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在立法會委員會爭奪主席的動作可以用乒乓球的「快，狠，準」形容。三上五下二至今吞下二十一個委員會主席，組成了無比強橫的立法會戰線，泛民力抗下只撈回四個，二十一比四，放在改制前的乒乓球計分制，毫無疑問是大崩敗。這是先天形勢已決定了的結果：泛民在立法會選舉少拿了議席，於是就決定了這種大差距的弱勢，未來四年苦頭還多著。
幾乎同一時間，建制派的文宣戰線全面開火，東打英國撤後留在暗處的「港英餘孽」，西戳事事唱反調的議會反對派，再當頭一棒扳下反國教關注組和學民思潮。這些文字和口舌戰爭，外人看來是如斯齊整，到底是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一介讀者如我者實在難以知道，只是讀到字裏行間那股按捺不住十五年來寄人籬下有志難伸終於成為過去的意氣風發，端的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兩句詩成文之際，時維文革前三年的一九六三年，國民經濟稍見起色，大饑荒禍害漸見收斂，閒下來的毛澤東又躍躍欲試了。
「只爭朝夕」是毛澤東一九六三年在〈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裏人們最熟悉的一句；這首詞的最後一段則是紅衛兵全國造反的尚方寶劍：「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美國總統尼克遜一九七二年訪華見了老毛後，心有所儀，一九九二年在耄耋之齡寫了Seize the Moment :
America's Challenge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只爭朝夕：美國在一國獨大世界的挑戰），便是借老毛「只爭朝夕」四字勾勒美國在東歐集團崩解後的心情——天下在我，是時候改變戰後四十年的國際秩序了。尼克遜在書後短短三頁的「作者札記」毫不掩飾道出他的急切：I
believe that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eize this moment to
secure peace and to advance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The conventionalwisdom has
been that we no longer to play a major role ,that our mission was completed.I
strongly disagree.（我認為，當務之急是美國只爭朝夕的確保和平及在全球推動自由。傳統智慧說美國再也不能扮演主要角色，我們的任務已經完了。我絕不同意。）老毛和尼克遜對「只爭朝夕」如此厚愛，是因為一個是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一個要準備重整世界秩序，都是冀圖從敗方復活的翻身之仗。結果是老毛把文革帶到人間，戕害中國整整十年，後遺症延續至今盤旋未去；尼克遜推動喬治布殊這類新保守主義抬頭，美國揮軍中東近東，到今天仍未能鳴金收兵。「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變成毛尼始終無法實現的人生遺憾。
建制派的急躁
我總覺得，香港的建制派也有這種躍躍欲試的只爭朝夕的急躁。搶佔立法會委員會主席不能說不對，說到底，這是所有立法會議員的應有之義，總不成進了立法會便把議事堂當自己家天天睡大覺，但是從委員會主席之戰的搶拚，不難看到那種志切要讓天地歸我的決心。再把最近連串的文攻連結閱讀，很難不令人感到建制派的躁動已經來到門前，並以各種形式透現出來——從把岑建勳所說的拿港英旗米字旗上街的只是「不是來自我們懷念殖民統治，而是我們覺得今天不及往日好」的年輕人說成港獨，把反對洗腦偏頗國民教育的說成麥卡錫主義，把對政府持批判的說成「搞搞震無幫襯」的逢港必反。港獨云云，證據就是那些旗？斯言何其重，這種黑帽子還以為文革之後早已不存，原來香港還有倉底貨；麥卡錫主義之說更是上綱上線不知所謂，我翻過一下，這些論調是從維基抄來，卻抄漏了麥卡錫主義是死在一個叫莫羅（Ed Murrow）的美國記者手上；莫羅曾經說過「切勿混淆異見與不忠」（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 ），倒沒有在那些怒氣沖沖的文章和言語之中提及。
回歸十五年，還未到五十年，香港政治形勢就已經出現深邃的變化，建制派的耐性在這些年間磨得七七八八，現在是爭著出來吐一口烏氣。也許在他們心裏，香港回歸前後的安排對他們不公平，尤其是在港英高壓統治下吃盡苦頭的一群，沒有功也有勞，卻在兩制高於一國的鄧小平式詮釋「一國兩制」下，不能馬上翻身當家作主。一些左派朋友九七前後那股怨氣揮之不去：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四十年，吃苦行先，慘遭打壓，以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一切盡變，但就卡在一國兩制的夾縫裏進退不得。
我是從父執輩那裏聽過這些投訴和不滿。六七十年代工會的學習班都是志氣昂揚要把港英鬥垮鬥臭，誰能想到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反而處處讓路，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一九九一年立法局選舉，那年九月的一個星期日下午四五時，電話一響，馬上踢著拖鞋落樓投票是不少家庭的目擊實況。父執輩的怨忿在工會書記前面遍地開花，得回來是「不要以樸素的階級感情代替中央的政策」。這是以廣州話讀出的，很別扭，如果用北京話讀也許會令人較習慣一些。
平情而論，香港傳統左派沒有主動的犯過原則錯誤，六七暴動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風吹到香港，新華社決心緊跟黨中央走，把一盤本來下得極出色的棋局一腳踢翻，過往在文化戰線的優勢拱手奉送，《晶報》《商報》原先高踞香港中文報章銷量前三名，高舉社會主義旗幟把革命進行到底之後，這些健康正派的報紙變成左翼極端，從港人受落變成難以入屋。左派長鳳新三家電影公司無法逃出嬗變，今天人們絕對想不到，香港首部票房收入一百萬元電影便是文革前的左派電影《金鷹》。白頭宮女話當年，這是憶苦思甜，也是今天全力打拚香港話語權的企圖心之下，深埋心坎的一段歷史。
隱忍四十年
香港建制派，或者更準確說是傳統左派，近期大動作再現，有一種說法是中聯辦撐腰，要他們為弱勢的梁振英助拳。這也許是，但我認為，更多可能是發自五內對中共過去四十年香港政策的反發。六七暴動，香港左派在港英彈壓下慘敗而回，中央文革小組受到周恩來牽制，一九六八年到打倒「四人幫」的一九七六年，香港左派「破帽遮顏過鬧巿」低眉失額，因為中共在一九七一年秋加入聯合國後，全面開展外交戰線，與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接連建交。這一時段，極左派難有大塊空間，事實上，也是這段時間，鄧小平復出治政，大批文革初期遭打入牛棚的老幹部復出，全國精神狀態由悲悶轉而逐漸舒暢。香港左派在六七暴動受到極左思潮影響，在這段時期處於反省階段的低調，以鞏固老朋友為主，有機會的話，爭取結交新朋友。
打倒四人幫後，中共檢定文革十年，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大六中全會通過不算斬草除根但總算以正視聽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性文革是「為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第八部分則為為中共未來路線定調，「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鬥爭哲學從此揚棄，一切為了經濟發展。香港左派陸續到北京聽取傳達，當時盛傳，中共中央對香港左派的要求是「韜光養晦，不當出頭鳥」。前者清楚易明，後者則是指萬事不必強行硬來，無謂惹起反彈，自己吃虧。
雖然，在其後的中英會談過程，香港左派也有一定程度的文宣攻勢，但總的來說是小敲小打，包括批判戴卓爾政府的「三個條約有效論」，以及對英國高級官員盧斯的反擊算是有一陣子聲音。一九八四年秋，中英草簽《聯合聲明》，香港前途大定，左派投入一片對未來叫好的大合唱。這一條底線便一直從一九八四年到今天，中間歷盡六四事件、基本法港方草委退出、樓巿狂潮、九七回歸，以及其後的政治波濤起落，然而「韜光養晦，不當出頭鳥」的姿態似乎從未變更。
政策質變已然發生
建制派如今大力搶攻，是否證明中共三十年來對港大政方針出現根本變化，仍須拭目而觀之。不過，從立法會議事堂到筆桿子，實是於今浮現多年未見的驃悍之象。傳統左派信膺唯物辯證，對唯物史觀深信不疑，若以此推論，香港建制派、尤其是當中的左派人士近期的種種言語文詞，表徵上脫離了三十年來的低調委婉轉而剛化，客觀上可以闡明一點：政策質變已然發生，這衍生了「只爭朝夕」的勇猛態勢。倘事實果係如此，香港社會和政治的強撼硬撞可能更多，「東風吹，戰鼓擂，今天誰也不怕誰」，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注釋以及相關的柔性政策恐怕到此為止；一場明刀明槍的政治權力及話語權的爭逐，即將全港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