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0月20日星期六

許紀霖: 莫言式的生存智慧

時光倒退二十年,沒有誰能夠想到,從膠東半島的高粱地裏,會走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當今中國文壇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國式魔幻現實主義,像江南style一樣,讓洋人見識了東方文學的「他者」。他的得獎,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諾獎宣佈的那個不眠之夜,有多少國人歡呼,又有多少國人不服:為甚麼偏偏是莫言,而不是村上春樹?拿莫言與村上相比,如果僅僅以文學的理由,或許見仁見智,然而,爭論的焦點,不在文學,而是文學之外的處世。
村上春樹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是的,無論高牆 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村上所說的高牆,指的是體制。莫言固然是體制內作家,且身居高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重要的不是身 體在高牆之內抑或之外,而是心靈究竟屬於高牆還是雞蛋?有些人,在體制外討生活,卻無所不嚮往體制,以體制化方式思維;而有些人在體制內生存,卻盡其所能 地翻越高牆,從內部顛覆這個體制。

嚴格說起來,無論在高牆內外,我們都在體制內生存,籠罩着體制的陰影,高牆無所不在,體制內化為日常生活本身。於是,真正的雞蛋,只是一種抵抗意識而已。這種抵抗,不一定在政治的關鍵時刻,更多地在於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莫言有抵抗嗎?當然有。他的小說,字裏行間隱藏着極大的顛覆性,以土地的原始力量和農民的生存欲望不斷挑戰人間的既存秩序。這是「自然」向「名教」的討 伐,欲望對文明的反抗,從《紅高粱》一路走來,直至驚心動魄的《蛙》。小說家的莫言是文學的巨人,當世的異端,是一枚充滿着倔強泥土氣的重磅雞蛋。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莫言,猶如他的筆名一般,卻是另一重形象。最讓人詬病的,是去年薄熙來最炙手可熱之際,在騰訊微博發表打油詩,歡呼「唱紅打黑聲勢隆, 舉國翹首望重慶」。在今年,又與百位中國作家「共襄盛舉」,手錄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且抄寫的又是最強調黨性、強調文學的政治立場那 一段。
作為小說家的莫言與作為知識分子的莫言,讓人感覺彷彿今年誕生了兩個人格迥異的諾獎得主。如此分裂的雙重人格,究竟從何索解?莫言曾經以經典的莫氏風格作過一幅自畫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這是莫言式的生存智慧嗎,在這一威權主宰下假話遍地的土地?假如莫言只是個案,人們大可原諒其人性中的怯弱,而不必對他窮追猛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 是莫言,只是病態的程度不同而已,誰都沒有資格向他丟石頭。即便是孫子、懦夫、可憐蟲,首先有錯的不是莫言,而是讓他人格分裂的體制本身。然而,莫言式的 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犬儒哲學的氾濫成災,且自以為是,才需要我們認真對待與反思,不僅為了莫言,也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

世人皆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東西未必在價值上都是正當的、值得追求的。因為這個理,乃世俗之理、生存之理、高牆之理,而非向善之理、雞蛋之 理、自我超越之理。如今大學裏的研究生,經常關起門來,彼此切磋生存競爭的技藝,他們在價值上痛恨這個體制,比誰都痛恨,恨到咬牙切齒,但在處世上比誰都 更體制,按照體制的規則生存,成為錢理群所痛斥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樣的分裂人格,不僅瀰漫於中國的官僚階層和文化精英,而且也成為日常生活中芸芸 眾生的常態。
在這個有各種壓力的社會裏面,很多人都活得很無奈,難免有違心之舉。然而,國家畢竟在進步,體制也 比過去鬆動許多。雖然我們無法在許多公共正義的問題上挺身而出,「有所作為」,但低調的「有所不為」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條價值底 線,守住了這條底線,不與邪惡與無聊為伍,其實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價,但守住的卻是自己的人格尊嚴。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覺地守護一己之價值底線,那麼我們 這個國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惡就不會如此猖獗,文革的復辟也就失去了社會基礎。

無論是歌頌重慶還是手錄《講話》,對於文學家莫言來說,都屬於起碼的「有所不為」,做了頗為無聊,不做也未必招來麻煩。同為中國作協副主席的王安憶就低調 地抵制了無聊,她所做到了的,其實絕大部份知識分子都能做到,只是沒有像王安憶那樣認真,「自覺地與主流價值保持距離,在相對的孤獨中完善自我」而已。然 而,莫言為世俗所驅,識時務、隨大流,雖然不算甚麼作惡,卻是一種「平庸的鄉願」。而「平庸的鄉願」,在日常生活當中,往往是「平庸的惡」之幫閑。

在二○○九年法蘭克福論壇的主題演講中,莫言說了一段故事:「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在國王的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 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着國王的儀仗恭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 大的勇氣。」是否對國王的儀仗行禮,那是個人意願之選擇,但行禮的理由倘若僅僅因為「尊重世俗」,那個被體制嚴重污染的世俗,倒是令人擔憂的。

就在同一年,村上春樹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時候,說了另一段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靈魂,體制則沒有。不能讓體制利用我們,不能讓體制自行其是。不是體制創造了我們,而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也是對我們自身靈魂的拷問。一個國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標誌是國民的人格獨立和尊嚴的崛起,而不是某種渴望被西方承認的扭曲心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僅取決於體制的改變,也有待於每一個人力所能及的「堅守底線」和「點滴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