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以後﹕「後佔領」時代的絕望戰鬥

文__安徒

星期四晚10點，夏愨道上燈光昏黃，車輛飛馳，行人絕迹。同一路段，在一個小時之前，卻還是旌旗飄揚，人聲鼎沸，慷慨激昂。香港既有的城市秩序快速的修復，使一場震驚世界，持續了75日的佔領運動，戛然終結，恍如一場黃粱之夢。

可是，沒有人以為這場運動真的會因此而告終。如果林鄭都不相信，哪會有街頭上真正關心政治的人相信？可是，金鐘清場將臨前後，一些評論人已急不及待去作總結陳辭。但既然運動尚未結束，又如何能急不及待去評論成敗？又如何能逼着去叫人「今次一定要『敢於』承認失敗」？

從某個意義來說，今次佔領運動根本就沒有可能成功，也沒有可能失敗，因為928突然湧現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群眾，根本從來沒有共同達成什麼運動的協 議，以什麼為目標。有人原來出來支援罷課學生，有人抗議警察施放催淚瓦斯，有人要高喊打倒共產黨，有人要去佔領區發表政見演說，示範勇武……這些訴求和目 的，有的達成了，有些過時失效了，有些根本不可能短期實現。

70多天以來，沒有組織，沒有大會，學聯不代表我，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響徹雲霄，給某些人大肆褒揚的正是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而既然原則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也就根本從未有人可以代替其他任何人去樹立任何運動是否成功的標準。

在 街頭我們有時會共同喊相同的口號；學聯那次去談判，也提過一系列訴求，但政府從未給予實質的回應，因此尚未成功。可是，那些今日急着要把運動定性為失敗了 的失敗主義者，又有多少曾經授權學聯去代表他？……在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大氣候底下，究竟又有誰可以代表誰去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工具性」 vs .「表達性」

社 會學家研究社會運動的文獻，將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分別歸類為「工具性」和「表達性」的兩種不同取向。工具性的社會運動以爭取具體可見成果為目的，運動積極 分子動員各種資源去達成目的。可是，表達性的集體行為根本不會以達成短期可見目的為重點，因為憤怒、抑鬱、疏離，以致無力感的宣泄、爆發，根本就無法用一 些具體、短期的工具性訴求可以承載。這些集體行動的參與者，志在從參與運動的過程當中，讓情緒可以表達，更透過找尋分享共同價值的其他同志，使彼此可以互 相扶持，達成更緊密的團結與認同。

如果說，爭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經濟性罷工，是一種工具性社會運動，那麼參加胡士托音樂節，表達反戰願望、抗議資本主義的異化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用工具性訴求是否成功達到來評價。

香港的佔領運動源於政改，目標是爭取真普選。當初三子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原來的構想是藉「電子全民公投」及聲稱要發動的「佔領中環」，意圖為政改的談 判角力增加籌碼。以這目標來組織的佔中運動，顯然是工具性的。可是，從公投和擬定佔領日期的先後次序，根本就沒有預計過有831的人大落閘，所以整個和平 佔中，根本沒有任何「後佔中」或者「佔中難產」後的應變計劃。所以，他們也從沒有設計過一個以「迫使人大撤回決定」為目標的佔領運動。

也因 此，從831開始，佔中運動已經應該宣告失敗。而支援學生罷課的群眾，927當晚聞三子宣布提前啟動佔中而大量離開，亦證明了原來佔中運動已經失去時效。 三子在928未發生佔領夏愨道的事件之前，既沒有宣告佔中行動的細節，也沒有說明行動的步驟，而只是枯坐添美道大台等候被捕，迎接公民抗命這「被捕」的 「人生最美好時刻」（原話）。這亦證明了他們心目中的「佔中」已經結束，準備在「成功地被捕」的一刻迎接「失敗」。你能說它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誰有權宣布運動失敗？

當然，佔中原來計劃大失預算，不代表市民默認失敗。928的群眾用自己的智慧詮釋佔領，自發堵路，打破人大落閘我們只能無奈接受的悲觀主義，認命主義和失敗 主義，而是試圖突圍而出，在金鐘、旺角、銅鑼灣引爆了可歌可泣的佔領運動。試問﹕沒有當時的市民群眾和學生，不甘失敗主義，不以三子原計劃失敗為市民失敗 的自發、不認命精神，又何能提振士氣，讓運動有起死回生的契機？

而如果佔領運動從催淚彈爆發的一刻開始，已經是由自發、不認命精神所啟動，那今天誰又有權來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當然，佔中三子計劃的和平佔中並沒有成功，而學聯在與林鄭會談後提出的延續談判條件，也未能實現，取得勝利。然而，這些短期的工具性目標，又豈能涵蓋整個以自發性為主導精神，以表達性宣泄為主軸，以創新性探索為重心的雨傘運動？

歸 根到柢，當日在金鐘街頭捱催淚彈的群眾，又或者留守了在各區70多日的群眾，又有多少真的如此樂觀，相信人大是會因為他們的留守而退讓？很顯然，知其不可 為而為之的絕地反抗，重視運動過程所召喚出的新的社群感、團結感、戰鬥意志，以至對香港社會生活深刻的批判、反思，重拾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的那股烏托邦式 衝動，才是大雨傘旗下70多日無法用短期目標去評估的成果。對於這種自發主義精神的草根性、堅韌性，誰又敢言這種自發主義創新都已經失敗？

事情不是因為它有希望，而是因為它正確，所以才值得做。因此之故，如果有人要聲稱運動失敗了，他首先要提出的證據不能單止是政府沒有作出讓步，而更要說明，運動中一直主導的自發、不認命精神，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路線，是否也一併失敗。

可 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失敗了嗎？先莫說方興未艾，晚晚出發的旺角鳩嗚團，以及區區可見、自發掛起的黃色標語，以及大大小小的落區計劃、雨傘大學，以至醞 釀中的新青年政黨，參選聯盟等……這些「後佔領」的運動能量積累，急速轉化，一些在播種，一些在發芽，但遠遠未到評估成功失敗的時候。

1968 年3月，巴黎農泰爾文學院學生因為宿舍生活的管制問題，佔領校園。風波不斷蔓延，波及巴黎大學。5月學生發動大示威，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街壘戰。外省也發 生騷動，工人發動全國罷工，要求戴高樂總統下台。全法國陷於癱瘓。是為法國五月風暴。可是5月底戴高樂絕地反擊，發動百萬人參加反示威，支持政府。解散國 會，右派大獲全勝。這場舉世聞名的風暴，成敗也難一言定論。

從政治上說，運動使左派大敗，右派大勝。可是，西方的文化思潮和繼後的新社會運 動，以至往後幾十年社會改革的思維和方案，無一不受益於五月風暴的遺產和經驗教訓。青年激進主義，也影響全球，改寫世界歷史。那麼1968年的五月風暴， 究竟是一個成功的還是一個失敗的社會運動呢？

最大共同敵人：犬儒主義

香港的社會運動，如同政治民主運動，長期受制於「虛擬自 由主義」的謹小慎微作風，亦受單一議題社運的範式所局限，把社會行動、抗爭都化為爭取小範圍政策修改的工具組織。這種運動傳統，動員可見但有限的資源，只 有戰術的考量，而無戰略的反思和探討。妄以短期成敗論英雄，失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而偶有突破的大型抗爭，也汲汲於出席人數，躲在數字背後，留戀在街 頭。歸根到柢是對大環境的無奈，默然接受做了也沒有用的犬儒主義。

新的失敗主義的出現，正是舊的工具主義型社運觀點的殘留，未能充分放開懷抱建立新的社運實踐範式和認知範式的結果？

否定他人 掩飾內在失敗主義

平 情而論，縱然雨傘運動大體是屬於魯迅式的「反抗絕望」，投槍於「無物之陣」，與虛無主義周旋的反擊，但更多時還是被犬儒主義否定一切的大氣候所包圍和籠罩 ﹕看見的毋寧是一種「絕望的反抗」（或「絕望地反抗」），也就是「玩盡這一鋪」卻懂得「臨陣抽離」的醒目仔式的拒絕姿態，打卡式的「不枉此生」。他們會以 最最激進的言辭鋪墊最最抽離的姿態，以否定他人的一切來掩飾自己最最內在的失敗主義。因為積極一會但搶先宣告失敗，儼然置身事外，方是這荒誕大時代底下， 犬儒派一邊苟活，另一邊卻仍舊指點江山以自娛的必勝公式。因為只有這樣，一直都選擇當犬儒派的那類香港人，才能繼續「死剩把口」。

佔領運動隨着清場不得不終結，社會步入「正常化」。最令人擔心的倒不是政權秋後算帳、白色恐怖，而是回復到香港最最正常的犬儒主義主導的狀態，以激進包裝世故，否定一切在萌生中的新力量、新潛能、新嘗試。

舊範式的復仇不是只關乎年齡、世代的事，也不管是穿上了激進還是溫和的外衣。金鐘清場，迎來警察的第一張橫幅﹕「這僅僅是個開始」（It's just the beginning）——開始的是另一階段的戰鬥，這場戰鬥的最大共同敵人就是犬儒主義。

周日話題﹕三十年一覺維基夢

文 × 安徒

政府拒絕向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發出免費電視牌照，引起全城轟動。短短數日，網上支持撐發牌的群組人數，直撲五十萬大關，一場「電視革命」一觸即發。筆者不會天真到預期梁振英政府會因此倒台，然而這場運動會帶來香港深層及長遠的文化意識的轉變，則是可以期待。

日前王維基在中大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參加講座，有近三千人出席，不期然令筆者想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筆者與王維基份屬同期同學，他也是學生組織的活躍分子。他的活躍範圍在聯合書院學生會，筆者出入於中大本部的范克廉樓。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中英雙方展開外交談判，中大校園內學生對這問題反應熱烈。論壇與講座往往座無虛席，而持不同立場的同學，也積極利用張貼大字報的形式，各抒己見，煞是熱鬧。

大學時代的廣義自由派

印象之中，王維基雖然不是寫大字報的常客，卻是在大字報上批註小字報的知名評論家。一個意見，引發連番相互辯駁，各方可以銜戰數日，甚至催生新的大字報出現，循環不息。他當時的立場屬於廣義的自由派，與持民主回歸論者每每針鋒相對。當時大學校園內說理爭辯，關心家國的氣氛，既孕育了王維基，也孕育了那「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我們或可稱之為見證香港踏上「過渡及回歸」路途的「六十後」一代。

「後嬰兒潮時期」的一代香港人，充滿了理想主義。他們既沒有「嬰兒潮世代」那種分享「和平紅利」的福蔭，也沒有受冷戰時代僵化的意識形態對抗所束縛。他們更相信香港晚殖民時期的務實思維和自由主義，也誠惶誠恐地認為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年代，是新的理想中國的寄望所在。所以，雖然那個年代有過民主回歸和王維基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批評者之間的爭辯，這一代人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都沒有依戀前朝的退縮心態。而是各奔前程，用各自的方式為自己，也為香港的前途打拼。

賺錢為樂卻非人生目標

三十載塵土功名。當日和王維基論戰的，一些反成了人權鬥士，民運先鋒，一些成了新朝新貴，而王維基就成了百億巨富，當過浙江政協，也是當下的風雲人物。

三十年來，王維基的「魔童」之名不脛而走，無可置疑地是因為他不靠庇蔭，獨闖天下卻又屢創奇蹟。從這個意義上，他是典型的「香港仔」，一個不難找相近例子的港式「成功企業家」。但他也是非常獨特的「六十後」世代，因為比起那些香港「富二代」，王維基是一個敢玩敢輸，充滿專注和敬業樂業精神的人物。他既體現了韋伯所講的「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也展露一種典型的「波布族」（Bo-bo）的輕灑。他以賺錢為樂，但錢卻非他的人生目標。他拒絕要為自己建立家族的商業王國，卻選擇浪遊南極、深海，結合了波希米亞和布爾喬亞這兩極。雖然，這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完美（或者仁慈的）資本家，但他的確擁有一份如神話人物一般的氣質，走進新一代香港人的夢幻世界。

如果說，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五十後」要靠建立一種「獅子山下精神」為自己造像，自我敘述為在艱難的環境下掙扎，刻苦奮鬥，並且能同舟共濟、守望相助。那麼，「六十後」所要為自己描述的精神世界，就需要一種更加強調不依庇蔭、獨立思考、公平競爭，更加個人主義，能夠出入於物質世界，兼有務實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造像。作為個體的王維基，的確是這種「後嬰兒潮」香港人的代表。

失敗的不獨王維基一人

可是，歷史表明，追求特立獨行的香港人一直都只能「戴着腳鐐跳舞」，沒有一點世故，沒有一點識做人、識講說話的技巧，沒有一點親中人脈，很容易就會「輸在起跑線」上。而王維基也長袖善舞，雖早早就有自由主義者疑慮回歸後前景的深層意識，而面對八九年的六四巨變，他也務實而靈活地決定遠走加國彼邦。（雖然事後證明，原來他這一驚一走，卻是天賜給他的一個創業良機，藉開拓「長途回撥」服務而創了電訊業奇蹟，從而邁向致富之路。）他為平衡家族人脈，親中關係之不足，他不會充當民主鬥士，甚至也隨大流，當過一個地方政協。

可是，就是連這一種充滿了務實平衡的考慮、戒慎恐懼的個人創業夢想，今天也仍然被政府和權貴封殺。失敗的就不是王維基一人，而是整個見證過渡與回歸的一代「六十後」香港人。

電視行業，本就是一個產製夢幻的行業。夢幻之為當權者所用，是為「意識形態」。電視之服務於製造夢幻，乃因它是逃避主義者的安樂窩。香港人在人心動盪的一九七○年代，如非靠急劇興起的電視文化、歡樂今宵式的大眾娛樂的安撫和發泄，早早就熬不下去，起來造反。可是，當社會不單大量消費夢幻，以致人們以夢幻的方法去看待社會本身，用夢幻的尺度去檢視周圍的事物，就會更期待在社會現實中出現夢幻式的英雄人物。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能不斷以「讓夢幻理想成真」的方式延續下去。當代資本主義的秘密，就在於繼續讓社會如夢如幻般延續下去，以致到達一個程度，延續夢幻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種責任，因為創造夢幻英雄，證明奇蹟是可能的，已經變成大眾的期待，視為理所當然。

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真人騷

王維基踏足電視這個造夢的行業，試圖充當白武士，扭轉乾坤，打破壟斷，把昏睡了三十年，接近沉悶至死的觀眾叫醒，這本身就是一齣蕩氣迴腸的浪漫戲劇。九億投資，四年苦待，就只欠一個大團圓結局。可是，一聲「叮走」，理由「無可奉告」，這又是如何可以收拾的anti-climax。如果任何一個選拔遊戲的真人騷可以如此輕易地更改遊戲規則就一聲把人叮走落幕，觀眾不把電視機也摔破才怪。

所以，香港當前所面對的，與其說是一場醞釀中的「電視革命」，不如說是一場從熒幕走上街頭的、穿了「崩」的「真人騷」，危險的不再是摔破誰的電視熒幕，而是政總的那幾塊玻璃。

當世界上第一個人因為電視節目結局荒謬而摔破電視機，上帝就向我們透露了一個關於人類的秘密，那就是：做（造）夢原是人的基本權利。當然世界最荒誕的是，雖然真實世界比一個爛透的電視節目還要荒誕，人們卻只會去摔破一部電視機。

王維基要去為香港人造更好的夢，卻同時是在真實世界認真地演繹着一個關於哥利亞可以打倒財閥家族巨人的「香港人夢」，這樣，他就悲劇地注定像《真人Show》（Truman Show）裏面那個要揭開電視機背後真相的人，結果，就是把夢幻的現實結構（或者現實的夢幻結構）瓦解掉。

王維基的「罪」與「過失」，正正就是他過分認真地演繹這種「英雄香港人」的故事。

我們面對的是赤裸裸的在夢幻結構瓦解掉後的「現實」，赤裸裸地面對連造夢／做夢的權利都被剝奪和嚴密監控的令人難堪的「現實」。如果，現實就僅如一部只會重複播演「維基叮走錄」的電視機，敢問你會不會把它摔到地上？

三十年一覺維基夢，夢醒之後，香港人往何處去？

六四24﹕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

文 安徒

今年六四，風波不絕。日來各方爭論熱鬧非常，眾聲喧嘩，看少幾日面書，就可能跟不上形勢。這場大辯論，初則由一些叫香港人「告別六四」的所謂本土主義者提出，後又因支聯會「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八個字被指定為大會口號，使爭論螺旋式的升溫。在這場爭論中，有人認為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上升，所以產生要和「六四」切割的情緒所導致，然而如果你細心追蹤這些要大力衝擊六四晚會及其主辦組織支聯會的言論，你就會發覺， 他們真正想與之切割的，只是一直把持六四話語的民主派。

筆者這幾年來，每年都有去六四晚會，然而絕對談不上是支聯會的粉絲。甚至相反，筆者肯定是歷年（特別是一九九○年代）最積極批評支聯會及民主派的評論人之一，所以筆者沒有任何動機為支聯會辯護。可是，近來對民主派領導香港民主運動失敗的批判，往往只集中在批評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而支聯會之所以受到某些本土主義者的敵視，也正因這個組織被視為集中地體現了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對這些認為「族群鬥爭，一抓就靈」，想一朝醒來能與中國告別就天下太平的本土主義者來說，「告別六四」便變成了推翻舊的民主派，讓本土主義成長，最終以本土派取民主派而代之的前提。

民主派失敗歸因大中華意識不符史實

筆者相信，香港主流民主派失敗的原因，是一件需要嚴肅反思和分析的問題，然而，籠而統之地把民主派失敗歸因於「大中華意識」，不單是偏頗，而且是不符史實。最近筆者找出了一批寫於二十多年前的文章，其中一篇在《信報》發表，題為《哀哉「偏安論」》的文章，就記載了筆者當年如何觀察民主派﹕

「恐共情緒瀰漫底下，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守派，都以中港隔離作為他們的最高綱領……特別是民主派，就一直在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上，顯得異常低調，甚至是有關香港居民利益的事件，諸如釋放劉山青的問題，他們也幾乎不置一辭。大家如非善忘的話，應記得學運發生之前不久，民主派在天星碼頭熱熱鬧鬧地各自輪流絕食五十小時之際，在立法局門外的一角，卻靜悄悄地有甘浩望神父為呼籲釋放劉山青絕食整整七日。民主派人士究竟有多少個曾走過來看望？」

在另一篇題為《何物「情意結」？》的文章，筆者也記錄了民主派在六四的民運轉入低潮期的言談態度。當時的評論針對在一九九二年民運熱情減退之後，李鵬飛如何拉攏保守派的「啟聯」和民主派的「港同盟」相互溝通，他認為兩者的分歧只有「對中國的態度」——啟聯認為與中國溝通是首要的，但港同盟則放不下六四的情意結。在那篇文章，筆者寫道﹕

「民主派和李鵬飛都在煞有介事地討論港人的『六四情意結』問題。李鵬飛叫人放開懷抱，看看中國的各方面，不要老盯六四『一件事』。而李永達就說，我們要承認港人有此『情意結』，中國要明白，港人是有這種自由去宣泄，這是港人自由生活方式的表現，沒有大害。（然而）有趣的不是遊行示威真的有沒有害，有趣的是領導這些示威抗議的政治人物，可以直率坦白到這個地步，將自己的行為僅僅視為宣泄，是社會的安全活塞，是精神官能症（情意結）的集體自療。六四情懷只是一場病。」

筆者徵引上述舊文章的目的，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想鼓吹當時也知道只會「玉石俱焚」的不斷革命，而是想說明今時今日往往被一些人理解為受所謂「大中華情意結」所誤導，對中國如何「苦戀」，如何因為過分寄望於中國民主化，把精力虛耗在「鄰國」之事的民主派，其實無論在六四之前還是之後，都沒有真正對中國政治的興趣。而且，他們也對真的投身進中國國內政治的香港人，例如劉山青，甚至連發聲聲援也視為會弄污他們的手，以冷漠來與其劃清界線。

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

民主派參與八九民運只是偶然，他們原來就反應遲鈍。只是在運動不斷升溫，才追隨另外一些先知先覺的激進小團體尾巴，才急不及待地去響應介入。他們在思想理論上跟不上形勢，行動上完全處於被動。他們只能掌握人們表面的拒共情緒，但提不出半點對中國如何發展民主的看法。

而民主派在六四之後的表現，也並不是「先中國之憂而憂」，不是陷身於「支援民運」而不能自拔，而正正就是美其名為保留實力，長期鬥爭，實質上卻是在精神意識上放棄民主運動，穩固一種配合「河水不犯井水」論的「偏安」之局。支聯會年年舉辦六四紀念的純粹儀式，正好就是這種「偏安」論路線的其中一種配置。因此之故，六四紀念一定要「非政治化」和不引起爭議。六四活動不能成為擴大民主運動，廣泛動員群眾的平台，而是一開始就要把六四用保守主義的方式「本土化」，要來充當民主派「偏安主義」政治妥協的工具。

其實，這些基本事實，任何曾經積極參加過一九九○年代支聯會和民主派政治的人都知道。在九七之前，批判民主派的聲音經常非常響亮，只是沒有社會記憶的香港容易把這些都遺忘掉。當時激進派對民主派不留情面的批判四處流傳，一點不比今日的網上喧嘩遜色。這些批評正正就是要尖銳地指出，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把民運當中的民主抗爭精神化為讓群眾運動在本地發展的動力，而是採取以「中港區隔」，「信任基本法」效力，寄望「國際友人」的支援會永不褪色的苟活路線和綏靖政策。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他們太過「大中華主義」，而是太沒有推動真民主運動的決心。他們靜待中共開明派上台平反六四，以期到時收割，卻無打開局面，擴展運動的視野。所以，民主派的問題，是在於他們無意承繼八九民運，反而是急速地將六四「情意結化」，乞求中共給予有這種「情意結」的香港人特殊照顧，以解港人對六四的「心結」。這種思維的天真（即「膠」）的程度，直逼一些今日認為只要「中港區隔」，互不相涉，切割六四，中共就會給香港真正「自治」的人一樣。民主派和持這些主張的人一樣，都是害怕運動。

民主派偏安主義敗績紛陳

社會運動和政治實踐才是啟發社群意識的原動力，只有在運動之中，人們才會獲得主體解放的經驗，從而與其他人形成堅實的共同集體意識。六四是香港主體大規模邁向政治覺醒的起點，六四期間的政治動員，是香港集體回憶中不可磨滅的一個部分。所以，要告別六四就猶如告別自已。問題是，從運動中退卻，把記憶抹掉，偏安一隅，活在一個自閉的世界，只會讓主體停止生長，最多只能活在自戀的狀態，這不是香港人所需建立的主體性。

在那篇批判民主派的「偏安論」的文章中，筆者以這幾句作結﹕

「如果人們還以為在當前大陸政局動盪，經濟危機一觸即發，香港在急速倒數回歸的日子下，我們真正有『偏安』的可能，那就真個是駝鳥般的自欺欺人了。有人以心『獨善其身』去解釋偏安論，明顯地是鼓吹姑息、逆來順受的非政治化主張，這個自然是中共當權派和殖民地夕陽政府所喜見樂聞的。但亦有人以『穩住香港以更好地支援國內民運』去理解偏安論，就有點天真了。 難道在『陳希同報告』中我們還沒有看到，香港舉行的學術研究會、出版的刊物、雜誌、人們的言論，怎樣被視為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反革命活動的基礎的指控嗎？……坦克車已經輾碎了無數的幻想，如果我們今日還要強將一個舊日的幻想來支撐我們，那不是太可悲了嗎？」

二十年前的思考，不可能盡善與成熟。上述這些當年的激進之聲，亦對支援民運的歷史評論未必能夠周延全面。然而，民主派的偏安主義可說敗績紛陳，退無死所，已是歷歷在目。把這些失敗扭轉過來詮釋，令人誤以為是他們過於外向進取（中華），不務（本土）本業所致，就只是一種以為自己還有可退守偏安之處的幻想。可是，民主派還有希望嗎？二○○九年民主黨何俊仁反對五區公投運動，他還是乞靈於所謂「圍城偏安」論，可見其偏安意識二十年來都沒有改變，一以貫之。 如今，若有人想新瓶舊酒，販賣改裝版的偏安論——那個「舊日的幻想」，不也是太可悲了嗎？

周日話題﹕包容不下「五四」的香港

文 安徒

今年五月四日，政府在金紫荊廣場升旗慶祝「五四青年節」，主題竟是「尊重與包容」。因為港台電視節目《鏗鏘集》播出兩個參與學生的受訪時，照本宣科地口述這種對「五四精神」的錯誤理解，引致輿論嘩然。網上急急傳出要尋找「德先生」、「賽先生」的呼聲，勢要還「五四運動」本義一個清白。

當年北京的大學生，為了北洋軍閥政府在「巴黎和會」上未能捍衛國家權益，於是上街示威、罷課、請願、和號召罷工，更有學生聚眾火燒（交通及財政總長曹汝霖住宅） 趙家樓、痛打（駐日公使）章宗祥，青年學生高呼激進口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些行為無論你同意與否，都是和「尊重與包容」八杆子都打不。顯見，特區政府對歷史符號隨插即用的程度，可以說已毫不要臉。

五四抗議風潮發生前後，中國青年熱中爭議國事，推動新文化﹕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

，廢除舊禮教，批判儒家的倫理道德，推動國語運動、白話文學、科學精神、追求個性自由與解放，甚至有主張「全盤西化」。五四時期激進主義者的文化主張，並不拘泥於態度勇武的空洞姿態，而是充滿一往無前的戰鬥性和前衛精神。例如主張「把線裝書都拋入毛坑」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就曾說過，「是亦謂新文化運動者，拋一香煙罐粗製之炸彈也」。

不同年代黨派扭曲五四

筆者不禁要問今年五月四日在金紫荊廣場上當主禮嘉賓的林鄭月娥，上述這些啟發青年參與五四運動的言論主張，是「包容」些什麼？「尊重」些什麼？……你就算不讀中史，不去查維基百科以了解五四的來龍去脈，只是去看看那部中共自己用作官方宣傳的《建黨偉業》電影，你都會問銀幕上那些血脈賁張，滿臉怒容的青年究竟在「包容」些什麼？「尊重」些什麼？

香港特區政府在紀念五四的同時，卻公然在踐踏五四，自是無恥與荒謬。如果寫《1984》、《動物農莊》的George Orwell再生，可能都要慨嘆自己的想像力望塵莫及。但是，話得說回來，港官公然以五四為名去羞辱五四，扭曲五四，其實也只是五四數十年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扭曲的歷史長河中的一點小浪花 。 數十年來有關五四的研究汗牛充棟，原因就在於每個年代，各個黨派，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都在扭曲五四，提供不盡的研究與辯論的題材。

先說中共，中共對五四的意義，長期以來都是以毛澤東的論調為本，挪用當中的「愛國、反帝、反封建」的成分，卻諱言「民主」與「科學」的面向，又刻意高抬五四運動參與者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貶抑、排斥、甚至醜化那些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共的目的，就是要將五四運動的成果，單向地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促使共產黨的成立。中共官方論調視五四為「過渡時期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革命」，說到底，就是為政治社會革命作預備的一場「文化革命」。

這是毛澤東的五四運動觀，請問在金紫荊廣場上升旗的高官，你們有讀過毛澤東嗎？

一直以來，中共政策愈向「左」傾斜的時候，中共搭建的五四神壇上就愈不見人，只見聖像。在毛澤東晚年，五四運動更完全被扭曲為毛式「文革」暴力造反的先驅，科學理性、個體自由、人的解放等五四精神，讓位給以「反封建」為旗號的「紅色專政」。一直至鄧小平的年代，五四就搖身一變，成為青年「愛國主義」的代名詞。

可是，就算是中共創辦人之一的李大釗在一九一九年的文章也說，五四運動不只是愛國運動，也是人權運動。而馬克思主義也主要是在五四發生之後才大量傳播，根本並非五四事件的精神資源。可見，毛澤東對五四也只是隨政治之需要而挪用五四。而鄧小平時代，中共對五四精神的「維穩」定義，與蔣介石在北閥戰爭之後的取態，幾乎完全一樣。

當時國民黨名為表揚，實為抑制「五四」。因為「五四」所代表的學生運動傳統，對國民黨政權來說是心腹大患。所以，國民黨既要肯定五四，也要反對學生以學運干政。國民黨在一九二八年在官媒《中央日報》社論，宗旨在於「導正五四」，並引導青年回歸教室、皈依三民主義。這時候國民黨的五四觀是認為五四運動只適用於軍閥專政時期，當時「是希望青年到社會來，加厚革命的力量，促成破壞的運動，今後是希望青年回教室去，為將來建設的預備」。

今時今日，特區政府以「包容」、「尊重」來發揚五四精神，與其說是改寫歷史，忘記歷史，不如說是繼承國共兩黨「扭曲五四」的悠久傳統。

在三十年代末期，國民黨這種以「維穩」為主調的五四觀，在抗日救國的大環境下被迅速拋棄了。「五四」精神再被召喚，為的是國民黨要把青年運動都給統懾在「三民主義」的大旗下。當其時的五四運動觀，把五四運動都看成只是三民主義運動的一個支流。並批評當初的五四運動未能成功，皆因沒有一套統一了思想的三民主義所指導。

到了抗日戰爭打完，國共內戰隨即開展，國民黨有鑑於青年「投共」取向強烈，青年運動日益左傾，他們又反過頭來，反對中共利用學生運動。《中央日報》的社論又重新重原來五四運動的自發性，為的是反共。及至一九四九年敗走大陸，蔣介石深感五四的青年激進主義對自己傷害遠大於利益，於是更徹底地走上和共產黨「反封建」政策相反的「尊孔讀經」之路，以「復興中國文化」的保守主義主張為「反攻大陸」的文化大計。而為了爭奪五四詮釋的話語權，蔣介石於是將民主精神解釋為「紀律」，又將科學的意義解釋為「組織」。並附上民族主義和倫義道德作為青年要信服的精神。和今日特區高官把五四精神定義為「包容」和「尊重」，實在互相輝映。

香港少受五四運動影響

除了發揚蔣公扭曲五四的遺訓之外，特區政府之所以能夠如此肆無忌憚地當香港人是歷史白癡的原因，當然因為事實上長期的殖民政策，不少香港人的確是歷史白癡。以「非歷史化」作為「非政治化」殖民治術的補充，的確是有效地維護舊的殖民統治，也有利於新的殖民統治，兩者只是同一個譜系的不同片段，按同一個劇本由不同演員飾演的把戲。

的而且確，香港是中國最少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地方。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直至一九二六年北伐，整個中國的主要大城市都受五四的新文化狂所影響，民風驟變，以新為尚。可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卻颳起了一股復古風尚，因為在香港的統治者也感受到五四激進主義對其統治的不利。時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就帶頭吹起這股復古之風，請來清朝遺老那幾個太史公來香港大學主理中文教育，鼓吹讀經。還交付重任，由他們來主理修訂中小學用的漢文課本，傳遞「孝悌忠信」的儒教，一邊歌頌英皇佐治五世的功業，一邊教儒家忠孝之道。其用「讀經」來延續在中國大陸也不再受觀迎的華夏故教，比蔣介石還要有先見之明，也令先後到訪香港的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大旗手為之側目，這些五四新文化人，對香港的倒退，可說甚少包容與尊重正是為一個非常有趣的「殖民傳統主義」（colonial traditionalism）的案例。

或者，正是英國統治者尊重了和包容了中國的復古文化，所以，香港沒有產生過半個五四式新文化人物和歷史英雄，在殖民地底下，民主、人權、科學等五四精神，也並沒有發生過深刻的內部革命，取代過去香港華洋共治的殖民體制。於是乎，那保守，甚至是封建氣氛濃厚的社會文化體質，也頑強地存在，以致一如容許納妾的「大清律例」也只是在晚近的一九七○年代才予以廢除。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香港如此擦身而過，所謂香港核心價值的虛浮與不踏實，實在有其歷史根源。以致今天的高官，隨意把「五四」一段歷史當作幾個空白空洞的符號，按政治需要填塞任意內容，也不會令主事者有愧對古人的羞慚之意。

無恥，就是如此在殖民奴性下鑄造而成的！

在一片復古倒退的反動浪潮席捲神州大地的今日，香港反動力量的步伐，會不爭先獻媚／獻醜嗎？

安徒：電視台風雲的下集

這兩個星期以來，環繞免費電視新牌照的新聞，成了反國民教育運動之後最受爭論的時事話題，社會上人們議論紛紛。不過，如果沒有亞洲電視搞的那場極度「騎呢」的「關注香港未來」集會，這個話題會否炒得這麼熱，的確是未知之數。

如果香港像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一樣，有一個最壞電視節目的評選，這場城中熱話表演肯定會成為今年的榜首之選。人們哀嘆亞視的淪落，悲傳媒文化空間的扭曲，不過，我更認為這場表演節目，在世界電視廣播史上應該佔一個篇章，因為它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個案。

不過，要說這是一場「表演」其實也有點不盡不實，因為雖然它是亞視花了很多air time去直播和反覆重播的節目，內容更包括連場歌舞，由亞視旗下合約藝員不斷在起舞翩翩、歌喉盡顯，但亞視卻一直不承認這是一個由他們製作的娛樂節目，反而把它說成是目的在「表達意見」的集會活動，說它是由一個以前從不見經傳的組織「亞洲會」發起，而參加的人純粹是「自發」而來云云。

騎呢集會「開拓」歷史

世上最差勁的電視節目，播了一場便被腰斬的不少，但一場被製作單位本身否認是其製作的「節目」，在電視史上的確找不到其他先例。

如果按照亞視的邏輯，它不是一個由電視台製作的「文娛節目」，而是一個「社會事件」，那亞洲電視攝影機的鏡頭，又是否以 「新聞直播」的方式，客觀地為觀眾「報道」這件社會發生的事呢？顯然，任何看過亞視為這「活動」所攝製「影像」片段的人，都不可能找到新聞直播節目一定要具備的旁觀、見證式的鏡頭位置，也聽不到記者為觀眾解說，交代事件來龍去脈，為這件事作出專業的新聞評述。

相反地，鏡頭面前那個拿着咪以主持姿態出現的女子，一開始就解說「這項活動同時具備娛樂性、資訊性和教育性」，顯然，新聞節目所習用的「客觀性」標準，新聞媒體要在「事情真實」和「觀眾」之間作公允中介的信條，也一一被亞視諸君拋諸腦後。

所以，亞視這場「秀」的確可以作為課堂上仔細分析的個案，說明一種全新的媒體觀念﹕媒體不單反映現實，更主動參與令現實發生。因為作為一個「媒介事件」，這場「騎呢秀」跨越了「節目」與「社會事件」的界限，也跨越了「宣傳」與「新聞」的界限，也打破了「報道」與「被報道」的界限。它恐怕是一種打破傳統媒體節目類型分類學的全新的「混種視覺經驗」，甚至，既不能把它簡單地看成是新聞的娛樂化，也不能把它說成是娛樂的新聞化。

因為，當觀眾看到亞洲電視的老闆和高層管理人員，不單「參與」這場「活動」，更親自扭動自己的腰臀，赤膊上陣，那就連「投資者」、「製作人」和「藝員」之間的分界也給顛覆了。說這些都是在胡搞的，恐怕是因為這種「穿崩」演出太過出格，但你也可以說，這是一場你還未懂得欣賞的「前衛」行為藝術，很具「超現實主義」味道，挑戰了當今為止世界上各式「真人電視秀」（Reality TV show）底線和極限。

全新的「混種視覺經驗」

這場有着濃厚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後現代秀，不用一直帶領着香港前衛藝術潮流風騷的「文化人」胡恩威，給我們來一個電視鏡頭下的白板解說才能明白。單以他和中國政協委員劉迺強同台撐亞視的幾個鏡頭，筆者就曾經懷疑，自己是否在收看着香港版《潛行凶間》（Inception），以為電視也和觀眾玩起「平行時空」的玄念。這種節目類型的確比起《東宮西宮》有文化得多，喜愛它的觀眾，果然是擁有獨特品味的一群。

其實可能只是我們都不懂得欣賞，ATV已經悄悄地在「文化人」指導下，脫胎換骨地成了ArtTV，一群創勢派（situationist）的前衛電視人正在進行打破電視典範的實驗性電視（experimental TV）。

其實，早在一九七六年，美國導演薛尼盧密（Sidney Lumet）就拍了一部經典名著《電視台風雲》（Network），敘述電視行業在割喉式競爭下，為求爭取高收視而出現一個悖於常理的故事。故事說一間瀕於倒閉的電視台為敵台所收購，新老闆準備向長期虧蝕的新聞部開刀，打算辭退員工。資深新聞主播知悉自己快將成為開刀對象而鬱鬱不樂，向老友透露自己情緒低落而想自殺，並開玩笑說要在自己的節目上提前宣布。結果老友聽後靈機一觸說要搞一個專門報道兇殺、災難和戰爭的節目。而那新聞主播亦竟然在節目中真的宣告自己將要自殺。

不過，這種瘋狂舉動竟然成為節目收視強勁反彈的原因，新來的電視人看到「真人秀」打破鏡頭前後的界限的聳動效應，現場直擊悲慘現實發生的煽情主義（sensationalism），原來就是救治電視的萬應靈丹，於是變本加厲地收買政治極端分子，要「現場報道」他們的恐怖襲擊行動。

預示「真人秀」電視年代

《電視台風雲》高瞻遠矚地預示了「真人秀」的電視年代的來臨，深刻地諷刺了資本主義社會下殘酷競爭的文化，媒體和現實相互緊靠、相互塑造的虛擬現實下，媒體操守和標準被無情地踐踏，電視行業急速向資訊感性化、娛樂化的趨勢投降退讓的現實。

如果說，香港這場免費電視牌照之爭也是一場港版《電視台風雲》的話，那麼亞視的「騎呢秀」也的確和盧密電影中那場悲鬧劇有兩分表面上的相似，因為兩個故事都是關於一間瀕臨倒閉的電視台，電影中那間UBS和香港的ATV都有電視台老闆蝕大本的背景，以及僱員被裁的危機。再者，兩個故事都是關於電視人如何運用媒體這工具以扭轉乾坤，將自己的悲慘命運坦露於媒體的受眾面前，把自己瀕於被淘汰的慘情，轉化為一個節目，嘗試把消極因素扭轉為積極因素的一面。

鏡頭後的人跑到鏡頭前，將殘酷的現實重新包裝出售給媒體的觀眾，借之以使「現實」和「被（鏡頭）再現的現實」之間產生短路，從而得出震驚效果。在電影當中，那是野心勃勃的新「電視人」可資利用的資源，使企業起死回生。而「亞視」也因為這場秀之夠爛，而且爛得夠令人震懾，從而使它一時成了城中熱話的焦點，網民也熱情地四處搜尋那段可能使亞視要不名留千古，也得遺臭萬年的影像。不管如何，電視的邏輯就是，「爛」都是一種成名之道。

「霸氣」和「氓氣」雙合的年代

事實上，「亞視騎呢秀」事件的確具有高度的戲劇性、娛樂性和思想性，如果薛尼盧密不是因為去年過世，大可考慮把它改編為《電視台風雲》的下集。這部下集，要批判的就不只是資本主義市場的殘酷競爭，和虛擬現實的暴力性格，而是資本主義在「大國崛起」新時期的新規律，和在新規律底下的那種更為光怪陸離的媒體及政治生態。

首先，《電視台風雲》上集的新聞主播因為憂慮自己的前途而生自殺念頭，可是，亞視的員工在仍未有自殺念頭產生之前，他們的老闆為了防止他們自殺，代替他們組織了集體行動。人們在大國崛起的年代終於發現，最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就是不會講廣東話的老闆。他們才是真正的社運領導人，教曉員工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抗議，將殘酷的資本主義市場競爭叫停的道理。

在盧密的上集，受市場競爭所淘汰的新聞主播是被犧牲的弱者，他成了悲劇的主角；但在亞視做主角的下集，不會有悲劇的犧牲者，因為他們的「解放者」就是老闆。是老闆把他們都織起來，到政府總部進行名副其實的「快樂抗爭」，既娛人也娛己，寓抗議於歌舞表演，將工業行動、政治參與和上班工作無縫地連結起來。這就叫香港這群資本主義的奴隸，明白到何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上集那個新聞主播因為自殺的宣言而把對社會、對上司，以致對整個體制的不滿沒有保留的展露出來，引起了社會的擁護，掀動了社會對體制的抗議浪潮，直至UBS集團的總裁，用他獨特的一套關於獨裁、壟斷和弱肉強食必要性的大理論，把他徹底地說服了，才變成一個為老闆說話的幫閒。

但在亞視的老闆們做主角的下集，觀眾可以看到一種大國崛起時代典型，因財大氣粗而有的「凌人霸氣」，以及沒有文化素養卻又要有掌控媒體工具的那種「街童氓氣」。在「霸氣」和「氓氣」雙合的年代，不再需要上集將弱肉強食說成上帝真理的那種揮灑的辭令，而只需一種「新富蝗民」的膽色，向（如毛孟靜那種形象的）自由主義者們呼喝﹕「滾回你們的主子處！」的那種傲慢。

如果薛尼盧密在生，大可以把這部《電視台風雲》下集，拍成一部悲劇與鬧劇合為一體的史詩，去圓他未竟的奧斯卡之夢。香港觀眾都會與有榮焉，同聲一哭，因為我們都是這「真實／秀」當中被呼喝叫罵的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