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網絡與中國當代民族主義三波 三之一

當初提出在「中歐社會論壇」的大框架下設置一個民族主義問題討論組(Workshop)時，主要基於兩個想法：一是論壇提倡的「社會與社會間的對話」的基本精神。創造一個對話平台，突破狹隘的純學術小圈子，使歐洲和中國社會各界(學界、媒體、政界、業界等)智者賢達有機會面對面就世界與中國的重大共同話題交換意見。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歐洲是近代民族主義的起源地，曾經是民族主義猖狂肆虐的戰場，但二戰後的歐洲聯合也開拓了超越民族主義的制度空間。今天的歐洲仍然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的舞台，歐洲學者專家對民族主義的觀察與分析應該有助於解讀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怎樣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定位？如何評估中國民族主義演變前景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阻礙或推進作用？鑑於日益強盛的中國對世界的重大影響，鑑於中國的幅員、文化以及當下政治、社會轉型之不明朗，聚歐洲與中國海內外專家共同探討，應能擴大視野，釐清脈絡。

從歐洲反觀中國民族主義問題

以此為要旨，我們繼2007年10月在巴黎政治學院舉行第一次民族主義問題討論之後，於2009年7月20、21日在香港理工大學再次舉辦民族主義問題討論組。兩次討論均約請了歐洲與中國各界人士與會。2009年更進一步邀請了歐洲、中國國內以及海外華裔專家及亞太各相關國家代表與會、兩天會議既有熱烈的切磋探討，也不乏激烈的思想交鋒，兩次討論文章將結集付印，題暫定為(認同與全球化：中國民族主義悖論>。

筆者在介紹香港討論會時曾寫道：「同歐洲民族主義對比參照與從中國歷史國情入手分析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是本次會議的兩個主題與視角。以「認同與全球化；中國民族主義悖論」為題，會議希望將中國民族主義所涉及的文化認同，價值規範、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地緣戰略等各個層面的緊張甚或悖論關係作重點探討。舉其犖犖大者，諸如：天下主義與文化特殊論，硬實力與軟實力，影響世界與拒絶內政，自我中心與世界體系，政治專制與經濟開放，利益與價值，制度認同與文化衝突。」兩天的會議，當然無法涉及民族主義的所有向度，也不可能在所觸及的層面全面深入討論。但是，從2007年巴黎會議到2009年香港會議的兩年，是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展開的關鍵年份。尤其是從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到2009年7月初新疆騒亂事件，時間不到一年，這兩件性質不同的事件雖然沒有直接因果聯繫，但從民族主義蛻變這一角度檢索，則可能標誌着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重大轉折。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民族主義討論組的舉行是恰逢其時，討論中，歐洲與中國海內外與會者不僅就民族主義的理論問題，如何從歐洲反觀中國民族問題，灳就上述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各種表現進行了討論，並提出了諸多極富啓發的思路。從會議討論的思路出發，在結集即將付梓之時，筆者擬從以下三個方面，談談中國近期民族主義演變的脈動。

反美、反日、反西方的演變

中國當代民族主義興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直接同九十年代中國的兩個基本因素相聯繫。第一個因素是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持續不斷的對外開放，第二個因素是經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淡出政治舞台。這兩個因素決定了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兩個鮮明特點：一是來源於其填補意識形態空白功能的誘導性特徵，二是呈現出排外甚至仇外的對抗生特徵。「六四」事件之後，持續十年的新啓蒙運動戛然而止。民族主義思潮乘虛而入；作為戰略對策的民族主義、提倡國粹的道德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替補型的民族主義、商業炒作的民粹性的民族主義，從西方引進的反西方主義等五光十色的民族主義思潮均浮現於這一時期。大致說來，從其對抗目標梳理，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國民族主義經歷了三波相互聯繫又相互區別的浪潮。九十年代反美，本世紀初反日，2008年之後則呈現為一種空泛的反西方情緒。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政府渴望與世界接軌，增強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美國作為冷戰後國際社會的守門人，邏輯地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久拖不決，2000年申奧失敗等均被看作是美國遏制中國，打壓中國國際空間的企圖。至於維持台海安全穩定，更是被看成是為台獨撐腰，阻礙中國統一。1996年出爐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即是這一反美民族主義的極佳見證。

如果將2001年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作為中國全面捲入全球化的標誌的話，此前的1999年美國轟炸南斯拉夫中國使館事件和此後的2005年發生於中國各大城市的大規模反日遊行均是本世紀中國民族主義演繹的里程碑性質代表事件。前者意味着中國以美國為主要目標的民族主義達至新高點。後者則意味着日本取美國而代之，成為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劍鋒的主要指向。圍繞着戰爭遺留問題，釣魚台領土爭端、東海石油開發，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日本申請加入安理會任理事國等問題，反日民族主義一度接近失控的邊緣。2005年3月4日間遍及全中國的反日大遊行，堪稱新世紀中國民族主義所能達至的巔峰。然而，耐人尋味的是，以反日為動力的民族主義不僅沒有因為此次高峰而澎湃向前，反而成為反日民族主義夭折的轉捩點。反日的民族主義同反美的民族主義具有大分不同的導向和成因。美國雖然為近代西方列強侵華之重要一員，但美國不僅從來沒有同中國有過直接戰事，也同中國沒有任何領土瓜葛。90年代反美民族主義之所以熾烈的主因是人為的誘導與催化。一方面將民族主義的目標指向美國有利於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外交談判；另一方面，反美民族主義也比較容易控制。反日民族主義則不同。日本是中國近代屈辱的主要責任者之一。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20世紀30年代的中日戰爭，兩次戰爭兩次改變了中國近代歷史演變的軌跡。反日情緒在中國民間擁有雄厚的情感基礎，一旦反日民族主義潮流壯大，不僅可以實質地制衡官方外交政策，甚至可能將現政權席捲而去。正是因此，當2005年反日風潮紅杏出牆(註1)，初試鋒芒後，官方迅即煞車，民間的反日民族主義於是日漸式微。

在反日風浪潮起潮落的同時，中國輿論界的主導話語漸漸過渡到所謂「和平堀起」與「打造軟實力」。中國成功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申奧與申辦上海世博會成功似乎將中國民族主義引入一條和平、理性、建設的軌道上來。然而好景不長。2008年3月的西藏危機、4月的奧運火炬全球傳遞受挫，再一次引爆中國對抗式民族主義。2008年北京奧運，本應成為中國進入世界中心舞台的象徵性事件，卻反而給中國民族主義全球表演提供了機遇。經過了第一波反美和第二波反日浪潮之後，以捍衛奧運火炬為中心的反西方主義匯聚成當代第三波民族主義浪潮。

我所稱之為第三波民族主義的是一種籠統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說是籠統，是因為此次民族主義的矛頭並不像反美、反日那樣明朗。所謂反西方是因為自2008年3月西藏危機發生的第一天開始，歐美各國輿論都對西藏問題給予了很大關注，因而引發了中國部分網民強烈的反西方情緒。接踵而至的奧運火炬全球傳遞更加劇這種情緒。法國輿論對西藏局勢的關注，奧運火炬在巴黎傳遞的混亂，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在西藏問題上的言行則使得法國成為2008年中國民族主義攻擊對象的首選。同反美、反日民族主義一樣，沒有官方的放縱和官方輿論的引導，純粹的民間反法民族主義是難以想像的。

法國成替罪羊

法國為何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首選目標呢？在世界地緣戰略構圖上，法國沒有美國的影響力和實力，也沒有德國的經濟份量。將法國看成來自外部世界的攻擊對象不會對中國自身尤其是經濟利益構成大的傷害。從柿子專揀軟的揑的道理出發，法國乃是很容易到手的替罪羊。然而，從實際操作來看，法國其實並非理想的民族主義發泄對象。法國同中國不存在不可調和的歷史問題，不存在根本對立的民族利益，更無不共戴天的領土之爭。反法的民間情緒有易於控制的優點，但中法之間並無實質性歷史積怨和利益衝突作為反法的憑據。或者說，無論是從歷史出發還是從當下出發，既難以將法國打扮成中國核心利益的傷害者，甚至也很難將法國說成是中國崛起的挑戰者。從這一角度看，法國這隻軟柿子更像紙花畫餅，只見其形而不聞其香，誘人食慾而無法充飢。反法高潮之時，雖有網民呼籲抵制法國貨，但卻應者藐藐便是明證。

同反美、反日一樣，2008年以來的反西方民族主情緒官方導向的性質甚為明顯。同時，隨着對抗性民族情緒的升溫，來自民間的民粹式的民族主義漸漸加強。換言之，90年代至今的當代民族主義在演變過程中，官方與民間互滲，精明算計與盲目怨恨交錯的持點也漸次呈現。而這一持點的呈現卻又是同當代中國在世紀轉折之際出現並普及的一個重中新事物相輔相成的，毫無疑問，這一新事物即是互聯網的橫空出世。由於互聯網的普及，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慣常難以捕捉的國際資訊不再遙不可及，傳統政治中視為秘密的外交談判不再密不透風，關注地緣政治的網民有了發表言論的平台，底層的民族情緒與精英的民粹衝動有了發聲和互動的可能。於是，網絡民族主義應運而生，熊培雲認為「網絡民族主義的抬頭最早應該是在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見本書<關於網絡民族主義的發言>)，也有人稱2003年為網絡民族主義元年。2008年遍及全球的以中國留學生為主體的保火炬，反藏獨的大遊行，中國部分網民對西方媒體如CNN、BBC的聲討等均是通過網絡表達，傳播而後成形的。不少城市裡激動的網民甚至鋋而走險，大有衝出潛在空間，在中國圍剿法國超市「家樂福」之勢，所有這些，自然沒有逃脫世界輿論的注意。

自由與箝制拉鋸的網絡世界

不過，網絡雖然可以為民族主義推波助瀾，為民族主義激盪提供新舞台和強勁的傳播手段，但21世紀的中國網絡既不是一個充分開放的網絡，又非一個眾生平等的空間。即使從全球整體運作狀況上講，今天的互聯網離其開放與平權的理想仍然有着遠大距離。中國現階段的互聯網實際是一個自由與箝制拉鋸的網絡世界。少數網絡控制者與眾多網絡使用者之間不平等的但又無處不在的博奕形成了一種封閉與開放。強烈與自由，暴戾與仁愛交織對峙，相互爭奪的格局。不僅如此，當今中國的網絡民意甚至透露出一種極權性質的肅殺之氣。

以2008年汶川地震為例，地震發生之後，中國互聯網上公布的如「國際鐵公雞排名榜」，以慈善的名義勒索捐款。美國餐飲企業麥當勞在中國合法經營，合法盈利，面對災難捐款兩百萬人民幣。卻不被這些「道德監工」所接受，不僅被列入「國家超級鐵公雞榜」，一部分四川南充愛國人士甚至圍攻當地麥當勞商店，要求麥當勞滾出南充，滾出中國。在西藏危機中受到衝擊的法國家樂福集團，心有餘悸。在捐款三百萬之後仍然受到質疑，結果只好再捐了千萬了斷。莎朗‧史東事件是另一典型案例。美國影星史東就四川地震發表言論，由於提到報應一詞，引起中國網民憤怒。一時間，中國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民間網站，遣責之聲四起；<北京青年報>稱其為壞女人，<人民日報>指其醜陋，百萬網友簽名抵制，商業公司宣布與其劃清界限，史東頓時處於一種全民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絶境之中。

從本世紀初至今，中國互聯網一邊綻放出自由、獨立、啓蒙的火花，一邊卻充斥着此類極端、專橫之氣。然而，中國互聯網是一個被控制、被扭曲和被導向的潛在空間，其對外呈現的面貌既非互聯網的全部，更非中國社會的整體。僅僅從民族主義表達的角度，通過意識形態、國家利益、輿論一律誘導和形塑的中國互聯網既可能鼓勵和強化對抗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又利用各種封殺，遮罩手段壓制不同觀點，加強中國網絡世界的極權與獨斷性質。分析上述事例，極權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三類意識形態惡習兼而有之。

註1: 90年代有人用「調情」描述民族主義與專制主義二者間的關係(可參見吳稼祥文章)，頗傳神。此處「紅杏出牆」也是調侃，並不在乎其眨義，或正是因為其眨義。在其他主義受到打壓之時，粹主義一枝獨秀，實在有調情與出牆之情，紅杏只是暗喻而已。

三之一

作者是旅法學者

陳彥: 哈維爾歐洲觀的啟示——歐羅危機緣何解決無期？

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不僅是東歐舊世界的掘墓人，

而且是民主東歐的建構者，

他主張以普世價值為基礎建設歐洲聯邦，

今天看來顯然有非比尋常的現實意義。

捷克斯洛伐克（註1）「天鵝絨革命」22年之際，捷克著名異議人士、思想家、政治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2011年12月18日離我們而去。如果將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塌，視為東西冷戰結束的象徵的話，那麼，這個象徵更多地意味着一個舊世界的 逝去。捷克的「天鵝絨革命」也是一個象徵，這個象徵預示着一個新時代的誕生。哈維爾一生的傳奇意義，正是他不僅是蘇聯東歐集團共產極權主義舊世界的掘墓 人，也是一個新生的民主東歐的建構者。

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說來，哈維爾代表的意義，一方面體現在他的極權體制重壓之下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信念，並畢生為之奮鬥的勇氣；另一方面則集中於他對極權主義，尤其是後極權主義的深刻剖析，他的<無權者的權力>一文所代表的理論貢獻，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遺產。

堅守民主價值 推動歐洲一體

從整體上看哈維爾的一生，他雖然長期生活於極權制度下，不僅曾經被剝奪過受教育的權利，也飽受捷克共產黨造成的牢獄之災。但是，哈維爾仍然適逢期會，尤其是他在捷克「天鵝絨革命」前後叱吒風雲，引領時代浪潮的經歷更是難得一見的異議人士所夢寐以求的境界。從歐洲及東歐大歷史背景下觀之，哈維爾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均站在時代的前列。他既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見證人，也是時代波瀾中心的弄潮人。不過，哈維爾的過人之處，不僅是他能夠在「天鵝絨革命」之後，以民選總統身份將捷克導入民主軌道，而更重要的是，哈維爾將東歐看成是歐洲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整體歐洲觀，以及他毫不動搖地引領捷克加入歐洲聯盟的實踐。哈維爾辭世後，歐洲輿論對他的讚譽除了他對民主價值的堅守外，還有他推動歐洲一體化的努力。

1989年捷克走出極權主義之後的十幾年間，作為捷克總統，哈維爾對內致力於民主制度的建設，對外則堅定不移地推動捷克加入歐洲聯盟大家庭。哈維爾是最早呼籲推動歐洲政治聯合的歐洲領導人之一。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即積極宣導建設一向政治聯合的歐洲憲法。從今天歐洲所遇到的政治與經濟困境來看，意味深長的是，同今天歐洲領導人以解決歐洲債務危機為目的而倡導歐洲聯邦的呼籲相比，哈維爾以普世價值為基礎建設政治歐洲聯邦的主張，顯示非比尋常的現實意義。

上世紀九十年代，哈維爾作為捷克民選總統，一方面力爭捷克盡早加入歐洲聯盟，一方面推動歐洲政治聯合，並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和訪談，闡述他關於歐洲文明和歐洲聯合走向的歐洲觀。

哈維爾認為可以從三個層面理解歐洲：第一層面即地理意義上的歐洲，那是小學課本上的常識。第二個層面是民主國家組成的歐洲。這個歐洲即是目前正在運作的歐洲聯盟。這個歐洲是由民主國家或稱非共產黨國家組成的國家共同體，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歐洲，擁有共同的貿易、分配、補償等經濟規範。第三個層面的歐洲不僅是政治聯合的歐洲，更重要的是價值與精神上的歐洲。在哈維爾看來，歐洲聯合不僅應該是經濟甚至政治的聯合，最為根本的即是在共同會值層面的聯合。只有加入價值層面的聯合之後，才可以持久。

領袖乏遠見 歐債治標不治本

回顧2011年，對於歐洲聯合進程最具影響的事件，莫於希臘債務危機以至波及整個歐洲的歐羅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由來已久，但是直到2010年初，由於國際評級機構對希臘財政支付能力評級下調，並對歐洲其他國家包括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財政狀況發出警告，引起輿論普遍關注。對於2012年的歐洲前景，無論是法國總統薩爾科齊還是德國總理默黑爾，都承認歐洲聯盟仍然沒有擺脫歐羅危機的嚴峻挑戰。但是，目前引領歐洲的法德兩大軸心國仍然只能是站在就事論事的立場上，亦步亦趨以技術及行政手段解決歐洲目前困境。

從經濟層面看，2011年無疑是歐洲聯盟面臨最為嚴峻考驗的一年。由希臘債務危機爆發而一發不可收的歐羅危機步步推進，逼使歐洲步步退讓，只有招架之功，而使歐羅危機一直無法結束。悲觀的輿論甚至認為，2012年也許就是歐羅崩潰的一年，而歐羅的崩潰最終也會導致整個歐洲聯合工程夭折。不少輿論指出，歐洲遲遲無法擺脫危機陰影的重要原因，即是歐洲領導人目前面對危機的治標不治本的作為，缺乏政治宏圖，因而無法重振歐洲的信心及世界對歐洲的期待。

歐洲聯合進程的並非一個單純的貨幣統一過程，將希臘債務危機及其解決辦法，放到歐洲聯合進程大框架下觀察，希臘債務危機最可注意大概有兩點：

第一，希臘是一個歐洲小國，其國內產值僅佔歐羅總產值2.65&%。這樣一個小國，就可攪動歐洲聯盟的全局，說明今天的歐洲已經完全成為一個互相依賴的整體，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歐洲解決希臘債務危機的過程來看，一次又一次的協調一步一步升級援助，以法國為首的解救派與德國為代表的處罰派多次談判協調，最後終於在去年12月9日達成歐洲新條約。這一條約規定歐盟進一步加强聯合，統一財政政策，將遵循歐洲財政統一要求、避免赤字的所謂「金規則」寫入各國憲法。儘管英國反對這一條約，但歐洲26國能就此達成協議，並有可能於今年3月最終由各國正式簽署，但毋庸置疑，這一步乃是歐洲向進一步聯合的實質性一步，薩爾科齊將這一條約稱作是「另一個歐洲的誕生」。從這一意義上說，歐洲聯盟仍然是歐洲聯盟，這一聯盟不是極權意識形態的產物，不可通過强制手段將烏托邦强加於人。歐洲聯合進程一直得力於各種危機和困局的外力推動。這次歐洲債務危機無疑也為歐洲聯合提供了强大助力。

第二，在希臘債務危機期間，時任總理的帕潘德里歐宣布就歐盟援救方案舉行希臘全民投票。2011年11月1日，剛通過艱巨談判同歐盟達成解救方案的帕潘德里歐宣布將組織公投，讓希臘民眾表決是否擁護這一方案。但是，這一宣布引起歐洲各國强烈反彈，帕潘德里歐不得不最終放棄公投，並辭去總理一職。就事論事，帕潘德里歐的公投決定，有着自己的政治小算盤；他企圖通過公投重新獲得政治合圣性，將希臘債務危機的責任轉嫁全體希臘公民，但是從民主原則的高度看，將關係到希臘每個公民個體利益的國家大事交由公眾表決郤是具有充分合法性的。然而，不僅帕潘德里歐的決定不符合歐盟的決策程序，而冄歐盟本身也不具備將此類重大問題交由公眾表決的機制。這件事突顯了歐洲聯合進程一大悖論；一方面是歐洲聯合建設必須遵循民主與漸進的路線，另一方面，歐洲各國領導人包括更廣泛的精英階層又對歐洲民眾對歐洲聯合的認同缺乏信心，因而在重大決策關口，總是遮遮掩掩，企圖用層層疊疊的行政手段繞過民意關；以各國政府間的各種協定、條約等技術程序推動歐洲聯合進程。然而，這種技術性推進看似是小步向前，但一方面無法走出狹隘的財政與經濟領域，另一方面也加劇了歐盟民主機制的缺失。半個世紀以來，儘管歐洲聯盟創立了議會與法院等民主與司法獨立體制，但是，由於長期只着眼於經濟聯合，避免闖政治難關，繞開民主改革和民主建設，使得歐洲聯盟存在頭重腳輕，缺乏支撐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政治基礎。

歐洲聯合前 惟有訴諸民意

歐洲聯合走到目前，從建立煤鋼同盟、貨幣聯盟，統一中市場、向東歐擴大一直到統一貨幣，在人類歷史上首創飯局，從根本上避免了民族間的敵對與戰爭，將歐洲帶入主權共用的超民族新階段。直到今天，歐洲聯合的成功，絶非單純的歐洲統一市場的成功。歐洲的成功乃是歐洲以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價值為基準而建造的一整套超國家、超民族的法制規範認同。歐洲的軟實力，歐洲對世界的感召力，歐洲經濟有效運轉的保障，正是來源於歐洲為人類展示的這一可能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治理新範式。然而，自從2004年歐盟向東歐擴大之後，歐洲政治聯合的努力郤一再受挫，尤其是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歐洲憲法之後，歐洲政治聯合之路日來艱難。2007年通過的<里斯本條約>雖然得以繞過歐洲憲法，但精英階層對政治聯合缺乏信心，對民意是否能支持歐洲進一步聯合也失去信心，這一狀況，强化了歐洲2004年東擴之前就存在的以技術替代政治傾向。

以哈維爾的歐洲觀，觀察歐洲聯合的現狀，歐羅危機遲遲難以解決，不僅是由歐洲缺乏政治聯合的雄心，也由於歐洲在錘鍊價值共同體與打造歐洲公民社會方面進展緩慢。2012年伊始，關於歐羅解體的議論甚囂塵上，而一旦歐羅解體，經60多年打造而開創的歐洲聯合大業也可能功虧一簣。面對危機，歐洲關於政治聯合，闖民主關呼聲也日益增多。透過這些呼聲，可以看到歐洲輿論對政治聯合以解今天的歐羅危機已經有了其為清醒的意義。今天的歐洲也許已經走到歷史的拐點，就事論事，以技術手段解決問題，以協調經濟政策治理危機已不能商應局面。只有着眼價值共同體的建立，將政治聯合提上日程。而要以共同價值為基礎建設政治歐洲，最好的和最後的手段即是將歐洲聯合的前途訴諸民意。具體說來，歐洲能否借歐羅危機助力，從2012年開始即着手推動歐洲範圍內的民主實踐，如歐洲理事議員由全歐選民選出？歐洲理事會如果不能將歐洲經濟統一與實現民主的政治歐洲統一起來，歐洲理事會主席能否由歐盟各國共同普選產生？

註一 捷克斯洛伐克在1992年解體，並於1993年1月1日起分別成為捷克共和國及斯洛伐克共和國兩個國家。

陳彥: 哈維爾的遺產

「天鵝絨革命」發生整整二十二年之際，瓦茨拉夫．哈維爾（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離我們而去。哈維爾的一生是傳奇的。從異議人士到領導民主革命，最終埋葬共產主義制度，他的唯一武器就是他對自由、人權等作為人類普世價值毫不動搖的信念，與他的一支永不疲倦的筆。哈維爾是後共產主義民主捷克的奠基人，是當今世界罕有的表裏如一、永不停歇的人權政治家。「天鵝絨革命」之後，哈維爾被選為捷克總統，他當仁不讓，前後擔任總統職務十三年之久，面對權力誘惑，不僅能夠功德圓滿，全身而退，甚至在離職之後，由於他毫不妥協捍衛人權、自由，支持世界各地異議人士反抗強權，使其人格在晚年放出更為耀眼的光芒。

 

哈維爾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劇作家—異議人士—國家元首—人權捍衛者。哈維爾青年時代開始從事戲劇創作，走上藝術之路。他對藝術自由的追求很快引導他走向對政治自由、對人的價值的追求。一九七七年，哈維爾參與起草歷史性的《七七憲章》而成為東歐著名異議人士。同其他敢於反抗共產主義專制的異議人士一樣，哈維爾沒能免於牢獄之災。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之前兩個月，哈維爾仍被關押在監獄。同其亦師亦友共同起草《七七憲章》的揚．巴托契卡相比，哈維爾是幸運的。巴托契卡在《七七憲章》發布當年，就被捷克警察處決，犧牲了性命，而哈維爾則看到了《七七憲章》所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理念在捷克付諸實現。他人生的高峰也許是在捷克「天鵝絨革命」之後旋即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並帶領捷克走過了最為艱難的由共產主義向民主社會轉型的路程。

 

一生捍衛「無權者的權力」

哈維爾的一生可以說是時代風雲雕刻的一件完美傑作。身兼異議人士、國家元首、極權主義理論家多重身份，他人生的每一階段均站在時代的前列。他既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見證人，也是歷史波瀾中心的弄潮人。同眾多同時代人一樣，他經歷了共產主義時代，承載了共產極權主義向後極權主義轉化的苦難。他以超人的敏銳，觀察極權主義制度，剖析晚期捷克政權與社會大眾的關係，從捷克經驗探討極權主義的一般特徵。他的扛鼎之作《無權者的權力》透析極權主義，照亮了反極權主義的道路，鼓舞了世界各地專制下的人權鬥士。

 

什麼是「無權者的權力」？哈維爾的回答是：在真實中生活！哈維爾認為，後期極權主義社會的基礎是謊言。筆者在這裏用後期極權主義概括當時的捷克社會，是為了避免「後期極權主義」可能同「威權主義」混為一談。所謂後期極權主義乃是社會已經失去了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恐懼和謊言在社會與人們生活中無處不在。哈維爾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實中生活必然是對其最根本的威脅。」在真實中生活對於後期極權社會來說，「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義（讓人性復歸）或認識上的意義（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義（為別人樹立榜樣）。它還有一個十分確定的政治意義。」在他看來，在真實中生活，「可以是個人或群體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識分子的抗議信，工人的罷工，搖滾音樂會或學生示威，拒絕參加選舉鬧劇，在官方會議上發表聲明，或者絕食，等等。」因為，「生活中每一個自由的言論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構成了對後極權制度的間接威脅。」在哈維爾看來，普通人之所以能夠對極權機器構成威脅，原因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架極權機器的部件和共同建造者。

 

哈維爾此文寫於一九七八年，當時捷克離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已歷十年，無論是在捷克還是在東歐其他國家，即使是在最早萌動反極權運動的波蘭，都看不到極權主義社會任何鬆動的舻象。但是，哈維爾卻以其堅定的信念和對極權社會的準確體察，宣判了極權終將不敵人性對真實的追求而最終崩潰的結局。一九八九年底的「蘇東波巨變」證實了哈維爾的洞見。

 

呼籲不要因為經濟而不顧人權

回顧逝去的年代，世界發生了戲劇性變化。當年喧囂一時的蘇東共產主義陣營早已土崩瓦解。俄羅斯以退為進，以民族主義加威權主義抵禦民主大潮暫獲成功，中國以實用主義加開放市場換來一時的經濟繁榮。而在另外一邊，隨共產主義陣營的失敗接踵而來的全球化加速與歐美社會內部危機的爆發，傳統的民主模式頗受質疑，「中國模式」一時呈現後來居上之勢。面對這一局面，當有人為了短期經濟利益鼓吹放棄價值堅持之時，哈維爾再次站出來指陳歷史。二〇〇九年十月，哈維爾在法國《世界報》撰文重提東歐劇變，指出當年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測一個隨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會引發雪崩。時隔僅僅一年，突尼斯引爆茉莉花革命，阿拉伯文明世界進入自由、民主的視界。今天，阿拉伯之春更似呈現突破伊斯蘭區域，向威權主義的殘存堡壘發動進逼之勢。不僅遠在南亞內陸的緬甸傳來變革之聲，曾經看似固若金湯的普京統治也搖搖欲墜。世界歷史的進程再次證實哈維爾所論證的「無權者的權力」，無權者對專制的和平抗爭，對真實與自由的追求的巨大力量。

 

哈維爾對自由的追求和堅守不僅來自於其不動搖的信念，也來自於其「反政治的政治」理論。他將倫理、道德看作政權與從政的基礎，並在其執政期間身體力行。從這一意義上說，他是西方典型的帶有烏托邦性質的「哲學家國王」。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東西冷戰結束，全球化迅猛發展，世界民主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維爾幾乎與朝鮮專制強人金正日同時逝世，有中國網友戲言他的辭世還帶走一個暴君，這當然不過是一個政治玩笑而已，但是，哈維爾的去世在世界上引起的輿論波瀾已足以顯示其對極權專制的政治與道德的衝擊。

 

哈維爾辭世前一周，由於無法出席自己創辦的「論壇二〇〇〇」，還給與會代表發出信函，呼籲民主國家不要因為經濟而不顧人權，而導致失去自身的根本。從異議人士到總統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始終毫不妥協捍衛「無權者的權力」，這是他留給世界的政治遺產，也是他道德人格的燦爛展現。

 

作者是旅法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