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得來不易

五月二十日，臺灣總統馬英九回顧七年政績，力言不可不仰賴中共：「兩岸和平獲得的成果，得來不易，必須努力維繫。」他不但以共產黨之心為心，還以共產黨之舌為舌。

「得來不易」是中共成語，香港共家幹部鄭月娥就很會說這樣的中共八股，例如三月二十一日她出席撲滅罪行聯席會議，致辭說：「香港長期的良好治安，得來不易，社會必須全力維護。」中國人說話，怎會這樣下流。

現代漢語所謂「得來不易」，中文簡簡單單，叫做「難得」。《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唐太宗下令營造飛山宮，大臣魏徵上疏諫止，說奢侈淫亂是隋煬帝亡國之道，不應仿效：「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太平盛世失易得難），可不念哉！」魏徵不會說什麼「得來不易，可不念哉」。

又《隋唐演義》第七十一回馮小寶談到左攬武媚娘右抱懷清之樂：「今日逢着夫人（武媚娘），難得懷清姐姐分愛，得沾玉體。」換了是馬英九，一定會說：「今日逢着夫人，懷清姐姐分愛，得沾玉體，得來不易，必須努力維繫。」

「難得」兩字，一落到中共語言學家手上，就變成「得來不易」四字，長一倍之多，很有現代漢語短話長說的特色。馬英九那段政績回顧廢話，長十九字，譯做中文，十二字就夠了：「兩岸和平，成果難得，必須珍惜。」

古德明: 中共「信用破產」

去年六月，中共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白皮書，把所謂「香港高度自治」解釋成為「中央政府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慨歎說：「這個政府信用破產！」鮑彤所見不差，但他畢竟是新中國人，說的是現代漢語。

「破 產」中文只有一個解釋：家產耗盡。李白就曾經破產：「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醉後贈從甥高鎮》）李白又曾稱譽秦末張良散家財求壯士刺始 皇：「子房（張良）未虎嘯，破產不為家。」（《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今天的法律詞語「破產」，沿用古人意思，十分貼切。

但 中文沒有「信用破產」的說法。這個「破產」，無非英文bankrupt一字的變體。《朗文當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bankrupt條下就有兩個解釋，一是 「破產的」，一是「缺乏（某種美德）的」。詞典還有例句：（1）The firm went bankrupt（公司破產了）。The opposition attacked the government as morally bankrupt（反對派批評政府道義淪喪）。第二個意思的bankrupt，中文還可以譯做「蕩然」，例如《後漢書》卷六十七說到黃巾賊亂天下：「朝野 崩離，綱紀文章蕩然（廢壞）矣。」信用蕩然、道義淪喪等，譯做現代漢語，一定是「信用破產（bankrupt in credibility）」和「道義破產」。現代漢語人最引以為榮的，就是用方塊字寫英文。

中國人會說中共背信棄義、言而無信、食言而肥、百約百叛、出爾反爾、輕諾寡信等等。中文詞彙豐富，何必一味向西方學舌。

古德明（東拼西湊）

范椒芬可以不朽

三月十九日，中共嬖幸范椒芬上香港電臺議政，被問及中共對六四的論斷，馬上一臉嚴肅，回答說：「總有一天，六四會有更啥的定論。」一個不着邊際的「啥」字，既不犯中共諱忌，又不違天下清議，真是巧奪天工，可傳萬古。

范椒芬之前，中國最著名的巧言，要算秦檜論岳飛罪狀的三個字：「莫須有。」「莫須」是宋人語，意思是「或須」；「莫須有」即「應該有」，說起來還有點立場，還可反駁。當年名將韓世忠就反駁秦檜：「『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現在，范椒芬終於把秦檜比了下去。秦檜只要一臉嚴肅說：「岳飛之罪，說來更啥。」管教韓世忠目瞪口呆，不得要領而退。秦檜假如懂得以「更啥」取代稍嫌橫蠻的「莫須有」，也許還可免卻千秋罵名。

中共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畢福劍最近出席私人宴會，乘興高歌文革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名曲，唱到「共產黨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忍不住口吐人言：「唉， 可別提那個老屄養的了，他可把我們害苦了。」不料這一切給偷偷錄影下來，公諸互聯網上，畢福劍頓遭四面八方圍剿。今天，說人話者動輒得咎，這一點，范椒芬 很清楚。
春秋宋襄公說：「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宋襄公不知道，對有些生物來說，不為人並不要緊。要緊的是做官。

皮相易醫，筋骨難治

中共的簡體字，多年來為人垢病，識者更從中看到中共面目：「親可以不見（亲），愛可以無心（爱），導可以無道（导），義可以交叉（义）。魔鬼、偷、毒、黑，一點少不得；貪和騙，稍微變一變（贪、骗）。」這段評注，證諸歷史，字字不訛。

不 過，字體無非語文的皮相，還原不難；詞彙句法，才是語文的筋骨。過去六十多年，中文遭中共銼骨抽筋，已經變成天下最低等語言，名曰現代漢語。只是新中國人 十九但見皮相，不見皮下筋骨。就以香港來說，不少人非議簡體字，卻對現代漢語甘之如飴。於是，「沒有讓步餘地」變成「不存在讓步空間」，「中國淪陷，香港 易手」變成「中國解放，香港回歸」，「備受矚目」變成「高度吸睛」，「實現」、「困難」、「領袖」則變成「落實」、「難度」、「領導人」等等，污人目，穢 人耳，罄南山之竹，不能盡錄。傳播界天天向大眾灌輸這些共家官話，大眾也都爭相學舌。十年前，香港那裏有人會說什麼「難度」、「跟進」等下流詞語；現在， 卻幾乎沒有人不說，還說得琅琅上口，甚至寫得炳炳成篇。中文在大陸以至香港都已經死亡。

據西方傳說，人死在吸血鬼利齒之下，會變成渴血行屍，不用十字架，不能消滅。現代漢語就是中文變成的行屍走肉，不多讀中國古人書，不能祓除。但新中國人都是魯迅同志。魯迅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

古德明: 本土派的功業

去年九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揭民主之纛，犯獨裁之鋒，發起一場民眾運動，舉世矚目。學聯五子和梁振英政府一場辯論，更是氣壯如山，令中共面目無光。就此而言，學聯功不可沒。

奇怪的是，香港所謂本土派一面說追求民主，一面卻和學聯不共戴天，說學聯是「賣港賊，勾結港共政府，出賣七百萬人福祉，換取豐厚報酬」等等。香港大學本土 派學生率先發難，和中共派系攜手，倡議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議案付諸公投，憑二百多票之差通過。中共、本土兩派一擊得手，隨即在其他五家大學重施故技，以 「保香港」為名，非議學聯「建設民主中國」的目標，致力瓦解這個大學生聯盟。

「香港自治，建立本土民主」的口號，十分動人。但是，過去幾十年，本土派為香港民主有過甚麼建樹，答案是白紙一張；現在，他們會怎樣為香港爭取民主，答案 仍然是一張白紙。他們的說辭是「先安內才能攘外」，而要「安內」，就要肅清學聯等多年來䇛起民主思想的「賣港賊」。本土派「清內奸」的業迹，在中共功勞簿 上，的確可以寫得密密麻麻。

戰國末年，嬴秦使王翦侵趙，趙國名將李牧、司馬尚固守邊疆，屢敗秦師。王翦於是用反間計，收買趙王寵臣郭開，誣告「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 秦」，結果趙王斬李牧，廢司馬尚，自毀長城，三個月之後，就告亡國（《戰國策》卷二十一）。今天，說學聯「欲與共產黨禍港，以多取報酬」的本土派，未必讀 過《戰國策》，但手段也真和郭開不相上下。

南宋紹興十一年，秦檜、張俊等怒斥岳飛指使部將張憲「提兵佔據襄陽，投拜金人」，是大宋內奸。名將韓世忠詣秦檜，詰問實證，秦檜回答：「其事體莫須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二、《中興小紀》卷二十九）。今天，斥民主派為「香港內奸」者，對秦長腳故事一定了然於胸，只可惜還未能盡除那些反共內奸 而已。

香港反共內奸盡除之後，本土派會有甚麼經天緯地大作為，外拒中共，內建民主，郭開、秦檜都可以告訴你。只是不少人不相信歷史，寧願相信本土派的口號。大陸 淪陷六十五年，本土派假如能夠「保住香港」，無論是以獨立還是自治名義，都絕對是好事。可惜，今天香港已到危急存亡之秋，本土派的「好事」依然是離間民主 派，務求逐一打倒。

識時務者，論政而今不可不從本土派，既可嘩眾，又可取寵。但四十年前，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無懼憑一支筆，向中共把持的學聯挑戰；現在，又何懼憑一支筆，為中共疾視的學聯執言。梁啟超《自厲》詩說得好：「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瘁校群兒？」

古德明: 共家香港的言論自由

一月十四日，香港長官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一開首就怒斥香港大學學生報去年初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題，鼓吹香港獨立：「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 能不警惕。法治是香港的基石。追求民主，應依法守法。」這番話，由「法治」二字起，分為兩段，但前後相接，清楚暗示港獨言論犯法。只是今天香港所行港英法 律還未盡廢，未能駕虛詞興大獄而已。

《左傳》卷九有一個膾炙人口故事：鄭國子產為政，鄭人往往聚首鄉校，月旦政事。大夫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一口拒絕：「夫人朝夕退而游焉（國民早晚聚首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子產的言論自由思想，在舊中國最黑暗時代，仍然不絕如縷。《史外》卷六載：明熹宗年間，魏忠賢主政，揚州知府劉鐸眼見楊漣、左光斗諸君子相繼入獄，憤然題 詩扇上，遭魏忠賢黨羽逮捕，揚州幾百士民詣闕為他求情。刑部侍郎沈演主持公道說：「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詎宜以將無同之字迹（怎能因字迹該是相同），成 莫須有之罪案？」劉鐸於是得復原官。

今天，根據中共《憲法》以至香港《基本法》，大陸和香港居民都有「言論自由」，但是，在大陸，民權律師浦志強網上批評中共，其評語竟然就成為「尋釁滋事、 煽動民族仇恨、煽動分裂國家」三條重罪的鐵證。而在香港，鼓吹香港獨立，或被梁振英諷為「不依法守法」，或被《文匯報》評為「邪教口吻」。最近，梁錦松、 徐麗泰等政客紛紛呼籲制訂港人聞風色變的二十三條，「禁止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等等。然則香港和大陸看齊，以語言文字罪人，已是指日可待。

在大陸，大學有「七不講」禁令，民權、新聞自由、中共闕失等，一律講不得。而在香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只因副教授戴耀廷主張民權，就遭《文匯報》連篇累牘筆誅墨伐，說學院上下「沆瀣一氣，重政治，輕學術」。然則香港和大陸看齊，大學「七不講」，也已是指日可待。

據無國界記者報告，去年中國大陸記者在囚人數之多，居全球之冠。香港黃雨傘民主運動期間，梁振英政府對付記者的手段，顯然也已和大陸無別。偏偏梁振英的施政報告還說「重法治，推進民主」。

中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上月談到黃雨傘運動，摩拳擦掌警告港人說：「好戲還在後頭。」這場好戲，戲名應是《二十三條莫須有之獄》，演員當然不會有鄭子產或沈 侍郎，但一定有魏忠賢、梁振英和袁貴仁。袁貴仁身為中共教育部長，在言論自由上，最能以身作則。所以，今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說：「西方觀念，絕不許進入我 們的課堂。」但是，二○一一年三月八日，他卻說：「國外一切，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只要有利於我們建設，都可以學。我們派那麼多人到外國都不怕， 還怕在自己國土受影響？」這就是新中國的言論自由：胡錦濤時代要這樣說，習近平時代則要那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