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儘管佔領金鐘等地爭取民主的運動仍然繼續，但香港確實已進入了「後佔中」的年代。這是因為，目前的佔領行動不僅偏離早期的「佔中」設計，其規模以至影響也遠遠超出原初的想像；更重要的是，如果佔中啟動初期的公民抗命，仍帶有過去30多年的民主運動的影子，那麼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佔領行動，其所反映的訴求、行動方式以至可能產生的效果，跟過往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所習慣的模式，早已大不相同。簡單地說，過去的民主運動有組織有領導，卻沒有太重視開放的民眾參與和公共討論；相反，這次的運動沒有甚至拒絕領導和組織，也不僅停留於反映意見、表達訴求，而是一場告別了形式化的示威遊行，走向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指的公共政治行動。


對後佔中時代公民抗命的幾種誤解

這場運動的出發點，並不是「逼政府就範」，也不是所謂奪權式的「革命」，而是追求民主普選，完成過去的「民主回歸」並沒有完成的「解除殖民性」的事業，也就是追求脫離殖民統治，讓港人透過建立「民主」的制度，「回歸」到被殖民之前的生存狀態，成為沒有主人、「自由自我」、「高唱我歌」的主體（這或許是《海闊天空》成為抗爭主題曲的原因），讓每個人都擁有不順服的權利（right to nonconformity）。相反，以「逼政府就範」或奪權式的「革命」，去解釋或定性這場數以十萬民眾參與的社會運動，大概仍沒有跳出尼采所指的「你邪惡，因此我善良」這「奴隸公式」，也就是以他人（或敵人）的行為價值的反面，彰顯自身的正確和正義，迴避了探問自身所欲求的，究竟是什麼和有什麼價值。

這種尼采意義下的奴隸公式所追求的，往往只是外在的金錢和權力，或他人的認可（例如只關注一己的「政績」），並以此來確定行動以至人生的目標。這種「你邪惡，因此我善良」式的理解，顯然沒法明白成千上萬民眾風餐露宿、冒被捕被打風險、直面催淚彈胡椒噴霧的精神狀態。

佔領者的違法抗命行動，並沒有損害法治（rule of law）。違法不等同破壞法治，這道理本來顯淺，例如我們會指控於紅燈時過馬路、於行人道上騎自行車，以至行騙盜竊的人犯法，但大概不會認為他們在破壞法治。佔領行動的參與者，都願意並準備承受違法抗命的法律後果，這如何破壞法治的基礎？相反，倘若警方選擇性執法，或政府採用只能「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作為特首候選人條件，凌駕於《基本法》之上，這才真正地以政治立場破壞法律、以人治方式損害法治精神，尤其是導致保護言論、出版、新聞、集會自由等法律的敗壞。

「失控論」的指摘批評，也有點錯置。參與佔領的民眾，他們絕大部分抗拒「領導」和「組織」，不想要操控別人，只自發地維持和建立各種秩序，包括維持清潔打掃衛生、分發食品安排醫療、設自修區義務補習、固定熒幕流動教室、大台演說小組討論；沒有控制他人的欲望，自然也談不上「失控」。相反，政權希望能由上而下訂定政改框架，企圖控制社會的發展、青年的未來，但過程中卻進退失據，愈來愈失去駕馭的能力，才會出現所謂「失控」。

另一種說法指公民抗命者願意犧牲，為的是喚醒港人。由此引出李國章先生的「罷課不是犧牲，退學才是」的高論。然而，儘管不少學生民眾，確實犧牲了時間精力，不顧個人安危與前途，但這並不是公民抗命所追求的。正如魯迅先生指出，「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又說，「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學生民眾對旺角、金鐘、銅鑼灣佔領區的念念不忘，在街頭對峙中不斷呼籲和平冷靜，為的大概也是想極力避免「震駭一時的犧牲」，以繼續對政府和建制政黨的語言偽術、制度暴力以至黑社會、藍絲帶說不的韌性抗爭。

面對已不再一樣新時代，採用已被掏空了內涵的舊概念——「革命」、「法治」、「失控」、「犧牲」——去解釋當下，不僅顯得脫離現實，更無助我們探索未來，尋找出路。


良知與常識的革命

學生民眾參與佔領行動，除了不滿特區政府偏向中央、漠視民意的政治立場外，更由於政府和警方「無良心」。一位公務員繫上黃絲帶上班，坦言這並非「政治立場的問題，係有無良心的問題……我只係返工，我都係有良心，唔應該因為我鰠度（政府）返工，就要認同其做法」（《明報》，7/10/2014）。

公民抗命運動呼召良心，而良知或良心的建立，並不能依照法律或大眾流行的標準，因這些準則會隨著時間不斷在變。如果今天的法律能保障言論自由、大眾流行的道德標準反對暴力，依法辦事或跟循習俗，大概不至有太大的爭議；但假若通過了23條立法，或大眾都贊成以暴易暴時，良心將安居何處？依據阿倫特的分析，良心或良知的建立，是透過公共的對話，嘗試代入他人的位置或處境，感同身受，而盡力理解眾多不同立場，以作為自己思考與行事的判斷準則，才是良心所建基的公共性。因此，曾偉雄的說法：「只要警隊係嚴格依法辦事，就不會出現大家可能擔心的違背良心行為」（852郵報，10/7/2014），其實是沒有搞清楚，倘警員只剩下「嚴格依法辦事」或執行上級指令這一種立場，意味著在判斷和行動時，只聽到一種由上而下的聲音，這將無可避免地忽略了其他位置和立場的訴求和意願，甚至失去聆聽和理解他人正在受苦的能力，做出令「自己無法容忍、情願遺忘」等違背良心的事情，無法再以親密方式與他人和自我共處。阿倫特因此認為，我們是在思考和與公共對話的過程中，通過判斷實現良知，而非僅依靠純粹主觀或內省的能力。

政治（不）是什揦

這場民主運動被指稱為奪權式的「革命」，是一種錯置，因它並非想改朝換代，而是在過程中鬆動以至打破日常生活中習慣與常識。如果真要說它是一場「革命」，那也只是一種「常識的革命」，動搖以至顛覆了的，是「搵食至上」的單一價值、例行公事的儀式和主流社會對青少年的誤解和迷思，以至關於政治的理解和想像。

政府及建制派說不應把民生問題政治化，部分支持真普選的朋友希望透過（灌輸）民主教育以喚醒政治冷漠的群眾，這種種講「政治」的聲音，其實在談什麼？

政府、建制派以至部分泛民心目中的政治，反映的或許是一種追求可控性，也就是想排除行動的不確定性的欲望，是一種行政管理式的思維，最終是取消政治行動的開放性和可能性。阿倫特指出，政治是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思考、學習和判斷，需要與公眾討論，進行相互說服，才有可能作出並執行決定。政治是公共的，不為政府、政黨壟斷，要求的是開放的對話與承諾。然而，政府和建制派卻迴避面對公眾，以門常閉、取消立法會會議、寫網誌、視像講話（不）回應市民的訴求。

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經常被引用的名言是：政治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然而，政府和建制派卻總推說：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這樣不可能、那樣不可能，毫無意欲幫香港市民說服中央，嘗試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循阿倫特和卑斯麥的思路，我們不難理解，政治化不一定和一般所指的「政治議題」有關，如果參加了「佔領」但沒有參與公共的對話，又或單向地講授甚至灌輸民主觀念和公民價值，政治化的程度也是很低的；相反，即使沒有參加「佔領」或從事「民主教育」，只要在各自的領域持續地跟不同立場的社群和個人對話，嘗試相互說服和作出判斷，就絕不是政治冷漠。

阿倫特進一步指出，極權主義的興起意味著政治的消失。隨著開放的公共對話的萎縮，政權以至民間社會愈來愈無法明白多元紛雜的不同立場，很容易作出與現實相距甚遠的判斷，做出違背良心傷害社會的事情。對阿倫特來說，政治的權力來自於「聚集在一起分享言行的民眾」，而非軍警或體制性（institutional）的暴力，她指出，「人們只有在不擁有（政治）權力或者喪失（政治）權力的時候才會訴諸暴力」，而民泷「只有在非暴力的時候」，透過約束與承諾、結合與立約，才擁有和維繫最大的（政治）權力。

面對政治行動的不確定性，除了承諾，阿倫特還提出了寬恕這倫理守則，因為寬恕是「對行動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損害的必要糾正」；相反，「報復……是維繫傷害或災禍的循環」，令人無法解脫。在這不確定的年代，不願意放下良知、離棄政治的人，或許立場不同，但都不要輕易忘記阿倫特的提醒：「暴力實踐同一切行動一樣會改變世界，而最可能的是把它變成一個更加暴力的世界」。


◆文內引用阿倫特的觀點，主要來自下列兩書。


參考書目

Parekh,Serena （2008）: Hannah Arendt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Introduction, 中譯，《阿倫特與現代性的挑戰》，張雲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Elisabeth Young-Bruehl（2006）:（Why Arendt Matters）中譯，揚-布魯爾，《阿倫特為什麼重要》，劉北成、劉小鷗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08

許寶強﹕歷史延續感與反謀略抗爭

——從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談起


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本地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自然是過去反高鐵、爭普選的延續，但在急劇變化的當代香港社會環境中，亦逐漸呈現出一些新的氣象，包括對歷史延續的關顧情懷，以至愈來愈清晰的公民抗命態度。仔細分析這些新的元素，或能有助我們思考未來社運發展的方向。


假差異與真類同

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的表面差異，在於前者被認為是保衛特定地區（新界東北）或社群（農村/農業/農 民）的福祉，後者則為了爭取全港市民普選的權利。然而，新界東北發展與「三農問題」所反映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跟全港社會的未來走向，其實密切相關。因 此，分析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社會運動時，應更集中於它們共同的關注：一方面抗拒來自中央及特區政權的高壓統治與語言偽術，另一方面表現出一種對香港 社會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關懷，以至對本土未來的承擔。

特區與中央政權對這兩場運 動的回應，表面上也採取相異的策略：針對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由香港特區政府出手，嘗試孤立要求撤回發展方案的新界東北村民，以發展建屋的「整體利益」， 抨擊不遷不拆、保衛農業的「特定訴求」；而針對佔中公投，則特區與中央政權齊齊出手，透過發表《白皮書》以收窄《基本法》的框框，並試圖散播抗爭無用論， 打擊民眾繼續反抗的意志、限制港人的選擇。然而，在這表面的差異之下，卻是一種相同的策略和利益——透過採用言不及義、指鹿為馬的假大空話，嘗試化「普 選」作小圈子篩選、變「發展」為地產建設，以盡可能保護壟斷階層的特權利益。

歸根究柢，兩場社運的共同點所突顯的，是兩種歷史觀和兩種政治/社運觀的矛盾和對決：一方面是短視單一的發展觀vs.強調結連先輩和後代的歷史延續感的差異，另一方面是「現實政治」所強調的實利謀略vs.「我有我的尊嚴，不想再受損」的抗命姿態的分歧。


歷史延續感

反新界東北運動發言人卓佳佳引用了北美原住民的說話，提出我們現在所能享用的一切「資源」，並非祖先的「遺產」，而是向我們的後代借用的債。這古老的智慧，對在「中環價值」浸淫下長大的都市一代，自然顯得陌生，但卻直白道出了當代社會所愈來愈缺乏的歷史延續感。

經濟學者凱恩斯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是：「在長時段中，我們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針對的其實是市場均衡理論，但卻不斷被挪用作說明未來（以至過去）是不重要的。這種散播短視、忽略歷史延續性的理解，之所以在當代社會仍有市場，或許與美國學者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分析的自戀主義文化的興起有關。他指出，在大眾媒體不斷播放天災戰禍和社會衝突下，現代人愈來愈習慣「災難」，以致逐漸變得麻木。因為感覺當代社會已沒有「將來」（想想"this city is dying"），不少人會變得只管滿足當下短視的欲望或「成就」，「對未來毫無興趣……對過去也是興趣索然的」（p.4），於是「活着只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前輩或後代……失去了屬於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代代相連的整體的感覺」。（p.3）

從特區政府處理考古遺蹟、 核電供應、農業與廢物處理等議題的處理方式，大概感受不到多少「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關顧；而中央與特區政權以至建制派在新界東北與普選等議題所死抱的 「只爭朝夕」鬥爭哲學，也離「代代相連的整體感覺」甚遠。吳亮星在「夾硬」通過撥款後立刻「落荒而逃」，或可以說是具體地展現當代拒絕接受任何「失敗」的 自戀主義者的「活着只是為了自己」、無心無力無顏面對「前輩或後代」的一種不堪形象。

這些只顧眼前成敗利益的自 戀者，自然無法，或不願去理解為何愈來愈多港人甘願抗拒短期的經濟實利，反自由行、棄東北發展、抗第三條機場跑道，甚至願意擔負被捕或受封殺的風險，對 「發展」和利誘說不。民間高唱「試問誰仍未發聲」，在意的，並不是個人利益，而是對先人建設我城的承繼，以至對後代的關懷和責任。換句話說，是建基於一種 沉重的歷史延續感的呼召，這恐怕無法為輕佻的花言巧語公關偽術所遮蔽，也不會被「抗爭無用」的認命心態或「現實政治」的謀略考量所取代。


反謀略的抗爭

政府和建制派在反佔中公投中，主要的策略是嘗試製造抗爭無用，企圖指出中央政權的強大，港人的任何激烈抗爭也無異以卵擊石。這在某程度上也達至了一定的效果，例如令一些參與佔中公投的受訪者，會說70多萬的民意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決定。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們仍然願意站出來投票。

另一方面，「策略家們」提出的「現實政治」，強調的是謀略和行動的「實際」或立竿見影的效果。循這思路，新界東北抗爭和佔中運動的操作，可供批評的「謀略失誤」，也許多不勝數，例如指「反新界東北發展」行動不夠「勇武」，又或批評其過分「暴力」；又例如指篩選公投3方案進退失據，或強調「公民提名」不切實際。不過，這些評論，都沒有觸及以至理解這兩場運動參與者的情感和態度。

在社會不斷兩極分化、不公義事件充斥的世代，全球各地湧現各式各樣的公民抗命甚至起義，行動方式儘管不一，但堅守及爭取的，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生命的尊嚴。福柯（Foucault） 提出，「策略家們」的「抗爭無用論」，是應該要反對的。他認為，當面對權力違反了普世價值時，每個個體所作出的抗命或起義的決定，都應受尊重。願意拿自己 的生命冒險的抗命或起義，使人成為自主的主體，僅是其對無限濫權者說不的「存在」，就已足夠。因此，他的立場是「反謀略」（antistrategic）的，不同意對那些拒絕出賣生命尊嚴的抗爭者作輕率的評論。（Michel Foucault Essential Works, pp.449-453）

演藝學院畢業禮同學的表 現，或可看作是對無限濫權的政權代表說不的一種和平方式。如果濫權的自戀者將在其出席的任何地方、場合，都遇上對他們的濫權行為說不的抗命，令他們最終只 能像吳亮星般「落荒而逃」，或至少不容易自我感覺良好，這大概也能稍為打擊自戀文化的擴展，同時彰顯並維護每個人都應享有的不順服於濫權的生命的尊嚴。


餘話

佔中公投的街站與網上動員，反新界東北的集會示威，都有不少年輕人的身影。看見他們到街頭游說、赴示威前線、上電視電台、於網上呼喊等奔走努力，換來的總是各種帶官腔的語言偽術，「謀略家」的批評責難，甚或惹上官非，總會想起差不多90年前魯迅先生寫的幾句話：「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無花的薔薇之二〉，1926年3月29日《語絲》周刊第72期）。自然，今日的香港局勢，還未有90年前的中國般惡劣，而除了年輕學生，還有70多萬民眾的投票表態；今天的「當局者」，仍未至於「將他們虐殺」。不過，無論現在還是過去，年輕學生都「本應該安心讀書的」，但香港當下的「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當局者」如果「稍有良心」，在施政匯報中，是否也應作一點「反躬自責」？然而，警察竟將他們拉了……

在缺乏歷史延續感的當代社 會，不妨重溫法國已故歷史學者布羅岱爾的智慧：「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 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又或細味魯迅先生寫於「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提點：「如果（香港）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 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濫權者）
的意料之外」。


◆參考書目

1. 拉什（Christopher Lasch）：《自戀主義文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陳紅雯、呂明譯，2013。

2. 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顧良、施康強譯，1993。

讀書﹕技藝的消失——海難報告的啟示

文 許寶強

剛發表的《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告》（www.gov.hk ，下簡稱《報告》），第285段寫道﹕「…南丫四號的設計、建造和檢驗過程中…幾乎每個階段都接二連三有很多不同的人犯錯」。

這份訪問了113位包括海事處驗船主任、大學電機工程教授、船舶設計師、繪圖員、船員、造船工程師、生還乘客、消防員等的詳細報告，點出了設計南丫四號時，繪圖員「把半格艙壁錯誤描述為水密艙壁」，而負責監督的造船師事務所董事，卻未有發現錯誤，海事處的驗船主任/督察，也沒有察覺（或忽略了）問題，提供穩性計算的繪圖員則承「疏忽」、「遺漏」，在計算時「忘記了相關規則的規定」。

除了設計和檢驗等流程外，《報告》也指出，在建造過程中，座椅以自攻螺絲嵌於甲板上，其中只有少部分與玻璃纖維連接，螺絲體的大部分則嵌入發泡膠內。此外，船上沒有小童救生衣，海事處也沒有執行相關的救生衣法例規則。由於進入了法律程序，因此《報告》沒有發表船員在操作時是否犯錯的結論。

從《報告》的詳盡描述可以看到，船舶設計、建造、裝嵌、檢驗和執行等需要精密專業的工藝，竟然一再出錯，反映了現存的制度確實是出了問題。因而《報告》的結論（466 段），也提出海事處有必要在制度上作「更大的改善」，「尤其是承擔責任的態度和透明度方面的改變」。可惜的是，《報告》最後提出的13點改革建議，圍繞的仍然是一些枝節的技術性問題，例如要求檢查核實水密分艙，船隻需配備高頻無線電、照明彈、避碰雷達、兒童救生衣，船員必須作定期體檢，以至提出修訂或新增一些規定及文件等等。這些建議，似乎並沒有觸及制度的根本問題。

是什麼原因令訓練有素、擁有專業經驗的技術人員，再三犯錯？當繪圖員說﹕「我做完後，我會等待上司或海事處人員，看他們會怎樣做」；或造船師說﹕「…[我]只須輸入收到的數據…毋須檢查該處實際上是否有艙壁，因為那是其他人的工作」；又或驗船主任說﹕「…我的同事應已檢查過，而我只是負責最後步驟，即與發牌有關的步驟…」時，反映了什麼問題？是否說明了工匠技師這些專業人員，已失卻對工作的熱情，像曾蔭權般「打好份工」？又或反映了過去的工匠技師引以為傲、確保產品或服務質素的技藝（craftsmanship），已一去不返？倘真如是，技藝的沒落又是在怎樣的制度安排下產生的？

追求優質工作的傳統

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的The Craftsman（NY: Penguin Books, 2009），嘗試結合歷史和理論，探討西方社會技藝的性質、重要性和沒落的現象。Sennett把技藝（craftsmanship）介定為做好一件事情的欲望，也就是說，工匠技師的工作，只追求質素，不為其他。技藝並非僅指近年在本地教育界十分流行的技巧（skills），同時也包括智性和想像力等面向，技藝假設理論認知與物質生活是不可分解的，而身體與精神、實踐與思考也應統一。技藝強調經驗、實踐和想像對生產知識和解決問題的作用，也重視身體的訓練和習慣的培養，以孕育匠人的直覺。技藝也不局限於工匠，醫生、教師、工程師、音樂家甚至家長，在其領域中追求高質素的「工作」，也是一種技藝。

技藝是實踐中的知識

在一些社會環境中能幫助我們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技藝，未必適用於另一些社會脈絡。因此，在常變、不確定的處境中需要隨機應變的智慧和能力，去分析、理解和掌握不斷變動的社會動態，以找出最適合的技巧和方法，處理和解決具體問題，而這往往需要借助相關的理論知識。換句話說，技藝並非只是機械地引用和執行一系列的程序或規則，或是一種適用於不同環境的共通技能（all-purpose generic skills），而是實踐中的知識（knowing-in-action）。因此，技藝難以用講授或討論等教學方法，直接由教師轉移往學生身上，也就是說，大學學位等專業資歷，並不能確保技藝。

Sennett指出，技藝的發展與遊戲的過程一脈相承。在遊戲中，兒童（或成人參與者）不僅學會遵守及改善規則，於接觸玩具時也會像工匠藝人般與物件互動「對話」；高質的工作除了要求精細嚴謹外，也同時能像遊戲一樣帶來愉悅。因此他深信，差不多人人都有能力掌握技藝，正如差不多所有小孩都懂玩耍一樣。故此，在孕育技藝的過程中，培養及發展追求工作質素的動機，遠比是否擁有天分潛能重要。

好的制度和社會關係能保育發展技藝，壞的制度則會破壞追求優質工作的動機。技藝要求的不是快速和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而是重視不斷地與工作對象和相關的社群對話，開放地建立尋找與解決問題的習慣。因此，能促進技藝發展的制度，要避免委派工作任務時的自我封閉（self-contained）性質，Sennett 進一步指出，開放、透明的「活的制度」，比當代追求全面質量控制（total quality control）的「完美無瑕」制度，更能促進技藝的保存和發展。

消失中的技藝

西方文化把身體與思想（或手與腦）二元分割，並一直貶抑技藝。另一學者Stephen Marglin也指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歷史，正是強調抽象分析的學識（episteme）排拒技藝的歷史。從中世紀到近代，社會的無序和家庭制度的瓦解等不穩定的環境，催生了學識這帶普遍性、按部就班、重視歸納和演繹等「有保證」的知識生產程序，但卻不利於技藝這種強調特定的、匠人的直覺的傳統知識。到了十八世紀初，代表學識的自然科學逐漸取得知識生產的獨尊地位，而隨大學在十八世紀晚期、十九世紀初期在西方社會復興，並逐漸成為知識生產的最主要場所，技藝的社會地位教一落千丈，不僅被排拒於大學之外，甚至不再被認可為有重要價值的知識。
Sennett認為，當代社會存在不少阻礙技藝發展的因素。一方面，對機器的愈來愈依賴，不僅令人失去在重複操作中學習及深化技藝的機會，更往往鼓勵工匠技師脫離現實，例如建築設計中鮮作實地考察的電腦模擬繪圖，就無法考慮現場的氣味、光線、溫度和社群生活等影響建築物質素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現代教育和選賢機制，由於只強調考試成績，也不利於技藝的培育，因為，筆試（尤其是選擇題）考核的，是在短時間內於大量不同範圍或性質的題目中，找出由他人判定的「正確答案」的能力，但技藝追求的，卻是專注於解決特定的問題，需要的往往是「慢工出細貨」的耐性。循這角度，我們大概可以理解，本地經考試進入仕途的政務官，為何往往不太重視或掌握技藝的精神。

建屋故事探討技藝精神

此外，強調競爭的環境、由上而下的指令、或過份追逐完美的偏執，也往往能左右技藝的發展。Sennett以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及建築師勞斯（Adolf Loos）的兩個不同的建屋故事為例，嘗試說明勞斯重視偶然、尊重在地局限、接受錯誤並願意在此之上修補錯誤的「草鞋無樣，邊打邊像」方式，比富有的維根斯坦所追求的「完美無瑕」的比例和結構，甚至不惜為此推倒重來的做法，更接近技藝的精神，更能產生高質素的產品。他又分別以蘇聯式的指令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文化為例，嘗試說明空洞的口號與競爭逐利的壓力，如何破壞工匠技師追求優質的動機；另一方面，借用Linux社群的例子，Sennett同時說明了合作如何促進技藝的發展。

回到香港，《報告》提及，南丫四號的船舶設計、計算穩性資料及建造船體等流程，均外判給不同地方的企業執行；而監管的規則政策，則由政府由上而下地訂定。在競爭和官僚文化這兩種力量夾擊下，是否也是造成驗船主任、船舶設計師、繪圖員、造船師等工匠技師失卻追求高質技藝動機的主因？如果南丫島海難的根源，來自整個生產和監管船舶服務的制度，令當中的工匠技師等專業人員缺乏「承擔責任的態度」，或失去對其專業技藝的熱愛和自豪，不再追求高質的工作，那麼我們要針對的，就不僅是修補一些技術枝節，而是重新打造一種能鼓勵及保育技藝精神和優質工作的制度。


由「交差」到「志業」

Sennett分辨了兩種對高質工作的不同理解，一種是時下流行、主要以量化指標衡量成效的所謂「追求卓越」，當中側重的是「正確無誤」的程序；另一種是因地制宜，尋找適時有效地產出令用者及造者都滿意的成品，不盲目追逐「完美無瑕」的全面質量控制。與此相應，存在兩種不同的專家，其一孤芳自賞，拒絕與公眾溝通；另一則尊重工作或服務對象，樂意並能以透明及清楚的語言與公眾溝通。

循此思考，能鼓勵及保育技藝精神和優質工作的制度，並非是以「追求卓越」或「全面質量管制」為口號的現代企業或政府機構，除了因為這些由上而下的要求，往往紙上談兵難以達致外，競爭文化的引入，還經常引起機構的內部衝突（如英國醫療改革下追求的量化的果效，引起醫護人員的不滿），令員工士氣低落。相反，技藝需要的，是一種接納「慢工出細貨」、尊重工匠技師依據專業的在地判斷、既有遊戲的愉悅又能嚴謹地恪守合適的規則、開放和透明地與各相關社群對話的非精英式合作制度。

「限奶令」、「購物自由行」、賑災「抗捐」所反映的，自然是優質產品和工作在中國大陸的日漸消失；香港近年的種種問題，包括政府的貪腐醜聞、語言偽術、弄虛玩假、頭痛醫腳，或大公司把企業責任外判、醫療事故頻生，揭示的同樣是技藝精神的喪失。因此，要避免去年十月一日引致39人（當中8位是兒童）死亡的海難，或類似的人為不幸事故再次發生，讓毒食、假貨、庸官、劣商絕，首先需告別曾蔭權式的「做好份工」（job）的交差心態，再改變各種制度，重新孕育追求質素的技藝，成為眾人的志業（career）。


閱讀報告﹕那一張責任的空——海難拾遺
文 阿離

2012年10月1日晚，海上千里清秋，水波不驚。

晚上8時20分，海泰號和南丫四號相撞。撞前數秒，兩船船長拚命轉向﹕前者在相距後者半海里時向左轉16度，後者則向右轉13度，以圖避過一劫。然而後來專家指出，若兩船保持原有航道，其實不會相撞。專家Captain Pryke作證說，在8時16分，無論在雷達，甚至肉眼，兩船船員理應能清楚瞧見對方船影。4分鐘，沒有一方減速，直至轉向相撞。

何以看不見？海泰號船長黎細明說，因一時大意、不留神，看不見眼前黑影。海泰號的駕駛室，有一張緊貼控制座的椅子，視野廣闊；船員們都知道，坐上那位置，意味要為船長分擔一些瞭望責任。當晚，沒有一個人願意坐於其上。然而，拒絕責任的，決不只有辛勤當值12小時後遍體勞累的基層船員，還有一眾隱身在圖則和檢測程序背後，手握設計把關大權的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

「閱」而不見的海事人員

海難以後，香港人對船舶的常識裏增加了一個詞彙——「水密門」。撞船當晚，海泰號的左舷船體碰到南丫四號的輪機房和油箱房之間的水密艙壁，繼而插穿該船水線以下的油箱房的船側外板，令後者的輪機房和油箱房入水；由於油箱房和舵機房之間並無水密門，故此舵機房也被淹沒，令南丫四號在118秒內迅速下沉。消失水密門的遺害，源自圖則的混亂。簡稱「藍書」的《小輪及渡輪驗船指示（1989年）》規定，載客超過100人的小輪或渡輪須設有水密分艙，根據「船總長度一成」的原則，如船尖尾艙長度未達船身總長度的一成，就要安裝水密門，故此南丫四號的分艙，包括油箱房和舵機房之間亦須設有水密門。在建船之初，財利船廠船舶繪圖員張福初接獲圖則，舵機房被視為獨立的水密分艙，並假設了油箱房和舵機房之間設有水密門，遂以6個獨立艙室計算南丫四號的破艙穩性，訂下了誤算的先例。後來南丫四號於先後兩次於1998年加裝8.25噸鉛壓載物及在2005年要求將壓載物升高10吋，然而兩次檢驗中，海事處都未能發現這個遺漏。

實際上，批准圖則和檢驗船體的海事人員，是兩組截然不同的人。1995年初的圖則，由驗船督察梁廣就審批第二頁的總布置圖，驗船主任黃志堅則負責檢查剖面和艙壁圖的第一頁，卻並無任何表示。及後驗船督察馮偉文負責檢驗船體，認為未裝水密門並非不尋常，而水密門只屬「外在裝置」，甚至沒有把這項觀察記錄下來，「我檢查結構時，不會考慮裝設水密門的事」。其後，驗船督察余極全再次檢驗船體，然而他只檢查數項「未完成」項目，更沒有查看船體圖則，遑論留意到舵機房的通道口缺了一道水密門。

1996年，驗船督察何啟德再次登船做傾斜測試，並沒有發現水密門問題。而負責審核有關檢驗的高級驗船主任梁維學則辯稱，自己假設了舵機房的艙壁是水密的，「我的同事已檢查過，而我只是負責最後步驟，即與發牌有關的步驟。我相信有關方面向我們提交穩性計算書時，我們的同事會再作跟進。同樣地，有關方面提交破艙穩性計算書時，我們的同事也會再次覆核」。1998年，驗船主任蔡志全審批文件時，亦假定驗船督察已處理有關事宜，然而驗船督察麥溢威並沒有留意到舵機房通道口明顯開了一個大洞。2005年驗船督察周圖銳雖曾進入兩個艙室，卻對水密門之事毫不知情；高級驗船主任廖朝輝只依賴以往的資料審批，雖然知道「船總長度一成」的規定，但並沒有加以應用。眾多的假設，一聲聲的「我們的同事」，也掩蓋不了一道空出的水密門。

「樂得無知」還是高層指示？

專家指出，南丫四號死傷者眾的原因，與座椅和救生衣不無關係。上甲板層的排排座椅，原來只以自攻螺絲固定在甲板上，25毫米長的小鏽鐵，只有2.1毫米嵌入薄薄的玻璃纖維編紗束中，餘下部分則探進發泡膠內；上甲板層的大部分接合部分連一圈螺紋也沒有，若干螺絲更是鬆脫後再馬虎鑽回，毫無穩固之能。如此質量之座位，卻能通過抽查，負責檢驗座椅的首席驗船主任黃志堅說﹕「穩固座椅的用意，不是為了抵禦船遇上撞擊、傾斜、異常傾斜所產生的異常扯力，亦不是為了抵禦船傾側期間乘客重量對座椅所產生的外力。」而這些不能抵禦外力的座椅，在船傾斜30度角後便鬆脫；及後救援人員發現，排與排的座椅之間夾數具屍體。

至於救生衣，主甲板層船艙和上甲板層船艙的每個座椅下均有置放，然而上甲板層露天範圍卻沒有，只放在無人得知的底艙船員室內的儲物櫃。港燈海事主任鄧雲安、發電科鄭祖瀛和船員均表示，船上從來沒有配備兒童救生衣，違反了海事處於2008年1月生效的「100%成人救生衣+5%兒童救生衣」規則。即使如此，在2011及12年兩次檢驗中，南丫四號的救生衣一欄都得到一「*」一「剔」，安全過渡；高級驗船督察黃鑑清甚至一口咬定自己確見過12件兒童救生衣。這種罔顧人命的僥倖，來自一個由「高層指示」的、沒有「白紙黑字」的非正式「政策」。高級驗船主任王永泉作供時稱，在眾多經營者「極力游說」之下，海事處並沒有堅持執行「100%成人救生衣+5%兒童救生衣」的規則，以免加重業界負擔，只鼓勵船東「逐步增購救生衣」。王永泉口中的高層姓蘇，而於2007至08年間出任船舶安全總經理的蘇平治，是現任助理處長、高級公務員協會榮譽主席；然而，什麼樣的「極力游說」能令海事處擱置執行關乎生命安危的法規？海事處高層卻從沒出庭作證交代。

誰人應負責？

報告中，盡是大機構和政府部目令人瞠目結舌的失誤，當中港燈對海事安全更是愛理不理。南丫四號在2009年添置新型雷達，然而船長不理解英語訓練手冊，不懂使用，向上司港燈海事主任鄧雲安求助卻不被理會；船中的舊救生衣設計複雜難穿，港燈卻沒有全數更換，儘管新救生衣只比舊的貴180元；當海事處要求南丫四號必須有4名船員時，鄧卻以港燈高級物料管控工程師Victor Chow對「船員」的法定定義作研究所得的資料，辯稱有關法例沒有對船員的資歷或經驗作出任何規定，因此乘搭南丫四號的任何一名港燈員工，在不被通知、沒受訓練的情下，也可被當成船員，故此毋須增聘人手。船長周志偉說﹕「無論公司安排了什麼，我都會接受。」然而，面對39個苦逝生命，的確不能接受。

「對於此事，我沒有資料補充。」被問到誰要負責，海事處高級驗船主任梁維學如是說。在整份報告中，自願承認過失的人不超過兩個，一個是海泰號船長，一個是年逾八十的繪圖員張福初，他坦承自己「遺漏」和「疏忽」。二百多頁的報告書，除了一個又一個失誤令人驚詫，海事處一眾人員答辯時冷傲固執、事不關己的態度，更讓人訝異而疼痛。在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的情下，上司認為自己只要下命令或簽名作實，下屬則要求自己按命令執行；過程中，責任被割裂攤分，分小至無，沒有人認為自己需要負責，沒有人願意感到愧疚。這種躲在專業背後的冷漠倨傲和唯諾因循的工作文化，必然是經年植養模塑的結果；如此惡俗，到底是海事處專有，抑或如隱性病毒般暗藏在各個大小部門？

海事處至今並未向死難者家屬致歉，就只是丟出那一張，責任的空。

許寶強﹕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

碼頭罷工、佔領中環和保衛本土是最近香港的三場焦點社會運動，發生雖有先後，參與及推動者各有不同，目前也未見交集，但三者其實共享同一政治經濟根源——具體的表現，是過去30年全球財富兩極分化的趨勢；而推動的力量，則是由剛離世的戴卓爾夫人等所推動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

三場運動 一種根源

在「新自由主義」之前加上「所謂」，目的是說明這套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以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privatisation）、去規管化（deregulation）為名的意識形態，實際是選擇性地透過劇減利得稅支持大企業（如軍事工業），同時又不斷打擊工會、遏抑福利的一套劫貧濟富政策，因此與一般人所理解以至重視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其實拉不上任何關係，甚至可說是自由的反面。

這套美國學者David Harvey稱為「富人的復仇大計」——嘗試重奪戰後到1970年代在凱恩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主導下失去的經濟大餅的份額——的「新自由主義」，在過去30多年間急速擴大了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到了今天，英美等地的貧富懸殊程度，已回到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前夕的危機水平。財富的高度集中，令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購買力大升，政治權力不斷積累，連帶提高了其文化的影響力，愈來愈能夠因應他們的慾望、想法和行動，改造社會政策、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等「新自由主義」者所創造的語言概念，在富裕階級不斷增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支撐下，透過大學、智庫、傳媒等機構散播滲透，逐漸成為了社會的共識，甚至迫使「左翼」社群（如英國工黨）也得使用（參閱Zizek 2013）。

深受美國文化影響，並在戴卓爾夫人任內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自然難免承接「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缺乏民主普選的香港，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因此成為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有亦舻可循。換句話說，今天香港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以至由此催生的社會運動，恐怕都有覑這「富人的復仇大計」的根源。

葵涌貨櫃碼頭的罷工，導火線自然是大商家為逃避企業責任、並由「新自由主義」語言背書的外判制度；而外判公司之所以有恃無恐突然結業，與本地保障及厚待公司主事的經濟法規，以及其過去積累的財富實力也不無關係，而這些均在「新自由主義」年代中得以鞏固及強化。佔領中環運動，由溫和的學者提出，彰顯了過去二三十年不斷坐大的權貴寸步不讓氣焰，連哪怕是改良式的民主進程也想封殺；以保育本土為目的的社會運動，其實也間接由全球急劇貧富分化（包括中國大陸）、金融地產不斷侵蝕本土資源、文化和歷史所催生。

在「新自由主義」肆虐的年代，量度貧富不均程度的本地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上升至2001的0.525再上升至2011的0.537，中國大陸也有類似的趨勢，至今這個仍自詡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其貧富不均程度甚至超越歐美等「資本主義」地區，難道不是說明了，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全面推展的「改革開放」，實質與英美同期鋪開的「新自由主義」，有點異曲同工嗎？

從貧富懸殊到政治分化   到社會的自我保衛

這情在最近的10年間不僅沒有改善，更變本加厲。香港過去10年平均每年有4.5%的實質經濟增長，累積了近五成的增幅。然而，本地按固定價格計算的實質工資中位數，卻由2001年的12,380元下跌至2011年的12,000元，10年的實質變化是負2.9%（見統計處的《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當中15歲至24歲的青年，2011年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與10年前一樣，仍然是8000元（統計處《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青年》），而同期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上升了12%。換句話說，碼頭工人過去10年所面對的物質生活困境，顯然並非特例。

隨覑財富不斷往中港工商富豪手上集中，部分則流入主要為他們服務的專業中產階層，這些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經濟政治力量也急劇膨脹。權力孕育更大權力，金錢衍生更多金錢，他們影響政府決策，佔用公共資源，改造社會制度，建立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使大學、傳媒、基建、土地等均向中港富裕階層傾斜。美國經濟學者Paul Krugman及Robin Wells分析，經濟的貧富分化會導致政治的兩極化，特別是既得利益的右翼分子將愈趨保守，嘗試阻礙任何不利他們特權的體制改革，甚至視溫和的凱恩斯主義為洪水猛獸，對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其實源自右翼的傳統基金會）也寸步不讓。在香港，經二三十年的劫貧濟富，羽翼已豐的中港政商階層，也變得更加保守，在政治改革、財富分配等方面錙銖必較，或指鹿為馬以巧言偽術改換普選的定義，或只願意拿出短期的小優小惠（如外判商提出的「福利」，或港鐵巴士的「優惠」，以至財政預算的「派糖」），不作長期承擔，更遑論改變分配結構。更甚的是，各種溫和的改革建議和行動，在這些慣享特權者眼中，紛紛化作「激進巨獸」——倡議最低工資「等同」走向「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和平的罷工集會竟被喻作「文革式手法」！

不平等的政經實力，進一步擴大不平等的分配。由少數中港中上階層掌控或主導的政治影響力及購買力，令不民主的功能團體選舉近30年不變，使住房商舖等「資產」價格高企，壓縮了本地工人百姓的生活空間，窄化了價值的準則，傷害勞動者的尊嚴，最終引來社會的自我保護——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包括罷工、佔中和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

本土主義的階級根源

換句話說，這三場運動都同樣源出於階級分化的歷史脈絡。罷工的階級性質自然一目了然，佔領中環其實也反映了過去二三十年階級兩極分化，已差不多擠壓掉「溫和中產」所重視的價值及生活方式，曾俊華的「中產論」之所以惹來這麼大的反彈，恐怕與不少本地的「中產階級」再（或從來？）無法享受財爺眼中的理想「中產」生活有關。

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的各類運動，表面上針對的，是香港以外的「他者」，尤其表現為抗拒中國大陸的族群矛盾。不過，早期的保育本土運動（如反高鐵）中所強調的「不遷不拆」，到最近反對在新界東北興建「雙非富豪城」和「港人港地」的提法，亦在在透露出階級矛盾的信息：誰有能力以西九為基地建立中港兩小時生活圈或購買本地的豪宅私樓？誰將喪失家園？甚至「限奶令」、「自由行」所反映的中港矛盾，難道與國內新興中產階級未能在中國大陸獲得滿足其嚮往的中產理想生活而衍生的生存策略無關？當然，這些佔中國大陸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在大國效應下（1%的大陸人口就有1300多萬），對人口只有700萬的港人生活的影響自然巨大。

這裏所指的階級，並不僅包括狹義的經濟利益（如收入）或職業地位，而是同時包含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碼頭工友的罷工，自然與工資待遇有關，但工友重視的還包括「爭番啖氣」。短短20多天就籌集到數百萬的罷工基金，得到公眾的廣泛同情，顯然還基於工友所面對的不那麼人道的吃喝拉睡生活和工作方式，以至對平等、義氣和尊嚴等價值觀念的重視。而在佔中與本土運動當中，基於不同階級的不同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所產生的矛盾，例如特權vs.普選、增長vs.保育，更是昭然明瞭。換句話說，階級矛盾指的是：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對被排擠或不佔權產者的欺壓，包括經濟利益的剝削、政治權利的排拒、生活方式的改造，以至價值觀念的強加，最終令後者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流離失所，無法依自己的意願安居樂業。

馬國明指出，「本土」其實產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回歸「本土」就是「與被壓迫的袓先相認」。被壓迫的「祖先」，就是在不同時代受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欺壓的香港老百姓；「被壓迫」則包括了物質生活和文化價值的流離失所；與他們「相認」，除了情感的回歸，還包括站於雞蛋而非高牆一方的階級認同，以至直面階級矛盾而非轉移為族群對立、鼓吹排外政治的清醒認識。

Karl Polanyi的《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指出，歐洲上世初的文明危機（大衰退和兩次大戰），根源自「放任主義」（舊版的「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分配政策，對人類生活和自然生態產生了極大的破壞，導致各種形式的流離失所（dislocation），催生了環保、工運、政改等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儘管這些社運看來分散，但其實來自同一源頭。他沒有討論的，是怎樣令這些不同運動更有效地針對這同一源頭，而非各自為戰，甚至相互抵消。這正是我們今天面對類似的困局時，需要認真考慮的。

許寶強﹕解讀香港政治 ——從核心價值到核心情緒

近日圍繞中港矛盾、法治危機、長者津貼、同志平權的論爭，再次觸動了香港核心價值的關注。然而，關於核心價值的論述，往往聚焦於對民意的解讀，也就是從認知的層面出發，嘗試掌握本地民眾的觀點或看法，例如宣稱主流價值仍然是「功利家庭主義」或實用主義，卻鮮有從民眾的情感層面切入，以捕足瀰漫於社會的核心情緒。

特首僭建的14頁交代，仍然無法釋除公眾的懷疑，說明了依賴修辭巧語的公關說明，完全沒有能力認真回應社會的集體感受。而在失業率偏低、物質生活相對有保證的年代，反高鐵國教、抗水客雙非、求同志平權、支援李旺陽、保衛新界東北等民間運動以及相應的批評此起彼落，也印證了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並非僅是狹隘的個人或家庭的物質利益關注，而是建基於更廣泛的社會關懷，當中包括恐懼、苦悶、怨恨和憤怒等豐富的情感因素。

情感是政治的基本因素

為什麼不少港人會對似乎離香港日常生活頗遠的事件，包括李旺陽和六四，仍然念茲在茲？如何理解反粗口擲蕉、求君子淑女近年會成為公共政治的訴求？反高鐵反國教又為何能吸引數以萬計港人遊行集會？要回答這些問題，也就是理解本地的政治動力，僅根據民意調查，從中分析大眾在認知層面上的觀點或信念，顯然並不足夠。因為，當代很多政治活動往往由政客或民眾的情感推動，如對外族的厭惡或對政權的憤怒，甚至願意參與理性的政策辯論，建基的也是一種渴望或欲求講理、抗拒非理性的情感。我們因此需要進一步探問：在當代香港，是什麼樣的「集體情緒」，支撐着類似「核心價值」這些抽象的信念，以至催生各種政治行動？

對自由、法治的重視及李旺陽和六四的關注，與後九七的政局變化下，港人害怕失去這些普世價值的情感不無相關；對博愛、共融等價值的相對輕視，建基的或許是看透世情、恥於高談理想的犬儒心態；執著於務實理性，以至樂於高舉反粗口反暴力作為競選口號，大概源自現代文明工程打造出來的潔癖和厭惡野蠻等情緒；反高鐵反國教所觸動的，應是對未來的生態和我們下一代的生活環境的擔憂，以及對中港政權、工商巨富的貪得無厭的憤怒。這些恐懼、虛無、厭惡、憂慮和憤怒等情感，正日益成為當代香港政治的核心情緒。

恐懼與怨恨  ——民粹政治的情緒基礎

因此，僅嘗試識別民意，以找出香港的核心價值內容，仍然無助我們理解各種政治參與和社會動員的驅動力。我們或需要從核心價值的討論，轉向捕捉潛藏於政治行動背後的難以捉摸的集體情緒。

「民粹」愈來愈成為描述香港政治的關鍵詞，但其意思卻愈來愈空洞矛盾。空洞之處，在於「民粹」一詞裝載了各式各樣的行為訴求：或等同所謂福利主義，或泛指所有「聲大夾惡」的行為，又或是指順應「不理性」的民意等等；矛盾在於，當論者政客用這種意義下的「民粹」指評他人時，自身的行為主張往往同樣甚至更為「民粹」。例如，最近有關長者生活津貼的討論，指摘「泛民」民粹的政府和建制政黨，不僅不追求仔細、認真、理性的政策辯論和廣泛諮詢，反要求匆匆通過議案，好讓長者能盡快享有「福利」！相對於堅持拉布及甘願違反「民意」，甚至要求部分長者不要太自私的議員，誰更順應「不理性」的「民粹」要求？

這些自相矛盾和語詞的空洞，正好反映了民粹政治操作的一個特點——建基於情感欲望，而非理性邏輯。如果說近年香港確是民粹氾濫，那麼其根源，恐怕正在於牐載並放大了民間的兩種主導情緒——恐懼與怨恨。

例如，最近有關同性戀平權諮詢的討論，明光社的蔡志森先生很快便把同性戀平權要求的諮詢，轉化為肛交婚外情這類議題。這種論述方式，訴諸的顯然並非理性邏輯，而是本地民眾對「變態」或失去家庭的恐懼或怨恨等情緒，而這些情緒，則或多或少源自宗教、傳媒、學校等領域中的情感教育，包括以種種污名化的方式，孕育恐懼、羞恥、厭惡。又例如，有關雙非孕婦和新移民的爭論，重點也不在於理性分析，以證明真正有多少人來港「爭奪」資源福利，而是偏向於觸動港人對自身困境的憂慮，包括擔心失去土地和工作，而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則嘗試將這些憂慮轉化為對「外敵」的怨恨。這些並非天生，而是經由各種政治力量打造的恐懼、憂慮、怨恨與厭惡等情緒，正是本地的民粹政治的情感支柱。

苦悶與虛無  ——犬儒文化的情感土壤

當代本地政治的另一個矛盾現象，是伴隨着積極的政治參與同時出現的，是仍然有不少人從公共政治中退卻。

近年由政府帶頭的弄虛玩假，強化了本地的犬儒文化，這我在《告別犬儒》和《告別犬儒續篇》已有論及，這裏不贅。需要稍為補充的是，面對民間這種看透政府假面的情感，政府或不少政黨仍然以言不及義的修辭，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姿態，繼續玩假。這種作法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其一是惹起眾怒：政權的語言偽術、公關操作，愈來愈為港人看透，各式各樣的二次創作，不斷揭破面紗，刺激更多人因恐懼或憎惡而參與政治、監察政府、投入抗爭；其二是政權的死不悔改令民眾心灰意冷、見怪不怪、習以為常，變得無奈認命、頹唐虛無，從此退出公共政治，造就了上述的兩極政治現象。

如果說恐懼與怨恨等情感，支萦着近年由政府到建制派到宗教團體到泛民都樂意參與的民粹政治，那麼影響民眾不願參與公共政治的因素，正是看透世情虛偽但卻仍然裝睡的犬儒心態，其情感基礎，應是苦悶與虛無（或本地潮語中的頹與hea）。

由細嚇大的悶蛋

如何理解影響香港政治的集體情緒的成因？要回答這問題並不容易，這裏只能提出一些十分初步猜想。

教育顯然是重要的因素。過去的情感教育，主是源自各種正式或隱蔽課程中的不經意效果，例如以考試競爭為主導的課程和教學法，孕育了害怕失敗的身心，加上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中散播的生態末日危機，孕育了現代港人的恐懼情緒；解除殖民性(decolonization) 的難產，令殖民歷史、經驗和制度造就的奴僕心態，仍然瀰漫香江，其情感基調，正是尼采所指的「你邪惡因此我善良」的怨恨；本地的現代文明工程，透過各種制度、規管、語言、道德，只強調蹾食生存、物質增長，卻對各種生命本能和身體欲望長期遏抑，令個體難以對日常生活產生意義和感覺相干，恐是苦悶虛無情緒的根源。這種種因素，在貧富兩極分化、民眾希望短缺的全球語境，以及後九七政權轉移但不民主的殖民體制依舊的社會脈絡下，更容易強化港人以恐懼和苦悶等情緒，作為感受及理解現代世界的視野。

面對前景不定、環境不善、政權玩假，倡議在個人層面建立自尊、發放正能量，企圖以此回應社會的核心情緒，自然顯得蒼白虛妄。引入針對個人的治療文化（therapy culture），嘗試「糾正」瀰漫於社會的「負面」情感，也只是頭痛醫鲂、迴避真問題的犬儒弄虛。

電影《賽德克．巴萊》中的原住獵民，面對軍力強大的敵人，坦然直面恐懼、怨恨、苦悶等情緒，正視身體的自然欲望，肯定生命的本能，以舞蹈與歌唱迎接終必來臨的死亡，喊出「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帶你們驕傲的野蠻到底！」除了恐懼、怨恨、苦悶，我們是否也應讓「野蠻的驕傲」這種陌生（或久違）的情感，成為推動本地政治的其中一種情感動力？

許寶強: 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 論長者津貼與房屋政策

新官上場，開局諸事不順，於是想快速做些事情，祈望獲點掌聲，這自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不過，據說若做事僅為博取一時掌聲，可叫作民粹，而民粹是不能解決實質問題的。由此觀之，特區政府近期推出的社會政策，從房屋土地規劃，到長者生活津貼，大概也無法真正回應民生需求。

我們的政府在幹什麼？

民生無小事，特首如是說。香港的民生諸事，在失業率偏低、前景不明的年代，大概以房屋需求和退休保障為重。於是，上任數月的特區政府，因應土地供應、人口老化等議題，推出了各式措施，當中包括「開發」新界東北和長者生活津貼。

然而，當只有小部分新「開發」的土地，將用於興建公屋居屋，而每月僅二千二的生活津貼，還得加上資產審查，我們有理由質疑：宣稱為滿足本地未來的房屋需求而增加土地供應，或以「有需要」長者之名而推出的「特惠」津貼，究竟在解決誰的問題？

「開發」新界東北、轉移體育城用地，據說都是為了滿足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住屋需求。不過，在財富極端集中、歐美量化寬鬆、大量熱錢流入、樓價急劇上升、港幣不斷貶值的年代，增加興建公共房屋以外的土地供應，究竟是滿足誰的房屋需求？是投機／投資者的欲望？還是無家者的住屋訴求？

由敬老到扶貧、由生果金到生活津貼，據說都是為了滿足「有需要」長者的需要。長者是否「有需要」，端乎其資產有沒有超過十八萬六千大洋，至於「有需要」長者的「需要」，則明顯不包括取消資產審查。這是由誰決定的？自然是我們那些「沒有需要」的長官。

孔子言志，說「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要安頓長者關懷青少，前提是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包括物質和精神上的。要全面掌握這些資訊，必須作系統的研究，這本是不證自明之理。奇怪的是，政府在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和「開發」東北土地時，卻似乎仍沒有首先系統地研究長者（或貧者）的生活需要和港人（尤其是青少一代）的住屋訴求，或至少沒有向公泷發布相關的研究結果。缺乏對老少的民生需求的理解，就匆匆推出這些莫名其妙的政策，究竟在解決誰的問題？是針對民生困苦？還是當權掌政者的政治煩惱？

長者需要什麼？

其實，要了解本地老少的民生需求，並不困難，透過仔細觀察和理性分析，也可猜測一二；要全面掌握，自然需作系統的分析和調查。真正能夠安老懷少的，並不是為了馬虎交差或博取掌聲或政治考量而匆匆推出的民生政策，而是建基於長者少年真正需要的理解和分析。

為什麼林鄭說已「經過很審慎研究」長者生活津貼計劃，連一貫保皇的建制派政黨也說服不了？民建聯的舉棋不定，是否是擔心地區長者將來的投票意向？長者的投票意向又受什麼因素影響？他們接受資產審查嗎？希望提高審查上限嗎？如果對「關乎40萬長者的福祉」的政府建議也猶豫不決，大概說明長期接觸地區長者的民建聯，也不完全相信政府對長者需要的判斷，也間接說明，敢於反對政府提案的泛民政黨，也不怎樣民粹。

青少年又需要什麼？

另一方面，如果增加土地供應真的能解決港人（尤其青少一代）的居住問題，恐怕不會有太多人反對。問題是，增加了的建屋用地，除了少部分用於興建公共房屋以外，其他「新增的土地供應」，大概與絕大部分年輕一代的居住需求無關。於是我們看見這奇特的現象：新界原居民樂於「開發」賣地，非原居民卻想保衛家園，因對前者來說，「土地」只是一種投資／投機的商品，而對後者來說，土地則是安身立命之所。政府宣稱增加土地供應才可以解決港人的居住問題，顯然過於籠統。真正能解決港人居住問題的做法，是增加用於滿足自住需求的房屋供應，減少甚至取消把房屋作為投資／投機工具的土地供應。

當代香港的長者需要什麼？面對公營醫療質量下降、私營醫護價格上升、人口老化通脹持續、強積金無效生果金有限等前景，長者最需要的，恐怕是一個可持續的全民退休保障，以確保有尊嚴的晚年生活，而非杯水車薪，甚至帶來標籤效應以致加重長者精神負擔的資產審查生活津貼。

當代香港的少者又需要什麼？面對世界經濟前景暗淡、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下降、生活工作充滿風險的不確定年代，少者最需要的，也許是一個穩定的立足點，循此重建對未來的信任和希望。具體來說，就是首先能確保居所無憂，而非泛泛地增加土地供應。

別再重複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政府說，除長者生活津貼以外，還會繼續「優化」各類社會保障政策，包括強積金和綜援。強積金的「優化」，大概是指「半自由行」這類成效備受質疑的政策；綜援的「優化」，或許就是由敬老轉為扶貧的長者生活津貼這類措施。然而，強積金的真正問題，除了行政費過高、回報率過低外，還在於低收入者（和無收入者如家庭主婦）難以依靠有限的供款獲得足夠的退休或晚年生活保障，這並非是理想中的「半自由行」政策所能的「優化」的，更何「半自由行」的實際執行，總不會是十分理想的——看看投資專家也無能力在花多眼亂、資訊不全（或氾濫）的情下作出有信心的選擇，就能略知一二。與此同時，強調必須審查資產的長者生活津貼，不僅沒有觸及貧者有尊嚴地生活的訴求，更重複以至強化綜援的負面標籤效果，令被貼上「貧窮」標籤的長者，除了要花費精力去滿足審查的需要外，還得像綜援戶一樣，背上「潛在的少報資產以騙取政府資源」的惡名。這是在「優化」長者的生活，還是為他們添煩添亂？是滿足貧者的需要，還是主流中產的成王敗寇價值信念和避免加稅等自私欲望？

政府又說，已推出十項中短期措施，旨在增加房屋的供應量。問題是，加快預售樓花、「置安心」轉「租」為「賣」、把政府或公營機構或社區用地或工毡大嵆改為住宅，以至「港人港地」政策，仍然沒有區分房屋的兩種用途：作為投資／投機的商品和作為自住成家的居所。在財富集中、熱錢氾濫、樓價超高的環境下，政府的這些增加供應的措施，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滿足熱錢游資投機尋利或投資保值的欲望，而非港人（尤其是在公屋輪候冊中的「不少年輕單身人士」）的居住需求。

要真正安老懷少，顯然不能再像過去「打好份工」般的玩假，或不斷重複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令民生的真正需求不被處理和解決，甚至無法被提出和理解，最壞的是推出一些交差短視的政策，為社會民生添煩添亂，例如尾大不掉的強積金，又例如增加需求推高樓價的二手居屋買賣政策。直面老中青幼的需要，才是真正「做實事」的起點。如果長者需要的是晚年保障，過有尊嚴的生活，可持續的全民退休保障恐怕是不能迴避的「重中之重」；如果青少年或未來的世代所追求的是穩定的支點和對前景的希望，把偏愛投資／投機的房地供應，轉化為以滿足港人住屋需求為主的居所，應是毋庸置疑的方向。

為此，一個真正「為香港」「做實事」的政府，不應再浪費時間精力資源，推出或「優化」一些與民生需求不相干的措施，而是需「齊心」探問，如何才能夠打造一個讓長者有尊嚴地過活的可持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如何才能夠把現有或將來的房屋資源，由投資／投機商品，轉化為自住成家的居所。具體的工作，包括創造或利用現有資源，例如政府龐大的儲備、用於其他地方的錯配或無效的資源、改變稅制等等，以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也包括把大部分新增的土地供應，用來興建公共房屋，或引入資產增值稅、重新建立租務管制等降低房地產投機／投資誘因的政策，以釋放投機／投資者囤積手中的二手住房供應，讓收入不高的下一代能容易租住居室。財政司前天公布的兩項新的打擊炒賣房屋的措施，間接承認了旨在增加房屋供應總量的十項措施的不足，或可作為上述建議的一個註腳。

這些自然都不及推出一些無關痛癢的「優化」措施容易，但恐怕只有認真的「迎難而上」，才有機會令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

許寶強﹕三種撤回 兩重罷課 ——論殖民體制下的國教與反國教

據說，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教科）已醞釀了15年，又曾公開諮詢市民意見，並經反覆討論修訂，倘真如是，理應廣被認受。然而，此起彼落的反國教運動，說明了所謂「長期醞釀」、「公開諮詢」、「反覆討論」，似乎與民眾的經驗完全脫節。

又據說，政府已讓了步，容許辦學團體及學校自主決定開科，又抽起「當代國情」部分。循這官方思路，繼續要求撤回國教科不僅莫名其妙，甚至等同禁止學校開科。然而，官方解釋剛出台，8000大專生罷課又登場，學生家長教師的抵制依舊，各式傳媒輿論的批評持續。政府的這些「讓步」，似乎也沒有消解反對者的疑慮。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依賴殖民體制推展的國民教育

一個根本的矛盾，恐怕源自強調「民心回歸」的國教科，卻需依賴殖民時代發展出來的教育體制來推展。然而，要孕育建基於「民心」所向的身分認同，前提是擁有獨立人格的公民主體的確立。換句話說，教育必須首先去除殖民者植入的奴性，讓同學教師成為當家的主人。而要去除奴性、當家作主，殖民者遺留下來的不民主及帶奴化色彩的教育體系，首先需徹底揚棄改造。

作為殖民者的港英政府，自然不會依據受殖者的民意來制定教育政策，管治一個強佔「租借」得來的地方，也缺乏認真長遠的課程發展規劃。於是，早期的殖民政府，除了花心思資源培養一小撮掌握英語的華人買辦，以助管治及推展對華貿易外，對香港本土教育的投入甚至規管，都極為低度。戰後英國在國際反童工的壓力下，於1970年代被動地推行9年免費教育，並逐步統一了中小學課程和學制，一個由政府主導的殖民教育及課程發展體系漸次成形。

香港殖民教育及課程發展體系的特色，除了其不民主、欠透明的決策過程外，還包括對專業研究的漠視，更重要是排除了教育的主要持份者——學生、教師和家長——對課程的擁有權，產生的是教院前校長Paul Morris所稱的象徵性政策，也就是一種弄虛玩假的教育規劃、政策、執行和檢討過程。

自董建華時代醞釀，至曾蔭權政府訂定，由梁振英班子執行，國教科的決策和推動過程，基本上完全借助殖民時代建立的教育體系：從委任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議會、科目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到議程的訂定，到課程指引的編寫，到資源的投放，基本上完全自上而下，由政府掌控，不僅無視學生的意願，甚至教師、家長以至辦學團體的意見，往往也不受尊重。各諮詢委員會中或會出現個別異議的聲音，但最終決定及編寫課程指引的，仍然是教育局屬下的課程發展處，當中的課程發展主任只需數年的教學資歷，不必擁有相關學科的專業知識（尤其是新學科如通識或國教），更毋須接受專業的課程發展訓練。所謂「以學生為本」和「信任教師專業」，在這種殖民教育體系的映照下，顯得特別蒼白虛假。

由這個不民主、欠透明、反專業的教育決策過程炮製或資助的各式課程指引和教材，於學生教師社群中劣評如潮，自然不會令人驚訝。甚至相對較受民間接受的通識科，教師對教育當局製作的課程指引、負責官員的專業水平和設計課程的過程和質量的評價，也是負面的居多。根據我們於今年初進行的問卷調查，受訪的600多位教師，只有稍多於一成認為通識科課程指引清晰、負責課程及考評的官員的專業水平很高，但不同意的卻接近一半；更甚的是，只有5.7%的教師同意教育當局對教師提出的意見有令人滿意的回應，但不同意的卻接近六成（http://www.ln.edu.hk/mcsln/LS/LS_report.pdf）。

靠這種殖民遺產打造出來的國教科指引，前後矛盾、潛藏偏見和質量低下，自是預期之內。譬如說，在中國已成為共和國、男女平等已成共識的現代脈絡中，仍然要求學生「在現今家庭生活中體現中華文化重視的五倫觀念」（《國教科指引》，頁23）！為什麼需要在君主制度已取消了百年的當代「家庭生活中」，「體現」五倫中「君臣」的觀念？只強調「父子」、「兄弟」的五倫觀念，母女、姊妹的位置何在？為何如斯封建落後、無視女性以至不尊重現代獨立人格的思想，竟能明目張膽地出現於一份以培育現代公民素質的官方課程文件中？

撤回的三種理解

類似的充滿偏見、質素低下、零散割裂、概念不清的地方，在《國教科指引》（《指引》）中俯拾即是，本地學者已陸續點出。因此僅抽起當代國情的部分，顯然沒有徹底回應問題。面對這份水平低下的指引，除了要求全部撤回外，恐怕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因此，儘管梁振英政府在社會運動強大的壓力下稍作讓步，但反國教力量要求完全撤回《指引》，仍是很可以理解的。

梁振英曾問反國教人士，「撤回的意思到底是什麼」。他自己的答案是：撤回《指引》等同禁止學校開科。這確實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理解。正如一位中學校長指出，「只要政府不會發出『禁止學校開科』的行政指令，那些欲開科的學校依然可按計劃推行校本課程」（劉修妍，〈教育歸教育？〉，《明報》，2012年9月12日）。因此撤回課程指引，絕不等同禁止校本課程。事實上，過去以至現在，香港學校開設的一些科目（如生活科），都是在沒有教育局的課程指引下完成的。

對民間反對國教的聲音來說，撤回是指放棄以《指引》作為指導學校和教師的正式課程文件，同時不會派「教育局官員到學校作質素保證視學等連串配套」（劉修妍，同上），又或是以公民教育取代國民教育。

除了以上兩種對「撤回」的理解外，一種更為根本的「撤回」，是揚棄仍然充滿殖民味道——不民主、欠透明、反專業、排拒師生——的課程發展議會、課程發展處和諮詢架構的組成和運作方式，改變政府和學校、學校與教師、教師與學生等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真正尊重學生的意願和學校／教師的專業，讓學生和教師擁有課程並成為教與學的主人，這樣才有可能讓民心「歸位」，擺脫奴化的羅網，解除殖民的陰影，成為有獨立人格的公民。

等待承接了殖民遺制的特區政府回心轉意，主動撤回零碎、偏頗、封建的《指引》，以至改造仍然是充滿殖民味道的教育制度，自然有點不切實際。從梁班子只願意小修小改，卻仍然強調要回歸一直沿用的不民主、欠透明、反專業、排拒師生的課程發展程序，大概可窺見政府對殖民教育體制的留戀。因此，反國教力量提出以罷課集會等形式繼續抗爭，顯然並非無的放矢。

罷課的兩重意義

在政府宣布其「讓步」方案後，仍有8000多大專學生響應罷課的號召，而在中大罷課集會的同時，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芝加哥政府學校教師，也為了反對以學生考試成績來評估教師表現而罷課。儘管兩起罷課的誘因不同，參與主體也異，但卻共同反映對變了質的教育的根本抗議。

本地大專生的4小時罷課，是一種象徵式的集體表態，期望製造輿論壓力，藉此延續反國教運動的氣勢；芝加哥的教師罷課，則透過干擾當地社會的日常運作，嘗試把家長之不便、執法人員疲於奔命等不滿導向政府，藉此施壓。兩種罷課都是抗爭的手段，針對的都是政府的具體政策。

然而，如果抗爭的目標，不僅是撤回不尊重教師的評核政策或無視學生家長教師意願的課程，而是同時希望改造不民主、欠透明、反專業、排拒師生的教育體制，那麼對應這樣的長遠要求，或需要思考另一種更徹底的罷課方式。

罷課可以作為教師工會抗爭或學生反對國教的手段，也可以成為拒絕課堂教學、追求自由學習的目標。前者是透過製造象徵性議題或令社會日常運作短路，向政權施壓；後者則視罷課本身為目的——嘗試走出由上而下、弄虛玩假、沒有意義的學校課堂，在更廣闊的空間——如建造家校（homeschooling）或其他自主學習形式——重拾認真的學習和生活。如果前一重意義下的罷課只是迫使政權讓步的短期策略，那麼後一種意義下的罷課則是追求徹底和長遠的改變，擺脫殖民奴性，回歸為擁有獨立人格和民心的主體。

許寶強﹕考評反映學習成效？ ——從香港中學文憑試通識科成績談起

第一屆新高中公開試放榜，除了千篇一律的狀元故事外，今年多了一個新的傳媒焦點，就是評論通識科成績所反映的教育成效。有趣的是，一反以往對通識科的質疑，部分傳媒的論述，均以頗為正面的角度報道通識科的考績。

通識科的成功？

有報章以國民教育科在課程發展及教材上的馬虎不足，映照通識科的相對優勝之處；又以個別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學生取得通識5**級成績作為例子，企圖「證明」通識科真的體現了「多角度思考」，推論「政治立場並未影響評分」，甚至由此得出「通識科的成功」令「教師學生（的）忐忑一掃而空」的結論（《明報》，2012年7月21日）。

也有報章引述教育界人士的觀點，把九成學生考獲2級或以上成績，理解為學生真實的通識水平的指標。例如，《星島日報》（2012年7月20日）引述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黃家樑的觀點，「近年學界掀起通識的『恐慌潮』，有助推動學界提升考生的通識水平」；另有報章訪問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指出「通識科的成績反映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值得鼓舞』……通識科達5級成績的考生人數相對中文及其他科目少，可見該科為必修科目中最嚴謹的一科，不過獲2級或以上成績者達九成，數字令人鼓舞……在傳媒關注通識教育下，通識一科令很多學校師生更緊張、更努力。」（《文匯報》，2012年7月20日）

然而，這些對文憑試成績的解讀，頗值得商榷。因為，它們都假設了公開考試的成績，客觀上能夠真正反映通識課程的達標程度，譬如認為，學生拿取較好的成績，就代表學懂了「多角度思考」；又或斷言，成績的高低，均建基於考生的個人努力。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由達5級成績的考生數目較其他必修科目少，竟可以推論出通識是「最嚴謹」的必修科！這些輕率的假設和推論，完全無視試前曾備受關注的質疑：一方面，通識科的考評準則，不僅學生茫無頭緒，教師以至評卷員也難以清楚掌握；另一方面，試題的評分標準，往往與通識科羅列的各種課程目標並不相關，例如評分標準中的「言之成理」，又或等級描述中的「個人觀點」，除了意思含混外，也不是通識科官方指引中羅列的課程目標：多角度思考；獨立解決問題能力；了解個人、社會、國家和全球議題的相互關聯；了解自然環境與社會的互相倚賴；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識別對個人和社會議題的不同意見背後的價值取向；以尊重證據、開放和寬容的態度來看待其他人所持的意見和價值觀；欣賞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觀點。

因此，九成考生的2級或以上成績，個別活躍於社運的學生的5**，也許並不能全歸因考生的個人「努力」，亦可能是由於評分標準模糊而產生的不經意結果，自然也不應完全排除「政治性放水」這猜測。更重要的是，考生個人「努力」的方向，是否與通識科的課程目標一致，恐怕仍大有疑問。

考評為了促進學習？

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部協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和新界西通識教育專業網絡，上月發布了一份檢討新高中通識科課程的調查報告（http://www.ln.edu.hk/mcsln/LS/LS_report.pdf），以問卷形式，收集了647位教師和2806位學生的意見。這份由筆者統籌和撰寫的研究報告，發現受訪的600多名通識科教師，超過一半確認「花了很多教學時間於訓練學生的應試技巧」。如果字體要端正、起承需轉合、正反各3點等應試技巧，才是通識科的教學重點，那麼九成二級或以上的成績，反映的究竟是學生「通識水平」的提升？還是學懂了如何應付考試的套路？是「令人鼓舞」地彰顯「通識科的成功」？還是印證了偏離教育目標的失敗？

另外，我們的調查又發現，只有稍多於一成的教師認同課程發展處和考評局有關獨立專題探究的課程與校本評核指引清晰，不同意的則超過一半。在課程和評核指引並不精確的狀下教學，又如何能夠推論公開考試成績的好壞，能夠反映課程的成效？甚至推論出通識是「最嚴謹」的必修科。

我們的研究報告發現，師生對通識課程的達標程度評分一般：「在孕育學生的多角度思考、理解各單元議題之間的聯繫、識別意見背後的價值取向、尊重／寬待／欣賞他人的文化／意見／價值等方面，在1（非常不同意）至5分（非常同意）的評分中，學生的平均評分在3分左右……教師的平均評分則在3.34分之內……被師生評予最低分數的兩項課程目標，是『獨立解決問題能力』和『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前者的師生平均評分分別是2.75和2.85，後者則為2.63及2.70。15.8%的教師和16%的同學同意通識科能改進學生『獨立解決問題能力』，不同意的師生則分別有36.3%和33.8%；與此同時，只有稍多於一成的教師和二成的同學同意通識科能促進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卻有超過四成的師生不同意。如果說師生對通識科在教授知識內容上的效果的評價一般，那麼其在孕育學生解決問題能力和價值的任務，似乎離目標更遠。」

總括來說，「受訪的2000多位學生，只有22.6%滿意通識科，不滿意的則有40.7%，當中約一半（20%）更表示十分不滿意；學生問卷中的兩條開放問題，邀請受訪同學用1至20字來形容他們經歷的通識科及獨立專題探究學習過程，超過六成半和七成的學生對通識科和獨立專題探究的評價負面，評價正面的則約有兩成；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句是『不明白／不明所以／不知所謂／唔知做乜』、『困難／辛苦』、『悶／煩』和『浪費時間』等負面描述，『不錯／好／有趣／正／有用』等正面評價，則相對少得多」。此外，只有約四分之一師生認為獨立專題探究孕育了學生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同意則超過四成；另有六成多的師生不同意獨立專題探究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令人憂慮的是，接近四成的教師表示獨立專題探究孕育了學生馬虎交差的處事態度，超過四成的學生則認同同學間確實存在馬虎交差地完成獨立專題探究的狀，更有約三成師生表明獨立專題探究培育了學生弄虛作假的傾向，或承認探究報告確實存在弄虛作假的資訊。這些教育效果，真的代表「通識科的成功」？真的「令人鼓舞」。

通識科仍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要認真解讀通識科的考試成績，必須首先系統而仔細地研究評分的過程和準則，以至分析不同類型的答案取得了怎樣的分數，這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也不能只依據一屆考生的表現作準。如果最有條件進行這類研究的教育局，又或掌控資料和評核過程的考評局，也不承擔責任、認真調查、公開研究，那麼公眾自然無法得知評卷員實際是根據什麼準則來評分，也難以判斷評改過程是否嚴謹、評改準則又是否與預設的教育目標一致。在缺乏研究的支持下，急於解讀公開考試數據，匆忙判斷成績能正確反映課程成敗，恐怕都稍嫌輕率。至少，上引的師生對通識課程評價的調查報告，似乎並不支持這種輕率的解讀。

報章輿論、考評局、家長以至通識師生，如果真的只根據九成二級或以上的公開考試成績，就對通識科的「忐忑一掃而空」，甚至當作為通識教育「成功」的指標，忘掉認真檢視課程的成效，尋求有效的改進方法，這恐怕比是否容許考生於考卷中表達狹義的「政治立場」，更令人憂慮。

許寶強: 解讀七一訴求 告別犬儒民粹

朋友提問，今年經濟不壞，為何民憤仍大，是否意味港人的政治覺醒？

我的初步想法是，民憤的大小，恐怕不全是由經濟環境的好壞決定；遊行示威，與狹義的政治意識也沒有必然的關係。

經濟與政治從來密不可分，民憤的生成則同時源於意義認知和價值判斷等文化因素。

因此，一種解讀今年七一遊行數以十萬民眾的訴求的角度，可從教育「鐵三角」（知識——技能——價值）中的知識和價值這兩個面向切入，

分析民之所以憤，與他們看到什麼於知識（或常識）有悖、與價值相違的現象，或本地俗語所謂的「有冇搞錯」和「條氣唔順」，是否相關。

如何解讀七一遊行？

近十年的七一遊行，呈現的訴求均十分多元紛雜，涵蓋勞工、人權、性／別、福利、環保、文化、教育、醫療、法律、經濟、政治等範疇，是對社會現狀不滿的集體宣示。2003、04年的七一遊行，也並非全為狹義的經濟因素推動，反廿三條、對政府處理SARS的不滿，以至抗拒損害民生的經濟政策等等，顯然也是政治的訴求，同時亦蘊含對一些普世文化價值——自由、公平、人權等——的堅持。

五年前，筆者寫了一篇〈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嘗試分析「香港回歸」十周年的社會變遷，當中引用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On Populist Reason（NY: Verso, 2005）對民粹邏輯的定義，提出自九七以降，民粹政治——建基於修飾表演，訴諸情緒，貶抑邏輯理性，以含混的空洞能指，嘗試裝載無法統合的多元紛雜群體訴求，打造敵我——已逐漸瀰漫香江；而產生的一種不經意效果，則是犬儒反智文化的氾濫。

2003年的七一遊行，呈現出各種多元紛雜的民間不滿及訴求，於遊行中以反「董建華」這空洞能指聚焦。不過，在普及的民主機制仍未確立的社會脈絡下，○三七一除了令23條立法暫時擱置，民眾的紛雜多元訴求並沒有隨董建華下台而得到滿足，不滿由是積累。

過去五年，在曾蔭權班子的親疏有別、交差弄虛的推波助瀾下，民粹政治繼續發酵，犬儒反智依舊蔓延，未能滿足的多元紛雜的民間訴求——反地產霸權、官商勾結、貧富懸殊、性／別不平等、人權倒退、干預新聞、洗腦教育等等，再次在剛過去的七一透過反「梁振英」這空洞能指而聚焦。引發點除了曾蔭權租深圳大屋、住總統套房、乘私人飛機、上豪華遊艇、入賭場宴會、取茅台美酒外，還包括特首小圈子選舉過程中的醜聞鬧劇，以至新特首的僭建誠信和「西環治港」。

物極必反，當犬儒反智氾濫到了一個「有冇搞錯」和令民眾「條氣唔順」的地步，犬儒（cynic）也會化身成狗智（kynic）（有關「犬儒」和「狗智」的較詳細討論，見筆者的〈從犬儒到狗智〉，收於羅永生編，《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香港﹕進一步，2010），向荒謬的反智與顛倒的價值說不。看到李旺陽先生飽受酷刑和「被自殺」，稍有常識和良知的市民，大概都會產生點憤怒和質疑；看到警員奉命以大號胡椒噴霧對付稚氣未消的中學生，正常的反應恐怕應是「有冇搞錯？！」；對比領瘋狂加租、街坊小舖結業，西九大興土木、富豪名店進駐，又或看見高官僭建千呎地下行宮、以公帑入住日租數萬的總統套房，時薪28元身兼數職的低收入百姓則只能屈居房、申請綜援需經嚴格審查又嘗冷眼，這些邊緣社群興許都會感到「條氣唔順」。

「親疏有別」弄虛 「又紅又專」玩假

不幸的是，特區各界的領導班子，似乎都未能（或不願）理解民眾的常識和價值，沒有從歷史和現實中汲取教訓。趁董腳痛下台之機而上任的曾蔭權，繼續「親疏有別」，與大地產商和建制派聯手，以弄虛的措辭和空洞的能指，不斷挑戰普羅市民的常識和價值底線，也同時為強化民粹政治奠下基石，晚期甚至不惜親率政官披甲上陣，於「起錨」一役走上民粹政治的前台。「親疏有別」、交差玩假的結果是迴避真正的問題，積累眾多的不滿，弄虛成習，犬儒氾濫。

披「又紅又專」旗幟上台的梁振英班子，似乎也沒有以曾蔭權由「做唔好份工」到「做壞份工」作前車之鑑。甫一就任，便繼承上屆政府玩假當真的「落區諮詢」。

　建制派近年經常強調、梁班子落區極為側重的所謂「民生議題」，絕非只是修橋整路、捉鼠通渠等短期局部的事務或狹義的經濟利益，更同時關涉「文化」與「政治」等長遠普世的原則價值和權力分配。在經濟形勢尚可、最低工資生效、失業率偏低的環境下，參與七一遊行的民眾提出的教育、醫療、住屋、退休等各種「民生」訴求，顯然不僅是純粹追逐物質生活的改善，而是同時蘊含對常識、真相等知識，以及尊嚴、公平公正等價值的堅持和維護。

如果政治化妝、公關表演能夠收買民心，董曾也就不至於灰頭土臉下台；倘若民眾只重視物質生活、眼前小利，七一亦不會有數以十萬市民於烈日當空上街。

告別犬儒民粹

針對空洞能指而操作的民粹，自然難以滿足民憤背後的具體訴求；犬儒的玩假，更只會火上加油。公共輿論高揚的「誠信」、民眾憂心的「西環治港」，或可解讀成向犬儒說不的起動。「誠信」者，也就是要求告別巧言弄虛的公關辭令；「西環治港」的擔憂，針對的則是國內造假成習、赤裸求利、以權謀私的社會風氣。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認真虛心聆聽七一遊行民眾的聲音，也許不難發現，港人所擔心、討厭、不滿、憤慨的，也許不再是存在於歷史和理論的共產主義，而是當下實在的犬儒文化和踐行。

如果今年的七一浮現出對玩假當真的犬儒的厭惡，那麼仍有待動的，當是抗拒民粹政治的誘惑，也就是不再以空洞的能指轉移民眾具體的訴求，或不再以否定偽具體（pseudo-concrete）的共同敵人作為抗爭的目標，而是嘗試以正面、清晰、連貫的願景和目標，作為集體政治行動的基礎；或在揚棄「落區做戲」、「粉飾國情」的同時，也同時告別「不暴力、不保皇」或「不講粗口」等願景目標不清的競選口號。

許寶強﹕另類洗腦 ——從通識科的經驗看德育與國民教育

教育局日前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下簡稱《指引》），再一次惹起爭論。贊成者認為，九七年後的香港，有必要加強德育及國民身分認同，反對者則擔心，這是政治「洗腦」工程，只許「唱好」國內發展，不容討論「六四」、維權，甚至可能會重蹈日本、德國法西斯的舊路，「禍延數代、後患無窮」。

面對質疑，除了創造出一個「開展期」，讓學校可實質上延後3年推行此科外，教育局還花費5億，一次過補貼每間學校53萬元，以銀彈為課程開路。

儘管教育局建議教師在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內容時，必須中立、抽離，不過，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仍然願意清楚表明反對設立這一科目的立場，理由如下：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無關的科目

首先澄清一點，筆者並不反對認真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只是無法相信，在香港目前的教育脈絡下，加設這樣一個科目，真的能夠有效孕育《指引》所羅列的各種正面道德價值，更遑論促進國民身分認同。相反，如果我們真的嘗試推行《指引》的建議，要求學校設科、師生教習，將很可能會產生很多不經意的負面效果。

暫不論它是否一項政治任務，差不多可以確定的是，本科的推出，大概與教育理念並無多少關係。正如教育學院前院長莫禮時（Paul Morris）教授指出，香港的課程發展，基本上是一種象徵性的政策（symbolic policy），也就是並不認真地訂定、釐清和貫徹官方的教育目標，只求避免批評、準時交差、完成任務。Paul Morris與Bob Adamson（2010）舉例指出，過去教育當局製作的關於道德、公民和環保教育的各式課程指引，由於與公開考試成績無關，大都被學校和教師漠視，只間中虛應故事。換句話說，在製作課程時，教育當局所關注的，更多是能否準時「交功課」，而非課程目標、內容、教學法和考評之間的連貫一致。於是，出現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一樣「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指引（見許承恩：〈如何嚴守「中立」又教好正面價值？〉，《明報》，2012年5月4日），自然並不奇怪。

新高中通識科的檢討

不幸的是，這些「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課程指引，卻往往產生了不少負面的不經意後果，包括與課程目標剛好相反的教育成效。例如，以孕育學生正面價值觀為目標的課程，卻打造出「講一套、做一套」的玩假心態；又例如，以培養批判思考和多角度視野為旨的科目，則產出了正反各打五十、贊成反對各列3點的考試套路。

筆者正與一些教育團體合作，進行一項檢討新高中通識科課程的問卷調查，當中的一些初步結果，或許有助我們理解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可能產生的問題。

去年底至今年初，我們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向全港新高中通識科教師和部分中六學生派發問卷，調查他們對課程內容的評價。今年3月，收回的問卷分別是643份（教師）和2884份（學生），調查報告仍在撰寫中，並將會於稍後的時間發表。這裏先引用一些有趣的初步觀察，以作為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參考。

我們的調查發現，受訪的600多位通識科教師，超過一半同意他們「花了很多教學時間於訓練學生的應試技巧」，只有約一成明確地表示「教育當局對新高中通識科的課程目標有清晰的指引」和「從教育當局得到足夠新高中通識科教學的支援」，但不同意的則有四成多。問卷邀請受訪同學用1至20字來形容他們經歷的通識科及專題研習學習過程，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句是：「不明白╱不明所以╱不知所謂╱唔知做乜」、「困難╱辛苦」、「悶╱煩」和「浪費時間」等負面描述，「不錯╱好╱有趣╱正╱有用」等正面評價，則相對少得多。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較為相關的，是新高中通識科官方文件中羅列的其中一項教育目標——令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對於這項目標的檢討，受訪師生的評分是通識科各項目標中最低的，只有稍多於一成的教師和兩成的同學同意通識科能促進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卻有超過四成的師生不同意；此外，約四成師生認為，通識科的專題研習孕育了學生的馬虎交差心態，另三成師生甚至認為，專題研習培養了學生弄虛作假的風氣。這些不經意的教育效果，間接印證了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的學校環境中，嘗試利用一個科目去孕育公民道德價值的虛妄。

不完全對焦的評論

如果當代香港的教育脈絡維持不變，依據《指引》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將很可能如上述的通識科經驗一樣，產生與官方宣稱的價值教育目標無關甚至相反的效果。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下，學校師生大概不會太認真地教授和研讀課程內容，吸收當中蘊含的政治信息，就正如國內推行多時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沒有在多大程度上減少國民移居歐美、澳紐、港日等地的興致，亦難以消除網民大眾對官僚腐敗、貧富懸殊的不滿。因此，批評者所擔心的那種政治「洗腦」效果，或許不至於大規模出現。相反，評論的焦點，或許應放在象徵性課程的不經意效果，包括推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另類「洗腦」，例如鼓勵師生習慣於「講一套、做一套」的虛偽，又或因循於各打五十的「中立抽離」，以至窒礙思考的程式化考試套路。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配合當日教育局公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新聞，一些報章效法新高中通識科的試題樣式，向讀者提問：「多大程度同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為必修課程」？並同時提供作答「貼士」，建議同學表述正、反觀點，並在支持科目能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培育國民身分認同感」，或反對「學科將成為政治任務，變成洗腦科」這兩種立場中，選擇自己的立場。這種千篇一律的提問方式和作答建議，顯然無法鼓勵同學因應香港社會和教育制度的具體狀况，認真的思考。剩下的，只是同學自己也不太相信，但卻能滿足考試（或制度）要求的「中立抽離」答案和處事習慣。

需要稍為澄清的是，筆者並非認為「只談成就」、「避談六四」的課程設計沒有問題，一個開放、沒有政治審查的課程內容，自然是十分重要的。這裏想補充的，是我們必須把課程置放在具體的學校環境和社會脈絡中，才能分析它可能產生的實質影響。

事實上，在傳媒和互聯網發達的世代，香港學生在電視、報章、網上接觸到有關「六四」、「維權」等資訊及評論，往往遠多於從學校獲得；此外，沉悶的學校教學，也難敵傳媒和互聯網多姿多采的呈現和發放形式。因此，如果官方想成功政治「洗腦」，恐怕必須更全面地監控大眾傳媒和網上活動。倘若政府最近提出的影響記者採訪自由的《纏擾法》和被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修訂條例》獲得通過，其政治「洗腦」的效果，恐怕絕不比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低。循此思路，要有效對抗政治「洗腦」式的國民教育，在反對《指引》中政治偏頗的內容之餘，教育工作者還需要同時向損害新聞和網上資訊流通自由的《纏擾法》和「網絡23條」說不；而如果我們想減少象徵性課程所引起的另類「洗腦」效果，恐怕得「推倒重來」、「循序漸進」，徹底改革課程發展的制度和過程，放棄玩假的象徵性政策，依據民主和透明的原則，以專業的知識和認真的態度，尊重學校、師生置身的環境和面對的局限，重新訂定各項課程，包括通識和德育及國民教育。

許寶強﹕限富維廉

儘管特區政府的政績乏善可陳，但作為反面教材，尤其於破除迷思方面，卻頗有貢獻。譬如說，像這樣的童話故事﹕「香港的經濟繁榮，得力於政務官的高效廉潔，背後支萦的是一個高薪養廉的制度」，在經歷了挖出「曾大屋」和拘捕許仕仁後，恐怕不容易再講下去。

高薪養廉虛幻

高官是否貪腐，還有待廉署法院查證。不過，高薪養廉之說，在新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脈絡下，似乎愈來愈經不起考驗。

香港政務官的薪金，比絕大部分本地打工仔為高，這是不爭的事實。政務官想擁有豐足穩定的物質生活，絕非難以企及，在過去如是，到現在也如是，這亦是為何每年招募政務主任時，都能夠吸引大量成績優異的大學畢業生報考。一旦成為政務主任，大概都能不愁衣食；如果步步高升，晉身首長職級，除了每月十多二十萬的收入外，還有優厚的福利津貼和退休保障。坐享如此吸引的薪津條件，政務官自然傾向循規蹈矩，鮮會以身犯險。所謂「高薪養廉」，也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在當代的消費社會，生活質素的好壞，以至個人的身分價值，並不取決於收入或財富的絕對數量，而是由相對他人的差異所主宰。換句話說，假若在我們的生活圈內，大多數人的財富比你多、房子比你的大、汽車比你的豪，就算每月收入二、三十萬，仍有可能會感到情何以堪。相反，如果與我們交往的主要是尋常百姓、販夫走卒，那麼擁有政務官般的薪金津貼，要自我感覺良好地生活，自然綽綽有餘，甚至足夠讓我們成為眾人羨慕仿效的對象。

維布倫（Veblen）的《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提出了著名的「炫耀性消費」概念，意指在當代人際關係疏離的工商社會，能彰顯高尚身分、社會地位的，不再是毋須工作的休閒，而是透過客觀上能起炫耀作用的消費。於是名貴的商品和服務化作為成功的身分證，不斷追逐上流生活品味和物質享受，成為了拒絕失敗告別自卑的生活習性。然而，當駕名車、品紅酒、住豪宅愈來愈普遍，現代的富豪新貴，只好透過購豪華遊艇、買私人飛機，更上一層樓，為的是在身分和地位上維持與他人的區別。維布倫講述的，其實主要是上層階級的故事，而所謂有閒人士，從前是貴族，現在則是資產階級。

香港的高級政務官既非新興貴族（如內地的太子黨富二代），也不及本地資產階級富有。然而，在內地和本地財富急劇集中、中港關係快速「融和」的經濟大潮中，於功能團體與小圈子選舉的親疏有別政治氛圍內，政務高官不僅常有機會與富豪新貴交往，更容易領教新時代下富豪生活與「高薪」一族的明顯差異。

「新時代」的其中一個體現，正是全球和本地貧富兩極分化，新富人口（尤其國內的）絕對數量的可觀增長。隨著財富向富豪新貴集中，奢侈品市場也蓬勃發展。儘管在內地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奢侈品消費者主觀上不一定是為了「露富」，但競購高檔名牌，客觀上仍構成了「炫耀性消費」的區別效果。據統計，中國奢侈品消費佔全球的百分比，由1998年的少於1%，激增至2010年的10%，最近幾年都以雙位百分比的速度增長。中國目前熱中於購買奢侈品的人口，估計已達幾百萬，再加上千萬新興中產的攀比追逐，令一般的奢侈品，逐漸失去區別身分的能力。當數以千萬的同胞都穿金戴銀、成千上萬名車穿街過巷、豪宅天價仍供不應求時，能夠真正區別出「萬中無一」的消費行為，大概只剩下購買超豪遊艇、私人飛機，又或是飛上太空的豪華旅遊。

在這種新的社會政治脈絡之下，經常親疏有別地接觸富豪新貴，因此或多或少能體會到他們的「炫耀性消費」的本地高級政務官員，大概很難靠月入二、三十萬的「高薪」而感到自豪。在攀比的壓力下，單靠「高薪」這道防線，顯然不容易為我們的社會保守廉潔。

維廉須靠限富

如果廉潔真是我們想認真保衛的核心價值，在「高薪」的胡蘿蔔外再加上廉署這大棒子，恐怕仍力有未逮。要對症下藥，需從根本上改造「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環境，這可以循三個方向進行﹕

首先，我們必須扭轉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讓財富不再集中在少數追逐奢華的富豪新貴。這顯然不能透過慈善扶貧來達致，而是需要改變政策以限富。因為，香港社會之所以日趨懸殊，主要源自政府向權貴傾斜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限制新富舊豪擁有的特權，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窮奢極侈的消費自然有所收斂，高官需面對的攀比氛圍，也能夠恬淡。

其次，在貧富懸殊仍然嚴重的當下，也可改造現有的政治制度，約束高官行為，令他們不能明目張膽親富疏貧。具體的做法，就是取消功能團體和小圈子選舉，實施真正的普選，並切實保障言論、出版、示威、集會和新聞自由，迫令高官在施政時，必須面對百姓的監察，不致為富豪、商家、太子黨包圍，這自然也能減少政務高官面對炫耀性消費的壓力。

最後，是文化的改造。高薪難以養廉，與本地傳媒以至學校家庭鼓吹的單一（物質）價值觀和攀比習慣，也有點關係。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在評斷個人的社會身分和地位時，採納更多元的價值準則，壓抑而非高揚競爭文化，以至減少不必要的物質欲望和連帶的奢侈浪費，那麼當高官面對富豪新貴、低收入遇上中產時，就較容易自求我道，不必陷入「炫耀性消費」的攀比遊戲之中。

曾蔭權、許仕仁事件促使我們反思的，不應只是個人操守問題，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是否帶領香港社會走錯了方向﹕既強化維護了財富集中的趨勢、又造就了脫離群眾親疏有別的特權生活圈、衍生出仇貧愛富追逐奢侈的文化價值，不僅遺害百姓，也令政務高官身陷其中，造就了高薪也難以養廉的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