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梁振英當選後的挑戰

行政長官選舉經已結束，但政府更替帶來的挑戰或陣痛才剛開始。

新特首梁振英不若其兩位前任，董建華和曾蔭權不單在選舉委員會中獲得壓倒性來自建制派選委的支持，也在七成民調支持度下當選。其實，梁振英的政治考驗主要不在於1200名選委，而在於民望。

隨覑近年爭取普選的民情高漲，「小圈子」選舉在普羅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及中產）眼中，已經成為政治「原罪」似的。上周六，出乎預料有22萬人往「民間全民投票」的票站或透過網上投票，當中超過一半投棄權票，以示對目前選舉制度的否定。

梁振英的競選一開始便從爭取民望出發，由一年前的5％民意支持度一度攀至一個月前的五成，之後才因為對其誠信的攻擊（包括唐英年爆出至今尚難證實的所謂梁在9年前行政會議上說過關於「防暴隊」及「縮短商台續牌」的指控），而被拉低，並引來他能否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質疑。儘管如此，支持他當特首的民意度，按香港大學特首選舉滾動調查，至選前為止仍有35％，高於唐英年的19％和何俊仁的14％；當然棄權或3名候選人皆不接受的也達32％。可見，梁仍有一定的支持度。

同樣寫在牆上的是「民心所向」

誠然，民調不等於全民投票，故不應把民調數字過分解讀。懷疑論者稱，今次特首選舉的結果早已寫在牆上，因為中央的「京意」對選委們有很重要的影響， 不過在選舉過程中，似乎京意一直因應本港民意發展而在默默起變化。同樣寫在牆上的是「民心所向」，要為選委會式「小圈子」選舉畫上句號。小圈子選舉的種種 問題，全然暴露於社會面前，為人所厭。因此，中央政府及新特首應下定決心，2017/2020年做好「雙普選」，把特區從持續的政治折騰中拉出來，否則內 耗與空轉不斷，政府公信力只會沉淪下去。

是次選舉過程，媒體報道和公眾討論似乎只聚焦於「黑材料」揭露，包括建制派內部互為指控，這樣雖讓廣大手中無票的市民以在看鬧劇的心情取得一時之快 外，對選舉的正面功能——如全民辯論政策及社會前景，以至凝聚改革意志——毫無幫助，反而加深民眾對選舉和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其對政治人物的犬儒態度。

不過，民主政體的普選其實也愈來愈走進「負面競選」的軌道，2017年香港實行真普選也許仍見負面競選，港人要開始適應公開選舉的政治生態，畢竟由指派式政治走向選舉式政治，既需一個過程，也得承受遊戲規則改變的代價，但這個代價遠比不民主政治帶來的信任危機和不透明交易為輕。當小市民手執一票，知道其一票對其未來可帶來不一樣的結果時，他們最終是不會再以電視肥皂劇的「觀看者」（onlookers）態度去對待特首選舉的。

組班上須克服一些困難

就算今次的「小圈子」選舉，箇中也充滿一定程度的不確切性和建制派不同陣營間的離合與錯綜連橫，這樣的發展對一些以為大局早定、無風無浪的人來說， 當然帶來震驚，但是，在民主選舉中不屬偶然。一個真正的選舉不可能在選前寫好結果，這樣競爭才有意義。香港市民和不同黨派陣營應及早汲取是次選舉的經驗， 為2017年作好準備。

梁振英受制於當選時民望不及董曾，及目前有關其誠信的爭論，需要時間和事實去取得廣大市民的信任。他不會有政治蜜月期，在組班上須克服一些困難，也必然面對未來5年以他為主要目標的反對派攻勢，包括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因此，他必須向社會證明，對其領導作風和個人誠信的質疑乃屬錯置或欠缺根據，並同時清楚向市民表明對政制民主化的承擔。他在當選後表示有意參與2017年普選，以接受普選的洗禮，是一個正面宣示。

梁振英說要當一個「親民的特首」，為700萬人做事，而不是只限於少數權貴或個別陣營。憲制上，特首既對特區負責，也要對中央政府負責，他如何取信 於港人與中央，又在京意與民意有所距離時如何平衡雙方利益，乃其面對的重大挑戰。同時，他在選戰中以建制派內的「挑戰者」、「改革者」去定位，必須能在 「穩中求變」上做出成績。美國奧巴馬總統競選時承諾「Yes We Can Change」（我們必能改變），但上任後也有時舉步維艱，因為在複雜的政治現實中前進不能只靠主觀意志。

須能在「穩中求變」上做出成績

梁振英一方面要做好「改革者」，為改善民生經濟、 改善政府與人民關係，以及理順官商關係交出成績，否則支持他求變的民眾會感到失望而散去；但同時他也要做好「維持者」，不致一朝一夕改變各項政策，否則會 疏離目前盤根錯節、根深柢固的政商利益網絡，欲速而不達。此外，他要做好「守護者」，面對泛民及一些其他聲音質疑其政治偏向時，堅定去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與基本制度。

他背負不少人對他的質疑，又要做好不同的角色及做出成績來，處境一點也不容易，要靠團結廣大市民，和衷共濟，行以正道。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院長

張炳良﹕「港人治港」還行嗎？

行政長官選舉近期的戲劇性發展，加深不少人對體制的懷疑與不滿。一方面黑材料充斥媒體的選情報道，但更令人失望的，乃社會上無法也似無興趣聚焦於香港當下面臨的種種深層次問題及相關的政策對應，以及日益嚴重的政府信任危機。

近期一種懷疑香港正在倒退的情緒似在蔓延，港人的自尊日感失落。近日《華爾街日報》（2月23日）Hugo Restall的一篇文章更掀起不少漣漪。他引述十多年前《遠東經濟評論》前總編Derek Davis的觀點，聲稱「香港在英國人治下表現更好」（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the British）。

自由開放政府優於英治時期

我的一代經歷了上世紀50、60年代殖民地統治的疏離、歧視與貪污；大學時代，我們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反對貪污。港英政府要待1967年左派暴動的衝擊，及當時社會求變求改革的聲音與壓力不斷上升，以及土生土長新世代的抬頭呼喚，才終在1970年代由麥理浩總督推行民生改革，並開始重視民意與諮詢。之後20年內，香港脫胎換骨，變成廉潔有效率的現代行政體，講求法治公平負責，箇中有大量本地新一代公務員、專業人士及各行各業中堅分子的努力。把香港過去的成就，簡單地歸納為殖民地外派英國官員因要向在倫敦的宗主國民選政府「負責」所致，無疑是去美化殖民地統治的歷史。

誠然，九七回歸中國後香港面對各樣管治困難，體制錯置，且在與內地融合之路上既受局限也遭遇新挑戰。香港在「港人治港」上，仍在碰碰撞撞，吃了很多苦頭，九七前的香港盛世夢，備受刺破。但是，在自由、開放政府與政治問責方面，今天皆優於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當然這並非管治的全部，也仍待改善。

需有麥理浩的「新政」精神

近年，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不快樂與日俱增，對社會及政府日感不滿，究其深層原因，乃貧富差距擴大、經濟成果未有合理下滴（trickle down）、社會向上流動減弱，再加以民眾無奈無能感上升，造成潛在危機。80、90年代曾大致認同「香港生活方式」的中產階級，今天不少感到失落，無法認同現行的特區政治秩序，因而對「官商勾結」、「中環價值」和「地產霸權」的批判才會日益引起社會上迴響，也才會有人鼓吹「港英治港」比「港人治港」更好。

香港要走出低谷，需有上世紀70年代麥理浩的「新政」精神，從基本民生出發。新任行政長官須下決心正視上述深層矛盾，並對管治體制進行結構改革，不再在民主化上蹉跎。正如文革後鄧小平曾說﹕制度不好，好人會做壞事。我們必須從制度入手，重建政治信任和施政能量，否則更好的政綱表述也只屬修辭而已，變不成實果。下屆政府不單要找有能之士，更要令制度改過來。

Derek Davis說殖民地時期的官員，因自知缺乏民授、不由民選產生，故更不敢疏離民眾，他形容為「其不安感令其更具敏感」（更戰戰兢兢？）（「their nervousness made them sensitive」）。縱若如此，則今天情況下應也延續，只不過更為短期行為式的民粹主義而已。特區官員，因缺乏民主認受性，對由媒體和民意調查反映出來的民情十分緊張（甚或有時過分緊張），處處被動，變得過於風險迴避（risk averse）。

決策變成每天的政治「救火」

今天的香港政治生態，但凡有爭議性的課題，或社會媒體發掘的事件，均輕易被提升至公權力的頂峰——要求特首或至少司局長親自迅速回應解決。社會上既無耐性，也不容許時間去進行詳細的調研考證。在尋求快速答案（quick-fix）的本能反應過程中，短期利害考慮往往蓋過長遠得失的研判。

正常決策程序中應有的行政部門內部官僚思考與智慧，或是公民團體和專家、智庫組織可予貢獻的智慧，也會被靠邊站；亦會做成中層官員犯不覑花精力去由下而上提出「土」方案，去解決日常必會遇到的各種問題，因他們知道，縱有良方，也可能會被頂層決策或媒體的「政治」權宜考量所排拒。而事實上，一些議員也多只向司局長問政，視部門中層官員甚或首長級官員為「未夠品位」以對口。久而久之，公共決策更為「政治化」。

當決策變成每天的政治「救火」，又怎會有時間和注意力放到深層問題與長遠規劃去（這些問題往往十分複雜，不易解決，也難在政治上得分）。同時，時下的追究之風（blaming game）也易助長一種缺乏耐性包容、並不予個人較多空間／角色的惡性循環；個人層面的冷漠及欠缺積極，不利於香港以前長期精於的「土辦法」思維，人人但求不犯錯、不致政治不正確，那麼以往為人稱許的「香港，行！」（「Can Do」）文化又怎能持續下去？

修辭不等於現實（rhetoric is not reality）。制度也是靠人去運作的，只改革制度而不改變人的腦袋和思維，也是不成，正如魯迅曾說，革命前後的主要分別乃是剪斷辮子而已，腦袋還是那一個。

張炳良：香港如何擺脫管治的困局

明年乃香港的大選年——先選下任特區行政長官，後選新一屆立法會。在香港的選舉文化中，人們比較有興趣所謂議席之爭，或是互揭瘡疤，又或是把每一次 選舉（無論是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特首選舉）都歸結為正邪之爭和建制vs民主之爭。我不否定這些不同元素的存在，不過，若我們真的視香港正在經歷一個 有方向，儘管進程緩慢的民主之旅的話，則應要不斷思考香港可如何擺脫自九七回歸以來的管治困局。

香港有多少個15年

民 主政體下的每一次大選，都是社會來一次政策和政治大檢閱的機會，選民求變，自然不過。當今香港回歸快15年了，是時候讓我們比較深層地去剖析特區管治的結 構性矛盾與缺陷。不承認問題，就不會尋求解決辦法，這樣因循下去，香港只會不斷內耗、失望、無奈，變成自怨自艾的不快樂城市。我們期望下屆行政長官選舉， 能正視社會深層問題，候選人與社會各方共同探求出路、凝聚變革力量，這樣選舉才會帶來求變的希望，否則選後原地踏步，繼續蹉跎，香港有多少個15年？

對 香港特區管治困境的評價，既有一般性，也需有獨特性──針對回歸十多年的特區格局。事實上，西方國家和日本等近年均陷入人民不信任民選政府及政客議員、憤 世嫉俗之風日盛、經濟危機持續陷於困境，人民對政府不予寄望。相比之下，香港處境算好。若作國際性比較，香港的管治水準位於世界前列。按世界銀行2009 年度「全球管治指標」顯示，香港除了在「發聲與問責」方面稍差外，其他五大指標均列亞洲高位，也高於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數。就算在 「發聲與問責」方面，香港的得分只稍低於南韓與台灣兩大亞洲新興「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地區而已。[表一]

經濟增長無助中產收入

香 港的總體經濟表現，單看數字已十分驕人，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迅速反彈，2010年GDP增長7%，並預期持續增長（但今年歐債危機帶來不明朗 性），失業率低（今年第3季為3.2%），且政府財政儲備豐裕（超過6000億港元，未計外匯基金）。可是，自回歸以來，儘管GDP增加近三成，但港人月 入工資中位數仍停留於17500元， 十多年不變，道盡了貧富差距擴大的真相，即雖然經濟增長，但「下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不振，連大專畢業生的月入工資中位數在過去十年也基本上停滯，造成社會向上流動緩慢，教育貶值，生活素質下降，回歸前香港盛世時期的中產夢 破碎。

今天，香港面對的貧富差距問題，既有基層貧窮，也有低薪中產的煩惱，構成對社會現況日益不滿，憤怒藉着房屋及樓價問 題不斷發酵，反「官商勾結」和反「地產霸權」成為中產與基層控訴社會不公的符號。特區在政策上若未能好好針對民憤、合理疏導，不滿的雪球只會愈滾愈大，進 一步衝擊管治威信，令政府與市民疏離，因而也難凝聚足夠的改革意志和能量。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協議及其後北京制訂香港特區 《基本法》，均假設原有的體制和公共政策基礎一切不變，便可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簡言之，這些假設在政治上是官僚行政主導、經濟上是「積極不干預主義」，綜 合為「港式資本主義」的特色。但是，實際上變成企圖以十九世紀英式殖民地主義體制去面對二十一世紀新世代的政治期盼與訴求，當中巨大落差所造成對管治能力 的衝擊，不言而喻。

目前特區管治之困、管治之痛，並非如一些淺薄的評論所指，乃九七後英人撤出、港人無能治港，或是中央處 處干政、港人治港不成等這麼簡化。特區管治的結構性問題是因體制落後於時代，七、八十年代的優勢均漸次變成發展上的桎梏。特區政治體制背負「不民主」原 罪，社會及政治分化分裂日益嚴重，連精英階層也正呈現分裂疏離，行政無法主導，AO（政務官）神話不再。政制解決不了誰來管治的問題、疏導不了不快樂城市 的種種矛盾不滿，最後導致體制外抗爭政治的冒起（如街頭行動、司法覆核等），儼然成為另類政治的主流。

政治空轉內耗欠社會凝聚力

回 歸以來不同民調相繼顯示，管治機構的公眾信任程度持續下降，行政機關、立法會及各大政黨無一倖免，只有司法機關除外。行政立法關係失衡，雖說分權制衡必有 張力，但特區政制的三不像設計造成特首無政黨基礎、孤家寡人，政府執政舉步維艱、有權無票，立法會議員則感到有票無權，惟有事事批評，而公務員在夾縫中也 疲於奔命。2002年引進司局長政治委任制（2008年中擴大至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由於只屬「半熟」（half-baked），先天條件不足，故未能完 全發揮作用。

承受九七前的政治憂慮、信心危機及六四衝擊，港人在回歸後的犬儒主義（cynicism）有增無減，民眾及社 團只能／只懂批評，但轉化不成體制改革，於是社會上整體的無能感、無奈感節節上升；政治爭議甚至謾罵的確是多了，人人可以示威靜坐遊行，且成為 Lonely Planet標榜香港之處，但卻屬政治空轉內耗，無助於社會凝聚力的提升。且由於香港仍普遍存在身份與角色危機，既怕大陸化又怕邊緣化，不懂怎樣處理與中 央的關係（一是唯中央論，一是疑中反共），活不出自信與拚搏，危城自困心態又反過來加深了自怨自艾和保守思維，構成惡性循環。

政府要連結企業和公民社會

特 區政體至今已成為制度錯置失衡、缺乏整合的「不銜接的政體」（disarticulated polity）和「互不信任的政體」（polity of distrust），其特徵為：一、行政立法分離；二、「60：40 」社會（指社會上對泛民和建制的認同度）； 三、行政型政府面對政治化社會；四、行政主導不再、行政吸納失效；五、積極不干預主義已成空話，但卻缺乏另一清晰而具感召力的經濟和政策哲學可予代替。

特 區政府的「小政府、大市場」論述過於空泛，未能勾勒出政府與市場在二十一世紀金融資本主義危機下求突破、求轉型下應有的新關係。如何再定位「政府vs市 場」的論述，不是簡單的「干預」還是「不干預」，而是如何發揮政府應有的正能量，既促進市場的健全發展，也不忽視社會的分配問題。但無論如何，政府要有效 發揮角色，必須具有權威和能量，故又返回政治認受性和政治信任性等根本結構性問題。

特區政治體制與現實環境之間的張力，日 見突顯[表二]。在政治力量方面，由單一權力中心走向多權力氛圍；政治生態由低動員走向高動員、多訴求的所謂政治化。傳統的「諮詢政治」早已落後於形勢， 但政黨政治仍未成為決策主流，在決策失序下，產生進退失據、利益分散的狀態。當社會上仍在怕變與求變之間徘徊的同時，政府也在「不干預」與「干預」之間徘 徊。

傳統（殖民地式）的官僚主導和行政吸納模式，已難適應現代複雜的社會環境和分散的利益與價值格局。政治體制不變下，政 府更需依賴民意民調，但這也可導致另類民粹主義的抬頭，要脅決策者又或令當政者容易變成民意尾巴，不利於推行具政治風險的政策創新和更新。短期利益行為與 「追利」往往主導了政策與施政論述，整個社會淪為風險規避（risk averse）的集體，甚至比不上七十年代的香港。

處 於如此體制，可如何解套？我認為既不應對下任行政長官及其執政團隊作太多不切實際的要求（以為他／她可製造奇跡），也不應高估其能量。首先，要承認政制的 局限，不追求在目前而言虛妄的responsibility-type accountability（憲政問責型的負責性），而應實事求是地聚焦於致力做好實事，尋求回應市民所急所需的responsiveness- type accountability（回應民需型的負責性）。執政者要明白，「管治」不等於「政府」，只有一種能植根社會、連結社會的管治體制，才能增強管治體 質。在目前政制限制下，尤須超越體制，連結好企業和公民社會，使能凝聚好經濟力與社會力，合力回應時代的挑戰，不單靠官僚內部的傳統智慧。

政府非萬能，但必須有求變之心，為人民帶來希望。當今特區形格勢禁，政府難作「大有為政府」，高估自身能力，但至少應要做「小有為政府」，而不是「小政府」。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