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健民﹕泛民政黨還要躲到何時？

佔領行動進入了第2 個月，仍然看不到出路所在。政 府主要以拖延手法去對待佔領場面，政治上只作有限讓步，但又不以武力清場，希望能靠累積民怨向學生施壓，伺機而動。學生也顯得茫無頭緒方寸混亂，陷入了進 退兩難的困局。在這個死局之中，一直躲在佔領者情緒背後、只在枝節問題上擺點姿態的泛民政黨，絕對有責任走到前台，為公眾尋找出路。

不管佔 領群眾如何意志堅定鬥志昂揚，也應該坦白承認兩個事實。首先，中央政府撤回人大8‧31 決議的可能性極低。事實上，過去一周出現的極端情况，如撤除田北俊的政協身分以及公開要求富商譴責佔領行動等動作，清楚說明了北京對佔中運動絕不退讓的立 場。換言之，這場公民抗命行動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會較原來想像的為 高，而繼續以堵塞街道為談判籌碼的成效，也值得反思。更重要的是，從個多月來的民情走向來看，在所謂「認命」和「抗命」之間，社會上確實存在複雜多元的不 同觀點，難以簡單以正邪對錯等道德界線來劃分。學生對民主的堅持、對公義的追求和犧牲精神，確實產生了很大的道德感召力，而警隊的處事手法和一些有組織性 的反佔中流氓團體的暴力行為，也令更多人站在學生這一邊。但這並不代表大部分人對以硬碰硬的對抗手法去處理中港關係照單全收，也更不能說明香港主流已完全 認同學生主張那種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態度去爭取民主。當然，確實有人是為了討好權貴或者貪圖小利去蓄意針對學生，甚至肆意施暴，但這並不是說所有對佔領行 為有怨言或者不予支持的人，純粹因為「搵食大過天」的功利考慮，或者是出於「有奶便是娘」的「醒目仔」心態所致。由始至終，政制爭議所引爆出來的分歧，不 單涉及民主發展與特首普選問題，更觸及了更深層次的如何與一國共處的選擇。正如有人可以對中共政權有百般不滿，卻不一定會認同對國旗作出藐視行為；有人會 積極捍衛港人治港原則，但不會認為香港應該全面抗拒中港經濟融合，會為港滬直通車押後推行叫好。就是說，即使大家對民主有共同的渴求，在抗爭手法、中港關 係、民族認同以至香港發展方向等議題上，仍可以存在極大分歧。輕易把支持與反對佔中的取態看成正邪之間的對決，或者世代之間的矛盾，實在無助於解決這場錯 綜複雜千頭萬緒的紛爭。

整場民主抗爭的原意，就是 要說明我們不會任人擺佈，對自己的命運要有發言權。但這種權利，不應只限於認同佔中行動的人，也應同樣適用於廣大市民，不管他們是「抗命」還是「認命」的 一群。假如我們接受這個根本的民主原則，今後的路應如何走下去，問題應如何解決，還是應該 回歸基本，訴諸所有群眾意願，而非只是由堅持留守街道的年輕人去代替所有人做決定。所以，即使我們經歷了一個多月來沸沸騰騰的政治洗禮，我們其實還是回到 了起點上。就是說，我們還是要處理原來的應否「袋住先」的爭議，要回答究竟社會大眾是接受先走一小步，或是要堅持理想「寸步不讓」這個問題。


變相公投 突破局面

要處理這個難題，在學生與政府各不相讓拒絕再對話的僵局下，現實上只有以 議員辭職變相公投方式，才有望突破局面。特別是經過個多月來的歷練，公眾對正反雙方的道理、各種選擇的代價成本，其實已經相當清楚。而這個關乎每一個人的 命運的決定，自然應該讓所有人都有權作出選擇。要促成這場公投，在立法會中手執27 票的泛民政黨絕對可以有主導權去玉成其事。但要以公投作為解決問題的一種手段，而非只是一種政治動員手段，或是陷政府於困局的伎倆，泛民以至佔領行動必須 有一個承諾，就是願賭服輸，假如公投結果是大眾願意妥協，接受政制的次優方案，泛民議員便只能予以配合，在議會內通過方案，日後能否把民主政制再向前走， 便只能靠自己游說公眾的努力。否則，這種爭論就會永無休止地延續下去。但這次公投，必須有異於6‧22的佔中行動公投。因為那一次政治動員，根本上只是支 持佔中人士對公民提名的一次確認，但這裏所提議的公投，是容許所有市民對不同方案有表態取捨的機會，讓他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可以做出一個真正選擇。換言 之，這裏必須有多於一個選項給市民選擇。泛民固然可以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最理想模式，但另一方面，整個民主運動也應積極與政府與建制派展開對話，努力尋求一 個在人大框架下的最大民主化的共識方案。在具體內容上泛民可以集思廣益詳細考慮，例如可以要求提委選舉中公司票改為僱員票、確立立法會功能組別必須全面退 場的原則、強制於四大界別內進行民調或投票，以決定提名委員投票意向等。爭取這個妥協方案，不是說民主派要放棄原來的堅持，而是要充分利用現時佔領行動產 生出來的政治力量，壓迫建制派要作出大幅讓步，為市民爭取一個較為合理的選項。與此同時，民主派自然應該繼續向市民作出游說，表明公民提名方案為何更加可 取，爭取大家投票支持泛民方案。這場公投的具體安排，可以由分屬5個選區的泛民議員辭職，以透過補選促成公投，讓市民在泛民支持的理想方案和與朝野磋商下 達成的妥協方案之間作出取捨。泛民可以承諾，假如未能取回當中至少3席，便會承認市民是作出了接受現實的抉擇，也會在議會中支持通過這個次優方案。但反之 假如反對派能在補選中大勝，便定必會堅持立場到底，不單會否決政府方案，更會以新一輪的抗爭與當局周旋下去，誓不罷休，因為社會主流已清晰地以選票表達出 一個強烈信息，就是為了民主理想，願意支持泛民的抗爭手法，甚至不惜付出更大代價。


相信群眾 相信民主

這種抗爭兩部曲，一方 面要和政府對話爭取政制上有更大的民主進步可能性，另一方面，主張以公投去把最終決定權交回所有市民手中的做法，是對解決當前政治局面的一種選擇。在這個 爭取過程中佔領群眾是撤是留，是另一種策略考慮，但香港的命運，也不應只由學生團體來決定。要做英雄還是順民，要挺起胸膛活下去還是但求安穩，要一步到底 還是見步行步，我們只能相信群眾，相信民主。一直以各種理由躲在學生後面，刻意離開暴風中心的泛民政黨，是時候拿出勇氣站出來，主動促成朝野各方的政制共 識，為解決當前的困局發揮領導作用。爭取民主的朋友，此刻我們更需要的，是要體現出真真正正尊重每一個香港人的權利的行動綱領，和解決分歧的胸襟和視野。 所有民主抗爭，本來就應該由這些原則開始。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葉健民﹕口水戰贏輸又如何？

從政府中人得知，梁班子對自己在立法會「企硬」回擊拉布議員的表現，自我感覺相當良好。但在市民大眾眼中，又有多少人為此鼓掌，我認為為數不多。我相信在大部分人眼中，這不過是一部慘不忍睹的無聊鬧劇。更甚的是，我們看到政府已是到了情理不分，失去以理服人的意志和能力的地步。

議會是否要有基本秩序？當然需要。無止境的「拉布」會否窒礙政府運作，甚至會對市民造成不便？確有可能。政府不申請臨時撥款，令危局深化，是自找麻煩？這種說法也有點無賴，差不多等於說我要向你面上吐痰，你選擇不閃不避是自取其辱與人無尤。那些「只是站着，沒有動作」便被趕的糾纏，更是如小學生般的鬥嘴，浪費時間。既然如此，為何梁振英以至多位高官聲色俱厲、七情上面地去演出這場「企硬」好戲，卻並未能做到預期的效果，為自己取回多少分數、幾下掌聲呢？這也許正正反映整個班子事事以鬥爭角度出發，以為只要把反對勢力壓下去便是強勢，相信能給批評者一些下馬威便是好漢的偏頗觀點，而完全忽視作為政治領導的風範和責任。

回帶到一個星期前，在同樣的特首答問大會的場景、同樣的「剪布」前提、梁班子同樣懷着要以強硬姿態去樹立威信的目標，但其實可以有很不一樣的戲軌。

政府立會爭論是公共辯論過程

長毛和人力的「拉布」根據，說是要為民請命，前者要政府馬上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後者要政府即時派錢，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梁振英的「回擊」，其實可以以理據和事實，逐一去駁斥這些觀點，說明為什麼政府不可以接受這些訴求。全面退休保障真的如長毛所言，只需500億就已足夠？這是如何計算出來？即使財政上可行，為什麼不能有其他政策選擇可以再考慮，而只能接受長毛的建議？反過來說，長毛的主要論據在於梁振英「走數」，沒有落實他在競選時的承諾，那麼梁振英為什麼不把握機會，詳細解釋政府正在怎樣研究這個問題，又有什麼具體時間去展開討論？至於派錢建議，可爭議的地方更多。派錢真的是可把錢用得其所，能產生救弱扶貧，紓解民困之效？隨便花費數百億去獲取民眾一刻快感，可以有什麼經濟和社會效果？為什麼不把這筆巨款用於基建投資、拓展教育、醫療服務以至福利開支？更重要的，議會以至政府是否應在政治壓力或威脅下就政策草率拍板，而不容許其他意見有發聲的機會？倘若如此，政府又是否有失平衡社會不同利益的責任，公共政策又是否應以這種形式去制訂？梁振英甚至可以反問，是否沒有全面普選之前，我們的議會就只能以這種鬥大聲、鬥攪局的辦法解決問題。

提了這一連串問題，不是要教梁振英如何反擊拉布議員，而是想說明政府與立法會之間的爭論，其實並非只是梁班子與反對派之間的鬥爭，而應是一個公共辯論的過程。政府要做的，不能只着眼於如何去挽回威信，讓公眾知道「我們不是好蝦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回應，其實也應是一次政策辯論、交代立場的好機會。梁振英在立法會答問大會的個人表演時間，可以選擇以一個更高層次，對長毛、陳偉業等主張逐點擊破，以理服眾，把政府為何不能和不會向拉布威脅就範的考慮和理據講得清清楚楚，而不是與反對派泥漿摔角，以什麼「行開啦」說話，寫寫網誌和其他小學雞的鬥嘴來相互糾纏。

你有一刻被打動嗎？

當然，梁振英的選擇總是和我們的預期相反。他選擇了把精力用在以「癱瘓香港」、「癱瘓議會」言論來攻擊反對派，緊貼中央對泛民敵我矛盾的角度來上綱上線教訓泛民。這對他而言當然絕對政治正確，也極可能真實地反映出他的心理狀態。被圍堵的心態（siege mentality）主導了他的思維，認為向無理取鬧的「敵人」屈服只會令對方得寸進尺，鬥爭彷彿成為了硬道理，不知不覺間令政府孤芳自賞，沉醉於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戀氛圍中，但殊不知這只會令自己處境更為困難。政府必須明白，即使反對派天性是要與你處處抬槓，無時無刻要給你找麻煩，但政客的本能也是生存，也不可能完全以自己立場為主，不理輿論。就是說，假如政府能在個別事件上取得民情支持，反對派也不可能全無制約地與政府對着幹。這是政治現實，建制派如此，什麼激進派也是一樣，所以「拉布」的議員，並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深信他們的觀點是有相當的社會支持。更不要忘記，「拉布」的黨派，在今時今日在社會中也非少數，他們已擁有足以與任何政黨分庭抗禮的力量。所以，以為能在嘴皮上佔了一些上風，在姿勢上、鏡頭前壓倒這兩三個「麻煩友」便可以化解危機，扭轉局面，想法實在相當簡單。你要說服的，不是眼前這三兩個難纏的對手，你所面對的，其實是更多在廣大市民，你在立法會的一言一行，你每一句的公開言論，其實是在與他們對話。他們期望的，不是政府「有仇必報」、「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江湖大佬氣派，而是政治領袖理直氣壯、言之成理的政策陳述，這亦是作為政治領袖應該做的事。因為只有透過這種「對話」，市民才可以對政府多一點了解，政府才有可能爭取多一些諒解和甚至支持。整場鬧劇最諷刺的地方，是反而是長毛之後再詳細解釋拉布因由，細說對全民退保的理念和堅持，更因未能成功爭取向老人家衷心致歉。這種情理兼備的講話，不管你同不同意長毛「拉布」所為，也很難不受感動。但梁振英有備而來的政治背書、殺氣騰騰的八股陳辭，你有一刻被打動嗎？

現實政治，當然離不開權謀計算、政治化妝和語言偽術等等，但政治以外，我們還需要多一點考慮管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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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葉健民﹕從政者應有道德底線

今時今日，任何人高叫「反對融合」、「拒絕赤化」等針對內地人的口號，總有掌聲永不落空。但從政者卻不能只看得失，不分對錯。

高速的中港融合，確實帶來種種問題，不易解決。這個現象當然非香港獨有，在全球化過程中，資金、人流、消費力等高速跨境流動，因而為個別經濟體帶來衝擊構成壓力的情，舉世皆然。但香港的獨特之處，是我們身處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毗鄰，因兩者經濟實力差距太懸殊，令我們很容易處於一個依賴狀態，也大大削弱了我們的議價能力。而這種不對等的關係，也同時出現在政治層面上。作為一個地方政府，香港無法對國內的政策、法規和需要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兩者始終存在覑某種形式的從屬關係，也因此很難令本地民眾相信特首真的可以完全站在香港一邊，去捍衛本地利益。特區政府即使要與內地據理力爭，也大概只能小心行事低調進行，不可能大鑼大鼓大事張揚。但在公眾眼中，這就是政治上的「自我矮化」。這種感覺不知不覺間強化了特區政府「出賣香港」、「討好內地」的論述，慢慢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不斷深化港人對與內地融合的厭惡。

針對大陸人   博取掌聲的便捷方法

港人對內地人來港搶脇位、搶奶粉、搶學位等有怨言，完全可以理解。但假如把這股怨氣視作政治資本，刻意把民怨發展為一種仇恨情緒，動輒把所有問題都歸咎到中港矛盾上，卻又是另一個問題。作為政治領袖，當然有責任去反映民意，甚至以此逼令政府作出回應，以解民困。從政者固然要有實踐個人政治目標的熱情和決心，但同時也要兼備抽離於表象的冷靜，懂得掌握分寸（sense of proportionality），不應完全被民眾情緒或者個人的觀點所牽引。所謂分寸，首要是尊重事實，不應刻意扭曲、甚至誇大社會矛盾去配合自己的論點，行事也不能只從方便動員角度出發、或者只求滿足一己虛榮心。不幸地，一股政治歪風逐漸在本地生根，針對大陸人的論述已成為了一種博取掌聲的便捷方法，萬試萬靈。

近年興起的「拒融合，反赤化」言論，差不多把所有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都簡單歸結到一個原因：太多大陸人到港，而當中新移民大量湧入，更是罪魁禍首。香港要在單程證審批權上有更大的發言權，合情合理。但把所有問題的成因都歸結為「大陸人太多」，不單把問題過於簡化，也迴避了問題的核心，無助於改善現。人口增加，固然會增加住屋需求，但假如說香港的樓價高企、供求脫節也完全是因太多新移民來港，卻未免以偏概全。同一批政客，長期以來不是認為香港的住屋問題根源於「地產霸權」嗎？大地產商壟斷供應、政府過分依靠賣地收入、本地經濟結構高度依賴房地產業發展，因此必須維持高樓價不是更根本的原因嗎？但奇怪的是，多年來為何這些政客和他們所屬政黨，從沒有認真提出改變政府財政收入結構和擴闊稅基以減低對地產業的依賴的方法。更甚的是，當年政府提出開徵銷售稅時，正是這群口口聲聲要打倒地產霸權的代議士，要求終止政府的諮詢程序。又或者所謂霸權，不單有壟斷資源和話語權的一方，也有被教化到「甘心命抵」去受奴役的一群。就是說，假如大家不視買樓為人生終極目標，甘心為樓奴，霸權也無法確立。換言之，要打破霸權，需要有人敢走出來推動一種挑戰大眾主流意識的覺醒運動。但這些動作肯定引來群眾反感，吃力不討好。相比之下，針對無權無勢，「犯眾憎」的新移民大概輕鬆得多。

香港住屋問題    不是根源於「地產霸權」嗎？

「反赤化」的論述，不單認為新移民大量湧入會令民生困難，更視之為北京的一種政治策略，情就有如「漢化西藏」一樣，試圖以大量移民去改變香港的精神面貌和加強政治滲透。持單程證來港人士中，確實有一定數目是以非家庭團聚理由來港，我無資料去百分百肯定說當中沒有所謂的中共間諜，但當然提出這種觀點的人也沒有什麼實證支持。但假如說所有跨境婚姻都是政治陰謀，所有港人內地配偶都是有指定的政治任務來港的，卻是對這數十萬家庭的一種侮辱。中共即使有這種盤算，有沒有能力去落實執行也存在問號。又或者有人會反駁說，中共毋須刻意為港人配對對象，總之來自大陸的新移民就很自然地會傾向支持親中政黨，自動成為愛國陣營的鐵票。但假如內地真的如「反赤化」論者所言是一座人間煉獄，那麼在內地生活過的新移民，不是應有更大的理由去拒絕中共的在港代言人，甚至更有動機去以選票懲罰他們作為報復嗎？即使不說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我們也要明白不少跨境婚姻，都是涉及本港低下層人士的。中年男子因收入不高無法在本地找到伴侶，跑回老鄉「搵老婆」，在八九十年代是一個很普遍的情，也導致不少老夫少妻的現象。說到底，這是一首低下層的悲歌，背後的成因就是貧窮問題。政客信口開河，隨便對這群跨境家庭開刀，這又是否符合他們一貫的關顧弱勢，致力扶貧的姿態？

這些「反赤化」的觀點背後，還有覑一種純正香港人的觀念，就是香港的一切只是屬於這群根正苗紅的人，其他人無權分享，更不要來搗亂。香港人是什麼？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和論述，但每個社群的身分形成既取於決聚居模式、共同歷史、血緣關係，也繫於某些共同價值和觀念。近年流行說「核心價值」，內容是什麼言人人殊各取所需。我沒有能力和打算羅列出所有內容，也不會把很多高尚的原則例如民主、專業、包容等隨意放在其中。但我深信，香港人的生活態度離不開競爭精神。從積極層面來看，這是推動社會向前，甚至是生存的根本辦法。這種想法不斷驅使港人以近乎自虐形式力求上進，天天誠惶誠恐地要提高自己競爭力。這種潛規則的背後，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殘酷的森林定律。這種成王敗寇的心態，充分反映在各種社會資源分配的制度上﹕重視考試強調名次的教育制度、你爭我奪的職場邏輯，以至敵視社會福利、「綜援養懶人」等觀點都能體現出港人對淘悤汰弱原則的認同。我們的社會不見得特別強調關愛仁厚，但卻在「擁抱」競爭時不自覺地孕育出對公平的堅持。我們反對特權，討厭任何形式的世襲承傳，也因此重視法制規章，以社會廉潔和法治精神為傲。因為我們相信假如沒有真正的公平競爭，就沒有有效的汰弱留強的進步機制，香港只會逐步走向靜寂凋零活力不再。但「反赤化」論鼓吹的卻近乎是一種世襲論：我是三代港人你們新移民不是，所以你永遠只能是下等人、低人一等。箇中主張就恍似新界原居民的論點一樣，因祖先先於英國人立足於香港，所以就應享有種種特權，把身分、財富、地位和權力的劃分繫於血緣和歷史原因上的，與個人能力完全無關。這種「新原居民」的論述，鼓吹的是迴避競爭、講求血緣、強調出身，這些都不是我所熟悉的香港形態，更遑論是我們所認識和認同的共同價值。

「新原居民」論述

請容許我天真一點，在這價值混亂的世代還保持一點期盼，寄望從政者還會有一定的道德底線。但眼前所見的煽動偏見欺凌弱勢所為，以一己政治利益凌駕於基本人權的歪理，因個人的偏頗論點而置事實於不顧的劣行，絕對是政治的墮落。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

廉政危機﹕廉政公署的艱辛歲月——關鍵時刻站在公義一邊

文 葉健民

很多事情在今天來看，都似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但在現實的歷史發展卻可能要經過無數的轉折和抉擇，跌跌撞撞的一步一步走過來。廉政公署於一九七四年成立後，迅速改變了社會面貌，也成為了舉世推崇的肅貪倡廉成功典範。但回顧歷史，廉署在始創階段確實經歷過艱難歲月，港督麥理浩的決心也曾有所動搖，可幸有關人士咬緊牙關，挺住了各方壓力，才有今天的局面。

警員不安 商界忐忑 倫敦施壓

廉署成立後，很快取得了市民的信任，這充分反映在市民投訴貪污情的數字上。在成立首三年內，廉署每年收到的市民舉報數字平均在二千五百宗以上，而且四成是投訴人以真實姓名提出的，這相對於以前設於警隊的反貪污部每年處理少於二百宗舉報和絕大部分是匿名投訴的情，公眾對廉署的信任是顯而易見的。但廉署的成功，也為自己招來重大壓力。當年的貪污情普遍，但重災區還是在警隊。投訴警員的貪腐行為的個案，便佔了廉署接獲的舉報總數四成以上，警務人員對廉署的恐懼和厭惡可想而知。但由於警隊對維持治安和地方穩定的重要角色，警員的不安情緒也自然引起了倫敦方面的高度關注。一份由英聯邦及外交事務部海外警隊顧問於一九七六年撰寫的報告上，便有這樣的一段內容﹕

「廉署的調查手法和辦事程序實在過分具入侵性，而在有關的反貪法規下，她也似乎可以毋須遵守一般的法律程序和可以在未掌握深入和足夠的證據下將涉嫌人士置於險境。結果是市民人身自由確實受到影響，而香港社會也因此出現了誠惶誠恐的情緒。我建議港府是時候去作出自我檢討，考慮是否有必要縮小有關機構的規模，為她確立清晰的打擊對象的優先考慮，訂定更符合正常法律程序的調查和搜證要求，和推行更堅定的反貪公關工作。除非這些建議得以落實，我相信公眾對警隊的信心只會不斷下降，而這對警隊的士氣和效率以至廉署聲譽的壞影響只會自我延續下去。」（英國國家檔案館 FCO 40/827）

麥理浩頂住 姬達策動總攻

負責處理香港問題的英國官員雖未完全同意有關觀點，但他們也相信廉署部分的做法確實難以完全符合英式的民主原則和法律公義精神，而香港的法律界也有類似聲音。同時，本地的商界也對廉署的雷厲風行感到忐忑不安，提出反貪工作只應局限於政府部門，而要求限制廉署調查權限和全面特赦的聲音，更是此起彼落。倫敦方面為了平衡各方訴求，一直對港府施加壓力，要求港府考慮成立機制去處理有關廉署的投訴。港督麥理浩自然深深感受到這些壓力，他也明白到廉署的「蜜月期」已大致結束，但他在一九七五年一次與倫敦官員會面時，還堅持表示即使他明白廉署調查對警隊士氣的影響，但廉署在未來兩年還是不能放慢腳步的，因為他相信這正是徹底根治警隊貪污問題的關鍵時刻。這個分析，其實也就是廉政專員姬達的戰略部署。姬達在一九七六年的廉署年報中，宣布了在未來兩年的主要打擊對象，就是要應付存在於各部門的貪污集團，其中警隊就是打擊重點。姬達明言，這些貪污集團幾乎存在於每個警區，也與黑社會關係千絲萬縷，而每年牽涉的賄款就超過十億港元。姬達豪言，一九七七年就是決戰時刻，要把這些集團連根拔起﹗

一九七七年確實是關鍵時刻，但姬達大概沒有想到廉署要承擔的代價。廉署在當年九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出動了五十個小隊到油麻地警署、九龍刑事偵緝總部等多個地點，高姿態地拘捕八十七名警務人員，正式向貪污集團發動總攻擊。但後來的發展，也許在姬達意料之外。警隊上下反應強烈，先後組織多次大型集會批評廉署辦事手法。其中一次的聯署聲明便得到一萬一千名警務人員支持，佔當時警力的六成。有關警員罷工的威脅，也開始浮現出來，而部分情緒失控的警員，最終更闖進了廉署總部搗亂，治安情已到了十分危險的時候。最終麥理浩讓步，頒布了特赦令，對所有七七年一月一日前未被廉署立案調查的人既往不咎，平息了這場風波。

但廉署所受的壓力並未因此停止，她在市民心中的形象大受打擊。翌年廉署接獲舉報數字也下降了三成，達成立以來的新低。麥理浩在種種壓力下，也最終接受了倫敦的建議，成立了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以加強對廉署的監察，並由當時的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出任主席。倫敦方面，也於七八年一月派出一個警隊顧問團到港，美其名是對警隊管理制度作出考察和建議，但有關專家來港後也獲廉署「邀請」，就廉署的調查程序手法和與警隊關係作評估和改善建議。

顧問提出了不少建議，如廉警雙方合作培訓、情報交換、聯合行動等，也成為了廉署日後工作方向之一。而也許是巧合，自此以後，廉署的調查重點也開始轉移到商界，有關涉及警隊的調查個案數目也不再是領頭大戶。

警廉衝突之後的調整

港府在「廉警衝突」之後對廉署工作的反思，還反映在姬達的接任人任命上。姬達於七八年七月被調任為布政司，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日子，誰來接任自然備受各界關注。麥理浩也特意借此機會向外界宣示一個廉署重新定位的信息。在一封與倫敦官員就繼任人選交換意見的電報上，麥理浩透露出對姬達接任人的期望﹕

「在目前廉署已經充分發展和已把貪污問題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的成功基礎上，新的專員任命要反映出政府對公署工作的重視，而有關人士也要具合適性格和經驗去領導公署和確保其有效運作，但我們不需要一個勇者或改革者來出任。最理想地，在不損害任何原則的情下，他還可以與警隊締造出一個更理想的合作關係。」（英國國家檔案館 FCO 40/935）

換言之，求穩成為了主調，改善廉警關係才是重點，而最終港府任命了士途平淡、低調穩重、時任公務員用委員會主席的陸鼎堂（John Luddington）。這裏其實背後還有一段相關的小故事，原來港府的首選，是時任最高法院法官楊鐵樑，但後來因為楊希望港府能保證在完成廉署工作後可以重返司法機構，引起了一些爭議，才不了了之。部分司法界人士批評此舉有違三權分立精神，加上港英銳意要培養楊鐵樑，也不希望他在這環節上多生枝節以影響長遠安排，於是才改以陸鼎堂出任。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廉署在始創階段，確實受到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麥理浩在「廉警衝突」之後，也刻意調整廉署大刀闊斧的作風。可幸的是，廉署上下還能咬緊牙關，麥理浩在資源調撥和法例修訂上還是予以全力支持，使廉署規模能穩健擴張，繼續拓展反貪工作。在往後幾年廉署成功偵破油麻地果欄貪污集團、電話公司等幾宗重大案件，也迅速挽回市民的信心，逐步奠定廉政公署的公信力。

政治領袖與政各的基本分別

細看歷史，宏觀大局時勢所趨也許大致決定了事情演化的軌和脈絡，但當事人一個又一個在關鍵時刻的決定，往往左右了事態的發展和時序。公眾愛把香港廉潔歸功於麥理浩，但實情是反貪工作從來就不是他原來的盤算之中。在他上任前與倫敦方面的溝通文件中，他的施政大計沒有片言隻字提及反貪工作，而他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中，也沒有一句說話提到要肅貪倡廉。而沒有前任港督柏立基（Robert Black）和戴麟趾（David Trench）的努力，廉署也不一定會在七十年代初出現。但我們也絕不能忽視麥理浩的貢獻，因為他在關鍵時刻作出了合理的選擇，客觀上站在公義的一邊。縱使在壓力下他有所猶豫，但他始終對廉署予以支持，也成就了公署日後的功業。政治領袖要權衡利害，要在種種局限下求折衷，這大概是現實，但會否因政治考慮輕易放棄原則，隨隨便便要公義道理靠邊站，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政客的基本分別。

今天，梁振英選擇了以虛應故事方式去處理湯顯明問題，以淡化手法去迴避正視禍源，完全無助於挽回市民對廉署的信心和尊重。只懂政治權術而不顧原則，只顧盲目維穩而漠視公義，在關鍵時刻作出了錯誤決定，不單辜負了市民的期望，也有失作為政治領袖應有之義。

葉健民﹕捍衛廉署的尊嚴 刻不容緩

湯顯明的「豪花」，徹底地觸動了香港人的神經。廉政公署一直是市民引以為傲的制度，而香港肅貪倡廉的經驗，也深受國際認同並視之為成功典範。廉署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守護社會公義的基石，也是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重要支柱。回歸以來，當中港融合迅速發展，港人對國內貪腐問題更多耳聞親歷，稍有良知的人都會對此痛恨厭惡，但心底更怕這股歪風早晚會侵蝕我們的社會。廉署對很多人來說，就是我們最後的「防火牆」。從已有的資訊來看，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似乎已習染了國內官場送禮宴請、無視規章的陋習，而相關人員事後刻意取巧試圖掩飾違規行為的做法，更是要不得，完全辜負了公眾對這個負責捍衛清廉潔淨社會價值的機構的信任。大家看在眼內可以不憤怒不痛心嗎？


廉潔社會 得來不易

公眾的強烈反應，也因為大家心裏明白眼前的廉潔社會，實在得來不易。今天的局面，背後代表數代人的共同努力和艱苦堅持。這裏，就讓我簡單回溯一下香港的肅貪歷史。

自香港開埠以來，貪污問題一直困擾本地社會。早在1907年，當時的港督彌敦（Matthew Nathan）已下令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政府內部的貪腐問題。然而，即使港英政府早已察覺問題所在，卻一直認為貪污賄賂本身就是華人社會的特性，難以根除。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行賄是大陸政權吏治腐敗的必然產物，在這種環境下民眾要取得各種生活便利，也只能配合貪婪無道的大小官僚，而由內地遷移至香港定居的人，也自然把這種生活作風帶到香港。加上來港後面對言語不通文化迥異的殖民政府，行賄便成為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捷徑。所以對於英國人來說，香港的貪污情即使普遍，但大多只局限在華人社會之中，即使有官僚牽涉其中，也頂多是身處低級位置的華人為主。當時的殖民管治的思路更以華洋分割低度介入為主調，所以大體上在二次大戰前，港英對貪污問題態度的關注頗為有限。


戴麟趾上任 才出現突破

但二次大戰後香港人口迅速膨脹而公共服務需求也日益增加，隨政府對社會介入日深，貪污的禍害也更趨明顯，港英政府也不可能再對此袖手旁觀視若無睹。1948年，首個反貪污部正式成立，但有關部門卻設在警隊刑事偵緝部之內，以當時警隊為貪污重災區的情下，這種「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安排自然難以取得市民信任。這種情，一直到了柏立基時代才開始出現轉變。1960年柏立基改組了反貪諮詢委員會，改由律政司出任主席，全面檢討有關工作。委員會提出了兩個對日後反貪工程很重要的改革建議﹕公職人員要負上解釋收入與官職不相稱的舉證責任和必須提高調查貪污投訴部門的獨立性。然而，這些建議並未得到政府內部以至倫敦的支持，故此並未得到落實。

直到了戴麟趾上任，情才出現了突破。戴麟趾不但支持有關建議，更進一步委派了專責組到新加坡及斯里蘭卡考察當地的反貪法規。小組再次重申柏立基的改革建議的重要性，而戴麟趾為了爭取修改有關法例，更不惜與倫敦方面動真格。倫敦的官員，特別是內政部（Home Office）的官僚一直不大支持把舉證責任放在被告身上的建議，因為這並不符合英國法律一貫的無罪假定邏輯。終於，戴麟趾在一次與英國官員的交鋒中明確表示，假如他不能通過有關法律，他將把詳情列於呈送殖民地大臣的正式文件中，並說明因為這個原因港督也不應要為香港貪污問題負上責任，英國政府自己向英國國會交代好了。這種「拋浪頭」的做法最後得逞，而《防止賄賂條例》也於1971年通過。而有關設立獨立於警隊的反貪部門安排，因為要考慮當時警隊面子而未有即時落實，但也計劃於法例通過後三四年內成立。

加速廉署的出現自然是葛柏事件。葛柏一案徹底推翻貪污只限於華人的歪理，而他後來成功逃回英國但港英又無法把他引渡回來受審更引起極大迴響。在民情忍無可忍之際倫敦也考慮介入調查有關問題，在此情下加速了廉署的成立，這也成為了回應內外壓力的一石二鳥之舉。廉署成立後也迅速取得公眾信任，但不料她的成功也引來更大危機，1977年的「廉警衝突」考驗了港英的反貪決心。不少正受調查的警務人員威脅要進行罷工，情十分嚴峻。1977年11月5日在港督府召開的緊急危機處理會議上，麥理浩有以下的憶述﹕

「你可以想像，當每一位在場的高級警務人員逐一表示即使我動員英軍作支持也無法確保下屬會忠誠地執行我下達處理帶頭搞事的警員的命令時，大家的惶恐和焦慮……我的判斷是，這時我們已到了治安崩潰的臨界點。只要有人開始散布警察已罷工的謠言，街頭搶掠便會馬上出現。事實上，那些帶頭搞事的人要煽亂不法分子去進行破壞，實在很容易。」（英國國家檔案館﹕FCO 40/837）

最後，港督權衡利害，下達了特赦令，化解了危機。但即使特赦令並不適用於當時已被立案調查的警務人員，而港府也堅持有關內容不容討價還價，此舉也嚴重挫折了廉署的士氣和市民的信心。加上，風波之後倫敦也派員到港檢討廉署運作方式，當年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可幸的是，廉署和政府咬緊牙關，最終成功挽回了市民的信心（註）。


歷任港督的道德堅持

這段歷史回顧說明，我們的廉潔社會，得來不易，這當中領導人的決心和智慧是最為關鍵的成功因素。沒有歷任港督的道德堅持和政治技巧，我們不一定會有今天的局面。領導人的責任，就是要在危機中適時介入，秉持原則擇善固執。近年連串的事件，例如高官延後利益爭議、曾蔭權與富商關係和外訪開支醜聞和許仕仁涉嫌受賄案等，已開始動搖了市民對公職人員道德操守的信任，假如我們對廉政公署也失去信心，公眾對整個公共行政體系的支持勢必大打折扣，後果嚴重。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政府迅速果斷而深入的調查，徹底向市民交代事情的始末由來，釐清相關的人員責任所在，並檢討和堵塞原來制度漏洞和不足。唯有如此，才能重拾市民對廉署的信心；只有這樣，才能令廉署重拾尊嚴。


註﹕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Ray Yep （2013）"The crusade against corruption in Hong Kong in the 1970s: Governor MacLehose as a Zealous Reformer or Reluctant Hero?" China Information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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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葉健民﹕心死——「佔領中環」的最大殺傷力

對於「佔領中環」，感覺十分無奈。大家心裏明白，民主普選不會從天而降，每個人都有責任去出一分力，做一點事，但應做什麼怎樣才有用，大家都沒有答案。

2010年的時候，我和一班朋友選擇支持政府的方案，鼓吹以對話為主路線去爭取民主，目光並不在於直選議席增多減少，而在於要告訴工商建制派，政改並 非完全不可能。只要泛民進退有度善用策略，政治體制的逐步開放將是大勢所趨，因此既得利益只能接受現實，並要開始為直選作準備，與進步力量展開談判互動。 可惜後來的發展並不如願，中央始終視泛民為敵，雙方的良性互動也沒有出現，而建制派也明白中央所謂的雙普選承諾只是虛情假意，也犯不着過分緊張，更遑論要 與泛民談判。事後孔明，有人會說一早就知道結果只會如此，談判派只是自招敗辱。這些爭論，無謂糾纏，我們仍然深信當時的判斷，是當年的歷史時空下的應做之 事，問心無愧。然而到了今天，這種策略選擇已不再存在，也沒有任何市場。在這種情下，還有什麼可以做？還可以怎樣做？「佔領中環」彷彿提供了一條出路， 也成為了很多懷着無奈心情的人的心靈慰藉。

這真的是「終極一戰」嗎？

但對於「佔領中環」，不管倡議者如何搜索枯腸沙盤演練，巨細無遺地構思運動的七八九部曲，大家心裏還是有很多的疑問。真的可以做到和平非暴力嗎？過 萬人長時間聚集在一起，如何可以維持着心平氣和的狀態是一大疑問。以今天建制派惡棍組織的橫行無忌，他們絕對會對與會者作出種種刻意挑釁，要人人做到罵不 還口，絕非易事。又或者「佔領中環」所主張的全民參與高度透明的議論形式，是否真的能有效地達至一個全民接受的政制共識方案？在這種安排下，恐怕任何的策 略分析折衷考慮都會被視之為放棄原則的妥協、出賣靈魂的惡行，可以預期最終的共識，將會是最理想化的民主模式。從民主訴求的角度來說，這當然不是壞事，但 政制的爭論從來都不是一場學術論證，又或者只是熱愛民主的人士的意見匯集，而是怎樣去說服不同利益接受有關方案。大民主式的討論有助建立各界的共識拉近距 離嗎？我十分懷疑。又或者，最大的疑問是這場運動是否真的如倡議者所言，是一枚足以令中央就範的「核彈」嗎？這真的是「終極一戰」嗎？假如真的可以聚集萬 人，堵塞中環交通要道，這當然會成為國際新聞，也會為北京帶來相當壓力，但中央會否因此就政改作出讓步，卻是另一回事。

假如「佔中」失敗告終

過去數十年的經濟起飛，令北京信心大增，對國際壓力的處理手法也與以前不大一樣。學生經常問北京怕艾未未、陳光誠、劉曉波什 麼，為什麼總要打壓拘留他們。我的看法剛好相反，她就是誰都不怕，認為自己可以不理任何人、任何外國政府批評，純粹按自己的邏輯和需要辦事，反正老子有財 有勢。對於香港，北京固然重視她的經濟貢獻，但收回香港的大前提就是要體現主權，而所謂體現主權的先決條件就是不能讓她成為外國勢力給中國製造麻煩的基 地。近月北京連串的言論早已說明，對香港形勢的研判早已與國際大局掛勾。所以對她來說，假如「佔領中環」運動成形，她固然要付出代價，但她大概相信，以今 天的國力來說，自己絕對有能力承擔後果。而因為主權原則是最重要考慮，她也只好奉陪到底，絕不能讓國際陰謀得逞。要令一個正在快速冒起、並處於亢奮狀態的 政權去遷就一個她視為只是自己的經濟附庸的感受，談何容易？

但這連串的問題，其實都不是關鍵。「佔領中環」不一定會帶來即時成功，但我們選擇相信公義始終會得到彰顯。然而歷史非以年月計算，社會進步往往有賴 跨世代堅持，沒有必要過分介懷一時一刻的成敗。但假如「佔領中環」真的能形成一股運動，即使最終未能帶來真正的雙普選，她也清楚向世界顯示港人對北京違背 民主承諾的不屈不服的憤慨和信任文明的堅持。面對北京和只懂向權貴獻媚刻意逢迎的政治小丑的種種歪理，我們堅持以法為先，尊重法治，不會因政治考慮去隨意 扭曲《基本法》 和人權公義的概念；面對強權壓制妖孽橫行，我們始終守住理性原則，以和平的方式去力爭到底，絕不輕言以暴易暴。這股純潔的道德訴求當然難以與宗主國的龐大 政經實力相比，但「佔領中環」最大的「殺傷力」，並不在於短期的經濟代價和即時的國際壓力，而在於當這種理性聲音被粗暴地踐踏後對本地社會的深遠影響。

假如「佔領中環」運動以失敗告終，北京堅持以指鹿為馬方式強行以假普選代替真民主，將會令中青代對北京徹底死心。很多如我這些年近半百的中年人，曾 幾何時還記得中央一直強調普選承諾並非《中英聯合聲明》所載，而是中方關愛港人的一力主張。但逾四分之一世紀的爭取，多年來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終換 回來的卻是北京的背信棄義。對於高度自治、對於港人民主治港，我們還可以有什麼期望？我相信大部分中年人不會因此投身革命走上街頭，更可能的情是這一代 人從此退出江湖，不理政事。中青代的徹底退場，有人可能會覺得高興，因為社運從此就會缺少了一樁支柱、一股動力，但社會也同時失去了一班具歷史感、社會歷 練、持平穩重而又在各個領域身居要職的骨幹力量，去為各種社會爭議分歧作出緩衝和創造對話空間，建制便只能與對它心存敵意全不信任的新生代正面摩擦、直接 交鋒。也可以肯定，當政改失敗後，年輕一代也同樣會對制度信心盡失，街頭抗爭暴力衝擊將會是主流，中港矛盾管治失衡將會惡化到一個新地步。但到了那一刻， 我們再沒有什麼理由去要求年輕人要在制度內解決問題，因為我們也實在看不到現有秩序的公義理性何在。

街頭抗爭暴力衝擊將是主流

到了那一天，所謂官民共識，民族認同又或者社會和諧，將會變成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這才是北京真正要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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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葉健民﹕「愛國愛港」陣營的低俗喜劇

「粗口大狀」、「關你嘟事」、「命元秋」……「愛國愛港」人士的表現，實在拙劣得令人無話可說。

過去一年多，建制派似乎調整了策略，大力動員力量對反對聲音實行寸步不讓，在議會、街頭以至大小輿論陣地，全面回擊。一時間，上至特首，下至立法會議員、街坊保長個個稜角突現，每遇到不同意見便鼓足拼勁，誓要與對手周旋到底，決心要把對方氣勢壓下去。有不少論者相信，這是代表北京對港路線的改變。這種觀點認為中央今後要以強硬路線處理特區問題，因而在背後銳意統籌各方力量，誓要以各種文鬥武鬥的方法把反對聲音打壓下去。實情是否如此，大概就只會如建制中人指控反對派背後有外國勢力撐腰支持一樣，大家永遠不會找到真憑實據，但雙方各自又始終堅信不疑，咬牙切齒深信確有其事。故此，大家實在沒有必要糾纏於這種策略改變是否真的由西環發功的問題上，我所關心的，是不管這是否由上而下的政治動員，又抑或只是「愛國愛港」人士的心靈相通、不謀而合的集體創作，這連串的行動最終只會令特區政治進一步走向死胡同。

建制的全面反擊策略，相信主要基於3個判斷：有需要、有能力和有市場。

有需要？

首先，建制派認為近年反對派對政府的攻擊不單有增無減，手法層出不窮，不少更超越了他們可以接受的底線，直接對中央和特區的權威作出了挑戰（例如5區公投、拉布）。在這種情下，雙方的基本互信和尊重已不存在，更遑論可以討價還價，解決分歧。對於反對派下次還會出什麼花招，他們心中無底，唯一的對策，只能對每次攻擊全力回應，用盡一切可用的辦法去壓止對手。故此你有集會圍堵政總，我也有遊行撐政府，你有千個動議拖延時間，我也有辦法鑽規程空子粗暴剪布「番鈬就郁」。在建制派陣營裏，這種「以暴易暴」的手段，只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合理行為，也是處理當前近乎「無政府」局面的必須手段。

有能力？

但要落實這種做法，也關乎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執行這種新策略。在這方面，建制派大概滿懷信心。經過多年的努力經營，建制派實際在地區層面以至各界社團中建立了相當的群眾基礎。「愛國」陣營不但在區議會中佔盡優勢，在立法會選舉得票率上也能與泛民分庭抗禮。文康體藝社團自然是親中派長期的根據地，而近年在爭取專業人士支持上也漸見收成。換言之，「愛國愛港」人士自我感覺良好，認為在人力物力上絕對有能力去動員足夠支持去抗衡反對派。既然如此，在捍衛特區政府的重要關鍵上，自然是要身先士卒，義不容辭。

有市場？

不過，當中最關鍵是建制陣營深信這種反擊策略在輿論中是有市場的。建制派大概相信，公眾對於反對派近年的所作所為，其實是有意見甚至是頗為不滿的。他們也許完全認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言，現時的所謂民意和大部分對特區政府的所謂不滿，其實只是傳媒的誇大其詞。在這種邏輯下，他們認為對反對派的迎頭痛擊直斥其非，實在只是替「沉默的大多數」發聲，說出他們不敢宣諸於口的心底話，也為特區政府「討回公道」。

必須承認，我們身處的是一個相對保守的社會，媒體主流向來鼓吹「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而對相對激烈的手法頗多貶斥，而社會上確實有部分意見對反對派的行為有所保留，但建制派卻應反問自己，為什麼當他們採取與反對派類似的策略時，所得到的負面迴響卻遠較後者所受的批評為多，當中究竟出了什麼事？我相信這不單是因為負責執行策略的人士無論在包裝（如集會加插民族歌舞表演）、用語以至身體語言（如記者會主持人佩戴口罩又或者拒絕透露姓名）都與本地社會有點格格不入外，更重要的是當事人對本地社會運動缺乏認知。他們只看到長毛癲狗橫衝直撞、阻街掟蕉，但卻看不到配合這些行為的抗爭論述，和反對派把這種激烈行動作為道理申辯、意念交鋒的延伸的技巧。換句話說，激進人士的種種行為，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論點，都是事先經過一個鋪排過程，充分地向公眾陳述了自己的不滿和憤慨因由，然後才擇時而動、製造衝突場面，不管這是因為反生果金資產審查而向曾蔭權掟蕉、反替補機制拉布，抑或反高鐵而堵塞交通。而在這個說服公眾的過程中，他們也努力在主流觀點中尋找共通點（如關顧老弱、持續發展、反地產霸權），以爭取最大支持。建制派看到的只是表面，因而只能東施效顰下製造出「關你嘟事」的網上瘋傳，又或者「fxxking Chinese」的令人厭惡場面。公眾看在眼裏，卻完全不明發難理據何在，更談不上什麼共鳴。所得到的效果除了令部分人覺得「過癮」外，只能使主流民意對建制派人士的個人修養搖頭嘆息，又或者只能感受到與這班政治丑角的距離。

也許，建制派還有深一層策略考慮，就是這些厭惡場面，又或者再加上立法會中的「元秋式」對罵，客觀上可以令公眾厭惡政治。他們也許認為兩敗俱傷的局面，在自己雄厚人力財力撐腰再有鐵票後盾下，又未嘗不是一種上策。問題是，假如公眾把立法會視為無助於社會矛盾、議員不能有所作為的話，對社會還有要求的人可以怎樣做？走上街頭，只會是他們的唯一出路。這不正是激進泛民一直鼓吹的主張嗎？這又是否搬石頭砸自己腳的笨招？

「愛國愛港」人士的上下動員全面反擊，反映出來的並不是建制的聲勢浩大，我們看到的，只是他們的低劣政治水平和與本地社會的嚴重脫節。這些狂躁舉止不單未能為建制派加分，更只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的矛盾，加深特區內部的政治張力，把已瀕臨崩壞的本地政治秩序進一步推向臨界點。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主任

葉健民﹕「求變」，也許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關於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輿論反應似乎毀多於譽，負面批評較多。但弔詭的地方是，對梁振英本人來說，不管外間怎樣批評施政報告如何內容空泛了無新意，公眾焦點從他個人誠信問題轉移到政策討論上，那怕是反對意見居多，都是一個喘息機會，反映出他當前的處境是如何狼狽如何難堪。

這份施政報告是否真的一無是處？坦白說，我實在想不起回歸15年來，有哪一份施政報告真的有振奮人心的效果，教人相信政府能高瞻遠矚登高望遠。實情是，除了董建華初上台的日子外，大部分的施政報告，只是政府各部門工作計劃流水帳。這固然與歷任特首個人視野有關，但我們也要明白施政報告除了是政府未來施政方針的公告外，也是各政策局的「分餅仔」的依據。每個部門首長都極力爭取自己的關注和工作重點能寫進報告中。因為報告中的一章一句，就是各部門爭取財政資源的憑藉。所以施政報告不單要回應市民需要，顯示政府未來工作大方向，也同樣要平衡部門利益，結果很多時出來的文本只是細碎、繁瑣的工作清單，而非一氣呵成鴻圖偉略的施政藍圖。

大家對這份施政報告的失望，與梁振英一直刻意營造自己改革者的形象有很大關係。對部分人來說，他選舉期間所強調的「求變」，切中了當前政治經濟秩序的不公與失衡現況，回應了強烈要求改變的民情走向，但出來的結果，是施政報告不單創意欠奉而且多是新瓶舊酒蕭規曹隨，這種強烈反差自然帶來極大的失望。出現這種結果，也許是因為過去公眾對他的印象，相信他是一個城府極深深謀遠慮的改革倡導者，只是一廂情願、缺乏根據的錯誤想法。實情是，他很可能正如「倒梁」人士所說，只是一個志大才疏、只懂花言巧語的政客。不過整份施政報告缺乏新意，也許更說明了公共政策「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問題。

實在看不出  梁振英社會支持力量在哪裏

所謂路徑依賴，意思是政策一旦落實，便會左右未來的發展方向，日後要作出改變，殊不容易。政策形成後，便會自動轉化為法律文件、辦事程序、規章條文，又或者常規慣例，同時也會體現在財政撥款，人事編制和部門權限等環節上。換言之，有關部門便成了現行政策的受益人，而社會上也會有個別利益受惠於這些安排，改變現有做法就自然會傷害到這些政府內外的既得利益。因此，官僚體系大致傾向從現有框架中思考問題尋找理據，甚至相信存在便是合理，不變才是常規，不知不覺形成了一種惰性，對任何改革建議抱有猜疑。

這種情況，在任何公共行政體系都會存在，絕非梁振英或特區政府獨有，但特區政府所處的政治環境，卻進一步強化這種保守傾向。《基本法》和中央的治港思路，不知不覺地限制了特區政府的想像空間。《基本法》規定了政府要量入為出、維持簡單稅制，實際上局限了解決社會分配、處理貧富不公現象的政策選擇。中央以兩地融合支援香港為治港主調，也明顯左右了歷任特首的經濟發展思維。而行政主導、「和諧」至上的迷思，也解釋為何政制發展滯後、公眾參與渠道遠遠落後於社會要求的失衡現象。與此同時，在缺乏民主普選的情況下，歷次政府換屆，只能是建制派的內部輪替。只有認同中央定下的特區發展策略的人士，才會被接納於治港班子之列，從無意外。有別於這些觀點的意見，也只會永遠被排斥在外，只能在體制外去挑戰政府。而董去曾上，中央選擇倚重公務員團隊，重用那些本來就擁抱現有政策思維的高官去主持大局，讓他們在問責班子中佔主導，更加強化了這種講求政策延續連貫的大方向。

這當然不是說政策永遠不能改，關鍵是求變者能否有能力和技巧去推動改革。對於現行政策，公眾自然怨氣甚深，但這不一定表示政府中人會同意有大刀闊斧改變政策的迫切性。有人可能還會相信，所謂民怨只是政客和個別傳媒誇張失實的渲染。又或者即使真的有改革需要，也應按現有程序從長計議慢慢思量，結果無法急市民所急。所以，說到底這涉及到政治領袖有沒有能力把社會上求變的聲音凝聚起來，並轉化為一股推動政府和各社會持份者接受改變的動力。問題是梁振英產生自一個非民主機制，先天上無法以民意代表自居以壓倒反對聲音，而他自當選後的種種政治失誤也使自己身陷困局，個人威望大致已蕩然無存。以目前形勢來說，實在看不出梁振英在社會上的支持力量在哪裏。故此，除非短期裏特區出現災難性的政治局面，令政府即時承受巨大壓力，非得馬上作出徹底政策改變不可，否則特區局面就大概只會繼續維持這種半生不死的情況，而所謂改變亦只會是微調細補，作用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假設梁振英還真的有心求變，便只能透過一個漫長的醞釀過程，以長時期的游說工作，把理據反覆地去向各持份者解釋說明，慢慢凝聚足夠的政治能量以推動改革。他成立多個委員會，也許正正就是要為與自己理念相同的人士去提供一個游說政策、解釋思路和凝聚共識的平台。

要凝聚改革共識必須用人唯才

不過即使我們一廂情願地去假設他確實還有求變之心，這半年來他的作風確實叫人不應抱有太大期望。假如他真的要凝聚改革共識，便必須知人善任用人唯才，爭取有公信力、思想進步的朋友加入這些平台共商大事。但半年來他的用人策略毀多於譽，往往以犒賞酬庸考慮為先，不少被任用者民望低落甚至是惹事生非之徒，不單未能為梁振英廣結善緣爭取支持，很多人更只會口出莽言，處處與民為敵。重用這批政治負資產，又如何可以凝聚共識，多交朋友？要透過他們去動員支持推動新風，更是自欺欺人癡心妄想。

人心求變，這是共識，但誠信破產四面楚歌的梁振英是否還有能力去推動改革，大家心裏存在很大問號。但特區政府假如仍只懂沿覑舊思維行事，抱殘守缺，恐怕只會令自己與民心背向愈行愈遠，處境更難堪。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葉健民﹕解開兩制心結 主動權在中央

2012年，是回歸15年以來，內地與香港特區關係至為緊張的一年。2003年的七一遊行，確實是兩制互信的低點，但分歧只限於政治層面，今日的香港，這種緊張關係卻早已擴散至經濟、民生以至生活上的每個環節。樓價物價、市容整潔、大型基建工程以至新界東北發展等爭議，討論最終都總會回歸到中港矛盾的角度上，而對特區政府刻意逢迎內地的指摘，往往是動員群眾的最有效手段。立法會的選舉，主張與中央理性談判的政黨大受挫折，而以簡單「拒絕赤化」的力量卻取得上佳成績，正好說明了問題。而中央大員連番厲聲批評「港獨」勢力抬頭，重申北京對特區管治擁有的種種權力，更為原已非常緊張的中港關係再添張力。但解鈴還需繫鈴人，處理兩制關係，北京坐擁大權，但權在中央責也在中央。要改善中港關係，始終要中央先認清自身的責任。

權在中央 責也在中央

兩地關係緊張，有源自港人面對來自內地巨大的資金和人流急速湧入所產生的焦慮不安，也與兩地在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上的明顯分歧有關。但中央必須坦率地承認，過去在處理香港問題上，自己確實犯了左傾錯誤，因此今天的對立局面，本身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10年的政改，民主黨和普選聯甘冒部分群眾的猛烈攻擊惡毒咒罵，決意支持政改方案，為的並不單純是多幾席直選議席、又或者什麼政治好處，而是要表明泛民願意放下分歧與中央合作，共同努力去走出改革的第一步，並為未來的終極談判奠定基礎。事實上，民主黨為這一步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中央並未有善用這個契機去創造更好的合作氛圍，反而眼見民主黨受壓，認為是剷除這個泛民旗艦的良機，所以兩年來寸步不讓。

在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的問題上再拖兩屆，令支持政改的溫和力量再受攻擊。原來說好政改後馬上設立新平台去討論下一輪改革的講法，也無影無蹤，石沉大海。而在之後的多次選舉上，溫和力量也被親中勢力窮追猛打全力圍剿。但這方面的「戰績」，卻換來激進力量在溫和力量靠邊站的情下更肆無忌憚，令政局更失控。為何三兩個激進派議員，便可以左右大局令政府癱瘓，動輒可以將問題上綱上線把矛頭指向中央？原因不單在於建制分裂令他們有機可乘，溫和力量被重創後已缺乏意志和膽量去講求理性以事論事，才是主因。這一切源於北京對形勢錯判，以為打壓泛民就是上策的左傾錯誤所致。

北京對形勢錯判

在這背後，當然有更根本的社會矛盾原因。就是說，假如社會沒有普遍瀰漫怨氣，任憑激進政黨有三頭六臂都不能輕易動員群眾號召行動。社會分配不公、經濟發展過度向財團傾斜、生活質素不斷受損，才是政治張力的根源。沒有失控的樓價，誰人會理大陸豪客在港瘋狂置業？沒有對個人前途的忐忑不安和向上流動的困難，年輕人也不會把所有自身的困難歸咎於來自國內的挑戰。這一切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香港現時的秩序，已到了一個必須進行大幅改革的地步，而以往那種由市場自身調節、政府只作微調細補的思路，早已不合時宜。

特區要進行大手術，創造一個更合理的社會秩序，涉及數不清的政經既得利益，需要很大的政治能量。制定合理的社會經濟政策，固然是特區自治範圍，不用中央費神，但過去中央對港政策機構領導人一直予人偏聽偏聞、袒護商界的感覺，在政治現實上確實會為改革帶來阻力。故此，假如中央官員對新政府那些合理的、穩中求變的努力予以堅定明確的支持，令既得利益不要再以為可以如以往一樣，能靠直通天廷的門徑去壓倒特區政府，實能為有利解決社會矛盾的改革掃除不少障礙。令本地群眾相信中央對他們求變的強烈願望的理解，是解開兩地心結的重要一步。

中央還要明白自己的言論，對香港可能產生的嚴重傷害，理應知所輕重，小心慎言。北京大概未至於愚昧到真的認為香港存在港獨勢力，足以顛覆國家主權。「港獨論」的背景，更多是因為國際形勢的改變。9．11後的國際格局，令美國專注反恐，但10年以後，奧巴馬主張「重返亞洲」，而中國在兩次金融巨浪下大致能獨善其身，進一步確立了經濟強國的地位，更令美國朝野不少人對中國崛起忐忑不安。加上日本右翼抬頭，美日關係密切，傳統的冷戰時代的「被圍堵思維」也慢慢在中國外交界漸有市場。故此，「港獨論」的重點在於北京認為在國家腹背受敵之時，香港要好自為之不要給她添煩添亂，給外國勢力利用特區來製造事端拖國家後腿。這番說話，中央可能只視之為「善意提點」，但聽在港人耳中，卻有點莫名其妙，感覺委屈。

「不要把嬰兒和水一併倒去」

問題是很多所謂「愛港愛國」人士自以為掌握上意，又或為投其所好，把這「港獨論」自行演繹，層層加碼，令港人更感煩厭。但試想想，假如真的有很多人因此刻意避免與「外國勢力」接觸，誠惶誠恐地去減少海外聯繫以免誤踏地雷，香港又會變成怎樣？香港的優勢，全賴與國際社會高度接軌，在信息流動、商業活動以至文化領域上與世界各地的無間交流，才是成就今日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主因。失去了這份特質，香港還剩下什麼？這些沉重的代價，真的是北京願意付出的嗎？正如西諺所言：「不要把嬰兒和水一併倒去。」這個道理，理應是中央對港政策的座右銘。

中央對港政策機構陸續換班，新人事希望會帶來新作風，但假如有關人士永遠只懂從中央角度考慮問題，事事只從維護北京權威出發，處處以「防亂」視角去看待香港，始終不肯承認自身的錯誤與不足，中港關係只會永遠處於對立局面。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兼助理系主任、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