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月14日星期六

中國時報社論:連任就是承擔更大責任的開始



第五次總統選舉昨日投開票,馬英九以近百分之五十二的過半數選票獲得連任,由於選舉前藍綠選情緊繃,史無前例地諸多企業主競相公開表態,呼籲支持能夠維繫兩岸和平穩定的九二共識,這次大選不啻是對九二共識的一次公投,選民以選票展現對於國家發展方向的選擇,既鼓勵現任者繼續朝對的方向努力,更提醒始終否定九二共識的民進黨,正向面對兩岸對話的重要,否則,相對封閉的兩岸政策將永遠是民進黨重新執政的關鍵阻力。

二○○八年總統大選,馬英九以百分之五十八的超高得票率席捲全台,這次競選連任,卻出乎想像的辛苦,過程中甚至出現過藍綠民調死亡交叉的情況,一般認為係馬政府第一任受全球金融海嘯衝擊,執政四年政績不若預期亮眼使然,「經濟選民」即成為這次大選各方競相爭取的對象。

民進黨初期策略主攻貧富差距、六三三政見跳票等,選戰節奏堪稱穩健,唯在後期戰場轉移到九二共識後,罩門立現;國民黨堅守優勢戰場,蔡英文反九二共識火力愈旺盛,中間選民愈焦慮;當蔡英文以「有錢人」區隔挺馬企業主的同時,其實距離眾多受惠兩岸開放紅利的基層民眾愈遠。

以溫和理性形象帶領民進黨走過在野低迷四年的蔡英文,在選戰最關鍵時刻還是向基本教義派靠攏,讓不少中間選民失望,也註定她無法跨過再執政的門檻,這不只是蔡英文的問題,而是民進黨問題。台灣大選吸引國際目光,除趨於成熟的民主之外,主要因素就在於兩岸關係會不會因為大選結果而生變,民進黨成為兩岸與區域穩定的變數,民進黨可以不理會國際和北京,卻不能不聆聽人民冀望和平的心。

選舉結束,台灣又要進入一個新的局面,未來四年面對歐債危機可能引爆的全球經濟二次衰退,對連任的馬政府而言,是艱困的挑戰;對全民而言,則要共度一個舉世皆難挨的時光,此時此刻,台灣需要的是終結選舉裂痕,開啟朝野政黨對話,以協商取代對立衝突,以合作共商因應方案。

大選前,蔡英文曾經承諾選後她將開啟朝野對話,包括九二共識等重大兩岸議題都可納入討論,蔡英文的承諾就是民進黨的承諾,希望這個承諾不會因為選舉結果而有變,過去四年,民進黨和蔡英文拒絕馬政府的對話邀請,馬蔡唯一對話過的場合是兩岸ECFA辯論,不論是當時的ECFA辯論或者如今的總統大選,選民非常清楚的告訴民進黨:台灣需要ECFA、台灣需要九二共識,民進黨包括蔡英文在內的領導階導,都不能無視於台灣人民真正的需求。

民進黨是植根於台灣的本土政黨,但不能扭曲本土意識塑造成鐵板一塊的台獨意識,民進黨創黨廿多年來,從來未以台獨意識能在大選中獲利的,扁執政八年靠著國親分裂,才能以族群動員鞏固基本盤並倖勝,但這終究不是志在執政的政黨長久之計,過去民進黨內曾經有過兩岸政策的路線大辯論,時隔十數年,兩岸交流形勢遠比過往更密更緊,放眼未來四年,民進黨顯然需要第二次兩岸政策的黨內辯論,避免黨內政治領袖永遠擺脫不了深綠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挾持。

蔡英文和民進黨以缺乏民主程序為由,否定九二共識,無視四年前的總統大選就是一次全民參與的民主程序,這一次,選民再用過半數總統選票的支持確認九二共識,這是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也是全民對兩岸政策抉擇,經這次等同公投的總統大選,朝野不必再爭執是否有九二共識的存在,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兩岸和平協商,就是我們的需要。

堅持獨立參選到底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得票則在三個百分點以下,較諸其選前民意調查支持度打對折還少,印證藍營選民在兩千年總統大選分裂造成政權易手的教訓銘記在心,當多數選民選擇一個平穩安定的未來,棄保自動發酵,但是讓親民黨低空跨過政黨門檻,未來有兩席立委的親民黨在立法院還是有發聲的空間,然而,宋楚瑜執著於一己恩怨,創造了親民黨,也差點毀掉了親民黨,足堪為所有政治人物鑑戒。

過半連任的馬英九總統再次扛起全民負託,較上次選舉得票率大幅滑落六個百分點,這六個百分點有民進黨得票率的成長,當然也包含宋楚瑜的得票,這些流失選票背後,簡單來說就是對馬政府的不滿,第一,為什麼四年前擁有國會四分之三多數席次,不敢大膽地推動對的政策?第二,用人是否過度偏狹?而有少數決策之嫌?第三,不論是對泛藍或泛綠陣營,為什麼難以有效溝通或對話?上述種種馬英九總統不能因為順利連任而疏忽,還是要深切檢討。

衡酌國際形勢,未來四年只會比過去四年更辛苦,挑戰更艱巨,改革的腳步更不能停。競選過程中,不論是在野政黨、或者是各個人民團體,都對馬政府提出各項建言或批評,這些意見都應該被納入新政府的決策討論,以凝聚台灣最大共識,減少內耗,第一任做不到的朝野對話,要在第二任達成。

馬總統不能忘記自己在投票前夕的承諾:大刀闊斧讓台灣脫胎換骨、用生命捍衛中華民國、促成泛藍大團結。連任就是承擔更大責任的開始,選民信賴正派的馬總統,不會在第二任時枉法貪腐,會兌現政見承諾,不負人民所託。我們需要一個團結的台灣,需要一個更和平穩健開放的兩岸關係,天佑台灣,民主讓台灣偉大。

工商時報社論: 發展經濟才是硬道理



13任總統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脫穎而出,獲得連任,我們在此申表祝賀之意。雖然馬總統勝選感言中強調會重視台灣經濟,並協助青年人實現台灣夢,但我們依舊要提醒馬總統,未來4年台灣經濟將面臨全球及區域的挑戰,如欲實現承諾,政府就必須大刀闊斧的進行經濟結構的改革。

從本次選舉的結果可以發現,經濟才是民眾最關切的,只有改善經濟才能獲得選民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年全球經濟在金融海嘯、歐債風暴的籠罩下,景氣循環愈趨不規則,這雖不是台灣的問題,但台灣的外貿依賴度高逾7成,出口產品過度集中,因此每次受創都比日、韓來得深。2009年金融海嘯時如此,預料今年歐債風暴的衝擊,亦復如此。因為這4年台灣產業結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這將是台灣未來經濟最大的罩門。

歐債風暴雖早已影響去年美、歐的經濟,但由於希臘、義大利等五國今年234月到期的債券,每個月都在600億歐元左右,這是筆驚人的數目,若這些國家無力償債,必將牽動信心危機,而重創全球需求。如此一來,台灣的出口豈能不受波及?雖然外界都認為這次的歐債危機不會像四年前金融海嘯的猛烈,但如今全球經濟變化愈來愈沒有法則,景氣的起落愈來愈撲朔迷離,馬總統自不可掉以輕心。

今天台灣除了面臨景氣衰退的風險,還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好的產業結構能降低台灣總體經濟的衰退風險,像南韓的面板、半導體、造船、汽車、通訊產品,占其出口比重極為均勻,都在7%左右。但我國僅電子產品占出口比重已近30%,復以台灣產業多數循代工模式,這樣的產業結構非但使得台灣經濟容易大起大落,並且國民所得也不容易提高。如果這個結構不改變,四年後馬總統要實現人均GNP達到3萬美元,其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

歷經這場選舉,馬總統其實也深知民眾關心的不是總體經濟成長多少、人均GNP多少,民眾最關心的還是就業、所得與貧富差距的問題。過去兩年政府部會門口總有一張海報如此寫著:「中華民國,精采一百,經濟果實,全民共享。」事實上,這幾年有時經濟成長雖有不錯的表現,但是根據官方的調查可以發現,廠商實際加薪的比率並不高,從國民所得統計的資料更可以發現,2010年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44.5%,不僅低於10年前50%的水準,也創下歷年最低。這說明在當前台灣這樣的產業、賦稅及勞動市場結構裡,縱令經濟成長超過10%,也無助於提升小民百姓的收入。馬總統這兩年來經常強調「經濟成長可以改善所得分配」,但從這些年的薪資、國民所得統計的數據看來,馬總統必須調整這個思維。在追求成長之餘,必須調整產業、賦稅及勞動市場結構,才能實現充分就業及提升中產階級所得,並改善貧富差距。

台灣除了有內部產業結構調整的急迫性,在南韓近年來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合下,也讓台灣備感威脅,因而政府相關部會已開始積極與貿易夥伴洽談自由貿易協定(FTA)。我們認為政府積極尋求經濟結盟是對的,但必須記取當年為加入世貿組織(WTO)而輕易承諾調升米酒酒稅的教訓。不合理的米酒酒稅雖在馬總統主導下回歸正常,但這個教訓卻不能忘記,否則簽訂更多的FTA,非但無法解決小民百姓的經濟處境,反倒惹出許多問題來。

馬總統得以連任,接下來將依據其所規劃的黃金十年進行改革。根據黃金十年的願景,希望未來黃金十年是「和平的十年、建設的十年,幸福的十年」,政府將會進行相關法規鬆綁。我們贊同不合時宜的法規確實應該予以刪除,但是在有關勞動市場的法規部分,如果要談鬆綁這件事,恐怕必須三思。世銀每年公布的經商環境評比,以往包括「聘僱員工」這一項,但近兩年已加以排除,我們相信世銀已顧慮到評估經商環境好壞,本來就不應該以解僱勞工的難易、開除成本的多寡加以認定,因而有此一決定。由此可知,當我們在黃金十年願景裡談到法規鬆綁時,必須體會勞工的感受,否則黃金十年對勞工而言,何來幸福可言?

我們肯定馬總統過去4年兩岸開放、因應金融海嘯的創新作為,相信馬總統也必然能為未來4年、甚至10年的台灣開創新局。惟其間非但有全球景氣衰退的挑戰,還有內部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選民已把這個重責託付予馬總統,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馬總統當然得全力以赴。我們認為,在這些內外動盪的情勢中,只要馬總統一切施政能多替小老百姓著想(正如米酒一樣),相信必定能帶領台灣在未來幾年創造另一個經濟奇蹟。

明報社論:馬英九連任是兩岸政策公投的勝利




台灣的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馬英九帶領國民黨打敗民進黨,他當選連任總統,在國會也奪得過半議席,其中馬英九勝民進黨的蔡英文約80萬票,差距之大,出乎一般人意料。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遭受民進黨猛烈攻擊,今次選舉,變相是對馬英九兩岸政策的公投,選舉結果說明大多數台灣民泷認同以「九二共識」為主軸的兩岸和平路線,日後馬英九推進兩岸良性互動,會少了很多阻力。

今次選舉結果,國民黨、民進黨在兩岸政策的差異,具有決定性作用,對於各方面都有啟迪,特別是民進黨若想再執政,目前近乎僵化的兩岸政策,會是最大阻力;至於北京當局,選舉結果說明採取更多政策措施,促進兩岸良性互動,是促使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必由之路。

兩岸因經濟互動已質變  民進黨政策僵化是敗因

2008年,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在陳水扁貪腐政權引發巨大民怨之下,他大勝民進黨的謝長廷221萬票,當時國民黨在立法院所佔議席,有壓倒優勢,馬英九和國民黨處於完全執政地位。不過,這種有利情,在一年多之後,馬英九所統率政府施政失誤頻仍,特別在20098月水災救災不力,導致民怨沸騰,馬英九聲望急速下滑,他的領導能力受到質疑,就是在這次選舉中,「馬英九無能」也成為其他候選人、特別是宋楚瑜攻擊的口實。

2008年之後,國民黨在多次補選都敗陣,兩年多前,馬英九更換內閣,由吳敦義接替劉兆玄出任行政院長,情勢稍為穩定下來,去年「五都選舉」才得以勉強小勝。事實上,今次選舉,從島內一些民調顯示,馬英九一直未能拉開與蔡英文的差距,到去年11月底,個別民調更顯示蔡英文已反領先,馬英九的選情可謂空前嚴峻。

據島內一些分析,選情再逆轉的關鍵,是台灣一些企業家相繼表態,強調「九二共識」的重要,讓台灣更多人認識到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聲言當選後會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交付公投,事關重大,因為前者毀棄兩岸穩定的政治基礎,後者則衝擊台灣經濟、影響不少人的實際利益。另外,即使美國也從既定管道,表達若蔡英文當選,可能會觸動兩岸關係的擔心。民進黨和蔡英文感受到壓力,她近期在說法上已經調整,例如講到對ECFA,表示當選後會概括承受,就是要化解影響。但是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路線使人不能安心,蔡英文要承受輸80萬票的結果。

所以,馬英九這次勝選,除了清廉政府得到肯定,兩岸政策起到關鍵作用。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以「九二共識」為主軸,與北京據此互動,使兩岸關係得以平穩發展,經濟上ECFA的簽署、大陸遊客到台旅遊消費等,提振了台灣經濟,在全球經濟低迷之際,台灣經濟靠覑「大陸因素」,基本上保持上升態勢,今年增長還可望成為四小龍之首,這些都是環繞「九二共識」的結果。馬英九連任,絕對有理由相信他會加強兩岸良性互動,所以,正常情下,未來4年,兩岸關係沒有悲觀的理由。

至於蔡英文,敗選後已經辭職,她4年前在民進黨被陳水扁弄得遍體鱗傷後,接任主席,今次選舉,民進黨得票和立法院議席增長不少,顯示她再次凝聚了綠營。蔡英文敗選,主要敗在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民進黨的台獨綱領,使她不可能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是兩岸關係由經濟互動發展,已經起了微妙變化,隨覑兩岸經濟整合將無可避免持續下去,若民進黨堅持僵化的兩岸政策,則日後在選舉中處境會更加困難。所以,民進黨若想再政黨輪替,調整兩岸政策,使之更符合實際客觀情勢,看來是民進黨新領導層要思考的問題。而蔡英文之退,會否伺機再進,值得注意。

至於宋楚瑜今次參選總統,島內許多人都不明所以,因為2000年他的參選,被認為是造就陳水扁以不到40%選票仍然當選總統的原因;另外,今次宋楚瑜雖云左右開弓,但是批馬英九的力度,遠高於對蔡英文的鞭撻,他要扳倒馬英九的決心,好像較當選意願還大。當然,宋楚瑜大力批馬,或會強化馬英九的支持者,產生危機感,變相為馬英九催票,宋楚瑜得票只有不到37萬票,相信是藍營支持者自行「棄宋保馬」的結果。從政治上,宋楚瑜今次大輸,2000年大選後,他的政途幾經深沉,此役之後,能量大概所剩無幾了。

做好兩岸經濟整合  政治困結有望化解

至於北京當局,汲取以往的經驗教訓,對台灣選舉保持絕對緘默,以免得成為民進黨的助選員,今次執行之徹底,更值得肯定。不過,北京並非沒有介入。北京堅持「九二共識」,綱舉目張,壓縮了民進黨的迴旋空間,實際上,今次有30萬台商由大陸返台投票,相信他們大多數是藍營支持者,他們對島內親友發揮影響力,每人只要影響到兩個人,就多拿到60萬票,從這個角度而言,北京對台灣選舉的影響,可見一斑。所以,北京如何在經濟領域對台灣施予更大影響力,加速兩岸經濟整合,只要這方面做出成績,則政治問題也有望成為可解之結了。

安裕周記:不要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



社交網站facebook這幾天有一個帖子在我腦海晃來晃去,那是一條四十二秒長短片,配了音樂,剪接不算很業餘,只是那帶著廣東口音的國語聽來有點怪怪。說的是香港快要給大陸人淹沒,從小學到大學學位都如是,片末有一句旁白說「獅子山下還會有出頭天嗎?」從政治正確來說,這種手法未免有操弄族群省籍矛盾之嫌,但又確實說到幾百萬生於斯長於斯的地道香港人心裏。片完了,黑底白字打出一堆文字:不要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

一些朋友這幾天跨海去台北看大選,在whatsapp上發回來的短訊是希望蔡英文勝出。這種情況很普遍,連久未見過的小林也因著南方朔表態支持蔡英文而雀躍。這種心態在周邊認識的朋友裏不少。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心情的折射?是不怕民進黨上台後兩岸兵戎相見?(回應是中共試射導彈早已有之),抑或兩岸關係倒退到斷絕這四年的經貿往來?(回應是好哇,斷了三通,香港保住轉口貿易這一塊)。我想,這些書念得很好的年輕朋友絕不是盲目好戰主義分子,他們的想法是悲情下的反彈,this city is dying,唯一能夠挺抗中共的只有民進黨,對陰霾漫天going nowhere的香港而言,等於是濁浪惡水上的燈塔。

「台灣」不是地理名詞,是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結束後的一個政治名詞,是等於毋忘在莒、光復神州、克難救國、漢賊不兩立的意思。當然,在某幾十年間,「台灣」也代表了高壓統治、警特橫行、民主無望的多重意義。至於更貼近平民百姓的「台灣」,一九八八年之前是人人不宜居之的一個島,恐怕台灣朋友還記得「牙刷主義」這詞——兩蔣當道年間,台灣大款人人都想移民外國,有些家庭幾乎第二三代都走光變成小美國人或小澳洲人,留下父母在台北賺最後一桶金。那些子女都不在身邊的父母就是牙刷主義者——只留下一柄牙刷,要走馬上就可以走。那天讀報,讀到宋楚瑜原來曾經在美國修了一個圖書館學碩士,馬上就笑了出來,宋先生可能也一度是逃兵。七十年代中葉,美國甚缺圖書館管理員,有這個學位,很容易找到工作兼留在美國。宋先生也許是例外,但也許不。但其他的台灣的美國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八九不離十必定是與意圖留在美國有關。

說這些出來,不是取笑台灣人,香港也有這些情況,二十幾年前「六四」還未發生,也是大批大批移民加拿大,還創了一個語帶相關的詞語「太空人」。我的親友裏大不乏人,從山東膠西到上海溫州到香港到英國/加拿大/澳洲。大半生在過客身分中渡過,那是轉徙神州天地間的忙狼狽,說得直接一點,由北而南都是在逃避共產黨。到英國人快走,又得打包袱西進,輕描淡寫一句「我去land了」,丟下了大半生在這小島擁有的一切,變賣細軟去了冰天雪地的洋人國度。我還記得九十年代初回到香港時,聽到藝人曾志偉的一句黑色喜劇笑話直插心脾:貧賤不能移……,過了兩秒,才冒出一個字:民。那是千家萬戶在太平洋彼岸的避秦之夢。

不算垂死也半死不活

當香港和台灣的同質性如此相近,當香港來到今天的縱然不算垂死之城也是半死不活,回歸十五年不到就接連丟城失地了。有人說,香港不是好好嗎,連續十八年榮膺自由經濟體第一,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多次得到中共高層信誓旦旦保證,香港更能比台灣領受中國大陸崛起的庇蔭。我同意這些,絕對沒有一絲異議,然而我想問:十五年前有沒有中共幹部和你爭論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應不應該在民意調查列出來?十五年前的新華社有今天中聯辦的高姿態麼?十五年前的一國兩制是如何實踐而今天的一國已取代兩制你知道嗎?

香港社會有看法認為,這幾年一些反對內地人反對中共插手香港的行動和思潮,是因為香港經濟凋敝的自卑心作崇。我不能夠完全同意這種以偏概全的說法,如果就是這麼回事,香港年輕人到尖沙嘴D&G門外拍照就不僅發生在今天,八九十年代日本歐美遊客都在廣東道摩肩接踵,要反對要眼紅,不應該是當下。至於所謂反對內地人心態之說更是不明所以,反對什麼,只是因為一些同胞在街上撒尿拉屎?太兒戲的反對理由了吧。如果這樣討厭內地人,每年「六四」就不會十幾萬人其中包括大量年輕一代,坐在維園熬一個汗流浹背或淒風苦雨的晚上來悼念二十幾年前壓成肉醬的內地人。

聒噪的香港一些人

香港社會對台灣選舉的關注和關切,是一種唇亡齒寒的入神凝視。老實說,馬英九或蔡英文當選,對香港七百萬人的宏觀影響並不深邃,關心的是有沒有能力抵擋北京的各式介入或干擾。統獨在這次台灣大選不再是議題,也就是說,所謂「把台灣從中國脫離出去」的爭論不復存在,相反,人們以更加務實的角度來觀察這次選舉前的一切,而非選舉後的發展。選舉前的一切,是指中共對台灣選舉的任何形式影響或介入,人們看到兩個層次的走向——從文宣而言,中共完全避免公開討論台灣選舉的結果或評論任何主要政黨,這種禁足,是因為九十年代台灣首次民選總統前解放軍試射導彈,結果把李登輝送進總統府的教訓。這種不發一言的做法,在香港社會留下很奇異的印記:香港這些年沒有一刻能夠享受類似的政治靜謐。惡形惡相和惡言惡語,以一國和兩制的主客互換進入我們的政治生活;那是聒噪的人生體驗,簡單而言是令人感到討厭。難得是台灣能令世界上最喜歡說話的政治組織閉嘴,太了不起。

然而香港社會也看到台灣的無奈一面。中國大陸的經濟猛潮無法阻擋,馬英九打的兩岸穩定牌,潛台詞是一旦沒有兩岸穩定,台灣經濟不保。與香港一樣,台灣經受了經濟滑坡的打擊,大陸打開自由行這一大門,台灣零售業和旅遊業稍見起色。這道板斧在香港身上極為受用,台灣在特立獨行和倚靠大陸之間受到考驗,能否以這次選舉向中共說不,是人們殷切關心的最核心原因。在一些港人心目中,台灣在利益和原則之間如何取捨怎樣取捨,是這些人未來人生一個重要風向標。攤開來說,若能夠抵擋一陣,保住香港傳統價值的不妨再看一會;如果兵敗如山倒,那就只得另謀打算。

大放厥詞的低級官員

香港成為台灣未來的樣板,台灣倒過來是香港的希望,這種互相倚傍的政治氛圍背景,是中共完全拋棄毛周年代處理港台事務精神之後的事。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席捲大江南北,葉飛兵團進攻金門,就是沒有踏入香港,因為毛周考慮是對香港國際地位的長期打算。果不其然,韓戰爆發,中共便是通過香港這窗口運進亟需的各類物資。韓戰結束五十年紀念大會在北京舉行,霍英東位列席上,這一安排說明了,於中共而言,五十年代的香港有幸仍在英國人手上。六十七十以及八十年代,中共對香港都以實用主義當頭的「用」字為主;到了回歸伊始,江澤民放手讓董建華處理港務。那時中共駐港機構低調得不能再低調,姜恩柱是中聯辦主任,來了香港退休回去都不為廣大巿民所知。二○○三年之後,中共插手港事,時至今天,一國兩制不忍卒睹,低級官員指東講西大放厥詞,一切政治當頭,彷彿回到那十年浩劫的不堪歲月。

台灣到今天還算能夠挺住的原因是一千八百萬張選票,中共如何不信普選制度,但一千八百萬人畢竟是要討好的。一旦厥詞說過了頭,一旦質疑為什麼把中國人和台灣人分開進行民調,這一千八百萬選票就會回以顏色,是某些人欺善怕惡的明證。這是鐵一般事實,幾百枚M族導彈對準台灣不能解決這問題,因為台灣有防衛力量。這和國際人格沒有多大關係,卻和流血死人有絕大關係。要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今天中共完全有此能力,但打仗是要死人的,要付的政治成本遠高於人命成本。這是海峽兩岸近年隱而不宣的關鍵詞,更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台灣是槓桿的支點,美國通過軍援台灣,把寶島變成第七艦隊的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讓台灣永遠成為美國手上的一隻牌。打狗看主人,台灣在中美之間有相對裕餘的政治活動空間。因此美國在中美關係上一直使詐要保持這一操作空間,三大公報中的《八一七公報》,講好了美國向台灣售武限制,還說明售武質量不能超越上一次水平,事實是簽署公報時台灣空軍用的是美製F5E戰機,今天是F16戰機。

鋼鐵是這樣煉成的

不要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說得泄氣點是一廂情願的企盼,是不想香港從此成為中國大陸某一城巿的主觀之念,是想香港變成另一個台灣的幻想。我說這是幻想,是因為台港間的迥異,這既有先天的因素——不容北京承認還是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擁有自己的軍隊和國際人格;台灣有極其光輝的爭取民主傳統,從兩蔣黑暗時代的殷海光到小蔣時代的黃信介,還有數之不盡的施明德康寧祥李敖許信良等等等等。那是無分統獨的年代,卻是押到警備總司令部把你一口牙齒拔光用刑的日子。那是把你兩條肩膀扭得脫臼讓你像狗那樣趴在地上拷問的日子。那是李敖的書在印刷廠印製時警總派人去搶的日子。台灣民主不是靠吹出來的,鋼鐵是這樣煉成的。

沈旭暉: 訪狼之前﹕他朝君體也相同——並覆《致兔書》




刊登《訪豬書》後原應刊登《訪狼書》,但本周狼事忙,訪問順延下周。

日前喜悉《信報》博客石峻兄對在下撰寫《致兔書》予以指正,內容多涉及候選人與核心價值的關係,值得再談。

這裏把石兄的批評歸納為十點,以略作回應。

(一)石兄斷言在下挺豬,批評在下隱藏立場,「字裏行間露了餡子」,不像他筆下的狼營劉迺強先生「單刀直入,似足一個真的漢子」。不少朋友閱過《狼媽紮腳之謎》,卻斷言在下挺狼,就動機,有心人測度自無不可。只是對常人而言,天地不是非狼即豬;只有林㗖的粉絲,才有全亞太都針對林㗖的義憤。在下討厭以動機誅心論扣帽子,但為免石兄誤會不當他是「真的漢子」,唯有遵命以狼粉標籤,以示尊重。

(二)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狼是「一張政治白紙」,難評,暗示評其價值觀必有偏頗。然而,不發聲並不等同白紙。豬狼均曾公開批評抗爭者破壞理性文化,反映豬狼均認為就是一些行為沒有違法,只要破壞他們認為要捍衛的文化,也會發聲。邏輯上,同一人以「人人有言論自由」為由,對學術自由、法治精神、邏輯習考受衝擊時不發聲,不啻默許政治文化的改變。故曰﹕愈是白,愈是黑。

(三)石兄作為狼粉,批評以支持者言論投射狼身為不公,並以英格蘭球迷不應連累「碧咸叔叔」為類比。在下深以為然,想石兄認同一旦「碧叔」聲名狼藉,英格蘭亦求狼得狼。在過去十年,最常發表有違核心價值言論的論家,主張限制個人自由、擴大政府權力、質疑三權分立、不滿「法官治港」、嘲弄「媒體霸權」、高呼國民教育是洗腦、動輒以「外國勢力」或「挑戰中央」上綱上線、以敵我矛盾看反對派、乃至質疑一國兩制根本的,其實不足十位。他們一律是狼粉,例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兩任總裁邵善波、張志剛先生。狼一直擔任該中心理事會主席,其職員並非「球迷」,而是有上下從屬關係;在下為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絕不會聘用價值觀徹底相反的人共事,不用說倚為心腹。上述立場代表人物固然挺狼挺得「真漢子」,更被政圈視為狼代言人,狼並非不知。國外政客的支持者出現爭議言行,主角會說明後者不代表自己、不認同相關言論,否則無異默許。正如劉迺強先生要求豬與豬營言論切割,若狼三緘其口,被代表乃求仁得仁。

(四)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狼豬都絕對遵從北京的意見,可見二人對核心價值的差別乃「偽命題」。豬固然不會違背北京,但只要沒有北京的硬指示,卻不會先發制人、挖空心思製造議題來破壞核心價值,後者卻是上述狼粉近年所為。豬用不覑在這範圍表現,連傳統愛國者也不用如此。

(五)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質疑狼沒有仗義執言是苛責,因為豬也沒有。然而,對鍾庭耀被指為西方走狗,豬的回應是政治不應干預學術、公職人員不應隨便發表個人意見,暗示郝鐵川發言不當;狼的回應是不要對郝論太緊張,似不認為這是問題。狼說近年很多訴訟「不得人心」,豬說政府不應理會個別案例的政治效果、只應依法辦事,似對「訟棍論」態度有別。狼任公職時高調捲入劉慧卿「被支持台獨」事件,豬沒有這類前科。狼是批評媒體沒有對他仗義執言那位,這是誤會了媒體功能,別人才會反問其往績;豬沒有這類控訴,卻欣然接受媒體監督。

(六)石兄作為狼粉,認為筆者提及狼簽署劉迺強先生發起的、主張「社會利益」凌駕個人的《香港再出發宣言》不值一提,因為「政治口號作用只不過是聚集一群人,口是心非、口非心是是政治的經常現象」。恕在下不能苟同,恐怕對宣言期望甚殷的劉君與狼也不能。筆者對聯署的宣言,只要一字不同意都不會加入,這是基本道德。否則豬營中人當年何不聯署,交交劉迺強這位狼粉筆下真漢子?

(七)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豬是強推遞補機制的林瑞麟的上司,而在下無「記得和提及」,是為偏頗。豬長期在政府,未免有太多難被記提之處,例如他很自豪的在莊豐源案捍衛法治,筆者就不記得。林瑞麟是問責局長,我們才覑重他的政治責任;近日譚志源局長推出新方案,起碼沒「落敗替補」的反智,其定案在豬任內,以狼粉邏輯,是否豬力挽狂瀾?在下卻記得在輿論僅有為落敗替補背書的幾乎全屬狼隊、特別是張志剛先生;他們並非政府中人,並無護航的職責。

(八)石兄作為狼粉,認為「豬身邊的人,不少也是曾蔭權競選連任的臉孔」,斷言豬難改革。然而當狼不斷表示,其競選團隊非管治團隊,狼粉何能斷言豬選團就是豬管團,而不會比狼管團海納百川?

(九)石兄作為狼粉,質疑筆者對狼營支持者跟在下的學術「討論」「還深有餘怒」,批評筆者「把這些私怨反射到第三者」。在下胸襟自然沒有石兄廣闊,但經歷數十論戰,緊密合作的昔日對手如恆河沙數。在次主權論爭,狼營劉夢熊博士對本人大力支持,是為私恩;筆者不認同劉博士一些觀點,但對其尊重,深信他良知猶在,非另一位劉君可比;而對後者,是沒有人會憤怒的。筆者舉例為的是論證邏輯,狼粉卻只看到仇恨;核心價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以私怨視之的,恐怕不是在下。

(十)石兄作為狼粉,說在下有「路路皆通、到處逢源的本能」。但願如此﹕若沒有兩下子,下場早和好些學界朋友一樣了。這些文章只是對Roundtable的責任,我們不像三十會容許主席以「個人身分」入狼營,深信核心成員不應捲入其中、不應表態。其實,不斷說「石兄作為狼粉」是很小學雞的,道理若是道理,也不會因為動機而改變;竊以為狼粉以動機論閱讀世情似並不科學,石兄亦毋須從測度動機、質疑人格來否定其觀點。閱過全文,石兄難免堅信在下挺豬,但若非對狼深有期望、無意為豬得分,在下怎會在石兄感召前不細說以上各點,又怎會撰文為狼申冤?若狼營說「而我不知道石峻是誰」,怨石兄為此文見報的始作俑者,石兄難道就是豬諜?

在下無求於豬狼,但求退隱,然而防止反核心價值路線主導香港乃大是大非,做應做的事,午夜遇上夏蕙姨才能無愧於心,否則他朝君體也相同!致狼豬為的是訪狼豬,下一步筆者將與友人草擬核心價值約章,邀請候選人聯署,有把握假的真不了。在下也將於同一系列訪問曾鈺成先生,信息可自行猜度。至於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抱歉不便透露,引述迺強金句﹕「可怕吧!」

石兄自言「家裏只有一道門,等待的是真正的學問」。有人挨更抵夜等待錢、有人刷牙擦背等待愛,但都不及安坐家中就能等待「真正的學問」教人羨慕,這福份,愚弟是沒有的了。石兄命在下去月球當「搗藥玉兔」,甚是,不過豬狼好歹是香港領袖,石兄以兔並列,教人誠惶誠恐,也難掩心中興奮,筆者對何俊仁就懶得選動物邯鄲學步。石兄又命在下到月球陪伴嫦娥,更要遵命;保障了核心價值,常人自會寄情嫦娥。地球有石兄、劉迺強這些真漢子陪伴狼豬,我們自應從月球回火星,地球是很危險的。

紅眼: 我透明,而他們顏色鮮明





【編按﹕此文寫於上周五晚上】華燈初上,從基隆路轉入忠孝東路四段,市政府一帶的交通完全病癱,似是除夕返鄉潮提早了整整一周降臨。

車尾紅暈密密朝覑前方爬行,因為大塞車,耀目的紅燈都安靜守候覑,但只要扭開收音機即聽到沸騰的選前分析與藍綠對罵,便懂得這份靜默其實已按捺不住總統大選的躁動。

這天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台北車站禁止計程車駛入,突然冒出的巡警彷彿從不遠處凱達格蘭大道的總統府蔓延過來,有種預示了台灣要有什麼颱風來臨的舻象。

台灣朋友開玩笑,說是誰都隱隱覺得明天多半有槍擊事件。

昨晚我們還在台北見過面,如今他已人在高雄,準備明天投馬英九一票。

是的,過年前一個星期他提早回鄉,凱達格蘭大道有群情洶湧的選前造勢晚會,翌日台灣要選他們的新總統。

往返台北的人潮遠比聖誕或新年來得熱鬧,那不常見的規矩步伐,擁擠間的一點兒距離卻流露出一種平時趕覑回鄉過年所沒有的莊嚴,這倉卒數天的往來,有神聖的驅力。這恐怕是生於香港的我自小無法體悟到的心情,我們雖有數十萬人上街,但從沒有數百萬人去投票。如同我的朋友所稱,過年是一件家事,投票可是一件國家大事。聽了這句,我暗自咀嚼所謂國家大事的深義,別人在長久的政治敏感年代尚維持覑健康的國家意識,我們回歸祖國眨眼十數年,那些年的小孩,明年差不多都要考大學,但大事仍沒有我們的份。

近日同窗飯後話題大抵離不開蔡英文還是馬英九,甚至兩個都不投,棄而支持第三勢力,說是對政局不堪的表態一種。台灣男生有個打不開的潘朵拉盒子叫兵役,無論文青不文青,80後還是七年生,在高雄當兵還是金門當兵,這話題一打開不講大半天是不罷休的,使沒有當過兵亦沒機會當兵的我大呼無癮,只能靜靜喝覑悶茶似是胯下跟他們相比少了幾,連喝茶的動作都忽然有點娘娘腔。而比兵役這個禁忌之盒更加使我尷尬的是,他們有自己的一票,而我從沒有享受過這個權利,我一直期待,但不曾對誰大聲叫喊過﹕「這個人,是我的總統候選人。」

從心裏擠出來的那份酸澀,是真切被閹割者說不出的羡妒。對於香港的不了解,使台灣人偶爾便會踢到我的下陰,雖不含敵意,說是不痛絕對是假的。比如說,旅居台灣初期,研究所的同窗、家庭理髮店的阿姨跟我家樓下的便利店店員,都驚訝於我能夠閱讀繁體字。他們懂得我國語不佳,卻也以為,香港既回歸祖國必定已被簡體字馴服。我回應了數遍,因答得太多便懶得再重複解釋,只微笑不語,後來返港看到國際機場的餐廳大部分都已換上簡體字餐牌,方明白便利店店員不是無知,而是未卜先知。再有人問,我笑得已不理直氣壯,只能暗自苦笑。

從心裏擠出酸澀羡妒

而對於投票一事,便利店店員更加妙語連珠,叫我招架不來。問到他是否要請兩天假期回屏東投票,他愕然看覑我似覺得我是幼稚的西元前古人:「這是必然的嘛,我怎麼不回去投票?」然後他恍然一笑,拍拍我肩原諒了我的無知:「對啊,你們香港現在是共產黨的嘛,所以你們已經沒有投票這回事對不對?」要我答不對,或是對?有與沒有,難道能夠介乎在對與不對之間這麼詭異嗎?我怕一輩子都會記得他那深表理解的表情。他錯,但我居然說不出他錯在什麼地方,沒此厚顏。我總不能拿立法會選舉跟他們相提並論,他們不止有立委,連里長都有。

再說,台灣總統大選真是將一個留學生的孤獨心情揭露無遺,我意思不是指他們要回鄉投票這事情,也不是指他們有不少人因為藍綠立場問題要召開家庭會議這事情。另一個朋友說,其實自己對投票沒什麼興趣,貫徹一般80後孕育自物質盛世底下的政治冷感,但票不得不投,政局的壓力他沒感覺,但家裏有。兩個月之前某頓住家飯吃到中途,他老爸便突然探其口風要投哪一邊,如果不投票,好像真的不能再回家吃飯要跪玻璃似的。

國家大事是家事一部分

剛才說國家大事重於家事,卻又其實,國家大事正是家事的一部分,反過來是無數人的家事支撐覑一件國家大事,國家一詞,以至家國天下的理念,在這裏我感受得到。聞說,在台灣普遍都是一個家庭一個顏色,父母是藍的,即使女兒要換色大抵都要暪覑偷偷進行,唱反調輕則被指摘為亂投票,重則葬送台灣前路。

在經濟不景氣與海峽政局仍不明朗的今日,我能理解台灣人大都對政治漸漸灰心,但對於投票,最基本的民主精神,卻極之上心。他們對台灣有份堅硬的責任心,他們始終相信未來都掌握在他們自己手裏。那便是沒多少個香港人真心愛港,而台灣人總是台得可愛的原因。此刻的孤獨心情,像是在童話故事裏似曾相識的。不正是被父母拋棄的孤兒於下雪天獨於街上蹓躂,隔覑玻璃窗凝望別人一家三口歡樂享用聖誕大餐那牙癢癢的心情?

我透明,而他們顏色鮮明。

洪清田: 周日話題﹕無限無厘頭思緒 辛亥百年台灣觀戰






今天投票日,早上下了一陣微雨,台北天上竟然藍天白雲,空氣出奇清新。

我沒有去看投票,又在酒店旁的里弄裏閒走轉了一下,日治和一九六○年代的房子,新新舊舊都有些大樹小樹盆栽,一片喧囂綠意,生機盎然,比四五十年前九龍塘和現在西貢更叫人羨慕,振奮。

(一)為什麼要民主自由選舉

十多年前黎昌意(台灣駐港代表)帶我回他家,那是台北鬧市一間日式木屋,一層半,他父親(黎玉璽海軍司令,好像還是三軍總參)日日在閣仔伏案,我們上樓時,但見地上和樓級上佈滿大小式樣的旌旗、徽號和盾牌之類的輝煌印記。他父親大概九十歲,聚精會神看報,圈報,寫批語,旁邊又是滿地的剪報、書籍和資料。台灣還有不少這樣黑色木房子,每次見到,我總想起他們父子(都已逝世)。

這次我發現溫州街的幾間木屋,十八巷深處盡頭那間是殷海光故居,掛了牌,介紹他「寧鳴而死」的自由主義一生,但沒人開門,鄰居一家推覑輪椅去投票,說管理人員可能是去投票了。現在全台灣全民踐行殷海光以生命書寫擘劃的民主自由選舉,他會想到,有想到這二三十年的翻天覆地、人性光輝和獸性聖性絞在一起嗎?

二○○四年,選前二天(三月十八日)邱義仁在一個記者會後給十來個較熟絡的記者圍在一旁閒話,自言「投身政治這麼幾十年,自己也分不出(自己)人或鬼」。

消耗大量社會成本,政黨廝殺,政府機器給拉慢,官不聊生、民不聊生,「當家作主」的「頭家」不滿。由個人到組織、家庭到社會及體制,以至國家民族,都如地動山搖,連始作俑者幾個主角也自覺在玩命,為什麼還要民主自由選舉?

民主還要嗎?革命還要嗎?

(二)孫中山沒想到的事……

辛亥革命百年,孫中山生前講的「革命尚未成功」,是軍閥割據竊國,民不聊生,眾人未成為家的主人,民主體制未有效運作,民生福祉凋敝,以至在國際上未得到平等對等待遇。他應沒想到,他創的國民黨和黃埔軍校統一中國後,自成為「被革命」的對象,蔣介石退守台灣後,「革命尚未成功」是針對大陸而言,自由主義者及民主派、黨外和民是針對國民黨而言。

孫中山可能更沒想到,他的「五族共和」民族主義中,有一個「台灣民族主義中」,由黨外到民進黨漸次建構而成,比他更進一步現代化和自由化、個體化,以之為基礎建構另一種集體性身分認同,革了百年老店國民黨的命,百年老店又再上台「中興」。他沒法想像,但應會同意,如今兩黨這樣子巡街拜票乞票謝票,如上台,四年執政,四年後再來一次選舉。

(三)民主過渡的歷史課題

「革命」不再是「一次過」,畢其功於一役,不可能明確列出具體議題和課題,完成了就是成功,以後不必再革命;「革命」變成一種「過程」,今天眼前議題和課題完成了,建立了人、事、體制和價值、觀念、和意識、知識,它們要接全民監督,下階段要接受新時代、新社會、新群族的檢驗和改變。

人類社會是個人和群族在歷史人文潮流中的聚散與擴展、分合與興衰。每個處境和過程就一次「革命」。

「革命」要義在與時俱進、日日新的「變」,而不在其方式、手段和過程。「永續革命」是對「變」的原則性開放、階段性守護,而不是、不應是、可能不是每次都同一(你死我活、血腥暴虐)方式、手段和過程。

民主可以說是比較恰當堅持「永續革命」的「變」的原則性而大幅降低「永續革命」的「你死我活、血腥暴虐的方式、手段和過程」。

能不能這樣過渡,多久和怎樣過渡,視乎各方各面個人與集體的層層疊疊關係與主觀客觀的互動。

滿清王朝因千百年傳統及當時形勢與當事者的主客觀能動,孫中山他們不得不「自願和自動代表」中國人搞你死我活、血腥暴虐的革命,國民黨因千百年傳統及當時形勢與當事者的主客觀能動,奪取政權;毛澤東他們又「自願和自動代表」中國人搞你死我活、血腥暴虐的革命,奪取政權。

現在十三億人面臨怎樣民主過渡的歷史課題。

(四)改變台灣雙英一起贏

在美國「訓政」下,台灣產生另一種歷史過渡的方式、手段和過程——民主。

像中世紀的宗教、科學變局,台灣的反專制、反威權和反建制由內部精英發難,結合黨外本土精英和時代先行者發展出民進黨,帶動台灣政治及社會轉型,暴力沒缺席,但不可同日而語,比較順利和平完成「永續革命」的過渡。民進黨上台執政,國民黨下野再上台,政黨輪替再輪替。

十多年來少了二三十年的狂風暴雨,局勢漸趨「平和」,但「政治板塊」移動驚人,生態丕變。馬英九和蔡英文都是台灣的「另類」,在黨內和社會都是「非常政治人物」,其實更適合香港社會生態。他們是現代的、中產的理念型,風格同質性高,和現有台灣社會及政經現實格格不入,但都要被黨和選民迫覑走基層「民粹」,偏離他們心中的理想社會。這次選舉他們都帶動社會和選民向中間中道及和平理性靠攏。台灣開始走向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英國保守黨與工黨的取向及路線。

他們被台灣改變了,但他們也改變了台灣。不論誰輸誰贏,兩人一起贏。他們共同面對台灣存在的處境、問題和前景,為台灣服務,帶動全民升一步,歷史留痕。

(五)台灣選舉政治漸趨成熟

「馬英九真的竟然輸/贏蔡了,蔡英文真的竟然輸/贏蔡了……」。由南部的「綠地」到北部的「藍天」,我在台灣一邊觀戰,一邊寫筆記,一邊把勝負轉過來倒過去。到投票日三點截稿,我回歸四天前估計,馬英九贏十至三十萬票。

由日治時期始投票選舉,再經二三十年的全民練習,台灣的選舉政治已經成為一種成熟的集體文化,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學問。現代化、城市化、個體化的價值、理念和活動結合、取代和復興傳統農業社會的草根性,初選、文宣、造勢大會結合、取代和復興迎神賽會和墟期,蔚為奇觀。開票如果北部「藍」營與「綠」營接近平手,「綠」營已在放鞭炮,因為不必等全開出來,「藍」已輸,如南部接近平手,「綠」肯定輸。

自從一九六○年代由文學及政治開始留心台灣社會以來,我幾乎是等待覑台灣的轉變,每逢大事,預期對或錯都沒像這次翻來覆去。一九九六年,估大陸射飛彈不會開戰不難,李登輝贏也不難,估輸才難;二○○○年我認定宋楚瑜和連戰給李登輝玩弄,陳水扁會勝;二○○四我認定陳水扁無可能贏;二○○八年我看準馬英九如一九九六年李登輝大勝,總覺得他無無謂謂開太多支票,太浪費,將來必成負累,慨允的「馬上好」 他自己好像也的真的相信,簡直太低估問題。

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說馬英九和董建華很多相似,都活在自己的清純世界和良心及宏願裏,遠遠把面對的處境、問題和前景看得太簡單,不知下一步踏在什麼地方,卻又真的以為政治經濟、社會管治及文化人心全看清楚了,帶隊大步走。

他們未夠闊未到開看到較全面,也未夠深層次和多層次,當縱橫深層之間如地殼板塊移動時,跌跌撞撞,不辨方向。

(六)「歷史人文潮流聚散」

台灣選舉是人類歷史縱橫交錯的「歷史人文潮流聚散」的一個多線交叉點。

這一丁點包括國親民三黨互動、兩岸互動、美日背景。全台灣由馬英九和蔡英文到每個人,都在這多重co-contextsconfigurate。更大的co-contexts是中國現代史和現代化中走向世界所經歷的中西文化交流互動、古文明再生復興。

每次選舉都可以到這些問題、課題和人文主題的形影音及文字現象。

中國大陸是最顯眼的缺席參與者,一改一九九六、二○○○及二○○四的作風,暗中巧妙全方位施軟功,放政策和放下身段,掌握節奏,沒大過火位。「九二共識」成為主軸議題。

大陸對台三十年來的認識與意識、政策與戰術,由「後國共內戰」式按本身本位黨和黨對黨思考和規劃開始,歷經幾階段,現在似進入按本身主觀的「共同國」和「世界」新領域思考和規劃。

台灣內外縱橫交錯的「歷史人文潮流聚散」,往下四年及十年仍在,考驗「九二共識」具體內容及措施正式半正式的落實,必然又出現很多爭論和衝突,可能在更基本的層面產生和累積。

安徒: 世故說韓寒



近日中國知名作家韓寒,在網誌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既談革命,又說民主,再論自由。文章洋洋灑灑,引起爭論甚大,韓粉留言討論數以萬計,也觸發國內外左派右派大辯論。

自由派和同情維權人士,認為在〈談革命〉一文中的韓寒拒絕革命,只談改革,觀點保守,結論是韓寒已經變質、投誠,被建制收編,對此他們大表失望。

不過,認為韓寒依然是往往那個韓寒的,多半更喜歡韓寒在〈要自由〉一文中,要求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的立場表白,並謂如果情況一直沒有改善,自己會每年去文聯、作協的大會抗議。

平情而論,如果以思想水平來評價,韓寒這種反對激進革命,只求從個人切身的問題出發,爭取一點一滴改革空間的改良主義,並無任何驚天動地的創見。

再以內地嚴苛的審查制度來說,韓寒的言論更好像是一種習以為常的「擦邊球」寫作,以反對危害政權的激烈革命那種(若真似假)的姿態,換取可以暢論爭取自由價值的安全空間,甚至輕輕發出鼓勵行動的呼召。

能夠引起這番激烈爭論的,端在於韓寒獨有的青年領袖、文化明星的地位。

過去韓寒的雜文針砭時弊,呼應青年反叛情緒,以調皮、機智而又不失言之有物的姿態,廣受歡迎。不單聲譽日隆,更具高度市場價值。及至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風雲人物,人們不但寄望於他領導青年思想,更有不少對中國國情隔膜者,想透過韓寒來了解中國青年的思想感情動態。於是,韓寒的一舉一動都受注目。

中國特有文化明星

顯然,韓寒這種中國特有的「文化超級明星」現象,並非個人的事情,而是在中國當代特有國情下方可出現。這些條件一方面包括言論審查制度,另一方面是綜合的「新文化工業」。

所以,今日與其探究韓寒本人的信念價值轉變,不若以一個「文化明星」需要周期形象刷新,來考察他新的姿態,再而探討這些轉變的意義。

在韓寒冒起的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城市尤為受惠,普及文化隨之快速發展。雖然在傳統印刷和影視媒體,政治言論審查仍然嚴格,但互聯網的普及,開拓了前所未有的言論空間。韓寒作為一個冒起迅速的文壇新秀及賽車手,既象徵時尚生活方式、成功人士,又象徵青年反叛,以及披帶了某種異見思想家的形象。這是一個同時結合了消費文化、青少年次文化和網絡空間文化的中國特有現象。直至後來內地及國際媒體進一步提升、「炒作」,韓寒遂變成一種既能賺錢,又能幫助國人抒發政治鬱悶的「文化明星」。

可是,「文化明星」歸根究柢都是「明星」,這和知識分子有根本的差異,也和異見分子並非同一類人。雖然過去十年間,過去曾佔思想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一步一步衰落,內地卻將「知識地位」附帶的「文化資本」納入一套消費體系當中,以「文化明星」取代「知識分子」,也讓這些「文化明星」承載「知識分子」過去負擔的批判功能。

過去,知識分子負起批判責任,除了自家著書立說,也會開立門派,延衍學術。可是,文化明星最關心的,卻非開拓學術研究,而是打造品牌,找尋自身的市場定位。學術競爭在乎思想創新,但文化明星卻不嫌大量借取、複製、循環再造學術資源,關鍵在於行銷及包裝,宣傳與形象。

西方消費社會興起的歷史表明,文化消費市場既有濫造「大眾文化」平庸淺薄,窒礙批判思考的一面,也有推廣文化,讓批判文化乘商品自由流通,打破專權的文化建制壟斷的一面。60年代西方青年運動滋生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在運動高潮期間借力於文化商品化。運動趨向低潮後,文化工業亦大量吸納「反文化」的餘絮。搖滾樂、牛仔褲等帶反叛意味的商品例子多不勝數。中國韓寒現象的「進步」,亦正在於文化工業捕捉了某種「青年反叛」的需求,韓寒則充當一種保證銷售額的消費品牌:偏鋒、搗蛋而又確保安全。韓寒品牌提供的滿足,既屬於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也符合一大批在理想年代苦過、活過,今天卻又與體制無奈合謀,位居中產的中年受眾。

迎合自白也是表演

在一個除了消費之外,一切都無從發展真正思想自由的國度,明星制度產製下的受控反叛,被誤認為一種替代的「異見」。可是,真正未經改裝整理的「異見」,從來都不是文化工業的那杯茶。所謂「擦邊球」的寫作,本來是指新聞工作者突破審查禁忌的方法,但後來也慢慢變成一種偏鋒型文化商品的包裝方法。

韓寒在3篇文章引起爭議之後,在另一篇〈我的2011〉的文章中,交代他這幾年寫一些批判政府的文章的心路歷程。起初他批評政府,歸咎制度,都是發自內心。後來這些文章獲得讚譽,於是他主動迎合,慢慢使自己納入一種「有罪推定」和「變種八股」的公式:「制度不好、政府腐敗、悲劇發生、人民可憐」。他今天說,這些批評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會受到民眾歡迎,但後果是支持者兩極化,沒有協商和妥協的餘地。於是,他開始覺得需要改變。

這段屬於自白類型的文字,當然可以閱作一種「作者」的深度反思。但了解影視明星制度的人,很容易又會看出,這種帶有「深度」的文字,其實也是構作「明星」之為「明星」的表演的一個部分。韓寒滿有距離回顧他過去的寫作,既指出一種文化工業下「八股式」寫作的異化性質,也批評了讀者那種「民粹式」閱讀。過去曾經熱捧韓寒的部分非常認真的讀者,也許覺得不快,原來韓寒過去只是應酬他們。但在明星制下的「追星族」其實不是「讀者」而是「粉絲」。那一篇深情獨白雖然好像否定過去,但那並不會證明韓寒的虛偽,或「文化明星」寫作的做作與不可信,反而是韓寒更「型」更「酷」的表現,那就好像影視明星不時都會說要改變形象,作更新嘗試。粉絲不會因此介意他否定過去,因為他們早而接受了,一切都是表演而已。追星族的讀者,更會對穿上新裝的韓寒充滿好奇與期待。

韓寒接著又在上文說:「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殺戮群眾。」再而,韓寒又解說他從原來的一個「堅決革命者」,到醒覺今是而昨非:原來革命是有代價的。「脫離了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中的極端專制獨裁者,原來在品質上未必相反,他們只是各自高舉不同的旗子罷了。」

如果我是韓寒過分認真的讀者,會為這兩段說話而氣死,更可能會起而提筆批判。然而,正因為這些非韓粉的批判,韓粉會更喜歡韓寒。不但因為他用辭「酷斃」(什麼時候韓寒主張過「堅決革命」?)更因為他「誠意地」分享了一份「認真你就輸」的犬儒主義。過去(所謂激進期)的韓寒,事實上也潛存著這種犬儒主義。(沒有這種隱而不露的犬儒主義,反諷式的激進,又豈能令讀韓寒既安全又過癮?)今日坦白承認這種犬儒主義,只是在普及文化所組織的犬儒主義國度上更上一層樓而已。

韓寒從魯迅學世故

韓寒,的確比從前世故多了。但在一個既只能「擦邊球」才能說真話的國度,「世故」是體制訓練出來的。可是,韓寒(及他的文化工業)卻有這個條件,將「世故」變成他的「不世故」,甚至成為突出、激進、以及「酷」形象的本錢。這點,他是從魯迅學來的。

早幾年,原屬港產的中國「文化明星」梁文道就曾大力推薦韓寒,說過韓寒這樣寫下去,就會變成當代的魯迅。這句話,文道可能說早了,也說漏了,因為那將會是一個被人罵為「世故老人」的魯迅。可是,魯迅在他〈世故三昧〉的文章中卻展露他反戈一擊的能耐。魯迅寫道: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 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韓寒在他的〈韓三篇〉中,也發揮了「革命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這深含反諷的「反」革命論,他也蒙受一種「深於世故」的惡謚(韓寒妥協了、韓寒是泛維穩聯盟了、黨媒《環球時報》更讚韓寒「化蛹為蝶」,超越左右),可是,韓寒卻謂他之反對革命是因為不想討好向他投射激進想像的讀者,不投其所好,不因「通世故」而迎合之,還要對之反戈,「殺戮群眾」。

重申拒討好左中右

一方面既向庸眾投槍,打破他們的「革命」雅興,另一方面也向黨報《環球時報》摑一巴掌:「你們沒有資格讚我!」然後重申,我會左、中、右都不討好。所有批評、讚譽,立時成為他的註腳。如此超逸,如此玄酷。作為粉絲,又怎會不愛這「世故的韓寒」?

魯迅的「世故三昧」,是深沉苦澀的;唯有韓寒寄存的文化明星制,卻可以通過精心計算,把惡謚變成話題,把失望變成收視,把「世故」化為「玄酷」。

孔誥烽: 政改爭論退場 本土大戰爆發



上個星期天,香港上演了一齣老套到大家看了打呵欠的舊戲和一套前衛到大家仍看不懂的新戲。

兩套戲同一天上映,可能既是巧合也是天意,為我們預告了龍年香港政治的變局。

厭悶的泛民大戰激進派

第一套戲叫泛民初選大戰激進派。多個民調反覆顯示泛民兩個特首參選人總支持率不過10%,被豬狼遠遠拋離。連泛民初選做的只包括兩名泛民參選人的民調,也顯示兩者皆不支持或棄權者,高達六成之多。泛民參選人一句「他們一定不能當選,所以民調是被扭曲的」,便打發民意。但如果這能說得通,那麼只要香港和中國一日未全面民主化,我們都能以這種民意扭曲論,解釋所有自己不喜歡的民調結果。

泛民勞師動眾、自我感覺良好搞「假如我是真的」選特首,固然滑稽。但激進派衝擊初選,最後也傷了自己、幫了對手。激進派上次參選區議會,狙擊反公投支持政改的泛民,已經證實了只會刺激對方支持者更踴躍投票,搞出一個「鷸蚌相爭,肥蚌得利」的奇局,我之前已有論及。這次他們不信邪,還將行動升級至滋擾初選票站,結果沒有影響投票熱度,反而惹人生厭,導致民意反彈。

激進派對泛民死纏爛打,令我聯想起一種電視肥皂劇公式:奸仔偽裝乖仔娶得富家女,企圖謀財害命搶奪身家,被家中一個熱血衝動的叛逆少年識破。但少年拚命揭發,也動搖不了姨媽姑姐對奸仔的信任。少年愈孤立,便愈偏激;愈偏激,便愈無人信,最後還可能在大結局奸仔陰謀真相大白前,已經遭遇不測。

紙包不住火的新本土意識

我不知道這齣老套戲還可以演多久,確定的是,不少觀眾看膩了,開始離場。就在泛民初選同一天,香港上映了一套近萬人包圍D&G的新戲,受關注的程度,肯定勝過初選。據說當日不少原本在惡搞初選者,中間也溜到了廣東道棄舊迎新,甚具指標意義。但問題是這套新戲前衛過進念實驗劇場,大家仍看得一頭霧水。

有人說包圍D&G的本質是反抗大企業壟斷公共空間。若簡單如此,包圍行動為何比早前反對地產商佔用時代廣場公共空間等類似行動多千百倍人響應?這次佔領行動,肯定不止公共空間那麼簡單,而是港人厭惡自由行陸客借題發揮的一次大爆發。這種對自由行的厭惡,又與港人近年對雙非孕婦佔床位、內地炒家搶奶粉等新生事物的憤怨或焦慮,糾結在一起。

這種怨憤與焦慮是普遍的,而且大家都十分清楚,問題的源頭,是CEPA後中港加速整合下陸客人流的暴升。但香港的民主派政客,不論溫和或激動,以及各路進步評論人,往往因為害怕講出真相製造針對內地人的族群歧視,不斷有意無意取消問題,顧左右而言他,說問題癥結其實是港府規劃不周啦、地產霸權啦、階級分化啦,等等。

進步社群因為害怕政治不正確而迴避這個議題,卻令大家在已經紙包不住火的新香港本土意識面前集體失語,將話語權拱手讓予建制派。進步社群對最近社會出現針對陸客的仇恨語言如「蝗蟲」、「鄉音未改」等大舉批判,是及時和必要的。但批判了這些仇恨語言,不等於回應了新本土意識。這個意識,不論是以政治正確或不正確的語言出現,還是會繼續壯大的。

本土意識 可左可右
 
去年陳雲教授推出《香港城邦論》,乃是本地批判知識分子圈首個正眼看香港新本土意識的難得嘗試。《城邦論》一直受到不少左翼青年口誅筆伐。最近我因為要補追《天與地》,放下了讀不到一半的《城邦論》,所以無法認真介入爭論。但觀乎各種左翼批判,不少都牽涉一種簡單的「捍衛本土=保守排外=右翼民粹=希特勒」之等同邏輯。在此邏輯下,大家以為批倒了希特勒便等於駁贏了陳雲,並企圖從反對右翼民粹主義的抽象哲理層次,全面否定陳老的具體自治主張。

但問題是,即使我閱讀了柏拉圖、傅柯、孔孟和牟宗三,經過一輪哲學思辨,得出了世界大同好得很和人性本善良的結論後,我家晚上還鎖不鎖門?我鎖了門,是否等於我將街上所有行人歧視為賊?是否等於我是一個內向害羞、與世隔絕、怪到無朋友的宅男呢?

本土主義其實沒有必然的左和右。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David Harvey早就說過,資本的積累和流通,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皆須有特定空間結構。在19世紀,資本累積的主要舞台,乃是殖民帝國,在19501970年代,則是民族國家。在1980年代後的新自由主義之下,各地權貴合謀打破一切既有疆界,營造一個「平坦的世界」供資本全球任意流竄。Harvey認為,現階段的反資本主義鬥爭,很多時候體現為針對各種跨境整合的「勇武的地方主義」(militant localism),就像20世紀初的反資本主義鬥爭,都不可避免與反殖民族主義運動掛勾。勇武的地方主義可以左也可以右。例如在歐洲反對一體化,並非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專利。不少左派力量,也激烈反一體化。他們的分別,在於他們在反整合的同時提出一個怎樣的理想社會願景。

國際名牌殖民廣東道,服務喜歡來沒有銷售稅的香港花費各種正財與黑錢的中國新富階級,便是在新自由主義之下資本與消費者打破疆界自由流動的體現。如跨國財團和外來消費者入鄉沒有隨俗,肆意擾亂本地原有生活方式,本地人起而和平抗爭,絕對是有理、有利、有節之舉。

大國雄起下的新陸客

至於在抗爭中有人將針對財大氣粗陸客的怨憤普遍化成對所有內地人的歧視,則是較為複雜的問題。毫無疑問,從英治時期開始,所謂的香港人身分認同,一直都含有「我們其實是西人」的高等華人情結,看不起所有內地人。但這種認同,也包含了擁抱程序公義、廉政自由、有禮互助和勤奮陽光的民間價值。港人對新移民和遊客產生牴觸情緒,可能源自前者的自戀心態,也可能源自對後者被破壞的憂慮,也可能兩者皆有。

以往南來香港的內地人,多是逃避內地貧窮、專制與貪腐的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他們不單沒有對香港的核心價值構成威脅,更不斷為這個價值的成長、創新提供新養分。但自大國雄起以來,南來香港的,多了一批從一個貪腐不公的黨國資本主義體制分享到或大或小利益的大款。他們不少更在「愛國教育」下,被植入了一種「鴉片戰爭以來全世界都欠了老子」的討債心態。他們不會尊重香港的核心價值,反而會鄙視它為西方奴化教育的產物,不符中國國情。他們不少還會理所當然將不守規則、講關係、走後門的黨國資本主義文化帶過來。他們那套文化,甚至已被一些學者美化為「中國模式」、「網絡資本主義」之類的概念,被吹捧成優於西式資本主義的體制。他們不像蝗蟲,而更像16世紀帶作為上帝選民優越感跑到美洲大陸跟異教徒土著做生意的歐洲商人。

 重奪移民遊客審批權

在現時的現實環境之下,香港當然不可能忽然從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資本主義之中抽身,拒絕整合。但這也不代表我們一定要默然接受由國際資本、內地資本、與各地大款湧進香港對本地風俗民生造成的滋擾破壞。新加坡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城邦,一直對外來資本與人流作很大程度的開放。但其政府在開放之餘,也致力將國際化的經濟部門與本土社會作適當區隔。例如龐大的公營房屋系統,保障了小國民生計不用受國際化的豪宅市場影響。又例如外地人享用的醫療服務,基本與本國人使用的醫療系統分流。

反觀香港,如果我們不喜歡掃貨自由行帶來的煩擾、討厭內地熱錢炒高樓價、害怕醫院太擁擠、學校沒學位,我們何不在天水圍發展專為陸客服務的購物、醫療、教育和房地產投資特區?這樣一可增加天水圍就業機會、二可讓香港民生不用再受中港整合滋擾。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港方要完全控制遊客、移民的審批。有了審批權,我們才可在長遠規劃之後,按各種設施配合的現實狀,控制移民和遊客進來的量和速,而不是像現在般在前線決堤後,才慌忙應對。

當然,有關問題,最後仍要留給有關專家從長計議。肯定的是,這兩年有關爭取普選策略的爭論,將會在2012年的選舉中退居二線,讓位予現在剛開始的本土爭奪戰。建制派舞弄本土大旗已有一段時間,他們並不羞於通過發動反港人子女居港權和反菲傭居港權運動,將本土意識引向族群仇恨的惡毒方向。這一招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已經顯示出巨大威力。如果民主派在今年立會選舉時,也無法提出清晰有力的進步本土論述,只是一味重複叫喊「成功爭取政改方案通過」或是「政改出賣港人」,那麼我們離建制派一統天下,應該不會太遠了。

Martin Williams: 周日話題﹕黐筋的石鼓洲「焚化爐」計劃




在長洲向西望向對岸石鼓洲,有個戒毒中心,好像有點冷清,可據美國保育局主任、生物學家詹姆斯博士(Dr. Lazell)的調查發現,島上有世上珍稀的蜥蜴和蛇,當中兩個品種——Hollinrake's RacerJade Vine Snake,更是石鼓洲獨有,而鮑氏雙足蜥(Bogadek's legless lizard)亦只在香港三處島嶼有發現。島上並有白腹海鵰的巢穴,而石鼓洲海域一帶,是受國際保護瀕臨滅絕的江豚的主要棲息地。

再往西是索罟群島,北面是美麗的嶼南沿岸,無怪乎2001年政府的新界西南發展策略裏,將這「相對未受污染的海洋環境」納入保育。可是,去年卻竟傳出,政府要在石鼓洲的西南岸建造人工島,首選在石鼓洲興建世上最大的廢物焚化爐,每天焚燒3000噸的垃圾。150米的煙囪,與匯豐銀行大樓一樣高大!

焚化爐是古老石山

用火焚燒廢物可追溯至石器時代,第一家垃圾焚化爐則是建於19世紀後期。香港於上世紀60年代後期採用焚化,興建了4個垃圾焚化爐,到了1989年,政府發表白皮書﹕「焚化爐是市區的主要污染來源,其排出的微粒約佔整體微粒的18%,當中有些是含有劇毒的。」下令關閉,到1997年,葵涌的焚化爐也停止運作。

其後焚化技術有所改進,例如大大減少二噁英的排放量,(據世界衛生組織界定「二噁英具有很強的毒性,並可能導致生殖和發育問題,損害免疫系統,干擾激素,及可導致癌症」);到了2005年,政府推出新的廢物處置策略,重新考慮以焚化為核心技術處置廢物。根據新策略,香港會先推行廢物處置收費,在將廢物送往焚化前先行分類,以保當中不包括食物渣滓和可回收材料。此外,還會有「嚴格的排放標準,以安公眾的信心」。可是政府比誰都健忘,如今廢物收費只是構想,我們的廢物分類仍處初階起步,而政府推崇的「超級」焚化爐將要焚化的,是未經分類的廢物。雖然活動爐排是更好的焚化技術,溫度又會增高至850℃以防止排放二噁英,但公眾未能就排放問題放心。

有風險,未解決

首先,超級焚化爐的150米煙囪,跟排放污穢廢氣的已拆卸葵涌焚化爐煙囪,是同一高度;燃燒未經分類的廢物,亦會增加排放毒素,如重金屬和二噁英的風險。環保署一方面宣稱新焚化爐排出的有毒物質不會超標,另方面,亦指出了石鼓洲位處香港西南,而香港經常吹東北風,污染物將隨風送回內陸。一般來說,焚化爐對健康的影響很難確定,英國生態醫學會曾發表一份高水平的報告,並指出「最危險的污染物可能是PM2.5微粒……要建造一個PM2.5微粒的主要排放源頭,如焚化爐,而不造成任何人命損失,是不可能的……大部分研究表明,焚化爐附近居民都有高於正常的患癌率」。英國另一重要研究顯示,焚化爐順風地區有更高嬰兒夭折率,設有世上最垃圾焚化爐的美國底特律,居民也有高哮喘病發率。

毒素照吹 毒物照流

關注香港空氣污染的先驅人物,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系前講座教授賀達理(Professor Hedley)曾批評﹕2006年我們假設香港會採用最先進、污染物排放量最小的焚化技術,現在情似乎變了,站在公共衛生立場,不能接受,尤其當環保署要仗賴風向來減低地區排放的影響,而且每年只做四次大型濃度監測,明顯是失職。

不僅是排放量,沒有變成氣體排出的污染物會積聚煙囪內,形成有毒飛灰,飛灰在一些國家被看作有害廢物,據英國生態醫學會報告指出,焚化爐產生含有逾98%二噁英,與重金屬同為地球上最毒的物質。按計劃,飛灰和爐底灰將會轉運至屯門新界西堆填區棄置,亦可能埋在政府最近宣布的長洲以南人工島。不管如何,要防止毒素隨風吹散很困難,要杜絕毒物流入海中更是無可能。

明明有新技術,有得揀

即使在2005年,活動爐排技術這發源自20世紀20年代的基礎技術,已不是「最先進的技術」,今天,世上存在有更清潔,更便宜,更精密的方法。

經測試及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厭氧消化技術,原理是利用微生物分解如食物渣滓中的有機物質,過程中產生的沼氣可回收為能源或作堆肥之用。另一真正「最先進的技術」是等離子體氣化技術,使用非常熱的等離子體去爆破分子,過程產生的是相對簡單的氣體混合物和玻璃狀固體。2009年《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描述此技術為「一盞明燈」,使世界變得「更清潔,更健康,更聰明」,香港環保署卻不認同。助理署長區偉光稱曾接觸一些技術供應商,認為技術不合乎香港需要,但這說法跟兩家供應商向我提供的資料有矛盾。

美國公司Solena首席財務總監Brian Miloski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議書,建議香港建造等離子體氣化技術設施處理廢物,一方面可用熱力發電,另方面廢物可轉化作飛機燃料的可燃氣體——然後可賣給國泰航空。雖然驟耳聽以家居廢物製造飛機燃料有點天馬行空,實則Solena公司已經與英航、快達航空、北歐航空和美國航空公司財團發展了類似計劃。當被問及能否處理3000公噸廢物時,Miloski回答說﹕「理論上不存在限制。氣化室是簡單的組件,可按需要增加。」他建議在三個堆填區內興建有關設施。

英國的Advanced Plasma Power亦是採用類似組件處理廢物,在試驗成功後,他們正在發展不同計劃,包括與聯營公司開採比利時一個填埋1600萬公噸廢物的堆填區,提取可回收再造的材料如金屬等,然後透過氣化產生能量。根據其姊妹公司Tetronics副總裁Les Liddiard給我的電郵表示,Advanced Plasma Power公司可結合組件技術和區域設施,處理香港的廢物。與Solena的看法一致,使用氣化廠技術根本無必要建在一個偏遠的島嶼旁邊。

環保署委託研究焚化爐的顧問公司AECOM的意見認為,在現有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納入等離子體氣化技術「非常冒險」,不建議使用,可在老家美國,AECOM卻有份參與每天氣化處理約1200公噸垃圾的項目,且宣布﹕「我們相信,這項技術不僅環保,並已準備好作大規模商業使用。」

未拍板,AECOM已得合約

為什麼AECOM公司在香港和美國有互相矛盾的陳述?或者這裏可得到啟示﹕2009AECOM建議香港焚化廢物,AECOM並據此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和為焚化爐選址,在去年11月,即環諮會通過有關環評報告前一個月,AECOM自豪地宣布,它已取得發展石鼓洲焚化爐的顧問合約。

就有關超級焚化爐計劃,還有更多的矛盾,更多的問題,例如,何以政府駁回青洲英坭提交的另類焚化爐建議,即使它已經成功完成試點項目?在屯門曾咀煤灰湖附近興建,對環境損害較小的可行選擇下,以石鼓洲為最後選址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何以至今政府一直沒有正式公布建築成本,而流傳中的非官方估計130億港元是否準確?

政府聲稱焚化爐將是美觀和清潔的,我曾經問過環保署區偉光先生﹕「為什麼不建在添馬艦旁邊,讓政府官員們可以享受這美好的建築?」他回答說這樣的話排放量將令區內的空氣污染超標,呀哈!即是焚化爐在石鼓洲就OK,對市區來說就太骯髒!

現在,明顯最關鍵的問題是﹕是否我們要重新考慮我們的方向,評估其他可能性,找出更好的選擇,讓香港用向前走的方式處理廢物,而不是向後倒退?

Dr Martin Williams: 英國劍橋大學物理化學博士,自1987年起為自由撰稿人和攝影師,專研野生動物和保育問題,又為包括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擔任環境顧問工作。現居香港

Gideon Rachman: A Paradox that will Paralyse World Politics / 妨礙全球復蘇的悖論





Efforts to rescue the world economy in 2012 will be afflicted by a perilous political paradox. The more tha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needed, the harder it will be to achieve.

The year begins with the world still overshadowed by the threat of the biggest economic crisis since 1945. But as the economic position deteriorates, the actions demanded of national leaders become ever more drastic and harder to sell at home: take part in big bail-outs of indigent nations, subsidise wildly unpopular bankers, work patiently with countries that large parts of your own population believe are bankrupt or dishonest. In 2012,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eaders are likely to be asked to do all of the above – and will find it ever harder to deliver. The conditions of recession, instability and panic that dem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so make voters angrier and less generous.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produced by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 have prevented the European Union – or a larger world community – from dealing effectively with Europe’s debt problems. Over the year, the problem is likely to worsen because so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face elections or changes in leadership that will make it very hard for them to devote much energy to diplomacy. There ar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he US, France and Russia – and China’s top leadership will also be reshuffl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biggest demands, however, will be made of a country that is not scheduled to undergo elections. This year, as in 2011, the world will look to Germany to provide the money and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to pull the eurozone back from the brink.

Germany, however, is extremely reluctant to open its cheque book once again. Instead it is pouring its energy into securing a new European treaty that will place draconian limits on deficits – a policy that is irrelevant to the debt crisis in the short term and liable to be counterproductive in the long term. Germany’s behaviour is explicable only when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politics. The policies of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re dictated by a popular desire that Germany should fund no further bail-outs in Europe and instead export its own “stability culture”.

Ms Merkel is sometimes lambasted by foreign leaders for allowing domestic political constraints to dictate her approach to the crisis. But look around the world, and everybody else is doing the same. Germany’s main partner in Europe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will be France – a country that will be preoccupied by its presidential election. Nicolas Sarkozy will be trying to push any further twist in the crisis beyond the final polling date of May 6, while guarding his flank against accusations from the left and the far right that he has gone too far in ceding sovereignty to an impatient Germany.

And what of the US? Bill Clinton once boasted that America was the “indispensable nation”.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urozone’s agonies, the US woul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e dispensed with. There is no money for a modern Marshall plan for Europe. All talk of foreign aid will be anathema during an election year.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dearest wish for 2012 is that the Europeans get their act together and avoid plunging the world into a recession before Americans vote in November.

With America gazing inward, some will look to China for money and leadership. This began visibly to happen in 2011, when European officials ended an EU summit by jetting straight off to Beijing, in a humiliatingly unsuccessful effort to drum up Chinese interest in buying more European debt.

But the leadership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will also spend much of the year jostling for position. While the identities of the new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are widely assumed to be known – with Xi Jinping and Li Keqiang slated respectively for those positions – the slots just below the top two are up for grabs. China’s urge to concentrate on domestic affairs will be accentuated by a growing nervousness abou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at home.

The leadership was clearly alarmed by the Arab spring. The recent demonstrations in Moscow against a stage-managed election will also have caused discomfort in Beijing. There are, meanwhile, fears of inflation, a house price crash and growing social unres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heartlands. That might mean that Beijing’s leadership transition is more lively and contested than many expect. But it will also ensure China has little energy to devote to elabora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2012, we can look to world politics for the entertainment value that elections provide – but not for solutions to global problems.

 
Gideon Rachman: 妨礙全球復蘇的悖論

2012年,拯救世界經濟的努力將受到一個危險政治悖論的拖累。你會發現,越是需要國際合作,國際合作越就難達成。

2012年伊始,世界仍籠罩在1945年以來最嚴重經濟危機的陰影之下。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要求各國領導人採取更加激進的行動——包括參與對貧困國家的大規模紓困計劃,補貼極其不受民眾歡迎的銀行家,耐心地與那些在本國民眾看來已經破產或毫無誠信的國家合作——但他們在國內為這些行動爭取到支持的難度也越來越大。2012年,世界形勢很可能要求全球最重要的領導人在上述三方面都採取行動,但他們會發現,要做到這一點比以往更加困難。應對衰退、動蕩和恐慌的形勢需要展開國際合作,但這種形勢也讓選民們變得更加憤怒、且不再那麼慷慨。

國際經濟危機引發的政治壓力,使得歐盟(EU)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無法有效地應對歐債問題。今年,這個問題很可能變得更加嚴重。其原因是,世界上許多最重要的國家將迎來選舉或領導層換屆,很難在外交方面投入太多精力。美國、法國和俄羅斯將進行總統選舉,中國最高領導層也將在接近年底時進行換屆。

不過,拯救世界經濟的最大重擔將落在一個今年沒有選舉安排的國家身上。與2011年一樣,世界今年也將指望德國提供資金和思想上的領導,以把歐元區從懸崖邊緣拉回來。

但是,德國很不情願再次打開支票簿。相反,德國正把精力傾注到敲定一項對赤字施加嚴苛限制的歐盟新條約上——短期來看,這種政策對於解決債務危機毫無幫助﹔長期來看,它還可能產生事與願違的后果。隻有站在國內政治的角度上,才能理解德國的這一行為。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策是由德國民眾的一個意願決定的——這些民眾認為,德國不應再為新一輪歐洲紓困行動掏腰包,而應輸出自己的“穩定性文化”。

外國領導人有時抨擊默克爾,稱她任由國內政治因素左右其應對危機之策。但環顧全球,其它國家領導人的做法與默克爾別無二致。未來幾個月,德國在歐洲的主要合作伙伴將是法國,而法國又將忙於本國的總統選舉。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將努力避免這場危機在56日的最終投票日之前出現新的波折,以防左翼勢力和極右翼勢力指控他向失去耐心的德國讓渡過多主權。

美國的情況又是怎樣?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曾吹噓美國是“責無旁貸的國家”。但在歐元區遭遇痛苦之際,美國恐怕很樂於置身事外。美國沒有財力再針對歐洲推出現代版的“馬歇爾計劃”。在選舉年,所有關於對外援助的言論都會招人厭惡。2012年,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最熱切的願望就是,歐洲人能在11月份美國大選之前攜手採取行動,避免將世界拖入衰退泥潭。

隨著美國將視線轉向國內,有些人將尋求讓中國提供資金並承擔領導角色。我們在2011年已經開始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歐洲官員在歐盟峰會結束后便直飛北京,懇請中國購買更多歐洲債務,丟人的是,此舉以失敗告終。

但在今年,中共領導層也將把大量時間花在“爭奪席位”上。盡管外界普遍認定習近平和李克強將分別出任下屆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但這兩個最高職位之下的空位仍有待爭奪。出於對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不穩的日益擔憂,中國會進一步把精力集中在國內事務上。

很顯然,“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警覺。近來莫斯科街頭上演的、旨在抗議有人幕后操縱選舉的示威活動,恐怕也已引起中國政府的不安。與此同時,令中國政府擔心的還有通貨膨脹、房價崩盤和制造業中心日益增多的社會動蕩。這可能意味著,中國領導層的換屆過程會比許多人預想的更為火爆、競爭程度也更大。但是,這同時也會使中國無法在國際合作中投入多少精力。

2012年,世界政治的看點可能在於選舉為我們提供的娛樂價值,而不在於全球問題的解決之道。

Robert Cookson: Beijing’s Reforms Raise Hopes for Rally




Could this be the week China shares finally escaped a prolonged bear market?

Having fallen 65 per cent since its bubble-era peak in 2007, the Shanghai Composite bounced 5 per cent this week after the Chinese premier and the head of its securities regulator sought to boost confidence in equities and pledged to enact a fresh round of reforms.

“The pace of financial reform is picking up noticeably,” says Joyce Poon, analyst at research house Gavekal. “The result could be a substantial and permanent re-rating of Chinese stocks over the next six months.”

Investors have also been emboldened by speculation that Beijing will allow money and credit growth to accelerate in the coming months, giving rise to a wave of liquidity that could affect the stock market.

 Caution is warranted, however.The Shanghai Composite has been the worst performer of the 10 biggest stock markets in the past two years. Its relentless decline has defied the predictions of many analysts who had been dazzled by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deed, the booms and busts of China equities have less to do with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d more with the vagaries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speculation by retail investors who chase trends with little regard for stock valuations.

This week, investors latched on to two proclamations. Speaking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National Financial Work Conference on Saturday, Wen Jiabao, premier, called for more measures to boost confidence in the stock market, a sign that even the highest echelons of the party are concerned that equities have fallen to three-year lows.

Then on Monday, Guo Shuqing, new head of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nounced his intent to advance reforms in 2012. One of his plans is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which has long been a source of corruption and an obstacle to private companies listing. He has also created an “investor protection bureau” to bolster confidence in a market that has been rife with manipulation and insider trading.
The latest moves by Mr Guo, former chairman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me only weeks after he said he would broaden the range of investors who are allowed to invest in Chinese stocks. Foreign fund managers, for example, are bracing for a big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quotas they are allotted by Beijing.

“With Guo Shuqing as chairman, we’re getting much more positive signs out of the regulator than we’ve had in years,” says Fraser Howie, co-author of 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The prospect of strong market reforms with easier monetary policy, says Mr Howie, could “easily” cause the Shanghai Composite to rally 20 or 30 per cent in the coming months. However, the outlook for monetary policy,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controls the supply of money and credit, is far from clear.

Historically, China share prices have correlated strongly with changes in money supply, so any sign of policy loosening would be bullish for Shanghai equities. Bulls point to the fact that new lending and money supply for December rose at the fastest pace in months, exceeding analyst estimates. However, official rhetoric is that monetary policy is still “prudent”, and no one expects a large stimulus as in 2009 and 2010.

“The policy will probably stay in more of a holding pattern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says Mark Matthews, head of research for Asia at Julius Baer.

Whatever happens to Chinese money supply, Mr Matthews believes Shanghai stocks may still get a boost from a counterintuitive source: the falling property market. People have virtually nowhere to invest besides bank deposits, stocks and property. Since the equity bubble burst in 2007, investors have shunned stocks and poured funds into property. But now that property prices have started to fall, Mr Matthews argues, investors may choose to switch back to equities with gusto.

There is a caveat. If, as some analysts warn, the China property market is a very large bubble, the economic damage consequent upon its bursting would not leave equities unscathed. Using standard valuation metrics, China shares are already cheap.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is trading at a one-year forward price-to-earnings ratio of about 9.3, a whisker above its record low.

To the bulls, this means the downside for China stocks is limited, while the upside is potentially large. However, more cautious investors note that mainland investors have never paid much heed to valuation metrics in the past, so there is little reason why the index could not fall further.

張鐵志: 台灣如何走向公民社會



1949年以後,國民黨在台灣建立起一個半極權體制,這個體制比其他的威權體制更加嚴密地控制所有社會組織,並灌輸民眾意識型態。在社會各產業與職業,是一套細密的黨國統合主義來控制;在地方社會,則是透過地方派系的侍從主義來控制與動員。台灣的民間社會只被鼓勵去賺錢與娛樂,不可能形成任何自主的社會組織,更遑論公共領域。

到了七零年代初,由於經濟現代化的結果,以及國民黨政權在此時遭逢的內外危機因而開始放鬆,社會力開始從長久的高壓統治下一步步解放。一方面是新浮現的文化運動,從電影、藝術、搖滾、舞蹈等,尤其這些文化運動開始思考現實的各種問題;另方面政治反對運動也透過辦雜誌和串連,逐步組織化。一個未成熟的公共領域開始誕生。但此時所有組織結社都還在黨國體制的嚴密控制之下,民眾也還沒有強烈的公民意識。

一直要到八零年代,民眾才起而爭取被侵犯的權利:勞工爭取他們被積欠的工資、要求改善勞動條件;消費者爭取吃到安全的食品,草根社區抗議嚴重的環境公害等等。另一方面,各社會群體也開始要求掙脫國家的管制,追尋自主空間。那是社會力的真正解放期,不論是環保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原住民運動、校園民主運動等等,各個團體都起來爭取權利。

在八零年代初期,由於美麗島事件的鎮壓,所以政治運動是以辦刊物喊選舉組織為主,街頭抗爭的頻率和強度不及以環保或經濟議題強,甚至可以說社會運動幫政治運動打開了街頭空間,但政治反對運動又為社會運動一步步突破了政治禁忌。1987年解嚴之後,台灣開啟了政治自由化階段,各種社會運動的頻率和強度都更為增加,那是台灣社會運動的黃金時期。

八零年代可以說是一個燃燒的「抗爭性民間社會」。在此用「民間社會」,一方面這是當時對「civil scoiety」的普遍翻譯,而這個翻譯也 反應了那個時空的社會現實和想像:當時論者是借用同時期在東歐如波蘭團結工聯反抗黨國體制所使用的論述,強調「民間社會」和國家的二元對立,社會如何掙脫威權國家的控制、獲得自主性。「民間社會」論者也強調反對陣營中應該放下統獨的歧異,先以對抗黨國體制優先。

到了九零年代民主化之後,對抗性的「民間社會」逐漸轉變為所謂「公民社會」。所謂公民社會,期待的是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預設一個理性討論的公共領域、以及強調國家與社會並非二元對立。所以,在「民間社會」時期,民眾是要求國家退出社會領域,如不再控制媒體、工會、校園等;在「公民社會」時期,則是要求國家重新介入社會,如媒體改革和社會福利都需要國家某程度介入。前者是反抗性的;後者則是民眾的自我組織,並需要社會和國家關係的重構,以及建立一個多元思辨的豐盛公共領域。

這個轉變主要是因為在九零年代,一方面威權體制逐漸崩解,人民的基本權利獲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逐漸建造起來,所以不太需要強調社會與國家的對抗。另一方面,人們也開始認識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專制政權的解體,不只要有選舉制度和政黨競爭,而還必須要深化公民的政治參與、改善民主治理的品質等等,尤其在於在生活的各個層面能有更平等的社會關係。

在這個時期,公民社會與國家或者政治部門的關係還有兩大變化。

首先,原來處於激烈對立的社會運動與國家部門的關係出現幾個重大調整:1.社會運動更為制度化、專業化;2.國家的統治技術開始改變,一方面設立新的法律來承認新的公民權利,另方面也給予更多管制與限制,如1988年制定的「集會游行法」;3.政府開放社運團體的政治參與空間或者是說整編入既有的權力體系,不論是或者既有的政府決策機制納入NGO團體的代表,或是新設立的政府組織如總統府人權委員會、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非核家園宣導委員會邀請這些民間團體。

當然,這個改變並不代表傳統的議題和抗爭劇碼就從此消失了。立法院和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從來沒有停止過人民的喧囂與黃色的布條。不過,在八零年代獲得新公民身份的人們,確實開發出不同方式去改變傳統的權力結構或者政治想像(見本書「台灣的新公民運動」一文)。

另一種關係的轉變是民間團體和政黨之間。從八零年代起,由於許多社運抗爭(如環保、人權、勞工等團體)的反抗目標都是指向執政的國民黨的政策,所以和作為反對黨的民進黨有比較強的結盟關係,並且都可以被視為處於相對於黨國體制的「民間社會」;或者說,這個結盟關係在許多例子中其實是民進黨為了建立反國民黨社會聯盟,而主動直接涉入、影響這些社運團體。也因為這個結盟政治,民進黨在價值上比較願意接受這些進步理念。

但這個「不神聖同盟」在九零年代隨著民進黨完全採取「選舉總路線」,並在政治上影響力越來越大而逐漸變質。此時民進黨不能再被視為「民間社會」的一員,而是「政治社會」中的行動者。這也使得社會運動團體成員開始出現面臨民進黨結盟關係的重新調整。

政黨輪替後,兩者關係重新調整的需要更強烈。一方面許多社運人士被吸納進新政府,或者這些團體被納入政府部門的決策機制,因此造成許多社運團體更認真思考自主性。另一方面,他們也更清楚認識到民進黨完全是政治邏輯主導,很難被期待。所以他們必須去走自己的路。

從民間社會到公民社會,台灣人民一直在追求建立自主性、重建與國家和政治行動者的關係。我們還在這條路上。

作者為台灣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