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劍華﹕以掌櫃邏輯打造的預算案

正如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演辭引言所說，這已是他擔任這職位的「第6個年頭」，市民實在沒有理由預期財政司長會突然於今年提出一套有「突破性」的財政或理財新邏輯。

或者說，這是新一屆政府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如果這政府真的有心求變，或真如梁振英在競逐特首寶座時那突破前朝施政框框的意志，這份預算也可算是一個展視管治新意向的機會。不過，這一種寄託於還抱存一點盼望的想像，應該早已被放棄。幾個星期前才宣讀的施政報告，早已說明了在野之時儘可說得亮麗，上位之後便總有千百個理由去為現狀開脫。當梁振英自己也承認他的首份施政報告「沒有新亮點」之後，我們有什麼理由去要求這一份財政預算案有更多的亮點？

理念休談 各自爭取才是實際

曾俊華也果真是久經歷煉的公職人員，他不也已在預算案引言中說得清清楚楚嗎？他為這一份預算案作了一個前設：行政長官在上個月已「發表今屆政府第一份的《施政報告》，宣布一系列涉及600億元的新政策」，因此這份預算案的目標簡單不過，是要為施政報告「提供財政資源，作出全面配合」，其餘所談只能算是「提出一些建議」或「提出一些思考方向」（第2段）。因此，在預算案發表前向政府張口爭取派糖，或提出具體而微的各樣分配盈餘利益訴求的政團、政黨及組織，才是對政府了解得最透徹的一群。總之是理念休談，各自爭取才是實際。至於那些更具宏觀視野的論述，例如要求政府整理財政理念，期望政府善用財政政策、合理分配資源、為未來綢繆規劃等等，就更顯得是流於迂腐及不切實際了。

瘇然沒有真正求變的意志與動機，這一份預算案163個段落所表述的種種也就一點都不讓人意外了──都只是翻炒過去數十年反覆陳述過了的老調。這些貨色回歸前後沒兩樣、新舊政府也無分別。

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已到了拐點，不早作籌劃不但不能解決問題，更可能為未來埋下炸彈，這一點早已是不少有識之仕的「共識」。財政司長也不得不承認「現時香港的內部及外圍環境都充滿挑戰」，「整體經濟一直以低於趨勢速度增長」及「面對巨大的下行風險」，「外圍環境仍然錯綜複雜，充滿變數」。另一方面，預算案演辭也承認「基層市民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他們減輕所面對的生活重擔，紓緩壓力」、中產人士的「壓力沉重」、「人口高齡化所帶來的挑戰」、「長者人口比例增加」及「人口持續萎縮，納稅人數減少，經濟增長減慢」。瘇然時勢有那麼大的不同、問題是那麼多、挑戰是這麼大，為何仍可說過去數十年建立的制度和經濟基礎仍然「良好」和「穩健」？

要應對上述這些問題，是不是應該及早作出政策構想，並為公共服務體制及涉及的財務安排作準備？政府不應只是個行政體系，也不單是公共資源的管理員，更不應只是社會財富的大掌櫃。政府應該有領導社會的意志與能力，政府對大環境應具備識見與一定程度的駕馭能力，政府更應該對未來的需要與問題有前瞻及洞見力，政府應該能夠引領社會構建未來。不知道這麼多的「應該」是不是有點苛刻，但反覆再讀這份財政預算，究竟上述那麼多個「應該」有哪一個能夠得到一丁點兒的確認？

十分消極的預算案

因應各方面的轉變，公共財政的角色及作用必然有轉變，政府的財政策略與理財觀念也需要與時並進。財政司長在預算案中指出，九七回歸以來政府開支的升幅超過一倍，經常開支增幅也接近一倍，而同期的本地生產總值則只增加六成（第141段）。這正好說明公共財政的重要性在增加、其作用也可能更為重要。

要「香港避免如歐美國家一樣，出現嚴重的財赤問題，被迫大幅削減公共開支」，肯定不能也不應只再單靠「謹慎理財」及「量入為出」這兩道老法寶，而是要為未來的公共財政的承擔作出安排。低而簡單的稅制昨天可能曾是香港的成功關鍵，但這不應成為不能觸動的教條或圖騰，這一種掌櫃邏輯也顯然再不足恃。不是只有福利主義才缺乏延續性，「長久以來的基本信念」也可能已不合時宜，這份預算案的其中一個最大缺失，正正是把某些理念說得太過理所當然，因而拒絕反省，甚至抗拒作出轉變。

這是一份十分消極的財政預算案，也是令人讀過後難免感到消沉的預算案。有人說確認了問題是解痩問題的第一步，這預算案指出了一些明顯不過會衝擊香港未來的問題，但它有完成財政司長自己提出的卑微任務嗎？這預算案有提出一些有洞見的建議嗎？裏面能點出一具變革式前瞻意義的思考方向嗎？

財政司長說「量度今天的生活水平，不應再用昔日的標準」。這點所言甚是，但他這份財政預算案也正通篇都是以「昔日的財政策略，來應對他日的轉變」。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鍾劍華﹕藍圖如幻、膽識何來？ ——評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

在梁振英發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的前夕，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公布了最新的民望調查結果，指出梁的支持度仍然下跌。雖然說，下跌幅度輕微，而且還是在誤差範圍之內，支持者或可自詡等同於維持平穩。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作為一個這樣複雜的社會的最高領導人，民望長期處於不及半的水準仍是十分有問題的。從這一角度去看，這一份作為處女之作的施政報告，對梁振英作為特首的政治前景十分重要。就算不一定能完全奪回各方面施政的輿論主導權，也必須令市民對其施政保有盼望。事實上，這一種盼望，也是梁振英能夠奪得特首這寶座的主要原因。

盼望他能做出改變

梁能夠在去年被看淡的情下，於特首爭奪戰中擊敗唐英年，正是因為打了一場「民望」之戰，令操盤的中央政府及小圈子選委會，不得不棄唐選梁。而那一場「民望之戰」的勝負關鍵，正正就是「失望」與「盼望」的博弈。唐英年在處理大宅僭建問題上表現拙劣，且連番失言，自是其由「熱」轉「冷」的其中一個因素；但更根本的理由，是上一任政府讓市民由失望走向憤怒，唐作為政務司長難以撇清其責任。梁有策略地於兩年前，便開始淡化其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身分，其文章及言論也持續突出其有異於當屆政府。梁能言善辯，對市民最關注的房屋、貧窮等問題，也往往能提出一些頗具綱領性、突破前朝施政框框，甚至突破AO技術官僚邏輯的意念。雖然有人認為他沒有實際的行政經驗，有人認為他沒有駕馭公務員的能力，甚至有人懷疑他的政治品格，他最終爭取了不少人的支持與盼望：盼望他能夠做出改變，盼望他的專業背景有助於他做出有效的施政，盼望他20多年的政治歷練不是浪得虛名。

林肯曾經說過：「你可以欺騙所有人於一時，也可能長久的騙到部分人，但卻不可能永遠騙到所有人。」梁振英是否真的有能力如盼望中的帶來轉變？又或者說，市民是否仍然對梁抱有盼望？是否仍相信他有能力帶來轉變？有能力解決那些多年來說得脫掉了牙的老問題？這一份施政報告不一定能即時解答（應說很不可能）到上述第一個問題，但起碼也應為後面兩個問題留有懸念。否則，梁的政治前途可以休矣，就算勉強留在其位，未來的幾年將會是梁振英個人與市民另一場「失望」與「盼望」的博弈。

如果這一立論基礎不致偏離香港當下的政治氛圍的話，剛發表的施政報告還能令市民抱有盼望嗎？

展示你的能耐 幹點實事吧！

對於香港市民面對的、最關切的幾個問題，梁在其選舉工程中已說了很多；他過去幾年寫的文章也一再重申其施政觀點；他在上任不久後在立法會的演說，也對其理解中的政府角色（所謂「適度有為」，所謂「積極不干預」主義的不足，等等）作出了說明，如果施政報告再翻炒這些老調，市民肯定不會收貨。要為民望翻盤，要重奪政治論題的話語權與主導權，也絕對不能期望市民繼續感性消費其領導的政府。香港市民也是現實的，拉梁振英下馬的可能性不大，僭建事件後也沒有太多人會仍然相信梁振英比曾蔭權或唐英年更忠誠可靠，那就展示你的能耐，幹點實事吧！

看過了施政報告演說的直播，再細閱了施政報告的文本，心中不期然產生了一個回歸基本的疑問：「梁振英是否真的有帶領香港尋變、或起碼幹出實事來的能耐？」

這一份施政報告長達200段，洋洋大觀，各主要政策範圍都觸及了。對市民最關心的房產問題，便佔了共43段，長達11頁，是總篇幅的四分之一。房屋政策是梁振英的主打項目，在整個選舉工程中更是梁爭取民意支持的主要覑力點。他也不只一次批評上任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認為香港不缺土地，只是土地開發的行政程式不當，他也不只一次認為政府可大幅增建公屋、多建居屋以回應市民的住房需要。既然如此，市民自有理由期望在這個問題上梁振英政府應有所突破。當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宣報前夕揚言這不只是這一年度的施政報告，更是未來5年的施政報告時，相信不少人都以為梁先生會為未來如何開拓土地、如何落實增建公屋居屋、如何擴大私人房屋供應訂下未來5年的目標和工作流程。但出來的報告卻令人十分意外。

政策目標指標毫無新亮點

不得不承認，梁振英的演說能力不錯，他也是一個構建美好圖像的能手。施政報告的土地房屋部分拋出了十分豐富的數字與項目。但只要仔細檢查，其任內的政策目標與指標卻可說是毫無新亮點。5年內有7.5萬公屋單位，及2016年前建7500個居屋不也是2011年宣布復建新居屋時的指標嗎？說2016/17年後4年內有1.7萬新居屋、或2018年後5年的公屋應以10萬作為目標。這些都是後話，起碼在2017年之前，政府似乎沒有能力打破現時的供應瓶頸。至於其他釋放更多土地或開發更多土地的項目，大部分都是已有的方案。舉例說，新界東北可建5萬多單位，洪水橋可釋放大量土地等等，都是研究經年的方案，如何衝破各方阻力及平衡不同觀念才是這些方案能否得以落實的主要困難。可惜，施政報告沒有為此提出策略，也沒有操作流程與時間表。四年半後梁現屆政府任滿之時，市民如何審計其政策成就？梁先生到時會否自辯說：「我提出／重提了方案，但沒有說要在任內達成。」到時，市民又可奈之如何？

這一份施政報告可討論的地方很多，此文無法一一議論，但頭腦清醒的、對香港過去20多年的發展與問題有所關注的，都會明白政制問題是糾結各種問題的核心。這個結不打開，香港特區政府都不會有足夠的認受性與政治能量去處理各種長期問題。其房屋土地政策的那些項目，都必須有一個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才可以帶來突破。施政報告在政制發展部分只用了兩小段共只147個字帶過，令人十分失望。

梁振英說要「有膽有識」做實事，但這份施政報告卻不能說明其膽識何在。作為香港這個複雜社會的領導人，膽與識不只是要說服香港人接受某些方案與安排，也不只是要語重心長的勸說年輕人要以大局為重。真正的膽識是要敢於確認香港十多年來社會逐漸撕裂及發展不前的核心問題。敢於在施政報告中確認此一點，便足以為其領導的政府提升威望。唯其確認這一點，才能向北京中央政府展示香港社會求發展與突破這深層次矛盾的共識。也唯有在這問題上有所突破，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或重提的）各項藍圖才能夠有希望在合理的時間內走前多一步。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鍾劍華﹕優次顛倒 擇惡固執 咎由自取

事到如今，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設科所導致的局面，可以說是交織着「幸」與「不幸」地得到了紓緩。「幸」者，是政府最終懸崖勒馬，不致這矛盾糾結不休下去，但對於各方來說，也都可以說是十分「不幸」的，對香港社會，更是極大的不幸。對於投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要採取「絕食」這一種具自身殘害性質的方法突出訴求，從任何角度看，都是令人傷感的。作為政府，除了說「不贊成市民以絕食這種激進手法提出訴求」，是否也應檢討下為何有人以這方法提出訴求時，竟有這麼多人出來支持？這種反躬自問的施政態度，為何從來不會在我們這個政府身上顯現？為何每一次都要等到政府輸得只剩下內衣褲時，事情才能有轉機？

揚棄大和解 製造大分裂

說這局面「不幸」的另一個原因，是新一屆政府早前提出的「大和解」，已因為這次反國教科事件的激化而提早死亡了。在新一屆特首選出來之後，無論如何理解與看待梁振英，大家都得明白要與這個新的政府在未來5年尋找有效的互動界面。梁先生自己主動提出只有「一個香港營」及「大和解」的說法，也讓人有所期待。甚至遠在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都作出呼應，可見這應是新一屆政府的首務。站在香港本位的角度來看，社會各界也確實需要尋求某種程度的和解及推動協作，去處理多年累積下來而尚未能解決的種種問題。當權者首先主動釋出善意，是當領袖應有的胸襟，也是在重重制度局限下解開死結的第一步。這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首要任務。如果政府真的要擇善固執，這也是最應該有所堅持而不得揚棄之固執。現在這政府優次不分，而且反其道擇「惡」而固執、撕裂社會、激化對立，令人十分失望。這一次的對立可能因政府現時的退讓而不致惡化，但社群間之分裂，對政府的不信任，卻因此一事件而進一步激化，和解之路漸行漸遠。未來幾年，香港社會仍會於盤根錯節的種種問題與爭論中糾纏下去，前景令人倍感憂慮。

政府曾說，推行國民教育科已諮詢過，而且已醞釀了好幾年，回歸也已15年，因此不能不堅持。在此，先不說去年諮詢過程的種種疏漏及那一份「教學指引」的問題，也先不計較諮詢過後沒有完整的報告書與總結，亦不糾纏於為何政府要撥款千萬去開發那一份「不是官方教材」的中國國情手冊，但原來政府概念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還能夠順利推行嗎？堅持執行，也只會是一個完全跟政府原意「走晒樣」的國教科。全港各界會以不同的方式緊盯着每一個細節，家長會向學校索取教材甚至刻意安排孩子不上課，學校與家長甚至學生之間的關係也只會趨於緊張。這對教育下一代又有什麼好處？

理曲氣壯 自殘民望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說國教科的目標是「獨立思考」、是「公民及世界公民價值觀之培養」。果真如是的話，就更應撤回再議，因為這些都不見得是原來那一份課程指引的主要焦點，否則公眾也不至認為政府有意圖洗孩子的腦了。

政府缺乏理據而且無謂的堅持（所謂「擇善固執」），為整個社會及政府自身都帶來極沉重的代價。「大和解」已不可能，而且會令政府與公眾的裂痕進一步擴大。顯然，很多以前比較沉默低調的家長已被政府這一堅持而推向其對立面，不少學生也因此事而有所觸動，以後對政府的施政會提高了戒心。看來，在培養政治人才，特別是與政府對着幹的政治人才這方面，這次是成效卓著的。

這一事件，也暴露了新一屆政府班子的政治能量與能力都十分有問題。如果教育局長吳克儉處理得好一些，矛盾應不會激化至現在這一地步。國情手冊曝光之時，新政府才剛起步，公眾也應會較疑中留情。但吳局長不選擇及時回應疑慮、不接見家長及關注組織，反而選擇「潛水」，躲起來寫網誌，以為與反對者做筆友就可以解決問題。走出來後，也只擺出一副難以與人為善的姿態。他對事件的惡化及對新政府形象的損害，有着難以推卸的責任。在9月8日政府的記者會上，特首梁振英搶先回答記者對吳局長應否下台的提問，表面上是為其下屬接了招，還說應感謝吳局長，但顯然特首對吳局長的政治能力已失去信心，不欲讓其講多錯多，看來吳克儉退出問責班子應是遲早的事了。

林鄭司長應是新一屆班子中政治能力較高的一位，其果斷作風及高民望也賦予她不俗的政治能量。但她在9月3日晚記者會上的那一番話，看來會把她多年累積下來的民意資本打散。這個政府的政治判斷能力真的很有問題，如果當晚在群情洶湧下不能提出新的說法或把球拋回去，為何還要煞有介事的召開記者會？就是真的要對包圍政府總部的人群做個沒有新意的回應，是否應該由已輸得再沒成本的吳克儉局長出頭？為什麼要為林鄭製造這樣一個公關災難？筆者在8月6日的文章已指政府不能動輒以透支有公信力的成員來硬銷政策。對於林鄭司長服務香港的承擔沒有懷疑的理由，但政府官員位高權重，有時難免自視正確而拒納逆耳之言，明明是理有所曲而不反躬自思，到頭來只會賠上自已的政治資本。林鄭司長在下一輪政府高層的民望調查中，評分起碼應會去掉5至10分。

林鄭司長的那番話，唯一之前沒有說過或尚算有點新意的，是說會賦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更廣闊的討論空間，什麼議題都可以提出。這一說法其後幾天更是愈說愈鬆動。如果這一空間打從一開始便存在，委員會的角色便不至如現在這般尷尬。胡紅玉女士被委任為主席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她有「廣泛的政治公信力」（這是政府在宣布設委員會之初便提出的選主席標準），但經過這幾個星期讓事件發酵激化後才提出這一點，只會令人更不信任這一機制。到了現在，這委員會就更變得可有可無了，大家也不會認真看這一個點裝諮詢的委員會。胡主席就如同挾其政治公信力而讓政府架上了刀口。很有可能，跟林鄭司長一樣，其珍貴的政治認受性會為這政府在這次國教事件中犧牲掉不少。屈指一數，在新一屆管制班子中，還有幾多位尚餘點人氣及政治公信力的成員可為政府的施政向公眾說項？更令人更憂心的是現屆政府打算如何度過餘下4年9個多月的任期。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鍾劍華﹕從反國民教育科 看政府管治困局

作為家長，我對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稱國民教育科」）不無意見，作為長期研究社會政策問題的學術工作者，我也很想走進民眾中間，理解一下盤縈在家長心中的疑慮和情緒，作為一個普通香港人，我也想知道反國民教育的情緒和行動，是否真如吳康民先生所判斷，是少數港英餘孽與反動派在背後操縱的結果。於是，我參加了7月29日由「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發起的「反對洗腦」大遊行。

加深分化管治難

當日午後陽光猛烈，天氣酷熱。我猜想，人數也應不會太少吧！到了維園，才發現仍要出來遊行的比大部分人想像都多。其中不少是年輕的父母，也有一家老少帶覑襁褓中的嬰兒。在台上持咪領唱口號的都是新面孔；維園一帶以至整個遊行路線所見，大部分所謂「反對派政黨」都比較低調，明顯不是主導行動的角色；途中所聽所聞，這一次行出來的有不少都是遊行初哥。這些表象已說明了很多問題。說反對派政黨可以動員這麼大量的年輕父母推覑孩子走上街頭，無疑是抬舉了他們，也太「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沿途倒偶爾聽到參與者痛罵教協反應太慢太溫和。

很明顯，帶覑年幼子女在酷熱天氣下走上街頭的父母，對國民教育科的懷疑和對孩子被洗腦的憂慮，沒有被一個多星期下來政府高層及其盟友的多角度澄清所掃除。就連一向民望較高的林鄭月娥或公眾形象較好的林煥光也幫不上忙。政府應該小心評估一下，個別官員、幕僚及支持者的民望還能讓政府透支到幾時？政府的公信力可能已經到了臨界點，這也會是未來5年能否有效管治的一個關鍵因素。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首務是要與社會重建互信，「大和解」不應只是口號。可惜的是經此一役，政府可能因不想示人以弱或因要完成政治任務而硬推國民教育科，換來的代價是另一大班人，包括今天和明天的家長及他們最覑緊的小腳板，將走向與政府對立一方。

除了憂慮之外，家長心中的不忿也十分明顯。官員意圖說些貼心的話來釋除疑慮，倒反過來成為其中一個推動父母上街的催化力量。高官說：「我自己作為家長……也不會讓孩子受洗腦。」今天說這番話的政務司長幾年前不就以要陪兒子海外升學的理由而申請外調嗎？說這些話之前不應假定市民都忘記了，或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子女大多就讀國際學校或已被送往外國留學，否則效果只會適得其反。公眾往往不如當權者希望般善忘，因此，說這些話的效果是令一眾家長更不甘心眼巴巴讓自己的孩子成為成就政治任務的政治祭品。

無從疏解的疑慮 難以排遣的不忿

遊行也搞了，下一步可以怎樣？這問題的答案大抵也會是政府評估如何回應的重要考慮點。9萬人也好，3.2萬也好，過了這一關，只要未來4個星期不再有更大型的抗爭，9月開課以後，國民教育科就米已成炊了。就算真的有人搞罷課罷教，也已是9月開課後的事了，而且，一旦罷課，最直接受到影響的還是家長，出來遊行的9萬人也不一定全會支持，且，罷課也總不能天天搞吧？

政務司長在遊行過後即時提出成立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委員會就國教科提供意見。特首梁振英也打破沉默繼續玩弄語言魔障說政府不會硬推，又說會把教材放上網讓公眾監察。這些明顯都是早已為遊行過後定下來的緩和策略。教材上網不可能減輕課程指引帶來的疑慮，「不硬推」是個虛話，頂多3年之後，中小學生要接受國民教育便會成為鐵一般的事實，不是硬推是什麼？

這些策略顯然不大管用。首先是因為來得太遲。在主辦團體聲稱有9萬人上街之後才推出這些小動作，吸引力明顯是不成比例的小。以「搞個委員會」這一老掉了牙的「統戰」或「行政吸納」策略來處理政治紛爭，其光環已被回歸後這15年的幾屆特區政府消磨殆盡。一則固然是時勢之不同，但特區政府自己「做壞」了這一策略也難辭其咎。試回想一下，每次要委任什麼委員會之類的組織，總是政府自己「以我為主」，來來去都只是那小撮人選，每一次都是要保證「親建制」力量擁有最大的安全系數。如是下來，還能管用嗎？學民思潮、家長組織、教協等即時表示不接受梁振英的說法，更斬釘截鐵表示不會加入委員會，也不會妥協。其實這些都是自然不過的一種反應，「你以為我是傻子嗎？」雖說不管用，但從政府的反應看來，國民教育科似乎還是會堅定不移地搞下去的。

「你以為我是傻子嗎？」

「你以為我是傻子嗎？」這話是近日我問一個初中學生會否害怕被國民教育洗腦時得到的反應。官員也許是說得對的，要對小孩子進行洗腦，不是如所想像般容易，只要香港還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要成功為孩子洗腦確有一定的難度。那一份政府贊助了數千萬搞出來的《中國模式手冊》曝光之後引起的強烈反應，正好說明了這一點。網上的維基百科中文版說該手冊是「由親北京政權思想進步的作者編寫」。在很多香港人心目中，「親北京政權」與「思想進步」是兩個不可能共融的概念。由「親北京政權」的組織或個人編寫的國民教育科教材，只會挑動港人神經，偏偏這一份手冊還寫的那樣不堪！奇怪的是為何有人當初會以為這一份今天連自己人也視作「次貨」的東西可以蒙混過關。「左毒入腦」的那些人有此僥倖之想不難理解，這是水平的問題，但政府竟然會擲了數千萬押注下去卻有點令人費解。為何一向被視作高效的行政官僚層竟評估不到這無異於捧起大石頭來砸自己的腳？這是「官僚理性」的淪落？還是回歸15年後「劣幣驅逐良幣」這一宿命的浮現？這是另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如此下去，香港的明天會變成怎樣？

「中國模式」手冊的作用適得其反，挑動了難以疏解的反國民教育科情緒。林煥光先生講的甚是，這一事件會大大提升港人對洗腦的免疫力。以後，就算國民教育科如期上馬，各界都會拿覑顯微鏡監視覑其每一細節。要洗腦？政府說「沒有這個意圖」，樂觀一點的人說「不會吧」，信念悤烈的也會說「休想了」。家長們，你們有必要這麼憂慮嗎？這一點，下次再談。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