邦」的歷史書寫。這本書最精彩的部份可能是一段段古今中外的「城邦」歷史。一直以來，「城邦」在文明進程的地位都被忽略了。從古代的地中海城邦、到中世紀的商業城邦如威尼斯、熱那亞，以至近代德意志地區城邦，它們都在民族國家興起之前扮演了推進文明的重要推手。這些「非國亦非市」的城邦崇尚自由、文化興盛、重視商業、遠離於專制大陸國家。這些文化風俗可謂現代民主憲政的先聲。在波瀾壯闊的城邦興衰史中，有些煙沒、有些與其他城邦聯盟，成為共和國家。
至蒙古人征討天下，毀滅了不少城邦，好像俄羅斯的基輔，現在只剩下一片荒涼，無復舊盛；而歐洲殖民勢力在東方的擴張，也造就了不少城邦。如馬六甲、膠洲灣、上海、澳門、新加坡以及香港等等。
大政與小節
「城邦」其實只是一個觀察歷史的角度。就連近代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會老實承認，在中國被「半殖民化」的時代，租界地方雖然是民族壓迫和資本剝削的重地，但又同時是傳播現代化知識和醞釀革命的地點。中國的現代化，與這些地方被外國人操持的重鎮有莫大關係。
陳雲的城邦歷史觀就與這種看法不謀而合，肯定這些「殖民區」的重要性，作為鋪陳香港要保持文化優勢(城邦性格)的論據。如果左傾人士批判其親殖、對香港在英殖時代的被壓迫苦況隻字不提，是史德低落云云，則是上述所提之別錯用神矣。等於有人到一間西餐廳投訴為甚麼廚師不會弄乾炒牛河一樣無謂。究竟《城邦論》的主題是甚麼，要搞得清楚。
香港的「大政」是甚麼、小節是甚麼？如果這是一本殖民時代的香港社會史，則這些批評是言之有理。但《城邦論》寫的是今日之政事，而不是舊日之史事。其中可供挑剔的地方很多，但畢竟與今日香港受到的威脅以及其解決辦法相去甚遠。
左派所不能接受的「賤夷」論述
至於此書最受爭議之處，當為描述大陸人醜狀和中國之不可救藥的篇章。不可否認其中必有誇大和以偏概全，用來突出香港接收了中華道統的文化現狀。社民運、社運界、左翼廿一、中大學生報、社福界等等根據他們的意識形態而討論過很多。他們卻看不見這些篇章看似惡毒，但其實一點也不新鮮。因為國學常識不足，所以才大驚小怪。
中國自古以來都有這類「賤夷」論述，連棉不絕，以及現代。在古代中國，政治即文化，文化即政治。但華夷之辯並不是上古就有的東西。三代（夏、商、周）早期，部落散居。雖有共主，但無嚴格的華夷意識。只有逐漸成熟的「天下觀」。周人竊取了商的政權，更要發展一套君權神授的理論，由「巫政」過渡「天子之政」。由於周天子是天的兒子，而天是理所當然富有天下。周天子為了在理論上代上天統治天下，於是分封宗親，統率普天之下的「王土」、統率普天之下的「王臣」。東周的時候，這套宗族政治發展到互相傾軋的地步。到了秦國傾覆天下，理想政治（家天下封建制度）被現實政治（中央集權郡縣統治）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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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與郡縣：古代的理想政治和現實政治 |
戰國時期諸侯國已在北方築城，抵抗蠻夷。由此觀之，則「天下」的觀念在早於東周之時已然瓦解，被現實中的「國」所取代。由秦代開始，理想政治並沒有完全退場，而是時有復辟。秦代有群臣辯論復行封建，而李斯獨排眾議之事；漢初有高祖大封功臣之舉、司馬氏竊曹魏而建晉，更是大封宗室；明朝開國，亦有封子孫，其中晉、燕兩王更手握重兵。分封諸王的後遺症，很快現眼報。小者內亂，大者奪位改朝。現實政治——中央集權、直接統治，終究佔了上風。當地位不停內化於中央之時，「國」取代了「天下」。
失落了三代聖人之治的理想之後，中國卻由於物產豐富，國力強大而成為成東亞中心。君主從儒家的華夷秩序中重拾了天下宗主的安慰。三代之法不行，則漢唐之風亦可持。沒有天下，但有「中國」。而與中國相對的，便是中國四周的蠻夷。引申到《城邦》的理論骨架，則仍然是封建與郡縣。合是理想的大同，分是現實的小康。當理想政治行不通的時候，就以現實政治作為過渡。
理論上，天朝上國傳承中華文明，自然可以感化四周的蠻夷。但這並非中華的義務。西漢尚且要與匈奴和親。中原要到盛唐之時才能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秩序，而苦心經營華夷秩序的則要數到後來的明朝。但是中華衰弱的時候，中華有沒有需要再去感化夷人？中華強大的時候，尚可在朝貢系統中以物質和文化「嘉惠遠人」，但中國衰落的時候，自身難保，還有甚麼需要？
王者不治夷狄
陳雲提出的香港自保論，其實一點都不新鮮。蘇軾是北宋朝廷中的守舊派，他反對變法，曾作一篇《王者不治夷狄論》。因為遼國強大，卻是蠻夷；北宋是中華，自有堂堂體統（陳雲亦如此形容香港），不須強行教化蠻夷、疲斃中國。蘇軾在《東坡後集》形容夷人：「夷狄者，臂若禽獸，不可以化海懷服也。」更說：「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也。」是不是很像那種大陸人已經「無可救藥」的論述？
至於中國文化已經落在香港，則從來是錢穆唐君毅那種「新亞精神」的論述。新儒家講過去和理想的善，陳雲述當下和現實之惡。陳雲到底並不是創發了像共產主義一樣彷彿來自外太空的理論，而是踏在中國無數傳統知識分子的肩頭上而已。
復古和叛逆
《城邦論》的基石，來自華夷觀念，其實非常復古，只不過在此基石上建起了英國文明的建築：法治、廉潔、風俗、現實的政治手腕等等。至於指《城邦論》為「希特拉」、「種族主義」，則純粹是讀書不精，胡亂對號入座，想過一下扮演曼德拉的戲碼——但實情是香港並不是這回事，也沒有這個舞台。
《城邦論》更時時站在中共的立場去講香港問題、去講香港和中國其實可以如何互惠互利，其實這都是非常「保守」，但還是被陳左洱之流不學無術的中共官員視為「港獨」。《城邦論》在今天香港社會環境看來激進，或許就是那一句：
「香港人的唯一出路，是以現實政治為依歸，無須屈從大陸利益，也不必等待中國民主。」
這一句，可謂至為叛逆，反轉了整個「香港人要搞中國民運」的老論述。而對中共來說，香港拒絕被強姦，已經是企圖獨立，此點亦不須多論。
遠去的中國
但是，《城邦論》拿「中國文化」作為論述的賢者之石，在這個時代，其實是劍走偏峰。陳雲借用中國文化的正統之辯、結合選取的歷史書寫，充滿氣勢地開展他的香港政治主張。他強烈反共，但又試圖建設。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跟「文化中國」那麼接近。於是，《城邦論》在短期內就只能以民粹鼓動「文化覺醒較低」或根本不對中國文化有特別熱愛或崇拜的一般民眾。
既然是書寫給大眾，就只能盡量淺白。但是自治綱領背後的文化支援，卻又不是一般人容易看得懂。多的是執小放大，焦點錯了，無助深入討論。陳雲這本書不像後現代西人的書。它用字很淺，講的概念卻很深。動不動出入古今中外。要準確理解，要一點國學知識和歷史理路。
一般人離文史哲很遠，這又令人想到土著和西班牙人相遇的情景。但天賦人權，可以憑空創造；主權在民，也是人造概念。沒有城邦，就做一個城邦。不必上窮數千年的文化，光是一群人自發站起來，你就不能再叫他們跪下。他們的存在，就是權力的憑藉。三十萬人的冰島也可以全民制憲，一切只在乎決心。香港人不需要幾千萬里之外的幾個老頭去決定他們有沒有這個權力。就像馬丁路德面對強大的羅馬教會，他說：
「I
cannot and will not recant anything, for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is neither
right nor safe.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
人要不是自己的主人，就是別人的奴隸。問題是你站起來，還是不站起來？「自治撚」死光了也好，為了自主、自由，你都有一場硬杖要打，不選擇都是一種選擇——奴隸的選擇。
陳牛: 那面旗，原來中共看得到
陳佐洱，作為一個曾經擔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中共高官，在一個月內兩次公開談到港英旗，實屬罕見。
他說要「嚴正應對」，倒沒什麼好驚訝，一來中共愛打嘴砲，甚麼「嚴正抗議」、「強烈譴責」都是些司空見慣的套話而已，二來他應該只能算是前高官，現在擔任的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副主任應屬統戰工作，沒什麼管治實權，聽他說話，就跟聽曾憲梓放炮一樣，不必太放在心上。我唯一驚訝的是，那面港英旗，原來中共是看得到的，而且有了反應，其實許多香港人都尚未看到，尚未有反應呢。
不知陳前高官知不知道舉旗的其實還分兩派，一派僅要求一國之下的自治，一派則要求獨立。要求自治的一派，陳雲是其精神領袖，人稱「國師」。國師的自治觀，其實秉承自中共承諾的「高度自治」，而且在某些事件上的觀點和中共也一致，即所謂「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互不干犯。反共三十年的國師認為獨立會觸動中共神經，而一國前提下的自治相對而言更容易達成。但國師維護「一國」的心意，中共大概領會不到，在中共眼中，並沒有分甚麼自治派和獨立派，兩派都一樣，都是影響他們的「一國」的。達賴喇嘛不是常說只要西藏自治不要獨立嗎，但中共覺得達賴所要求的自治已經和獨立無異了。所以連對於在國際上聲望頗重並有諾貝爾和平獎加持的達賴喇嘛，中共都不願意與之談判，不知陳雲國師對中國一句「井水不犯河水」的承諾，是否能與中共交換自治權？
既然中共看到了那面旗，並有了些反應，那他們就無法不面對問題了。這對香港來說，是好事。
陳佐洱形容港獨是一種病毒。倘若中共真的要出招對付這個「病毒」，我倒非常期待他們會用甚麼方法。斷水斷電？這種手法，正如 Bane 封鎖
Gotham City，試圖用恐嚇手法煽動起市民的恐怖情緒，以此壓抑市民的反抗，但中共也要冒很大的險，因為這樣做可能反倒正如港獨所願，促成了獨立－－將「病毒」切除了，也就不叫「病毒」了吧。國民教育？行不通了。給予更多經濟上的好處？問題是這些年來能給的好處都差不多給了吧，還能給甚麼。
相比起藏獨的真打實幹，港獨還遠著呢，如今頂多處於叫陣階段，一面旗子，雖然沒能把敵方陣前大將嚇得人仰馬翻，但竟也把馬嚇了兩跳呢。那麼，以後勞煩各位在街上多舉舉中共害怕的那面旗子，無論你是自治派還是獨立派，反正在中共眼中沒什麼兩樣。
最近要讀一些納粹集中營的歷史，發現集中營之外其實是一個更大的集中營。猶太人會被全家送入集中營，婦孺會被送去毒氣室殺掉：健康、可以工作的男人會被選出來，為帝國生產物資。這些男人的所有隨身物品都會被沒收、頭髮會被剃掉、名字也會被剝奪、身上會被紋上一個方便管理的號碼。每個人的意義就只有工作。到沒有工作能力，就送去毒氣室。那個時候，帝國不為人而存在，是人為帝國而存在。究竟香港的經濟發展是為了香港人，還是香港人的存在僅為發展經濟、為了返工，已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