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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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8日星期二

盧兆興﹕行會運作非制度化




從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評行政會議角色不清的言論來看,行會在香港回歸祖國後的運作漸漸非制度化,得特區高層重新檢討。

首先,行會的形象已經由於部分行會成員的停職而受一定的損害。早前的林奮強及剛剛停止各項公職的張震遠,多多少少對行會中之非官守議員威信帶來衝擊。要重建行會之威信,特首梁振英在任命行會成員時必須加倍小心,在個人誠信及財政背景方面更需要嚴謹地審

其次,行會之運作似乎已經非制度化,甚至是「人治」色彩濃厚。曾鈺成露行會現今運作不像以往的行政局,即港督如不接受行政局大多數成員之意見時要解釋,而且英國政府會看有關紀

事實上,《基本法》第56條規定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會多數成員意見,應將具體理由紀在案。假如回歸後的特區行會及特首運作偏離第56條,這是否意味行會運作漸漸非制度化或個人化呢?

第三,其實行會在董建華當特首及曾蔭權時代漸漸改變其運作。例如有行會成員在公眾表達自己之意見時往往與政府立場有所不同。故此所謂「集體負責制」其實已是形同設。而「保密制」也間中由於行會成員之公開言論無意地受到某種程度之削弱。

第四,根據《基本法》第55條,行會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之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但媒體最近報道曾蔭權當特首後,問責官員即使是成員反而未必一定出席會議,而梁振英時期的政府為何找那些人出任行會又沒有特別原因。假如這些報道屬實的話,行會之運作,特別是哪些人可以參與會議,已經漸漸非制度化。假如行會之運作像英國的閣制,問責高官理應必須出席會議。

但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

故此,種種象已顯示行政會議在回歸後之特區漸漸偏離殖民地時代之運作。假如這些改變意味一個政治非制度化(political 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則特區政治體制運作已隨領導階層之轉變而慢慢改變。但望這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否則,行政會議將不會像《基本法》第54條列明的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之機構」,而是淪為政治諮詢組織,只不過大部分的問責高官經常出席會議而已。

作者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院系主任



王永平: 橘逾淮為枳 行會沉淪記

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終於在接受警方調後,提出辭去所有公職,獲特首梁振英接納。這是在百多年行會史上,由港督/特首全權委任的行會在不一年期間出現有一名成員休假、另一名辭職,而兩人皆被執法部門調是否有違法行為的新紀。這件事當然打擊梁振英政府的威信和令市民質疑梁振英的用人能力。我想換個角度,分析為何行政會議這個品牌在市民心中大幅貶的原因以及細數行會沉淪的經過。

行政會議是百年名牌,完全沒有誇大其詞。留意香港政治的讀者應該記得,前任特首曾蔭權當年委任議局主席劉皇發為行會成員惹起的爭議。有傳聞指這項委任是政治犒賞,作為劉皇發將他代表區議會的立法會議 席「讓給」建制派的酬勞。傳聞真假不是重點,關鍵是不少人認為行會成員這個榮譽只能賦予被市民大眾公認為有地位、有能力及品格高尚的「上等人」。「有能 力」是指可以替政府出謀獻策,甚至在背後解決一些政治難題;「品格高尚」是指遠遠超越「無犯法或你捉我唔到」的路人甲水平。殖民時代,為了收地發展,港督 對新界紳禮待有加,多方優惠,包括制定丁屋政策,但行會席位卻一向免談。所以劉皇發獲委任為成員,新界原居民歡喜若狂,但行會的社會地位卻相應下降。英 國殖民管治厲害之處是甚多。只談香港行政會議一項。殖民初期,行政會議成員主要是代表英商利益,藉此制衡港督近乎獨裁的權力。局面隱定下來後,港督便會挑 選本地人公認為最優秀的代表,把他委任為行會成員,藉此增強殖民政府的威望和公信力。因此本地的名門望族,例如何東、 羅、李、簡家族都有幾代人進入行政會議。回歸前的華人行會成員全部都有多年公職經驗,由港督及司級官員長期評核,港督在委任前一定會詢首席非官守行會議 員(回歸時被貶稱為行會召集人)的意見。經過重重考驗才能晉身行會的男女精英,豈會惹上及炒樓的糾紛或者向朋友轉介的第三者借錢的困局?

以鄧蓮如為例,她於1976年被港督麥理浩委任為立法會議員,1982年被港督尤德委任為行會成員,1988年被港督衛奕信委任為行會首席議員。1992 年彭定康出任港督,聰明的鄧蓮如帶領全體非官守行會成員總辭,讓新任港督有全新空間委任他信任的新行會班子。結果老謀深算的彭定康順水推舟,只換剩鄧蓮如 一人。1995年,鄧蓮如退居英國,並推薦王
䓪鳴為行會召集人,獲彭定康同意。不談能力,王䓪鳴的社會地位和人脈網絡比起任行會首席議員/召集人都是遠 遠不及。假如不是臨近收旗回國,我不相信彭定康會委任王䓪鳴當此重任。回歸後,王䓪鳴先失召集人一職,後來更不獲續任為行會成員。

假如行會沉淪是由王
䓪鳴當上召集人開始,1997年當上行會召集人的梁振英並沒有把握機會挽回勢。在董建華任,他沒有在行會或任何公職上作出令人留下印象的貢獻。董特首因為八萬五備受批評時,作為房屋政策首席顧問的梁召集人卻刻意與八萬五保持距離。

根據《基本法》,特首有全權委任行會成員,包括召集人,無須事前得到中央同意。不過,我很難相信曾蔭權會認為梁振英是協助他施政的最佳行會召集人。身為行 會召集人,梁振英在曾蔭權主政期間經常表達與政府政策有異的獨立意見。此舉受批評時,他的回應是行會成員需要向特首負責之餘,也要向社會負責。這個「兩條 心不算多」的立場肯定不會被以前的殖民港督接受。那時,為了維護港督的威信和政府與行政會議一條心的金漆招牌,逆耳的忠言可以、甚至被鼓勵在機密會議上提 出來,但任何成員公開發表異見的後果是「即炒」。在港督眼中,行會成員的天職是百分百支持政府。唯一的例外是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行會成員赴倫敦求情。 但箇中有多少是互助配合,將來機密文件解封時便知真相。

梁振英上任後,委任林煥光為行會召集人。當時後者的表現是前所未見。他公開遲疑應否接受任命,又
假如行會召集人和平機會主席兩者揀一,他會選擇後者。事 件擾攘多天,期間梁振英表示兩者沒有衝突,大失其特首身份。上任後,林煥光在面對政府惹起的爭議時,一是像他的前任梁振英般,保持適當距離,或是拒露面 和表態。例如在反國教事上,林煥光完「民意大象」後,便銷聲匿息。後來他發表北京認為港人被寵壞和迷失的言論惹起非議,卻不作回應。最近行會文件需要加上常識評估民意,身為召集人,林煥光不發一言。今次張震遠出事,他也沒有出來護航。見到林煥光的表現,梁振英可會想過他當年做召集人的情景?

梁振英上任後其中一項新猷是要求行會加大力度協助政府施政,全年幾乎無休外,行會有需要時整天開會。過去一年,行政會議是否發揮作用,提高了政府的施政質 素和效率,我看不到客觀的事實。但憑常識評估民意,今天行政會議及其成員在市民心中的地位應該是低處未見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梁振英可以否考慮在一個 「沒有議程」的行會上,讓他親自委任的成員腦震盪一天,尋找答案。





黎則奮 : 改組行政會議始能續命

組行政會議始能續命香港商品交易所事件被發以來,案情急轉直下,由資金不足自動交回牌照,到有人利用偽造文件企圖蒙混過關被拘捕正式起訴,期間主事人張震遠在政府閣的地位於一周亦三度易變,先是以私人業務為由拒辭去公職,然後是自動提出停職,最後因受警方調,不得不釜底抽薪,全面辭去所有公職。

連日來,梁班子一眾高官和行政會議 成員先後出來為政府護航。推薦張震遠續任市建局主席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對商交所財困一事不知情」,強調市建局沒有張震遠亦可運作如常;衞生及食物局局 長高永文「張震遠辭職是負責任的表現」,不會影響政府運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話含糊,但意義與高永文相若。

最後,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表示一年前已知情,但公司財困與個人財務
況無關,如今「張震遠辭職就是建立了防火牆」,所以不會影響行政會議的公信力。

官員解畫 互相矛盾

這班權貴的
話不單互相矛盾,狗屁 不通,還間接確認特區政府其實早已知情。至於政府何以遲遲不正視和解決問題,是否有人刻意包庇,甚至利用公權在張震遠潛在危機瀕臨爆發時刻意給予公職(據 本報余錦賢的專欄透露,如果不是東窗事發,政府還正積極考慮委任張震遠為港鐵主席),從而增加他的融資能力,讓早已沒有商業價的商交所得以苟延殘喘下 去,則可是欲蓋彌彰,不言而

還是傳統左派資深人物陳婉嫻和曾鈺 成
得清楚明白。陳婉嫻在《730》的專欄直截了當地指出:「辭職,等於完結?未必,可能只是開始!第一單醜聞,還可帶點陰謀論,是敵對攻擊;第二單, 尚可用對立抹黑來解釋,但醜聞接二連三出現,就令人懷疑,到底是否因急急組成班子而生的問題?抑或委任這個班子的人有問題?」

行會成員 濫竽充數

曾鈺成的矛頭更直指行政會議,批評它非驢非馬,既不像監察機構,又不像參謀,認為政府應該總結經驗,認真作出檢討,尤其是香港行將普選特首,更須釐清行會角色。

眾所周知,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管治模式一直沿用舊制,行政主導,最高權力機關行政會議照搬行政局一套。可是,淮河之橘,回歸後卻變成枳子,完全發揮不到應有的政治效用,尋且
下愈況,結果淪為今天拉雜成軍、濫竽充數的不堪局面。

在殖民地時代,港督會同行政局決定所有施政政策,行政局都是實質操控本港政經命脈的政治代表人物,遇上危機,亦有匡扶政府渡過危機的責任。所以,儘管有
殖民地時期港督、馬會、豐、怡和是香港四大統治力量,但港元出現危機時,扮演中央銀行角色的同樣是擁有特權的豐。
末代港督彭定康履新時,為了配合還政於民的非殖民地化政策,第一個政治任務就是改組行政局,新的組合盡是工商界和社會精英,財團角色逐漸淡化,代之而興的都是頗孚民望的真材實料的人物,包括中英雙方早已取得默契共同培育接班的董建華。

港英管治時期,行政局是有實權的機關,重大政策決定,由港督會同行政局作出,如果行政局成員大多反對港督的政策,必須記
在案,港督返英述職時要作解釋。不過,自回歸以後,行政會議部分成員明顯屬政治任命,首屆至少有五個共黨員,既反映中央不全然信任行政長官,要有自己人作近距離監察,亦有迹象證明土共在回歸時藉主權治權更變,借機意欲奪權。左派元老康民便曾多次在《明報》撰文,強調未來的行政會議應是擁有實質權力的集體決策機構,可見土共的野心不少。

改組行會 重建公信

可是,無論董建華、曾蔭權以至梁振英,都不希望將決策權與行政會議成員分享,即使董建華管治時期成立執政聯盟,政黨黨魁入局,目的亦只是確保政府政策在立法會有足
票數通過,執政聯盟只有扮演保皇黨角色的份兒,至今沒有改變,難怪曾鈺成當年有「有辱無榮」的慨嘆了。

要實現民主,真正落實「港人治港」政策,長遠而言,不能不發展政黨政治,讓社會上代表各種利益的政治力量,通過相對理性文明的方法取得政治決策權,從而分配社會資源。

不過,普選特首之前,現時角色模 糊、功能失效、個別成員能力備受質疑的行政會議,必須先行改組,才可能挽回行政機關的公信力,特別是一些明顯不
班的成員如張志剛、鄭耀棠、張學明、羅范 椒芬、李慧和林奮強等人,都應該下堂求去,否則只會劣幣驅逐良幣,原有的人才固然無心戀戰,亦難以吸納有志報效社會的賢士



 

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

盧兆興﹕從跛腳鴨到強勢新政府




雖然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與其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制訂「三司兩副司十四局」架構重組,但能否得到本屆立法會通過才是關鍵。正如羅范椒芬在城市論壇上指出,立法會否決重組方案將影響梁履行競選政綱。無論立法會批准與否,依靠曾蔭權管治的跛腳鴨政府通過政策方案絕對是政治冒險。當然,要趕及71日前落實計劃,梁可說是別無選擇。然而,有別於曾蔭權和董建華,梁須依靠即將離任的跛腳鴨政府定下其主要官員問責制的基礎。

看守政府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突顯出曾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梁表示明年私家醫院應停收雙非孕婦,但即將離任的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似乎對此有所微言。就周的反應來看,現任政府被動地聽從候任行政長官的意見和政策方向,儘管曾蔭權極力否認政府施政遭牽制,但客觀事實顯示曾政府基本上已淪為看守政府,只是交接前避免犯重大失誤,確保平穩過渡至新政府。

預期新政府將會在房屋和土地政策方面較強硬、堅持,梁亦承諾促進土地供應和住房建設,即加快興建公共房屋計劃,讓夾心階層享有能負擔的住房單位;居 屋計劃將會改革,以讓更多市民擁有自己的家園。這兩項政策改革預料會令土地價格下降,尤其高價房地產,難怪引起一些地產商不滿,亦顯示梁會推行更多傾斜中 低下階層的房屋和土地政策。而有傳財政司長曾俊華可能留任是為了平息地產商和大財團的恐懼,因為曾俊華的預算政策向來保守,留任是向商界顯示新一屆政府的預算政策改動甚微。

梁在首屆任期未必推行23條立法。畢竟梁民望偏低,他亦意識到必須得到公眾支持和信任才能在5年後連任,於首任期便立法勢阻礙梁爭取民意支持。儘管有消息指梁當選特首是與北京政府達成交易,如23條立法,但預料梁未必在首任期於立法會進行。

可能面對強勢立法會

9月立法會選舉後,梁政府可能面對強勢的立法會。當政府有過多或相對親北京傾向時,選民便會以選票來監察政府,因此泛民主派有望得益於中聯辦傳言干預3月行政長官選舉。民主派無疑未能在立法會選舉中獲得過半數議席,但它在立法會內仍有相當影響力,反對、拖延由新政府提出的法案和政策,令行政立法關係在9月立法會選舉後受到約束。

另一個要面對的難題是梁振英班子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的程度。雖然政治助理的薪酬將大幅下降而《基本法》允許設立,增設副局長仍然充滿爭議,但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並沒有進行嚴格諮詢便委任3040名精英為主要官員,難免將令市民懷疑任命是要擴大管治班子。

前屆公務員亦會在新政府中發揮關鍵作用。林鄭月娥晉升政務司長與曾俊華留任財政司長的傳言,正正顯示梁短期內仍會依賴「公務員黨」。梁政府兩三年後或許改組,但短期內會維持現狀以安撫公務員的憂慮。

梁很可能依賴由民建聯、自由黨、委任為主要問責官員的無黨派支持者及現屆委任官員所組成的鬆散政治聯盟施政。出身專業界別的梁振英相信會委任無黨派的專業人士為主要問責官員。

不會違背中央的底線

袁國強會出任下屆律政司長的傳言揭示,梁在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上,未必能像黃仁龍般堅持毋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這問題釋法。梁在釋法問題的立場較低調,他不會公然要求人大釋法,只依賴有紅色政治背景的律政司長,以行政手段解決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

在普選方面,相信梁不會採取大膽的措施,加快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過程。只要親北京黨派無法在立法會取得過半數議席及親北京勢力仍要依靠商界,中央政府不可能讓香港在短期內有雙普選,梁亦不會違背中央的底線。

總而言之,新政府會改革土地和房屋政策,但保留預算政策謹慎的立場,亦如曾政府般,依賴由民建聯、自由黨、無黨派專業人士及前公務員所組成的政治聯 盟施政。在首屆任期未必進行23條立法,但會任用有政治背景的律政司長處理司法問題,雙普選同樣不會在短期內落實。因此,預料新政府在首屆會較保守和謹 慎。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社會科學系主任

2012年3月23日星期五

張彧暋﹕香港,獨裁者的地獄,自由人的天堂




香港核心精神是什麼?很多人會認為是港人的拼搏精神。可是,擺脫權力、追求自由,更能解釋為什麼香港人如斯努力:香港故事,就是逃避獨裁的自由史。

香港,是避難所。一個政治避難所。香港人,或者我們的家人,大都從大陸逃難來港。沒錯,來香港,多少為了賺錢、找尋機會,但逃避政治,才是人們躲進香港的主因。移民,是逃離飢餓、革命、戰火、動盪。移民是一種政治保險。哪怕家人分散流離,只有一人逃到香港,我們總能找到最寶貴的東西:希望。

我們為什麼害怕政治?在香港人的集體潛意識中,政治價值的追求,最終導致流血。哪怕政治口號多麼好聽,政府提倡的價值如何動聽,但一個人為此付上生命,我們也嫌貴。因為我們相信,生命無價:沒有任何人,任何政府,能買得起生命。我們不相信鬥爭、陰謀,寧願息事寧人,委曲求存。因為生命,是prince-less

香港,本質是自由

香港,本質是自由。只要每一個人的自由被尊重,就算民主化牛步進行,就算政治遠離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大部分人也覺得無所謂。從個人自由開始,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只要不侵犯別人權利,我們都最大限度地尊重每個人的意志。我們相信,命運能自己選擇。香港,一種自由意志。

香港,崇尚個體獨立。我們出賣勞力,但不出賣人格。黃子華有道:搵食鎹、犯法呀?法治是我們競爭的規則。我們自食其力,不須別人可憐,因為我們不想透過依附權威,換取自身溫飽。任何黑社會、政府都不能單靠權力,去換取人的獨立人格。我是我自己,我不從屬於任何權威。

沒錯,資本主義有很多問題。自由被濫用。地產霸權令人窒息。市場被獨佔。富有人的子女靠父母就有首期買樓。教育不能帶來階級流動。努力也不能買樓。香港社會上存在巨大的不平等。

資本主義帶來美好希望,同時帶給人們更深的絕望。共產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正是因為民眾把自身的絕望,投射到專制者身上,希望權力集中,分配他人的資源。人們用自由換取生存,用鬥爭換取公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剝削固然可怕,烏托邦與專制獨裁更令人警惕。近代史的教訓是:自由得來不易,卻會在瞬間消逝。

我們必須在此宣言:任何人,因任何理由、信念、政治價值、國家感情,而出賣香港人珍重的自由,都是香港社會的敵人──嚴格來說,我們沒有敵人,因為我們不用暴力、黑材料。我們打從心底看不起這些黑社會手段。我們用腳遊行、用口發聲。我們最多移民,哪怕是瓦努阿圖。我們相信自由,不信權力。香港是一種對待朋友、顧客的思想,而不是誰屬誰的主奴關係、誰不是誰的人的敵我思想。我們什麼都賣,就只有一樣不賣:自由。

陳智傑﹕選舉離不開爛蘋果?

「這是我見過最齷齪的競選活動。」

驟眼看來,還以為是有關香港特首選戰的評論。不過,其實這是來自2008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對於如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提名戰的感慨(見《明報》今年320日報道)。

其實過去也曾有身經百戰的政壇老將因醜聞馬失前蹄,更遑論初次體驗選舉民意戰的人士?「豬」的可愛坦率,換來「由天堂跌到落地獄」般的輿論攻勢,但被認為是陰險的「狼」,看來亦難逃醜聞纏身的命運,民意支持度正「流血不止」。我雖贊同普選,但卻不認為假如明天便一人一票選特首,便可使醜聞消失,相反,普選首重民意戰,而民意戰則難免會讓醜聞發酵。

愈「悶」愈「君子」?

選舉新聞如何能避免為醜聞所「騎劫」?如何才能出現政策討論?傳播學者亦有所討論。綜合一連串的實證研究,有一個可能不太中聽的推論:愈「悶」、愈是強弱懸殊、愈是人們早便料到執政者會勝出的選戰,則愈有傾向出現政策討論的傳媒論述。相反,愈精彩、愈是爭得火熱、愈是不知鹿死誰手的競爭,傳媒論述則愈傾向把選舉「個人化」為候選人之間的選舉戰略比併(註一)。

究其原因,亦不難以理解。假如選舉民意戰強弱懸殊,大家都知誰快要當選,那麼候選人的選舉戰略(包括約誰人食飯、如何拉票、能否得到某些人士或集團的祝福等),一般來說亦沒什麼新聞價值可言;反而那個快要當選的人於當選後的施政方略,則會成為新聞焦點。於是,選舉新聞便較有機會集中於政策討論,傳媒和輿論亦會就各項政策,質問那個被認為「贏硬」的候選人。

相反,假如選戰打得火熱,不知鹿死誰手,則各候選人的選舉戰略自然亦會是最有新聞價值的素材。選舉戰略的形勢分析,一般都較政策政綱更直接影響候選人的當選機會。說得難聽一點:連誰人當選也未知,問他政策是否有點「㎡氣」?故此,每當碰上競爭激烈的選舉,選舉新聞大多以候選人的選舉戰略為主軸。種種的政策議題,都較大機會被「個人化」為候選人之間有鹇心鬥角的最新戰。而醜聞則正是讓選舉議題「個人化」、影響選情的慣常手法。

當然,候選人本身的選戰經驗也影響其處理醜聞的能力。一個政黨出身、飽歷政黨內部矛盾、地區選戰、議會選戰等「少林寺」式訓練的政治人,與一些由利益集團或政治勢力所祝福而「空降」參選的人,應對醜聞的能力也有所不同。議會直選和政黨政治的洗禮,不單是認受性的問題,更是應對民意戰、處理醜聞的最佳訓練:任何無法應對醜聞戰的人,老早就於黨內初選和議會選舉中被「自然淘汰」了,還能容他去參選政府首長?

普選,離不開民意戰,也離不開醜聞這爛蘋果,但議會直選和政黨政治,卻會把無政治能力和「不太乾淨」的人淘汰。假如香港的政黨有機會執政,政黨所派出的候選人都是能通過重重選戰考驗的「生還者」,那他們的質素大概也不會弄得如斯田地──至少,應能讓香港的特首選戰多一點「睇頭」。

註一:Hopmann, D. N., de Vreese, C. H. and Albak, E. (2011) Incumbency Bonus in Election News Coverage Explained: The Logics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Media Marke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264-282

盧兆興﹕2012特首選舉 特點和選後方向

2012行政長官選舉無疑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歷史上最激烈的一次,無論星期日選舉結果如何,其特點和選舉後方向值得關注。

中央政府讓兩位建制派人士參選行政長官這事上已大失預算。起初,北京希望加強競選激烈氣氛,使建制派候選人準備最快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最意想不到的是其決定將建制派分裂為兩大敵對勢力,而可能引致流選,需要在5月有另一輪選舉。當然,北京希望避免這情發生,所以動員在港的喉舌懇請選委不要投白票。

嚴重的分裂

北京另一個失預算是香港政治勢力出現空前嚴重的分裂,如何修復建制派的損害將是北京官員在選舉後須即時處理的議程。

候選人的指控、醜聞和揭露是史無前例。有候選人為了公眾利益而忽視行政會議的保密規定,西九設計比賽、大宅僭建、2003年就23條立法的立場、商台續牌及婚外情都成為傳媒焦點。公眾前所未有的監察候選人,增加選舉透明度,甚至連行政長官曾蔭權也因與某些商界人士關係而受大眾監察。

可是,這些醜聞和揭露對香港政治有深遠影響。新任行政長官的形象、威信和認受性將受市民質疑,即將卸任的曾蔭權威信受損。將上任和離任的行政長官認受性均有損,出現「雙輸」情,因此,政治精英、管治層及大眾間的信任須在選舉後重建。

因建制派內部鬥爭,得益將是泛民主派。雖然泛民在最近區議會選舉受挫,但他們很可能在9月立法會選舉重整旗鼓。當然,他們未必取得立法會一半議席,但泛民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沒有政治負擔,何俊仁在辯論上成功爭取政治分數。

北京將會對允許香港在2017年全民直選行政長官感到擔憂。北京在今次選舉發現很難控制選委的選票,即使中聯辦可能有隱藏偏好,選委仍可獨立選出他們首選的候選人。

商界也在選舉中分裂,商界精英和領袖需要在選舉後考慮發展路向。一些商界巨子支持唐英年,而一些支持梁振英,若商界不團結,這意味覑商界,包括自由黨,需要想想應該如何培養未來政治領袖。商界長時間透過英國殖民政府和特區政府委任制度而享有政治影響和權力,只有少數商界精英如李鵬飛、田北俊等支持直選。長遠來說,商界精英應重新協調,計劃培養新政治領袖及鼓勵年輕領袖參與直選,否則,當2017年有機會全民直選行政長官時,商界仍缺乏政治領導。

階級矛盾

選舉見證階級矛盾和對峙。唐營代表中上階層,而梁營則代表中下階層,將來,若商界和建制派想聯合,他們需要商討具體政策、建立互信關係,達至妥協,而非以零和遊戲對待大家。

階級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內減少。新任行政長官需要解決階級衝突問題,如公共房屋、社會福利、貧窮等。改革稅制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因這會遭到商界反對。新政府將會有政治和經濟上限制,總之,政府和分裂的商界間關係將在選舉後變得緊張。

舉最精彩的,是傳媒史無前例的扮演監察角色,他們不僅監察所有候選人的表現,而且辯論使公眾更了解候選人政綱及表現。傳媒的監察讓香港市民更深認清候選人的誠信、理念,雖然香港市民今天仍未有權投票選出行政長官,但傳媒成功將候選人和大眾間溝通阻隔縮窄,港式民主獨特之處是民意對1200選委於星期日的投票起了影響。

選舉首次突顯黑社會在政治中角色。傳統上,香港黑社會只注重經濟利益,從事各種活動圖利。這次選舉提醒市民,黑社會是否悄悄滲透政治。即使未有具體證明黑社會人士影響是次選舉,但中央及特區政府須檢討「統戰」黑社會的策略。政治吸納黑社會成員只會令他們坐大。中央及特區政府應提升政治敏感度,不可使黑社會滲入政治。

負責管理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要適應本地多元化政治。這些官員從未處理像香港般高度多元化和複雜的政治格局,有報道指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支持唐英年,但駐港聯絡辦卻明顯支持梁振英。中央官員並未在行政長官選舉上達到共識,令親建制陣營間產生混淆,引發激烈競爭。中聯辦及港澳辦應汲取教訓。親建制陣營向來採取傳統家長式作風,等待「阿爺」指示作最後決定,兩單位若沒統一立場,只會使特區政治混亂。

政治精英將需要珍惜妥協、談判與和諧的民主精神。民主不僅僅是政黨輪替、雙普選和政客爭取選票,民主更是候選人有尊嚴地接受選舉失敗的政治智慧,也代表談判和妥協。香港政客作人身攻擊和互相指摘,只會阻礙香港民主精神的發展,這些陋習很可能延續至9月立法會選舉,甚至導致訴訟。

泛民的團結和分工

新一屆政府組成後要推行政治和諧、互信的政策。政策智囊團及政黨在選舉後須考慮籌備會議,讓政客和商界於各政策問題建立互信。行政立法間加強交流,可透過定期會議鞏固雙方關係。

泛民主派演示空前團結和分工。溫和民主派支持何俊仁參選,在明知無法取勝的選舉中,擔當忠誠反對黨,泛民選委呼籲投空白票,與中央期望互相衝突。其他較激進的民主派採取抵制策略,這樣分工合作更突顯泛民政治智慧成熟。政治不只代表鬥爭,更需要團結,泛民利用建制陣營內部分裂,趁機展示團結、合理辯證和忠誠反對派形象。

總括而言,這選舉有十大特點。選舉後,新任行政長官及其支持者必須採取促進和諧原則和建立所有政治精英間的信任,包括建制派、商界及泛民主派。選舉過後,要加快修復各方的工作,不然新任行政長官及其班子將面臨重大管治難題。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 社會科學系主任

2012年2月23日星期四

盧兆興﹕親建制陣營勢將分裂



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峰迴路轉,繼梁振英西九事件及唐英年僭建醜聞後,葉劉淑儀亦有意加入戰團,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亦磨刀霍霍。無論曾鈺成是否參選今屆的行政長官選舉,親建制部隊相互間的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分裂的情可能會在行政長官選舉後演變得更劇烈。

如果於325日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只有兩大熱門的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以及尾隨在後的何俊仁或葉劉淑儀參選,建制派勢必因為唐營與梁營之間的激烈競爭而分裂。現時兩陣營的競選活動不斷被互相抹黑,顯示香港競選文化產生負面的形象,但同時卻不利親政府陣營的團結。

傳統上,親政府陣營由兩大勢力組成,包括傳統親北京的左派勢力,以及商界精英。1980年代起,中央政府便積極、周密地扶植民建聯和工聯會,協助他們的競選工程。現今建制派對北京的忠誠,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北京政府在1990年代起精心的政治準備、培育和策劃。然而,從貧富差距、取消遺產稅、最低工資、低下階層和中產階級的住屋問題,到貧窮人士的福利等各種政策上的爭論,都顯示親北京的左派團體和商界精英之間持續的階級矛盾。

唐英年在香港政壇的崛起,主要原因是北京需要為香港政治制度吸納資本家階級,同時大商家亦需要擁有商人背景的政治領袖來維護界別的利益。可是,階級矛盾並不允許傳統左派與商界平易共存。梁振英民粹主義、貼近民情的政綱,例如其房屋政策,雖然引起商界的反感,卻博得中下階層,特別是年輕一代的青睞。歸根究柢,唐梁兩營間的緊張關係,是北京以雙重政策培育左派勢力與商界精英的結果,亦促使建制派內部無可避免地分化,甚至分裂。更致命的是,唐氏的連串醜聞,間接損害了大商家的形象。普通市民可以質問,難道只有唐英年才能代表及捍衛商界的利益嗎?

香港政制嶄新階段

即使曾鈺成參選今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亦無助解決建制派間的階級矛盾及內部分裂的政治困局。假若曾鈺成成為新特首,勢必獲得大部分原屬梁振英的建制派選票,並構成挑戰以唐英年為代表的商界利益。若曾鈺成當選,傳統左派與商界定會在不同政策上產生糾紛,而商界可能成立新黨派,以阻止政府在立法會中通過的任何利民政策,這是可預見的。假如曾鈺成出選而擊敗梁振英,梁營支持者甚至有機會另起爐灶,加劇建制派內部分裂。故此,曾鈺成的可能參選並不能解決親建制陣營內的矛盾,只會演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分裂。

如果是這樣,香港政治制度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即中央過去20多年來的政策促使親建制陣營的日益分化的局面。儘管北京似乎未有干預是次行政長官選舉,但不評論任何候選人,又或暗示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是中央政府可接受的人選,都不可避免地引發兩營間政治上的互相角力和鬥爭,影響新一屆行政長官的管治威信。在這樣的情底下,北京的對港政策,無論是無意或未能預料地都只會為香港政府帶來新一輪的認受性危機。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社會科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