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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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4日星期一

江關生: 極左幽靈在香港上空徘徊




極左幽靈近期最突出的標誌,當數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左派報章抨擊他妖魔化中央。

 來自內地的中共寫手蒯轍元(「觀點中國」網介紹:蒯是中共黨員)點名指曾鈺成的「心魔論」十分惡毒,猖狂之極。

 在支聯會已故主席司徒華心目中,早在一九七○年左右已加入共產黨的曾鈺成(見附註*),何以遭到如此惡言對待,還要表示「虛心接受,深切反省」?

 皆因曾鈺成先前對傳媒說,二○一七年香港能否普選特首,在於中央一念之間。

 假如中央能將對篩走不喜歡的人選的「心魔」解開,政改討論便會海闊天空,泛民主派也毋須堅持公民提名。

 曾鈺成的觀點有其一貫性。他曾寫道:「特區政府如果要搞一套『保證不讓反對派參選』的選舉方案,不但是徒勞無功,而且必然弄巧反拙。一套明顯對反對派不公平的方案,只會激起公眾的義憤,令反對派在社會上得到更多同情和支持。」資格比曾鈺成更老的吳康民也認為:「如果篩選為了禁止泛民候選人入閘,結果普選告吹,政制原地踏步。香港社會的動盪不安,可能比目前更甚,這決非香港以至中央之福。」

 兩位本地老革命的顧慮,希望中央政府作出明智抉擇,正正是很多香港人的擔心:《基本法》列明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變成有篩選的假普選,香港人再一次被忽悠!這也是「佔領中環」運動飽受圍剿、卻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曾鈺成的一番話更是刺激極左派的神經:「不相信民主、擔心普選會把香港搞得比現在更糟的人,與其挖空心思去嘗試設計一套『零風險』的選舉辦法,不如面對現實,做好準備去應對他們害怕會出現的局面。」

 暴露左派內部之爭

 左報連番批曾,暴露了左派陣營內部對普選特首、政黨政治等涉及香港未來政治走向的路線之爭。有論者認為,批曾只是一齣黑臉白臉合力演出的大龍鳳,似乎與事實不符。

 寧左勿右是中共由來已久的惡習。在共產黨的思維裏,左傾代表革命、立場堅定、鬥爭意識強,一旦過左也只是認識問題,熱愛黨國愛過了頭而已。就像最近中共黨內高層流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說什麼「急於求成」、「好大喜功」之類,其實都是在繞彎誇自己,或者刷老闆鞋。

 相反,右傾就嚴重得多,涉及階級立場,屁股坐到敵人那邊、中了帝國主義糖衣炮彈的政治問題。因此,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苦受難的絕大多數是右派。

 曾鈺成有份創建民建聯,受過直選洗禮。他對香港政局的認識,在本地左派陣營中明顯地鶴立雞群,無出其右,遑論西環那些外派幹部。因此,這次拿曾鈺成開刀,還帶有外派幹部批鬥「土共」的特色。中共建政初期,廣東佬葉劍英、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土共」執掌華南,施政較為寬鬆,毛澤東卻認為是犯了右傾錯誤,定性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連場反地方主義的鬥爭,南下的北方幹部得勢不饒人,不少廣東幹部被降職、貶謫、罷官,受處分的多達幾千人,直到毛澤東死後,才得以平反。

 當然,吳康民、曾鈺成以往有多次黨性壓倒人性的轉記錄——從文革批劉少奇、批林彪、批鄧小平、批四人幫,一貫緊跟中央,到六四慘劇發生後依然不離不棄。他們今後是看風使舵、搖風擺柳,還是堅持己見、擇善固執,也在一念之間。

 一、《文匯》文章

 引發黎慶寧是MI6特務聯想?

 批曾的蒯轍元在《文匯報》還發表了一篇奇文,展示了中國特務情報工作之無孔不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監視你!首當其衝的是前港英保安司、特區政府首任保安局長黎慶寧。蒯轍元寫道:「黎慶寧掌握不少本港公務員和政商學界的敏感資料。回歸後短短十三個月黎慶寧就離開官場,攜帶大量保密資料轉移澳洲,二○○六年他低調捲土重來香港。」蒯文的指控極為嚴重,帶走不屬於自己個人的特區大量保密資料,顯然有竊取國家機密的特大罪行之嫌。如果屬實,關進秦城,與薄熙來為鄰,也毫不為過。蒯轍元如果自信情報可靠,證據確鑿,何不向當局檢舉,將黎某人繩之於法,以彰顯其維護國家安全之決心?

 蒯文論及黎慶寧的上文提到「出身於英國軍情六處的老特務霍德」,下文緊接「他低調捲土重來香港」一句,說「香港回歸十六年來,一大批隱蔽身分的軍情六處特務回流香港,與滲入到政黨、團體、司法界、商會、傳媒、政府要害部門,加緊搶奪香港管治權。」是否想引發黎某人是軍情六處(MI6)特務的聯想?

 反過來說,如果蒯文是造謠,黎慶寧完全可以控告蒯轍元誹謗。二者必居其一。也許黎慶寧認為耗費時間金錢去打官司花不來,但至少應該撰文表態。如果只是一笑置之,不公開表白,有朝一日到內地旅遊,甚或在香港,突然被失蹤,到時就真是有口難辯,水洗不清矣。

 二、《大公》文章

 麥齊光之「死」關英國事?

 《大公報》的奇文也不遑多讓,羅先亞的〈英國在港的間諜活動〉點明:原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死』於英國人之手」。羅先亞寫道:「麥齊光被指騙津被控,但所有指控證據是源自於數十年前的公務員資料,擁有此等能力的,除了英國當局還會有誰?」羅先亞還說,英國情報機構「通過此類資料,長期控制一批港英過渡的高級官員。」照此推論,英國應該是好好利用此類資料要脅麥齊光,來達到長期控制的目的。客觀的情是,「曝光」對英國情報機構一點好處也沒有,得益的反倒是特首梁振英。「騙津」新聞曝光後,梁振英很快就對麥齊光棄若敝屣,迫不及待地扶植自己的頭馬——當不成副財政司司長的陳茂波取代了發展局局長的職務。然則,英國憑什麼要幫梁振英呢?

 筆者從一些熟悉麥齊光的港大校友口中得知,麥齊光對自己與同事互租物業一事不以為忤,毫無忌諱,早就在言談間宣之於口,並非秘密。他盡享房屋津貼的做法,當年相當普遍。否則,就不會有公務員團體對互租物業一事要求特赦。

 三、《文匯》又一文

 捉錯鬼?「陳方安生廢中史課」

 最好笑的是《文匯報》一篇署名徐庶的奇文,連珠炮發,轟擊的竟然是一大批自己友。徐庶說,英國「回歸後通過陳方安生廢除中國歷史課、設立通識教育,向青年學生洗腦,拒絕承認是中國人,為把香港分裂出去、建立獨立的政治實體作好意識形態準備。」

 教育局長吳克儉在今年四月發表的《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指出,今天的新高中課程,始自二○○○年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議。當年倡議教改的梁錦松、程介明、戴希立,人稱「三頭馬車」。通識教育則是在教育局長李國章、常秘羅范椒芬時代推行的。以上都是中方紅人。《文匯報》徐庶如果要捉鬼,就應該向中方紅人下手,查究裏面是否有潛伏的港英餘孽或美帝特務,何必找二○○一年已退休的陳方安生麻煩。

 中國歷史課當然不應該廢除,讓學子們認識共和國的歷史以及中共的功過得失,很有必要。在此提醒一下:如果忠於史實,結果只會令更多學生疑共、抗共,而不是親共!一如通識教育促使學生應試必須關心時事,結果培養出「學民思潮」一大批反國教的反斗星。

若那狂潮(再度)捲起

 《文匯》、《大公》這類左得出奇的文章,近來無日無之,源出於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Hart)聲言,美國支持香港達至「真正普選」,港人對香港政制發展應有「最終發言權」,以及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公開表態撐香港「真普選」,而英國政府準備隨時提供支援。

 有不少評論說,美、英兩國談論香港普選,只會觸動北京的神經,對香港的政策只會更強硬。這是託辭。毛澤東有一段名言可作回應:「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牠也是那樣,不刺激牠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老虎者,專制獨裁之苛政也。

 俗話說: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真心實意以民為本,在香港推行「真普選」,何須懼怕外人說三道四。地球村內,鄰居忠告:要善待子女,切莫過分限制其自由。只要平常心對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沒必要大動肝火。何中美兩國還是夫妻關係呢!這是副總理汪洋說的。

 中共十八大強調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泱泱大國理當自信滿滿,兩個秀才加一個牧師的和平佔中,有何能耐炸平太平山,煽起一場動亂?

 中共建政以來,在香港犯過三次左傾錯誤——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八年、以及最嚴重的一九六七年暴動。這是已故港澳辦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李後,代表中共中央下的定論。

 左派報紙近期的言論、愛字頭組織的崛起、起用社團人士,以肢體語言對抗民主派,挑動群眾鬥群眾,是否預示新一輪左傾狂潮的來臨?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曾鈺成的逆耳諫言,佔中三子反映的港人心聲,中央領導人可有雅量去聆聽考慮,化解香港面對的政治危機。

 附註*﹕

 司徒華:〈曾鈺成不及格〉,《一寸春心》一一七頁﹕

 我認為﹕「他(曾鈺成)確確實實是共產黨員……相信他的黨齡不短,會近四十年了吧?」

 (司徒華此文寫於二○○八年十月)

2013年4月6日星期六

周日話題﹕愛國愛港,如何評斷? ——重溫鄧小平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論述



文 江關生


有關香港未來的特首普選以及應否愛國愛港的議題,坊間近來有不少奇談怪論,其中以港區人大代表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論點,最為聒耳。
譚惠珠說,愛國愛港的定義應從嚴。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即使宣誓效忠中國,還是不可靠,因為可以發假誓,故應由提名委員會先行決定誰是愛國愛港。

重溫鄧小平的講話,當知譚惠珠的誅心之論,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

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等時談到,「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

對於何謂「愛國者」,鄧小平有很清晰的界定:「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顯然,鄧小平的政治標準只是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劃線,「不要求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寬鬆的程度簡直超乎想像:相信奴隸主義的人,怎配去治理香港?

鄧小平也沒有說愛國必須愛黨。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或奴隸主義的人,意識形態與共產黨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口說愛共產黨,也只是吹牛。

鄧小平還說,「我們不是有個口號叫『中華民族大團結萬歲』嗎?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

鄧小平三落三起,文革期間先後戴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等大帽子,歷盡政治磨難。當他惶惶不可終日之際,大概想不到海外有知音——《明報》創辦人查良鏞。

查良鏞當時主政《明報》,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肯定鄧小平溫和務實的路線;譴責港共1967年在香港挑起騷動,支持港英政府平暴。左派對《大公報》出身的查良鏞恨之入骨,指斥他是背叛祖國、反華反共的「豺狼鏞」,要像暗殺林彬那樣幹掉他。查良鏞也確實收到過炸彈郵包。文革結束,復出掌權的鄧小平親切接見了這位武俠小說大師。鄧大人用行動為查良鏞「平反」,將昔日港共的誣衊之詞顛倒過來,也留給人們無限的思想空間﹕到底是緊跟中央的左派愛國?還是經常同中央唱反調的查大俠愛國?

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評論鄧小平提出的「愛國者」標準時,引用並贊同立法會前議員劉千石的比喻:「反對派只是不大聽話的調皮孩子」,「所謂的愛國派與自由派、民主派或反對派都屬於愛國者,二者分別是聽話的愛國者與調皮的愛國者。」

(〈和平革命中的司法管轄權〉,《北大評案.法律思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2月,389頁。)

如果認為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的話,如何解釋2010年中聯辦要跟民主黨秘密談判政改方案呢?

鄧小平在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進一步提到:「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以上論述全部見諸《鄧小平文選》。奇怪的是,香港的建制派,如民建聯、《文匯》、《大公》等,無一提及。

鄧小平從政治家的高度,大處眼,令各方面人心情舒暢。可惜,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沒有按照鄧小平設想的政治光譜,惟才是舉,擴大團結面,反倒是滲砂子——安插自己的親信,挖牆角——利用問責制來蠶食公務員體制,一味擴大左派的版圖。

譚惠珠在城市論壇說,普選只涉及選舉權,不必包括被選舉權。照此推論,帝制也不一定和普選牴觸了。皇帝挑兩個王子出來,給人民去選,也是普選!

譚的言論,是以我劃線,製造分化,蓄意挑動矛盾,企圖把擁有近六成選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候選人視為「敵我矛盾」,排擠出去,既「左」(比主子還要激)得離譜,也右(專制)得令人憎厭。

晚年鄧小平告誡過我們﹕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根正苗紅的傳統左派、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坦言﹕「假如將來的特首選舉採用一個高門檻的篩選機制,去保證中央不支持的候選人不能參選,社會就會反彈。」相比之下,其餘一眾左派只懂盲從附應,欠缺分析能力,連說句真話的勇氣和本事都沒有。

判斷譚惠珠愛國之難

在城市論壇上,與譚惠珠同台交鋒的夫子劉銳紹引述已故草委、老左派廖瑤珠的名言:

「愛國不分先後,但要分真假。」筆者聽後不禁莞爾。年輕一輩的也許不知道,八十年代中英有關香港前途談判期間,譚惠珠曾是港英政府銳意栽培、協助英國阻撓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一員幹將。

已故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曾指出:1985年他當選立法局民選議員,拒絕宣誓效忠英女王,結果促使港英政府修改誓詞。而在此之前已擔任四料議員(行政、立法、市政、區議會)的譚惠珠,至少作了四次效忠英女王的宣誓,加上後來被委任為太平紳士,合共五次。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港英派人以英方的意見來游說,譚惠珠就扮演了這種游說的角色。司徒華引述當時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的意思:「譚是英國的代表,為英國說話。」(〈且看看譚惠珠的昨天〉,《滄浪之水》)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憶述:就在鄧小平會見完鍾士元等人不久,匯豐銀行主席沈弼宴請他,譚惠珠作陪。講話最多的譚惠珠在席上建議中國政府「當香港的董事長,聘請英國當總經理。」許家屯寫道:「她很露骨地說:『這樣的辦法,英國可以接受。』」「沈弼說:『如果貴國政府採取譚女士的建議,香港人就可以免予恐慌,保持穩定繁榮了。』」

許家屯從而得出結論:以主權換治權,已成為英國政府對付中國收回香港的主要謀略。(《許家屯回憶錄》,97頁。)

譚惠珠後來改換門庭,投向北京懷抱。假設她競選下屆特首,批不批准她入閘,對特首提名委員會將構成一大難題。誰敢寫包單肯定譚女士是:覺今是而昨非的「真愛國」?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投機分子?睡在中方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打紅旗反紅旗的英方臥底?

五次宣誓效忠英女王都是「發假誓」的中方線人?還是連李後、許家屯都不知道、長期吃中英兩家茶禮的雙重「無間道」?

「中國是信守諾言的」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面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中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指香港、澳門)內實行資本主義。中國是信守諾言的。

將來根據基本法成立的特首提名委員會,有責任恪守鄧小平對世界的宣示和對愛國者的定義,不要陷鄧小平和中央政府於不義。除非有確鑿證據證明,某名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有顛覆中國的行動,才可將之除名。

未來有志參選特首的泛民主派也應該表明態度:無意與中央對抗,亦沒有企圖去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大國崛起,超英趕美,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位居全球第二,吹鼓手們也忙不迭地為「中國模式」敲鑼打鼓。和昔日與英國人簽署協議,以至起草基本法時相比,中國的綜合國力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回歸以來,北京在此地滲進了多少共產黨的人,收編了多少「港英餘孽」,中資在股壇佔據了半壁江山,解放軍亦兵臨城下。香港這片彈丸之地,早已在如來佛掌中,有何能量顛覆中國?鄧小平三番四次地說:「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要有這個自信心。」既然如此,借用已故總理趙紫陽當年問香港記者的話,反詰北京:你們怕怎麼呢?

鄧小平對普選態度保守但沒有否定

必須承認,鄧小平對香港實施普選的態度是保守的。他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表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

「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以後,香港人執政,香港也應該穩定。這是個關鍵。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

回歸以來,香港先後出過三任特首——董建華生不逢時(金融風暴、SARS),志大才疏,管治失當,腳痛下台。曾蔭權攀附權貴,漠視社會深層矛盾,完全沒有做好呢份工,任期屆滿,落得一個貪曾的污名;梁振英缺乏選民的認受,誠信成疑,施政舉步維艱,民望一直低水。而社會上充斥怨氣,爭拗不斷,關鍵是還沒有建立一套有選民授權、穩定的政治制度名義上是港人治港,但絕大多數香港人無權選舉特首,從梁振英的代號689(由689人的小圈子選出),可見一斑。

鄧小平還對基本法草委說:「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

鄧小平這番願景是26年前說的。時日無多,何不以人民文化素質較高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做試點,在2017年實行如假包換的特首真普選。台灣早在1996年已實現總統直選,至今已有五屆,一千多萬選民以選票做抉擇,政黨輪替,做不好就換人,沒有你死我活,已成民主憲政的常態。香港有良好的法治傳統,選民的表現不應該也不可能比台灣差吧?!香港人無法忍受再被忽悠下去了!學者一句「佔領中環」,已鬧得滿城風雨,蓄勢待發,這就是忍無可忍的一個重要警號!

 

2012年8月4日星期六

江關生: 誰騎劫了國民教育?




前港區人大大老吳康民撰文說﹕「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

 政客是誰?吳康民認為﹕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查實,騎劫國民教育的,正是左派人士。

身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香港國民教育中心及香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董事局主席的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有過一份自供狀﹕「幾年來,教聯會多次呼籲、多方奔走,終於得到香港教育統籌局及民政事務局的支持,於2004年成立了國民教育中心……透過舉辦大型專題展覽、開展專題交流活動、開辦工作坊和課程,以及向學校提供國情教育的教材,支持全港學校推行國情教育……成為學校和機構團體進行國民教育的基地。」(楊耀忠﹕〈不變的堅持〉,《北行記事》,經濟導報社,2009年11月,122-126頁。)


教育局在2004年不做公開招標,便私批撥款予教聯會成立「國民教育中心」,再於2007年批出另一筆撥款予該會成立另一所「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教協早前向申訴專員投訴,已收到申訴專員回覆,會全面調查,並於三至六個月內結案。

真要查的話,其實很簡單。楊耀忠上述的話表明,國民教育中心的成立,是出自長官意志,根本沒有經過什麼招標程序。

楊耀忠還說﹕「香島中學要求學生訂閱愛國報刊。」「有傳媒稱香島中學為推行國民教育的學界訓練場」。「愛國報刊」應是指《文匯報》、《大公報》吧。

《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教訓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用公帑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為香港人上了很好的一課。薄薄36頁的《手冊》除了最受非議的中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之外,還有政治體制、中國模式等眾多具爭議、甚或不盡不實的內容。難怪行會召集人林煥光評之為「不及格」。

《手冊》備受輿論批評之初,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不得不指出其內容偏頗。但楊耀忠和他的同僚黃均瑜仍然拒絕承認錯誤,反指當局如果撤回《手冊》,就是政治審查。
正是楊、黃等人的囂張、教育局的顢頇,激怒了九萬多名家長、學生上街遊行,反對國民教育變成黨化教育,反對國民教育被騎劫,也迫使不少建制派人士急於與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和《手冊》切割,棄卒保車。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率先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的是一批年輕家長,以及「學民思潮」——一群乳臭未乾的中學生。他們沒有明顯的政黨背景,也反對激烈的肢體抗爭,卻能在短時間內動員近十萬人上街。其實,當天只要走到群眾中去,或者站在天橋冷眼俯視,都能感受到家長的苦心——頂酷暑烈日,用嬰兒車推嗷嗷待哺的心肝寶貝,走上街頭。理由很簡單,就是出於父母愛子之心,要捍衛子女的教育,捍衛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普世價值。
很可惜,一向自命是開明左派的吳康民,卻沿襲了昔日對敵鬥爭的思維,斥之為是「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站在主流民意的對立面,結果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自我孤立,突顯自己的一左二窄。

「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教育局長吳克儉談到反國民教育的示威時說﹕「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到底吳局長是無知,還是睜著眼說瞎話?

港英當局在1966年年底的一份機密卷宗,早已把福建中學、香島中學、培僑中學等列為「共產黨控制的學校」Communist Controlled Schools,而控制的年份
(Year Controlled)全部始於創校的上世紀40至50年代。(香港歷史檔案館 HKRS907-2-5)

「共產黨控制的學校」幾十年來推行了一套什麼樣的黨化教育——愛國等於愛政府、愛共產黨,資料確鑿,毋庸諱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拙著《中共在香港》下卷 1949-2012,天地圖書,2012年7月。)

吳局長的同宗兼前輩吳康民早就說過﹕「學校是培養政治人才的地方。」吳康民身體力行,由他執掌的培僑中學,幾十年來培養了不少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就是典型。到如今,左派只是想把「傳統愛國學校」的那一套,推向全港中小學而已。

回歸以來,特區不斷殺校,「共產黨控制的」左派學校卻能不斷開枝散葉,擴大版圖。這與教育局對香港左派辦學團體偏愛有加,政策傾斜,有莫大關係。

吳康民自述﹕他曾當面投訴申請黃大仙校舍落空,特首董建華「很認真的聽,馬上在曆上記下了這事情,並說要通知教育署。果然,不久我們申請在小西灣辦培僑小學和大圍培僑書院,都獲得成功……後來,福建中學申請得觀塘及小西灣校舍,香島中學申請得將軍澳和天水圍校舍,漢華中學申請得小西灣校舍,勞工子弟學校也申請得秀茂坪校舍,教聯會也獲得東涌的中小學校舍各一。」(《吳康民口述歷史》,三聯書店,2011年7月,137-139頁。)

申訴專員不妨連同此案一併徹查。不過,由於此案涉及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和香港左派教育陣營,申訴專員是否有膽量去做,毫不樂觀。

國民教育應該緩行

八年來,左派主導了國民教育,利用朝裏有人好辦事,走政府上層路線,輕易拿到納稅人的錢,壯大己方勢力之餘,還可以塞進私貨,貫徹他們希望推行的「國民教育」。好一筆無本生利的如意算盤!在九萬多人遊行反對國民教育之後,政府使出緩兵之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教育局將成立一個有廣泛參與的委員會,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三年開展期的推行,向教育局提供意見,以釋除部分家長疑慮云云。

如果政府真要釋除家長疑慮,首先,就要打破左派操控的香港國民教育中心、香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對國民教育活動的「壟斷」,允許其他教育團體公平競投和參與,不再搞「一黨獨大」。

其次,全面檢討這兩個中心、以及其他學校過往幾年推動的國民教育活動,審視是否有偏頗或有洗腦之處。筆者查看了兩個中心的網頁,確實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古有明訓。現今一些把國民教育叫得震天價響的人,不少早早已將子女送往英美等西方國家留學。除了被人議論最多的林鄭月娥兩位留學英國的公子外,一位曾任教灣仔聖公會鄧肇堅中學的老友告訴筆者,工聯會榮譽理事長鄭耀棠的兒子是他的學生,中學未畢業已負笈海外,不再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輩愛國人士,一律把子女送回內地升學。

2012年5月5日星期六

江關生: (暴動45周年) 六七暴動四十五年祭 ——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今天50歲以下的人,對1967年香港發生的大動亂,恐怕已沒有什麼印象了。

《南華早報》政治編輯張家偉的新作——《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以下簡稱《六七暴動》),對這場政治悲劇做了最全面深入持平的紀錄。


張家偉早在1996年任職《亞洲週刊》時,負責採寫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始末的文章。其後,利用公餘時間繼續深入探究,採訪了十多名當事人,當中有好幾個已先後離世,包括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老左派廖一原、蔡渭衡、黃建立、胡棣周,港英政府的姬達爵士等。在世的有曾鈺成、曾德成兄弟、葉國謙等,於2000年寫成並出版了《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簡稱《內情》)。2009年,他以舊作為基礎,寫成英文版Hong Kong's Watershed-The 1967 Riots。今年,中文版出世。

張家偉以其敏銳的新聞觸覺、嚴謹的專業素養,在新著裏增補了一些大、小人物的專訪,如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曾放過炸彈的左派「戰鬥隊」成員梁耀華、人造花廠工人蕭劍輝、參加罷工的水務局水務督察劉文成。其中,蕭劍輝的坎坷遭遇,尤其令人惆悵。

蕭劍輝先是被警方拘捕,在警署內遭毆打,導致部分神經線受創。休養期間,工聯會每月發給他生活費,一年後停止。蕭劍輝找理事長楊光理論,指工聯會不應如此絕情。楊光淡然說﹕「當時鬥爭是你自己要求的。」蕭劍輝唯有外出找工作。由於神經線舊患復發,手腳顫抖,在70年代後期失去工作能力。結果,妻子與他離婚,子女離他而去。晚年靠綜援維生的蕭形容,暴動令他家破人亡。2006年蕭劍輝去世,終年71歲。

要不是張家偉努力發掘搶救,這些珍貴的剖白早已隨風而逝,湮沒無聞。

《六七暴動》另一特點是,根據當時港英政府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往來的大量解密文件,探討了英國政府的撤退計劃,以及英方內部鷹派與鴿派的角力。

北京不欲重提「糊塗帳」?

智者千慮,也難免有失。筆者有若干發現,與張家偉不同,茲簡略提出幾點商榷﹕

1)張家偉說﹕「北京官方和香港左派陣營都不願重提這次事件,反映了北京覺得這是『不提也罷』的事件,甚至是一筆『糊塗帳』。」

此說不確。

張家偉舊作《內情》曾提及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但在新書裏卻一字不提。

不知何故,此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李後在退休後寫的這本書,絕非個人著作,而是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建議他組織幾個同志寫的。李後每寫完一稿,都送給姬鵬飛審閱。它的簡體字版﹕《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印數高達十萬冊,是經國務院港澳辦黨組審定、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在1997年4月出版,是「配合中央要求在廣大幹部群衆中進行關於解決香港問題基本方針和各項政策的宣傳教育的重要讀物。」(《黨的文獻》雜誌刊登的一段廣告文字)

官方結論﹕中央方針最嚴重衝擊

李後對六七暴動的論述句斟字酌,觀點鮮明。中國官方對六七暴動的權威結論盡在其中﹕

發生於1967年的 「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

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

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5000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十分之一。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工聯會論述與中央唱反調

且看工聯會對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的論述﹕

1967年5月,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港英竟出動荷槍實彈的軍警,用鎮壓、槍殺、逮捕、監禁和遞解出境等手段,對付工人群眾和愛國人士!激起了工人和各界市民的極大憤怒,遂演變成一場社會性的反英抗暴鬥爭。

「六七事件」爆發的原因,是港英長期以來對香港市民和愛國工會採取高壓手段,在香港只是攫取利益,不管市民福祉的殖民地統治政策導致的必然結果。因為港英這種手段和政策,造成了與市民的尖銳矛盾,社會缺乏公義,經濟落後,市民沒有民主,生活艱辛,民生困乏,民間不滿情緒瀰漫。

即使沒有「六七事件」,這種矛盾的不斷累積而導致的對抗,遲早也會發生。

「六七事件」是哪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

這段左得出奇、帶有翻案意味的文字,見於《光輝歲月 薪火相傳——香港打工仔的集體回憶 工聯會歷史圖片 1948-2008》,顯然是與中央唱反調,比起張家偉在書中介紹的絕大多數左派人士的觀點還要「左」。書的總編輯是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寫序的是工聯會榮譽會長、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

毛澤東通過立即收回香港決議

2)2009年9月,國務院原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在北京接受張家偉訪問時表示﹕「當時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打算派解放軍衝到香港,但周(恩來)總理獲悉後連夜制止」,才不致出現香港「提早回歸」的局面。

魯平此說不妥。

內地《黨史縱橫》1997年第8期厲松﹕〈高瞻遠矚 果斷英明——「文革」中周恩來阻止進軍香港〉一文提到﹕

196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成員和當時沒有被點名靠邊站的政治局委員共32人。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

幾天後,陳伯達等人就拿出了起草的方案﹕1967年9月15日收回香港,9月25日前組成廣東省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迎接10月1日國慶節。方案還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種可能方式﹕一、採取軍事行動,從海、陸、空進軍香港,收回香港。二、由中國政府照會英國當局,限英國當局於9月15日前把香港政權交給中國。三、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公布收回香港日期和將採取的軍事行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採取第一和第三種方式,並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楊成武、江青、汪東興、張春橋、張秀川為副組長的工作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負責,還決定由謝富治、黃永勝、張秀川組成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由謝富治任組長。此外會議還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英國當局賠償發動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造成的損失,歸還掠奪中國的文物。

1967年8月20日,陳伯達工作領導小組完成了各項佈置和計劃,決定動用兩個師的兵力發動進攻,另一個師待命,同時還組織3000名幹部隨軍進港,隨時準備接管港英各部門。

就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刻,周恩來總理感到事關重大,他迅速聯絡了朱德、董必武、陳雲、李先念、陳毅、李富春、劉伯承、葉劍英等老同志,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暫停收回香港。周恩來還親自先後七次做毛澤東的工作,他向毛澤東提出了暫停收回香港的三點理由﹕一、香港現階段存在有其經濟價值;二、香港的發展主要是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創造;三、香港工商界對現階段收回有抗拒性,倘若抽資外逃,近400萬香港人是一個大負擔。

毛澤東在冷靜思考之後,終於接受了周恩來等人的意見。

1994年5月6日,魯平在香港五大商會午餐會上講過﹕「你們可知道在1967年是周恩來在最後一分鐘才阻止『四人幫』派軍隊進入香港嗎?」此刻卻說是四人幫死對頭——林彪的幹將黃永勝。

其實,無論調動軍隊,還是解放香港,都是關乎政權和涉外的頭等大事,權柄都是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上,區區一個廣州軍區司令員又何來權力這樣做?!

曾鈺成三兄姊自發行動?

3)《六七暴動》值得探討的內容還有不少。

例如,捲入暴動的曾氏三兄妹——曾鈺成「經常到中環蹓躂,並參加了兩次遊行」(不會那麼巧,兩次都是偶然蹓躂碰上,馬上參加這類速聚速散的「飛行集會」吧)、與港大同學合辦反英抗暴刊物《新港大》;聖保羅書院學生曾德成在校內懸掛「反對奴化教育」的布條,被捕入獄;在庇理羅士中學就讀的妹妹曾勵予,也因參與左派反英活動而被捕入獄。如果說這些只是個人自發的行動,背後沒有人組織,也是很難令人置信的。梁慕嫻的《我與香港地下黨》對類似的左派組織活動已有詳細敘述,不贅。

又如,六七事件是先鎮(壓)後暴(動),還是先暴後鎮?持續近半年的炸彈狂潮是否得到中央政府默許和支持?中華中學學生製造炸彈是否校方教唆?港英政府對左派人士施暴,等等。即將出版的拙著《中共在香港》下卷,會有進一步探討。

在引用了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格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之後,張家偉說﹕「六七暴動的歷史,絕不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毫無關連的『死的歷史』。六七暴動的影響,至今依然持續。」

「左毒」清毒劑

殷鑑不遠。左派如今在香港已是大權在握,但「左」毒未清,且時常發作。張家偉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是一服來得及時、而且歷久常新的清毒劑,讓人們充分認識「左」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