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習近平的EQ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未對外公佈的統計資料，全國長期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年均數字從2010年初以來，一直高居在1,200萬的水準，預計2013年底將達到1,500萬的新峯值，是香港人口的兩倍還不止。一個讓年輕人喪失未來和希望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所以，習近平跑到天津市人力資源發展促進中心，瞭解就業和培訓情況，以顯示對此問題的關切。

習近平與高校畢業生、失業人員等座談時，問村官楊代顯「情商（EQ）重要還是智商（IQ）重要？」楊回答「都重要」。習說，做實際工作情商很重要，萬貫家財不如薄技在身，情商要與專業知識和技能結合。習口一開，必定是金玉良言。於是，中共官媒大肆宣揚習近平如何體察民意、愛民如子。

然而，一個公然偽造博士學歷的人，情商不可能太高。習近平13歲即在「文革」中失學，後來通過走後門成為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那時他的教育水準應當是「小學程度」。而當時的大學，根本沒有專業知識的傳授，學到的無非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之類的口號和整人、鬥人的秘訣。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隨着在仕途上的步步升遷，習近平覺得「工農兵大學生」的履歷難以啟齒，學歷應當與官位同步攀升。於是，他在擔任福建省副書記及省長期間，進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政治思想教育專業，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

然而，欲蓋彌彰，弄巧成拙，這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博士學位引來更多非議。學者金觀濤質疑說：第一，習近平並未讀過碩士課程，直接取得博士學位有違教育部的規定；第二，習近平本科是學化工的，從未涉足法學領域，其博士論文的品質令人懷疑；第三，習近平一邊擔任省長的要職，一邊兼顧一千多公里外清華大學的博士課程，即便不吃不喝、不休不眠也難以兩全，除非他會分身之術。

只要稍稍具備一定的情商者，都不會如此愚蠢地以假學歷欺世盜名。或者因為習近平情商太低，慾望太強，以為天下之人都是儍子，才會出此下策；或者因為習近平剛愎自用，完全不把民意當作一回事，「我就是做了，你們又能怎樣？」當然，沒有任何人敢去嚴查習近平學歷的真偽；但是，作為中國的國家元首和中共的黨魁，帶頭弄虛作假，必然沉重打擊當局的信任度，讓造假文憑之風越發氾濫成災。

提倡「情商」不是解決年輕大學生就業的法寶，習近平開出的是一副錯誤的藥方。增加中國的就業，必須改變國企對經濟命脈部門的壟斷，讓民企享有平等的待遇。如此，中國的經濟才會有持久的活力，大學畢業生也就能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

余杰: 政改只是水月鏡花

習近平上台後頻頻提出華而不實的「中國夢」並宣佈將這個「習氏話語」載入黨史。皇帝的新衣，自然有人來揭穿。居住在江西南昌的網名「紅衣大叔」的李磊，立即寫了一首名為《中國夢》的歌曲，自己演唱，自己錄製，MTV在網路上發佈之後，瞬間便有數十萬人點擊，進而遭到封鎖和刪除。李磊的歌詞有兩段是這樣唱的：

中國夢不是獨裁的夢，中國夢不是專政的夢，中國夢不是「遮罩」的夢，中國夢不是貪官的夢。中國夢是人民的夢，中國夢是民主的夢，中國夢是憲政的夢，中國夢是民富的夢。

中國夢不是權貴的夢，中國夢不是黑幫的夢，中國夢不是「審查」的夢，中國夢不是「強拆」的夢。中國夢是選舉的夢，中國夢是自由的夢。

李磊說：「現在官方在炒作『中國夢』這個概念，灌輸官方意識形態，我們就是要表達跟他們不同的理念。我是本着這個目的創作這首歌曲的。網友都說一針見血，每一個字都高度概括出民主人士心目中的『中國夢』，所以引起網民強烈共鳴，大家覺得把他們的心聲唱出來了。」既然習近平認為大夥都認同他提出的「中國夢」，那麼當局為甚麼不敢讓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夢」互相競爭，甚至讓專業歌唱家彭麗媛與業餘歌手「紅衣大叔」在央視的黃金時段來一場世紀PK呢？號稱「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的習近平，為甚麼偏偏沒有這樣的自信呢？

習近平心裏當然知道，縱然「國母」擁有天籟之音，但那「打江山、坐江山」的陳腐不堪的歌詞，亦會讓「國母」不戰而敗。於是，他們一方面重重封鎖，一方面強力洗腦，甚至赤裸裸地使用「植入」這個詞彙。中國官媒報道，2013年4月8日，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在北京召開「深化中國夢宣傳教育座談會」，前中宣部部長、現任中共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表示：「習近平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道出了億萬中華兒女的心聲，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感召力；中國夢昇華了黨的執政理念，是當今中國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幟，要把中國夢的宣傳教育融入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教學之中，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融入校園文化建設之中，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劉雲山服侍新主子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但人的大腦不是電腦，不可以隨意植入一個晶片。

習、劉之流根本不會啟動政改。只要劉曉波還在獄中，只要六四未獲正名，只要報禁和黨禁不開，政改就是水月鏡花。而拖延和拒絕政改，習近平的結局便是與他的黨一起玉石俱焚。習近平的地位比他當過副總理的父親習仲勛高，施政空間也更大。如果習近平毅然開啟政改，不再是「習禁評」，那麼，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有可能超過乃父。然而，習近平有這樣的胸襟和志向嗎？我對他不抱期望，我期望的目標，正如劉曉波所說──「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

余杰: 共產黨人的世紀變臉

近期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信仰的味道〉的文章。說的是一九二○年，第一個繙譯《共產黨宣言》全文的學者陳望道，在繙譯這篇馬列經典時，母親為之準備了一碟紅糖和糭子，還在外面問他紅糖夠不夠，他說：「夠甜，夠甜的了。」母親收拾碟子時發現他沒有蘸紅糖，蘸的是墨汁。《人民日報》評論員感嘆說：「這就是信仰的味道！」

這篇評論可謂此地無銀三百両，現在的共產黨最缺的就是信仰的力量。就連以正人君子自居的溫家寶，也被《紐約時報》揭露出原來是個竊國大盜。當年，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布里兹涅夫帶着老媽參觀他的全是高級跑車的車庫，洋洋得意地跟老媽顯擺。小戶人家出身的老媽悄悄在他耳邊說：「兒子呀，這些車確實很漂亮，但萬一布爾什維克又來了怎麼辦？」今天共產黨高官個個都像布里兹涅夫富可敵國，不過他們的老媽比布里兹涅夫的老媽聰明。共產黨官員十有八九都是「裸官」，早已將贓款和家人轉移海外，即便真正的無產者跑來「共產」也不怕。

很多良知未泯的中共老人，直到晚年才幡然醒悟，有所謂「兩頭真」之說：早年加入共產黨幹革命是出於真誠的信仰，晚年黃粱夢醒、反戈一擊也是出於真誠的信仰。不過，早年的選擇，固然有可能是「真」的，但「真」並不意味着「善」，那些向希特勒致敬的德國百姓也是真誠的，真誠卻走向了邪惡。

繙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不過他很快發現從潘多拉的盒子裏放出來的原來是個魔鬼。於是，他淡出革命隊伍，成了「脫黨分子」。中共建政後，雖然憑藉着老資格和學問當上了復旦大學校長，可「文革」中也難逃皮肉之苦。幸好年輕時候練過武功，這才死裏逃生。

裹着蜜糖的毒藥仍然是毒藥。即便是作為信仰的共產主義，不僅不是救人的良藥，反倒是害國的毒藥。陳望道當年自費繙譯馬列經典，如今的紅朝設置了一個龐大的衙門承擔此種工程，即中央編譯局。前編譯局長名為衣俊卿，名字有幾分梨園或青樓的味道，堪比梅蘭芳。副部級的衣局長有一群粉絲，名為「洗衣粉」，甚至為之設置了一個「衣俊卿吧」。女弟子們形容衣老師「謙謙君子，溫潤如玉」，還有很多帖子稱其為「衣帥」。

衣帥不是繡花枕頭，學問也確實了得。據說寫入十八大報告裏的「三個自信」就是這位他在耗資幾十億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裏挖掘出來的。本來早已被習總看中，要高升為御前掌筆吏，百密一疏，卻被一個哀怨的女弟子貼在網上的一篇情色小說毀了錦繡前程。

從陳望道到衣俊卿，就是一場共產黨人世紀「變臉」的大戲。

余杰: 老路、邪路與死路

河蟹大帝胡錦濤在十八大開幕式上作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報告，如老太太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在十年前上台的時候，他的講話就毫無個人風格；在十年後下台的時候，他的講話依然味同嚼蠟。

胡錦濤講話唯一的「亮點」就是聲嘶力竭地宣佈：「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所謂「老路」，就是閉關鎖國、與全世界為敵的毛時代，胡心知肚明，那個時代再也回不去了；所謂「邪路」，就是放棄一黨獨裁、走向憲政共和，胡抱定了「打死也不改」的決心，稱之為邪路。

敢於將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當作邪路，也只有胡錦濤這樣的黑老大才說得出口。那些寄望胡溫在最後時刻推進政改的望眼欲穿者，至此終於可以「洗洗睡了」。那些將胡溫與周薄看成是黑白分明的陣營的「好心人」，至此總算恍然大悟了。那個駕駛着和諧號列車義無反顧地奔向萬丈深淵的駕駛員就是胡錦濤啊——溫州動車慘案中那張和諧號列車傾覆、乘客血肉橫飛、零件散落滿地的照片，不正是胡錦濤時代最具象徵意義的縮影嗎？

我出走美國之後，在香港出版《河蟹大帝胡錦濤：他讓中國失去了十年》一書，就是要破除胡錦濤炮制的「大國崛起」的神話。為了阻止這本書的出版，胡錦濤派遣特務恐嚇我說，你有可能成為第二個「江南」。不過，昔日的江南案給蔣經國當頭棒喝，讓蔣家第三代接班的計劃泡湯，最終促成了台灣民主化啟動。如今，即便我有「成仁」的決心，胡錦濤大概也沒有蔣經國順應時代潮流的智慧。

在薄熙來案沸沸揚揚之際，很多人對我說，不該批胡，而應集中力量批薄。我則反駁說，沒有胡，焉有薄？胡薄乃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果然，真正破除胡錦濤神話的，不是我的這本書，而是胡錦濤自己的這篇講話。正如旅英學者張煒所論：「與鄧小平和江澤民相比，胡錦濤的執政理念更接近毛澤東思想。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成長於毛澤東時代，世界觀形成於中國思想控制最嚴密的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沒有創造性的一代政客，更由於這一代人是毛澤東創立的集權政治體制和市場化、全球化的經濟制度嫁接的最大受益者。」所以，胡錦濤硬着頭皮帶領中國往死路走，不到黃河心不死。

胡錦濤的筆桿子哪裏有普通民眾的才智？網民的這個段子，算是給十八大的最佳評語：央視又出去採訪了，問道：「作為一個中國人，你能為祖國做些甚麼？」一哥們回答說：「移民，不給祖國添亂。」記者又問：「你認為愛國主義的表現是甚麼？」答曰：「移民，給資本主義添亂。」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余杰: 奇怪的「保溫統一戰線」

《紐約時報》揭露溫家寶家族的貪腐之後，海內外忽然出現新一輪挺溫高潮。外交部發言人說這是「抹黑行為」，若干海外媒體也不約而同地像猜字謎一樣討論起《紐約時報》的「居心叵測」來。

他們說，這是溫薄鬥爭的延續，薄是壞人，作為薄的對頭的溫就是好人，所以這次是好人受冤枉。這種非黑即白的邏輯太幼稚了，難道當年的毛林鬥爭，林彪是壞人，就能證明毛澤東是好人？或者反過來，毛澤東是壞人，就能證明林彪是好人？毛林是一丘之貉，正如溫薄同樣是一丘之貉。

「六四」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周鋒鎖，在推特上點名說：這個「奇怪的保衞溫家寶統一戰線」包括博訊、大紀元、香港明鏡、美國ＶＯＡ、英國ＢＢＣ中文、《南華早報》、香港某報……這個名單並不一定準確，但他的觀察無疑相當敏銳。比如，博訊網站居然發表文章說，經過博訊的調查，《紐約時報》報道的大部份內容都是子虛烏有。但是，博訊的調查水準難道比《紐約時報》還高嗎？保溫杯可以保溫，但這個「保衞溫家寶統一戰線」豈能挽回溫家寶的「清譽」？

日前，到寧波採訪抗議活動的外國記者，受到當地人追捧，街頭示威者甚至將其抬起來，讓他能獲取一個好的拍攝角度；而報道溫家寶貪腐的《紐約時報》卻遭到某些溫家寶粉絲的攻擊，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出該記者曾到重慶接受薄熙來款待的「小道消息」。對照之下，可見偶像崇拜在中國源遠流長、貽害無窮。溫粉們已經到了不問事實、窮究動機、誓死捍衞、在所不惜的地步，因為溫家寶跟他們緊緊綑綁在一起，溫家寶的垮掉，就意味着他們精神支柱的垮掉。

自由亞洲電台採訪了尹尊聲和鄭竹園兩名在美國頗有聲譽的華裔學者，兩人爭先恐後地為溫家寶打抱不平。他們說，溫家寶是一個「有操守的人」，《紐約時報》的報道是「配合反改革派的勢力」。然而，他們卻拿不出任何材料來否定《紐約時報》報道的真實性。兩位都是知名經濟學家，經濟學是一門嚴謹的學問，我相信他們在撰寫經濟學論文的時候，一定會羅列大量的證據和數字，經過嚴密的論證和推理，才得出自己的結論。但是，一旦面對溫家寶，他們就像登徒子見到美女一樣魂飛魄散，原先受過的嚴格的學術訓練和邏輯推理都失效了，完全是跟着感覺走了。

我不禁想起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看出妖媚的村姑原來是妖精的孫悟空，不幸淪為少數派，還要忍受師傅緊箍咒的折磨；而誤將妖精當朋友的唐僧和豬八戒，不僅不聽孫悟空的勸告，還要強迫孫悟空閉嘴，將孫悟空的好心當作驢肝肺。今天，溫家寶的粉絲們不也是如此嗎？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孔捷生: 互爆大鑊，黨爭全武行

薄案令中共黨爭益發白熱化，薄熙來豈是陳希同、陳良宇者流，簪纓世族自有血緣紐帶和廣泛人脈，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薄不是爬行動物，而是兇猛猙獰的白額大蟲！果然，薄黨殊死反撲接踵而來，先是習近平家族被爆擁有巨額家財，繼而薄的頭號死敵溫家寶也被爆大鑊，家族居然坐擁二十七億美元財產！

卻說文革影響了一代人，薄熙來自是得真傳者，文革中有一種鬥法叫「互拋黑材料」，此際正派得上用場，在這輪黨爭推陳出新，不靠大字報，而是「出口轉內銷」，把黑材料輾轉遞送外媒，就像王立軍闖館似的，還是美國罩得住，軟硬實力無遠弗屆。於是美國彭博新聞社被選中爆習近平大鑊，指其家族商業王國擁有稀土、鎢等礦業，房地產以及手機通訊業。

以民眾對官場貪腐承受力的水漲船高，習家財產算不了甚麼，殺傷力有限。或許爆料者目的本來就是敲山震虎，於是暫且收兵。然而對溫家寶就直取中宮，痛下殺手，借西媒老大《紐約時報》之力，爆出溫家族在銀行、珠寶業、度假村、基礎設施、電信業、衞星通信、收費公路、飛機租賃公司、京奧場館建設、網絡公司、動畫公司、精英級貴族寄宿學校、私人股本行業以及金融服務巨無霸平安保險公司都擁有龐大資產。

這批送到《紐約時報》的黑材料，精細到溫家族擁有的公司月報表以及股票交易記錄（到二○○七年為止）一應俱全，這絕對有備而來，用共產黨使用率甚高的那句話─背後有黑手操縱，沒有安全機構的秘密介入，誰能拿到這些商業暨政治機密。所謂背後黑手，隱隱約約有九常委中某公的影子。不管黑手是誰，這雷霆一擊意在秒殺溫家寶。

別以為《紐約時報》甘為中共黨爭火中取栗，該報請了審計師，對這批材料以及可查閱的中方正式公佈的數據對照核算（尤其是溫家在平安保險持股的總規模），並在事前將這篇文章遞交中國政府，文中數字和細節之具體，竟令中方猝不及防，以致該長文刊出，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才慌忙以空洞的「抹黑中國，別有用心」來回應。

黨爭鬥到這份上已是你死我活。由此可見，江澤民早前敦促對薄熙來從輕發落乃深謀遠慮，咬一嘴毛可以，卻切勿見血，否則對整個政權都會帶來深刻危機。奈何薄少自己不是省油的燈，把胡溫逼急了，雙方都不能善罷，如此必有今日之局。

筆者以為，這輪爭鬥不管背後有幾多陰謀，對中國未來卻是好事。把真相公諸光天化日，即便是有選擇有目的，也是真相的一部份。胡溫十年對高級領導「財產公示」始終做不到，這一下就做到了。這對中國人民和整個體制的造成心理震撼，有助促進政治改革。香港市民亦可對「團結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有更深的認識。

余杰: 《紐時》報道打破民眾幻想

十年前，我的好朋友、記者昝愛宗編輯了一本探討新聞自由的書，名為《第四種權力》。此書剛剛出版就被中宣部查禁，出版社總編輯遭免職。此後，「第四種權力」被列為「一級敏感詞」。

自今年初王捕頭夜奔美領館、西南王身陷刑部獄、溫丞相收拾戰利品之後，西方媒體對中共你死我活的內鬥興趣盎然，天天都是頭版報道。中國的官媒當不了「第四種權力」，大洋彼岸的外國媒體便來客串一把──《紐約時報》以一篇長篇報道揭露溫家寶家族的隱秘財富，真有當年報道水門事件將尼克遜總統拉下馬的豪情壯志。

其實，《紐約時報》的報道中，「獨家」的內容並不多。關於溫家寶的夫人、兒子、弟弟等人坐擁萬貫家產的細節，我在三年前出版的《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中已有詳盡的披露。這一次，《紐約時報》的報道中讓人眼睛一亮的新資料是：溫家寶九十歲的老母親，名下有一億兩千萬美金的財富。

溫家寶已故的父親是一名謹小慎微的中學老師，溫家寶多次在公眾場合宣揚自己是「窮人家的孩子」。他們家族似乎並無經商的天賦，那麼，不知溫老太太的財富從何而來？溫老太太有股神巴菲特的天才，還是像喬布斯那樣發明了蘋果電腦？

中國人天生就有清官情結。世上本無清官，清官夢多了，偽清官便應運而生。從朱德的扁擔到周恩來的襯衫，再到溫家寶的破鞋，堪稱中共廉政教育之三大法寶，不僅可以存入中國革命博物館，還可以送到香港廉政公署的大堂展覽，讓曾蔭權之類的貪嘴官吏自慚形穢。

然而，《紐約時報》的報道驚醒夢中人。溫家二十七億美元的財富，若換成百元人民幣大鈔，可以堆多高呢？以一百萬為一米計算，溫家的財富可以堆成一萬七千米高的金山。世界上最高的迪拜塔僅七百米高，溫家的金山相當於二十五座迪拜塔那麼高。如果把這座金山與那雙縫縫補補的破鞋放在一起，對比何等鮮明！

當然，溫家寶家族的貪腐未必高於中共首腦們的平均水準，江澤民、李鵬、朱鎔基、胡錦濤們也許有更加驚人的數字。但是，溫家寶絕對不是人們一廂情願地想像出來的清官，也不是真心實意的改革派。《紐約時報》的報道剛一發表，其網站就被封鎖，外交部發言人用嫺熟的口吻說，這是敵人的「抹黑」，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顯然，溫家寶不是一名弱勢總理，他發動反擊的時候毫不手軟──兩年前，對我施加酷刑的秘密員警就宣稱，是溫家寶直接對他們下達命令，「這就是你攻擊總理的下場」。

為了揭穿皇帝的新衣，我險些付出生命代價。而比批判溫家寶更重要的，是打破民眾的青天幻想，喚醒每個人的公民意識。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余杰: 薄毛崩潰，胡毛猖獗

中共當局公佈薄熙來的罪狀之後，推特上出現一段妙文：有人問：「澤東與熙來有甚麼共同點？」答：「長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副手叛逃；妻子被判死緩。─他們還有共同點是，無法無天，大搞運動，喜歡萬人簇擁唱紅歌！」

薄熙來完蛋，有好些奴性十足的國人歡呼雀躍，聲稱中國躲過一劫，政改柳暗花明。實際上，薄熙來垮台，不是因為他在重慶唱紅打黑，以毛式原教旨主義煽動民粹心理；而是因為他不遵守中共黑幫之幫規，企圖挑戰中央、搶班奪權。胡溫這才忍無可忍，動手削藩。正如當年毛澤東與林彪的決裂，不是源於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毛林二人多年來一直都在比賽誰更左；而是因為權力鬥爭圖窮匕見，兩人中非得有一人慘死不可。

如今，薄熙來雖然倒掉了，毛主義依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薄的一連串罪名當中，根本找不到薄搞毛主義、踐踏法治這一條。因為這樣的做法，不單是薄在重慶推行，更是胡在全國貫徹。胡上台之初即赴西柏坡朝聖，接任軍委主席後即號召學習北韓和古巴，將斥責毛為混世魔王的知識分子劉曉波視為仇讎，悍然判處劉曉波十一年之重刑，間接促成了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胡的這些表現，當之無愧是「毛的好學生」。躺在水晶棺中的毛澤東，不喜歡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也不喜歡上海小開江澤民，獨獨會賞識政治輔導員出身的胡錦濤。可惜胡錦濤生也晚也，否則老毛當年就不必破格提拔不學無術的王洪文，而是直接選中陰險毒辣的胡錦濤了。

所以，胡是毛派的幕後軍師，薄只是毛派的莽撞先鋒。薄身敗名裂了，但薄的那套伎倆，胡照樣拿來為我所用：暗中煽動民間反日的打砸搶運動，由中央統一製作大批量的巨幅毛像，發放給義和團與紅衞兵轉世的暴民。否則，怎麼可能在一夜之間，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滿眼皆是毛之豬頭？否則，以每年七千億元的維穩經費，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哪會讓反日活動自發地燃遍全國？

又有紅衞兵之子、著名「叫獸」韓德強，以暴力毆打對其崇毛言行提出異議的八旬老人。韓打人之視頻傳播於網路，其暴行引發公憤。而韓德強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拒絕認錯，強項到底。當局不僅不依法懲處，反倒包庇縱容，若非胡中央走毛式路線，韓氏焉能如此有恃無恐？

薄毛，胡毛，都是毛。今天的中國仍然處於「後毛澤東時代」和「後文革時代」，儘管經濟上變資、變修了，但政治上永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毛的陰影下，政改哪有半點希望？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余杰: 丁瑞失業與雲山入常

丁瑞是何許人也？

丁瑞（Tint Swe）曾擔任緬甸最後一任審查總長，他的辦公室在二戰期間曾是令人畏懼的日本憲兵審訊中心，這也是丁瑞的綽號「文學刑訊官」的來歷。

在過去近五十年間，緬甸軍政府在印刷前對每本書、每篇文章、每幅插圖和照片以及每首詩都進行審查。直到吳登盛總統上台，啟動政治改革，釋放昂山素姬和大批政治犯，取消流亡人士歸國的禁令。而在諸多改革措施中，最讓人振奮的消息是：當局宣佈廢除新聞出版審查制度。

二○一二年八月，丁瑞將國內知名的編輯和出版商召集到辦公室，宣佈一個重大決定：審查制度從此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丁瑞承認：「我過去做的工作與這個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和現實不協調的。」往日熙來攘往的辦公室，如今可謂門可羅雀。儘管有些失落感，但丁瑞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直率地表示：「我很自豪，是我終止了審查制度。」

與丁瑞失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方面傳出中共宣傳部長劉雲山在十八大篤定入常（晉身政治局常委）的消息。與丁瑞掌管的僅僅一百多人的新聞審查部門相比，劉雲山掌控的是一個龐大的帝國：數以萬計的媒體和數百萬的宣傳幹部，其規模讓新聞大亨梅鐸亦望塵莫及。

宣傳部沒有公開的電話號碼，設在紫禁城旁領導人辦公廳對街的總部也不掛牌。宣傳部腐敗而專橫，它發給媒體的指示屬於國家機密。《中國青年報》的編輯李大同說：「他們不想留下任何證據，怕被人揭穿。」湖南的《當代商報》編輯師濤撰文揭露宣傳部不准報道有關「六四」資訊的禁令，就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判處十年重刑。

劉雲山時代的宣傳部，炮製了「文革」結束後最多的文字獄。劉曉波、劉賢斌、陳衞、朱虞夫……這張名單幾乎可以彙集成一本厚厚的辭典了。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先是失去教職，繼而被刑事拘留；而作為被討伐對象的劉雲山，卻因為替胡錦濤「守門」有功，獲得入常的門票。劉雲山是胡的心腹，出任宣傳部十年，將宣傳部打造成密不透風的獨立王國。就連長期執掌中共文宣大權的「左王」鄧力群，也不得不在香港出版其回憶錄。

丁瑞失業，顯示緬甸民主化進程勢不可擋。以台灣、南韓、南非之經驗而論，開放報禁之後，必然是開放黨禁，新聞自由帶來的將是整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革。相反，劉雲山入常，則顯示中共抱殘守缺、不到黃河心不死。作為箝制十三億人民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扼殺民眾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千古罪人，劉雲山靠着斑斑劣迹而上位，可見中共「專挑壞人」的選拔機制不可救藥。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劉銳紹﹕徹查真相 既昭冤魂 亦平民憤 ——拒人間蒸發 望旺陽還陽

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後不久，即離奇「自殺」，後來還在可疑的情下被解剖和火化，其家屬後來不知所終，相熟的朋友也被軟禁。這一連串事件，彷彿令人回到昔日的封建皇朝，無緣無故的人間蒸發隨時出現。這種恐怖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慄，超越了正常人可以接受的底線，所以，導致香港兩萬多人上街，為李旺陽同聲一哭。在這些人中，很多是甚少上街的，但他們也忍無可忍了，可見這次事件的確令人髮指，要為死者鳴冤。官方必須迅速認真處理，不可掉以輕心。

在事件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言論，非常值得商榷。

與中央政府無關？

一種言論認為，這次事件只是地方官員亂來，與中央政府無關，不能把責任扯到中央去。

從種種舻象來看，我也相信這是地方官員自作主張，胡亂處事，不會是中央下令讓李旺陽突然在人間消失的，地方官員必須負上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但是，這不等於上級政府（包括省級政府和中央）沒有責任，嚴格來說，他們也負有不可迴避的間接責任。

先看北京對處理「不穩定因素」的精神、政策和指示，總的要求是「快、狠、準」，要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可是，什麼是「不穩定因素」？北京從來沒有明言，這就間接強化了各級幹部的鬥爭意識。尤其在敏感時刻，上級更要求下級「密切關注階級敵人的動向」，令整體形勢進一步陷於緊張氣氛。但是，誰是階級敵人？誰是階級敵人的同路人？北京也從來沒有說清楚。這又無端繃緊了各級幹部腦中的政治弓弦。此外，中國每年的維穩費用不斷增加，而維穩費用之中又有不少是機動費用，換言之，這就給各級幹部提供了充裕的經濟和物質條件，讓他們高壓下去。

這些精神、政策和指示散見於中國政法系統的公開刊物，也就是說，那種自我緊張的氣氛已在有意無意之間瀰漫到全社會去。

為什麼北京要這樣做呢？他們的理由是「要穩定，要和諧」，但客觀效果卻是通過上述政策，讓下級胡作非為，貪腐高壓，從而鞏固執政者的治權，這也就是用利益換取下級的效忠。下級官員則在上級的縱容之下殘民自肥，享受更大的盤剝成果。換言之，上下已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但對老百姓來說，卻陷入上下交煎的景。從這個角度來看，難道中央沒有責任嗎？

不能馬上作出結論？

另一種言論認為：這次事件的真相還未弄清楚，不能馬上作出結論，指李旺陽是被他殺的；至少要讓官方報告發表之後，才能評論責任問題。表面看來，這是重視客觀證據，但這種說法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現時已經揭露出來的資料一概否定，這只是緩兵之計，多於實事求是地探討真相。過去多次事件證明，官方的版本都是官官相衛的，例如「躲貓貓事件」（被扣查的人無疾而終，當局卻說他是「捉謎藏時撞死的」）、鄧玉嬌事件（抗拒「姦官」而自衛殺人，官方卻說她謀殺）、烏坎村的薛錦波事件（事後揭發薛是被打死的，但官方驗屍則指不是外力致死的）。這類事件多不勝數，而官方往往因為眾怒難息，群情洶湧，才被迫承認真相。可見，如果只等官方的資料，那只會讓事情丟淡，最後更難水落石出。

還有一種言論認為，這是內地的事情，香港人毋須如此動容，更不應該干預內地的施政。這也是一種機械的割裂。其實，李旺陽是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後不久離奇死亡的，這已是一個極大的疑問。這會不會是對香港傳媒的一個信號？即使不是，但也有必要弄清楚。梁振英也應該從這一點切入，既可以保障香港傳媒的採訪自由，但也沒有干預內地的施政。他在競選特首時能夠拿出那麼多政治智慧和技巧，但現在卻不去嘗試找尋切入點，倒是浪費了他的政治頭腦。現在，他選擇「不公開評論」的策略，對他本來已經不高的聲望來說，更是百害而無一利。

不應干預內地施政？

此事也引發一些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關注，雖然他們也是「被動式的行動」，但我還是希望他們盡力而為，不管是真是假，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只有這樣，才有利於追查真相。我只想加一句，他們上書中央，要求調查，不要半途而廢，必須一查到底。記得上次他們聯署要求跟進趙連海的冤情，但後來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一聲「河水不要犯井水」之後，人大和政協的聲音就戛然而止，皆因他們的權力都是來自北京，不敢突破頭上的無形框框。這一次，希望他們與民意一氣，在體制內發揮勸諫和諍言的作用。

至於李旺陽事件怎樣發展下去，要看兩大因素。一是其家屬和外界的跟進行動如何延續？會不會上升到國際層面？甚至影響中央領導人「七一」時來港的政治氣氛？二是中央會不會介入事件，抓準這個契機來矯正下級的胡作非為，懲處橫行無道的官員。如果可以這樣做，對中央也有好處，否則只會加深官民之間的仇恨，絕對不利於真正的穩定和諧。

潘小濤﹕要中共徹查？做夢！

從公開資料，李旺陽肯定是「被自殺」的。很多人聯署要求獨立調查，部分港區人大及政協委員也公開要求查出死因。北京當局會順應民意嗎？

公安的李旺陽自縊之說疑團甚多：死者怎會雙腳站地？失明失聰、要別人攙扶，怎可能結出一個如此複雜的繩結！李性格堅強，生前在獄中被折磨至失明失聰，牙齒脫落大半仍不屈服，矢志追求民主，怎會此時輕生……

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領導人焉會不知？但他們絕不會徹查事件，即使要查也只是虛與委蛇，不可能查出真相。

幾可肯定，李旺陽是被看守他的國保人員虐打致死。李旺陽在病房受到國保24小時監視，能加害他的就只有國保人員。過去幾年，國內傳媒不斷揭露公安在看守所及派出所，對疑犯施以種種酷刑，每年數十名疑犯被打死，「被自殺者」包括「洗臉死」、「躲貓貓死」、「喝水死」、「上廁所摔死」、「做夢死」等。

2009年12月，涉嫌盜竊的疑犯邢鯤在昆明看守所死亡，昆明檢察院及公安局聯合調查後宣稱，死者用紙鈔打開反扣的手銬，再用鞋帶上吊，簡直是天方夜譚，但公安還是這麼定調，你能奈何如此無恥的人嗎？

更何，公安、國保正是這種獨裁體制的產物，也是捍衛這種體制的爛頭卒，一旦暴露他們的暴行，中共這個體制也會受到質疑。中央跟這些爛頭卒早是利益及命運共同體，怎會拿他們真開刀！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就是，湖南省委書記周強是胡錦濤嫡系親信，一旦查出真相，對極力爭取進入政治局的周強，將是一大打擊，胡又豈會自斷一臂？要中共徹查事件，做夢！

 

吳志森：當官的不會講人話

李旺陽「被自殺」，激起港人義憤，二萬五千人冒着酷暑走上街頭，怒吼聲討，響徹西環中聯辦。後續發展不斷，團體計劃收集十萬簽名，要求梁振英向來港觀禮的胡錦濤主席反映港人心聲，徹查事件，揪出兇手。

香港的達官貴人，對李旺陽事件視如蛇蠍，避之唯恐不及。港區人大代表，見李旺陽涉及六四，害怕是個雷區，紛紛詐癲扮儍，以「唔知發生乜事」為由不作回應。逃不了的，又以港區人大不應干預內地執法為藉口，連寫信提問都不敢。後來又見港人群情洶湧，生怕影響九月立法會選情，甚至連累黨友，又急忙轉軚，稱以個人名義去信人大委員長，要求中央調查。

這位港區人大的轉軚時間何其準確：解剖、火化都做完了，遺體又由信得過的法醫剖驗，結果早已寫在牆上，現在才呼籲中央調查，不是徹頭徹尾的互扯貓尾又是甚麼？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急轉彎，幾乎車毀人亡，轉得實在太難看，令人惡心。

如果說人大代表轉軚去信中央，算是有政治觸覺做法，那麼，候任特首梁振英先後十多次對李旺陽事件不作評論，反映這位疑似地下黨員，不理民情，不顧民意，在關鍵時刻，嚴守鐵一般的黨紀，又一次有黨性，冇人性。

梁振英拒絕表態的理由是：身為候任行政長官，不會就內地發生的類似問題公開表達意見，他強調只是蕭規曹隨，過去的特首都是這樣做。董建華和曾蔭權從未就內地發生的類似事件表過態嗎？當然不是，董曾二人對六四也說過個人看法，叫人放下包袱，還說自己代表大多數港人的意見，雖然一說出口就碰個頭破血流，但總算是立場鮮明，而不是梁特首重複又重複的那句「沒有補充」，不是人說的鬼話。

港區人大兼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為梁振英辯護，說梁特首不評論不代表沒有個人意見。這就奇怪了，作為候任特首，難道他的意見只對你一個人說，不能也不應公開的嗎？羅范跳出來為梁特首擋子彈，是她的任務，但學藝未精，詞窮理屈，實在太難看了。

二萬五千人上街要求徹查李旺陽的千古奇寃，當然是香港的一件大事，作為特首，無論如何都逃避不了。即使人話不能說，態又不能表，承諾向中央，向胡錦濤傳遞港人意見，反映他們憤怒的聲音，總夠安全吧，講了這句四平八穩的話，就會烏紗不保嗎？

食衞局長周一嶽不留任下屆政府，接受媒體訪問，以醫生角度，判斷李旺陽之死有疑點：「他是一個嚴重殘疾的人士，想自殺都不是那麼容易」，「以李旺陽的性格，即使是自殺，任何人如果要犧牲自己去做驚天動地的事，應會留下遺言」。

周一嶽局長決定脫掉官服，退出官場，才敢發出這番出自內心的肺腑之言，又一次證明，當官的，不會講人話。

絲絲世語：周一嶽何以不留？

食衞局長周一嶽以醫生角度，剖析李旺陽死亡疑點，既有說服力，也是政府官員中第一個作此良心發聲。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明確表示不會留任下屆政府，才會有這樣的表白。但如果他還想為自己在中共主導的香港公共事務中留後路的話，他完全可以選擇不表白。所以仍是良心發聲。

周一嶽不留任的原因，十天前財經版的添馬男分析說：「周一嶽掌食衞局飽歷風浪，至今仍企得住，振英強行搣走佢俾位梁營高永文，已經係難堪，仲要佢無厘頭去勞福局，而庸官張建宗則升任副司長，坐在佢頭上，你話佢留低仲有乜謂。」有承擔的周一嶽離任，受法律界肯定的黃仁龍離任，備受敬重的林煥光拒任副政務司司長。而兩位副司長是庸官張建宗和對財經零經驗的陳茂波。律政司司長是袁政協，文化局長是紅背景的許先生。

王安石說：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李怡

余杰: 焚燒紅旗為旺陽

兩萬五千香港市民上街抗議，包圍中共在香港之巢穴中聯辦大樓，為的卻是一位原與香港毫無關係的內地平民李旺陽。無論權勢熏天的港督或特首，無論富可敵國的富豪，誰能像寃屈而死的六四鐵漢李旺陽，牽動無數港人的心？這座城市的可愛與可貴，不禁讓我肅然起敬。

據我所知，這是香港市民第一次在中聯辦門口焚燒中共欽定之國旗。在我看來，這是香港民主運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轉捩點。邁出這一步，與沒有邁出這一步，有根本性的差別。此舉象徵着香港民眾與中共之決裂。從此，香港市民不再上訪、不再鳴寃、不再進諫、不再對中共暴政抱有一絲希望。

此前，深受六四屠殺刺激的香港人，雖然將反共當作自我保護的本能，卻長期受制於「愛國」的緊箍咒，束手束腳，如履薄冰，不敢捅破「中華人民共和國乃偽中國」這層薄薄的窗戶紙。大概因為香港人在心態上有一種自我矮化的自卑感，生怕稍有不慎，便被同胞指摘為「不愛國」，那可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大罪。

如今，香港人終於意識到：要做真正的愛國者，反共乃是必須邁出的第一步。焚燒沾滿國人鮮血的五星紅旗，就好像當年反抗希特勒的義士們焚燒納粹的旗幟一樣，乃是愛國的義舉。國人當愛的，是那個辛亥革命先烈們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而不是作為顛覆者的中共打造的那個殘民以逞的「中共獨裁國」。

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多年，謊言與暴力齊飛，天怒並人怨一色，二十三年前鄧小平命令士兵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二十三年後胡錦濤又命令國保謀殺本已氣若游絲的李旺陽，如此暴政，不得不反；如此暴君，不得不抗！所以，焚燒紅旗，只是開端，而非將結束。正如孟子所言：獨夫民賊，人人得而誅之！正如加爾文所言：反抗暴君與暴政，乃是上帝賜予人類的基本權利。

在兩萬五千港人的映襯之下，候任特首之「梁心」，非良心，乃黑心也；候任特首之本性，非人性，乃黨性也。七月一日，梁振英必定能從胡錦濤那裏獲得一枚輕如鴻毛的官印，卻不能從香港市民那裏獲得重如泰山的授權。因為授權給梁振英的胡錦濤，他本人的權力就不是選民所賦予的。李旺陽英魂不散，胡錦濤、梁振英等將杯弓蛇影，夜不成寐。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余杰: 誰之寬恕，寬恕何人？

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旅居美國的六四學生領袖柴玲發表公開信，聲稱出於基督信仰，寬恕鄧小平、李鵬及開槍殺人的解放軍官兵。此說法立即掀起軒然大波。我不同意柴玲的言行，但我認為寬恕這一議題有深入討論之必要。

作 為基督徒的柴玲固然有表達她個人意見的言論自由，但不宜讓基督教為其所有的公共言論背書。此舉既不榮神也不益人。《聖經．創世紀》說得很清楚：「凡流人血 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不負責任地宣佈赦免拒絕懺悔的兇手，並非基督信仰的真義所在。基督教不是一種混淆真偽、是非、 善惡的宗教信仰，「公義」是基督教中的一個核心價值。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很早就開始思考寬恕的問題。在我剛完成的《劉曉波傳》一書中記載，早 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劉曉波就在大連勞教院中寫下了一篇關於西蒙．威森塔爾的著作《寬恕》的書評。西蒙．威森塔爾是猶太倖存者，有八十九個親屬死於希 特勒的種族滅絕，他自己也在納粹集中營中度過了青春歲月。有一次，他在醫院遇到一名瀕臨死亡的德軍士兵，請求得到寬恕。但他認為，自己無權替代那些死難者 寬恕這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故而一直保持沉默。

由此，西蒙．威森塔爾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是否應該寬恕那些不可饒恕的罪行？如果應該，誰有資格給予饒恕？這本書讓劉曉波受到極大震撼：「也許是因為身在高牆之內，讀西蒙．威森塔爾的《寬恕》，心靈被某種說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種慢性的折磨所煎熬。」
劉曉波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六四，他也試着向自己提出相似的問題：八九運動的正義性不容置疑，無辜者的血必將成為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重要道義資源。但是，當八九運動得到公正評價的那一天降臨之時，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應該得到怎樣的對待？如何處理他們才能保持寬恕與正義的平衡？

首 先，劉曉波認為，真正有資格寬恕的，是失去親人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是身體傷殘的方政、齊志勇等人。旁觀者無權奢談寬恕，如果旁觀者自以為是地允諾寬恕，那 不是謙卑和崇高，而是傲慢和輕佻。因為，一旦缺乏正義的維度，輕飄飄的寬恕的宣告，就變成了對加害者的縱容和對被害者的第二次傷害。

其次，可以獲得寬恕的究竟是哪些人？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圖圖大主教指出，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沒有懺悔就沒有寬恕，只有當這一切都實現之後，和解才會真正降臨。這才是建立在基督信仰和普世價值之上的寬恕觀念。中國未來的價值重建，也應當以南非的經驗為榜樣。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李怡：急市民所急，還是急自己所急？

梁振英眼看他的架構重組要7月1日前在立法會闖關形勢不妙，於是他和主推手羅范椒芬訴諸媒體，二人連續在報上撰文，羅范頻頻上電視宣傳。梁振英是「急市民所急」嗎？陳方安生早已說過，梁的所有政策措施都是現有公務員體制可以做到的。因此，他是「急自己所急」，要在7.1宣誓就職時有自己的班底整整齊齊站在一起，在領導人前有面子，當然也可能擔心班子中有立法會議員面臨是否要在9月參選的問題。

縱觀他們催逼立法會的言論，理由不外以下幾點：1.架構改組小過07年，而立法會在07年只有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現在何以要在多個委員會討論？2.質疑各事務委員會討論是以「拉布」來阻撓重組。3.訴諸民意，說民調顯示有45.8%的受訪者反對以拉布阻撓重組。4，梁營喉舌《明報》社論提出：「與其七一前刁難梁振英，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

這幾點理由都非事實。首先，07年改組沒有增加新職級，這次增加了副司長職級；07年司局長只15人，這次未計政治助理，司局長32人；07年新增公務員只4人，這次新增公務員多達51人，另增41名支援人手；07年改組新增職位涉公帑約488萬元，這次重組涉公帑近7,200萬元。其次，架構重組新設兩個局，牽涉不同事務，各事務委員會中包括部份建制派議員也認為理所當然要討論。其三，立會各委員會認真討論政府改組，與早前用拉布手法阻止惡法通過，是兩回事。事實上市民支持以拉布阻惡法的比率到後來已多於反對，但政府改組不能稱之為惡法，委員會討論也不會用拉布的手法拖延，包括建制派在內的議員肯定不是要「刁難梁振英」。把委員會討論誣為拉布不符事實。因此，民調向市民提問：是否贊成立會以拉布阻改組？此問題有誤導性。若問市民是否贊成立法會須對政府改組作深入討論，民調結果會截然不同。

以梁振英打算新設的文化局及其局長人選許曉暉為例，或能說明立會各事務委員會討論的必要性。

謝安琪以為許曉暉是「先生」，羅家英錯叫「許婉暉」，這說明許曉暉當了5年副局長，拿了逾千萬薪金，公眾甚至文化界名人都不知道她是誰。在這種情形下，梁振英要擴大問責團隊，立法會當然應該把把關，問清楚這個少人認識「許生」的耗費公帑官僚隊伍，是否真有需要擴大。

以許曉暉的任命來說，她自認的文化背景，就只是常到上環文娛中心看話劇。她提出文化三大方向：增加表演場地、培育年輕藝術家和加強他們與商界聯繫，將文化帶入社區。若這是她的文化政策理念和願景，那麼她對香港文化真是可用「無知」來形容。問一下要設立文化局的梁振英或許曉暉：你們知道「文化」的含義是甚麼嗎？香港過去的文化有甚麼自己獨有的特色？文化與保育有甚麼關係？為甚麼許多香港人覺得「香港味」（實際上是代表我們生活中的文化）流失了？被「大陸的大款味」取代了？香港文化應往何處去？

從未見到梁營中人談及這些市民關心的文化問題。那麼：為甚麼要委任一個對文化無知的人，來取代原先打算委任的黃英琦？若不是這個文化白癡的「紅背景」，她在政治上可靠，又是甚麼？於是回到最基本的問題：設立文化局的目的是甚麼？會不會是變相的中宣部？

這些問題是市民關注的，也是立會有關事務委員會該問清楚的，這豈是刁難？難道等米已成炊才來監察嗎？立法會過去如何監察副局政助？                                                          

一代大師李叔同寫有許多格言，其中一句是：「緩事宜急幹，敏則有功；急事宜緩辦，忙則多錯。」政府架構重組，梁振英認為是急事，立法會部份建制派也認為是急事，縱使真是急事，但仍請「緩辦」，這是先輩智者之言。「急自己所急」的梁振英是不會理會的。末了問一句梁許二人，你們知道李叔同是誰嗎？

 

余杰 : 香港出了個「梁澤東」

薄熙來夢想當「薄澤東」，卻功虧一簣，轉眼成了階下囚。正如《紅樓夢》中〈好了歌〉所唱：「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北京不斷向國際媒體放料，將薄熙來妖魔化成萬惡不赦的惡鬼，連策劃民航飛機爆炸這樣只有拉登才幹得出來的事情都有份。然而，看熱鬧的人們忘記了薄案的核心所在：薄為何能在短短數年間，便讓踐踏法治的打黑運動在重慶轟轟烈烈，處死數十人、下獄數千人，牽涉數萬人？

根本原因，不是薄個人的品質問題，而是中共的制度問題：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司法獨立，毛澤東便自詡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澤東凌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拿憲法出來自保，卻被當作笑料。如今，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在邁向法治國家的道路上仍舉步維艱。在此土壤之下，一個薄熙來垮掉了，還會有千百個薄熙來式的野心家破土而出。

果然，重慶倒了個「薄澤東」，香港出了個「梁澤東」。近日，梁振英以候任特首之身份，先後發表三個駭人聽聞的講話，豺狼本色，暴露無遺。

梁的第一句話是：不保證「雙非」嬰兒拿到香港身份證。他在說這句話之前，不可能沒有通讀《基本法》。而《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國人享有居港權。那麼，在此法律未經修改之前，梁憑甚麼「不保證」《基本法》賦予這些嬰兒的權利？儘管梁的這一表態贏得不少香港民眾支持，但民意不能高於法律，否則「多數人的暴政」照樣導致專制。正如有香港評論的質疑：「難道梁今天可以叫私院『雙非』零配額，明天又可否叫某企業不做某種生意，某大專院校停辦某些學系？梁振英博得全城掌聲的『零配額』，是否預示他的行政霸道百倍於曾蔭權？」

梁的第二句話是：立法局「不要搞政治」。他儼然成了共產黨的政法委書記，不僅將公安、法院、檢察院全都一把抓，而且將立法機構視為私囊。以美國總統號令世界的權勢，尚不敢對國會的制約說三道四，為何梁振英這個「西環國」的兒皇帝，居然敢於凌駕於立法會之上，像老子教訓兒子那樣，教議員甚麼事情該做、甚麼事情不該做？可見，在梁的眼中，立法會如同內地的人大，不過是擺擺樣子的。

梁的第三句話是：對《蘋果日報》的報道「深表遺憾」。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便是新聞自由，梁偏偏容不下新聞自由。是啊，同樣是共產黨官僚，若在內地為官，可以利用宣傳部控制媒體，耳根清淨；為何在香港為官，就不得不整天面對刺耳的批評？乾脆把香港變成內地，特首就可以當得舒服了。

「梁澤東」治理香港，維園未嘗不可能變成天安門。

余杰: 習近平是何許人也

十年以前,胡錦濤以「王儲」的身份訪問美國,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那時,大部份的西方政要和中國問題專家,都對「胡溫新政」抱有極高的期待。

然而,胡錦濤即將結束其任期之際,人們發現:胡錦濤試圖以「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挑戰西方的民主制度,而中國的人權狀況也發生了大幅的倒退。

人類的愚蠢就在於:他們總是在曾經跌倒的地方第二次跌倒。如今,習近平也以中共黨魁和中國元首的接班人的身份訪美,人們把當年寄予胡錦濤的熱望重新投射到習近平身上。那麼,習近平是否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呢?

最讓人吃驚的,是新加坡李光耀對習近平的評價。李光耀說:「我會把習近平視為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同一層次的人物。一個曾有過不幸遭遇,但不會因此影響判斷的高度情緒穩定之輩。」

這句話讓我驚詫不已。因為習近平和曼德拉的相似之處,並不比希特勒和羅斯福的相似之處多。說到「不幸遭遇」,曼德拉是為了人權和自由坐了二十七年的黑牢,出獄之後以寬恕和仁愛的精神推動南非的社會轉型與族群和解;而習近平則是青年時代作為倒台的中共高級官員的後人,被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政策席捲到貧窮的西部山村當「知青」,他對那段歷史並無公開的反省和批判,反倒說「吃苦」的經歷讓自己對黨更加忠誠。

而對於胡錦濤和習近平的差異,人們常用「團派」(共青團)和「太子黨」來區分。在我看來,兩者之間並沒有那麼大的不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共喪失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經濟增長成為其唯一值得誇耀的地方。

而經濟增長帶來的,是一個高度腐敗的官僚集團對財富和資源的壟斷。

許多高級官員的家人都參與房地產開發,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和姐夫鄧家貴便擁有一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公司──北京中民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各個地方政府都爭先恐後地將最好的土地獻給這家公司。鄧家貴富可敵國。

無論是胡錦濤,還是習近平,都只是這個由幾百個家族組成的權貴集團推選出來的代理人而已。他們不是經過西方式的選舉而任職的,而是小集團黑箱操作的產物。他們不是因為多麼聰明能幹才脫穎而出,恰恰相反,是因為他們的平庸,他們對這個利益集團的「無害」。

與胡錦濤一樣,如果說習近平有甚麼特殊才能,那就是某種走鋼絲式的平衡能力。習近平曾經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任職,沒有值得稱道的政績,也沒有千夫所指的劣迹。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想法,他比當年的胡錦濤隱藏得更深。習近平的家族背景讓中共的元老們放心,因為他是「我們的人」;習近平曾任職於軍隊,使得軍方和武力部門都支持他;習近平的父親是在毛澤東時代最先被打倒的開明派,這也讓對黨內自上而下地推行政治改革抱有希望的群體,認為習近平有可能像父親一樣開明。

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像混凝土一樣「板塊化」的今天,習近平最多就是一個「維持會會長」。在中共統治的危機日趨嚴重之際,中共需要的是一個有魄力和遠見的領導人,習近平並不符合這個要求。但是,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已經朽壞了,無法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那樣篩選出像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優秀的領導人來。

習近平戰戰兢兢地走上駕駛座位,等待他的是一段怎樣的路途呢?

余杰 中國流亡作家

余杰: 與孔慶東絕交書

最近十年來,我與孔慶東沒有任何交往,這封絕交書似乎是多此一舉。但我聽說,直到最近,孔慶東仍然在標榜我十多年前為他的書寫的序言,宣揚我跟他是朋友。在此情形之下,我有必要用公開信的方式作出澄清:孔慶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論敵。

我與孔慶東的認識,始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當時,我在北大攻讀碩士學位,孔在北大攻讀博士學位。我聽到不少有關孔的故事,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孔曾當選北大研究生自治會主席,此後遭到當局清算,被剝奪繼續念博士的資格,發配到一所中學任教,幾年後才重返北大繼續學業。孔跟隨錢理群教授讀碩士,跟隨嚴家炎教授讀博士,兩位教授都是我敬重的老師。因此,我將自費印刷的文集送給孔,由此我們成了朋友。

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的處女作《火與冰》幾經周折後出版,一石激起千層浪。我將孔慶東的文章推薦給書商賀雄飛,孔的處女作隨後問世。於是,我們同時成為那一代大學生追捧的青年才俊和敢言知識分子。我們結伴赴全國十多所大學演講和簽名售書,在八九之後沉寂許久的中國文化界掀起波瀾。

不久之後,我和孔慶東、摩羅等「黑馬」都遭到中宣部的封殺。我們參與編輯一套給中小學學生的課外讀物《新語文讀本》,出版社不讓我們署名。在當代中國,做異議知識分子,必定艱難而孤獨。我追隨劉曉波先生走上了這條少有人走的路,一回頭,卻發現曾經並肩戰鬥的孔慶東和摩羅「華麗轉身」,由錢理群教授讚許的「精神界戰士」變成毛主義者和哈韓派(此處之「韓」,非南韓,為北韓)。

道不同,不足與謀。從此,我與孔雖然同城,卻再也沒見面。我理解孔慶東賣身的欲望,在這個利慾薰心的時代,北大教授向性工作者靠攏,讓人見怪不怪。孔的言論日益出格,不僅歌頌中國的紅太陽毛澤東,而且讚美北韓的紅太陽金正日;反之,肆意攻擊自由派法學家賀衛方,穢語辱罵《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從而越來越有名,越來越有錢,職稱由講師而為教授,連妻子都換了幾個。

當初,孔慶東以孔子後裔自居,如今緊緊抱住命令紅衞兵挖了孔家祖墳的毛澤東的大腿。孔慶東為何數典忘祖?我聽孔的一個同班同學透露,有一次其酒後吐真言,原來孔慶東根本不姓孔,而是一個棄嬰,孔只是其養父之姓。所以,孔慶東從小極為自卑,由自卑而傲慢,由傲慢而癲狂,直至此次辱罵香港同胞是「狗」,將鬧劇推至高潮。港人群情激憤,我看大可不必:倘若瞭解其孤苦身世,便可知其心理變態之緣由。

而我,如同東晉時候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的嵇康,寫下這封給孔慶東的絕交書,並給他最後一個建議:最好去看看心理醫生,治癒棄兒之心理創傷,否則此種反社會、愛獨裁的病態心理繼續演化,最終害人害己、貽害無窮。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

余杰: 「共產黨國家」是個貶義詞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日前接受BBC著名時事分析節目《新聞之夜》主持帕克斯曼( Jeremy Paxman)專訪時表示,不能稱中國為共產黨國家。

帕克斯曼向劉大使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Are you a communist?)。劉大使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卻對中國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作了一番解釋。劉曉明說:「中國的執政黨是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只有七千萬黨員,而中國的人口則有十三億。因此我認為你不能把中國稱為共產黨國家。我們可以說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共產黨員只為權力與金錢

劉大使當然是共產黨員,中共當局絕對不會任命一個非共產黨員擔任駐外大使。但是,劉大使卻不敢理直氣壯地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今天的中國,哪裏有甚麼「共產主義者」呢?從剛愎自用的胡錦濤到圍堵陳光誠的村支書,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從心底裏相信共產主義,他們只是一群貪婪的蛀蟲。他們入黨的動機只是權力和金錢,格瓦拉式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早已成了如恐龍般的史前生物。

劉大使讓人吃驚地否認中國是一個「共產黨國家」,可見他認為「共產黨國家」並不是一個好詞。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社會,「共產黨國家」被公認為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名詞。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當仁不讓地打出「共產黨國家」的招牌,甚至野心勃勃地與蘇聯競爭「共產黨國家」陣營中老大的位置。狂妄自大的毛澤東,打腫臉充胖子,最終與蘇聯決裂,在「共產黨國家」陣營中亦成為孤家寡人。儘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對諸多亞非拉窮國大把撒錢,同時挖空心思地輸出共產主義。那個時代,「共產黨國家」還是一個人見人愛的香餑餑。而後,赤棉的大屠殺、文革的慘劇、蘇聯東歐的劇變以及六四屠殺,使得「共產黨國家」臭氣熏天,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中共是適應力強的變色龍

劉大使用中國的共產黨員只佔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五的這一資料,來否認中國是「共產黨國家」。他卻不知道,這個說法嚴重違反了中國的現行憲法。中國現行憲法的第一條就強調指出,國家的基礎是某一階級的專政,從而使該階級的政黨賦有特權,即以黨治國,黨凌駕於國家及一切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上。在這個意義上,又怎麼能夠說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呢?

劉大使否認中國的性質是「共產黨國家」,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訊號。如果沒有上級的許可,他哪敢發出如此石破天驚的言論。這個表態不是顯示今天的共產黨要主動放棄由一黨壟斷的權力,進而將自身轉型為民主制度下的議會黨中的一員;這個表態僅僅表明,中共是一條適應能力極強的「變色龍」,為了能夠在新一波的世界民主化大潮中生存下來,連牌坊都可以拆下來建房子。

余杰 中國流亡作家

余杰: 誓將去汝,適彼樂土 ──余杰被迫去國感言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我們一家三口在秘密警察的嚴密監控下登上了赴美的飛機。

此次作出離開中國的選擇,可謂艱難而痛苦,我的感受如弘一法師的名言「悲欣交集」。

前幾年,我多次訪問美國和歐洲,有朋友勸我留下來,我的回答是:「只要沒有生命危險,我就不會離開中國。」作為一名中文寫作者,我不願離開母語的環境。儘管北京的空氣如此骯髒,但呼吸着這樣的空氣,讓我與苦難中的同胞「同呼吸,共命運」。

作為一名作家,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作為一名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為一名普通人,免於恐懼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從二○一○年十月八日我最好的朋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傳出之後,我便失去了這幾項最基本的自由。

遭秘密警察綁架酷刑折磨

二○一○年十二月九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前夕,我被北京國保總隊的秘密警察綁架到郊外的一處秘密地點,遭受了長達數小時的酷刑折磨,打耳光、掰手指、脫光衣服拳打腳踢……最終昏死過去,送到醫院急救,差點不能搶救過來。此後一年多時間,非法軟禁、酷刑、監視、跟蹤和「被旅遊」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我們一家三口被迫生活在三個不同的地方。歷盡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掙扎後,九死一生的我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與法西斯化的、野蠻的、殘暴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徹底決裂。

我是一名真正的愛國者。共產黨政權根本不能自以為是地代表「中國」。這個沒有經過人民選舉的政權,在「六四」的槍響之後,再也無法用共產主義來迷惑國人,遂以「愛國主義」來作為其新的官方意識形態,並將所有批判它的人污衊為「賣國賊」。其實,共產黨才是一個最大的竊國集團。莎士比亞在《馬克白》中有這樣一句台詞:「我想我們的國家正在重軛之下沉淪,在哭泣,在流血。每一天,她的舊痕之上都在增添着新傷。」看到陳光誠的遭遇,中共當局還有甚麼臉面說自己在「為人民服務」呢?

德國作家湯瑪斯.曼說過:「自由在哪裏,祖國就在哪裏。」與兩千年前《詩經》中發出「誓將去汝,適彼樂土」的詛咒的先民一樣,我雖然離開了中國,但我會把揭露和批判共產黨的暴政作為一生的事業。這個竊取與掠奪中國財富,奴役與殘害中國人民的政府一天不垮台,我對它的揭露和批判就一天不會停止。

作惡的人將被送上審判席

我更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會回到實現民主自由的中國,那時,我們的生活將如同聖經所說「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而那些施行暴政的竊國者和賣國賊,從胡錦濤、溫家寶到每一個作惡的國保警察,都將被送上審判席,等待他們的將是比薩達姆、穆巴拉克、卡達菲們更加可恥的下場。

讓我們為那一天的早日到來而共同努力。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