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麗芬：由夢熊與習近平握手說起

在這個星期變得炙手可熱的全國政協劉夢熊說，讓他確信中央已經選定梁振英，是始於去年3月出席北京兩會會議時，習近平會見港澳全國政協委員期間，在一眾政協委員當中卻先來跟他握手，而後再跟另一「梁粉」羅康瑞握手。

劉夢熊說，習近平握手的安排，讓他「覺得很有趣，原本我的右邊不是羅康瑞。因為在我側面的兩排，我是坐第一排第二個位，第一個位是習近平的文膽施芝鴻。但習近平首先與我握手，然後跟羅康瑞握手，大家都認為我們兩人都是『挺梁』」。

究 竟現已貴為國家主席、當時是主管香港事務的習近平，當日握手是否有意洩露特首選舉天機？外人不得而知。只是，令人感慨的是，「握手」原來在香港政治裏，還 繼續穩佔重要位置，多年未變。上一次經典的握手場面，可以追溯至回歸前、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在眾裏尋他，跟當時還未宣布參選的董建華來一個握手，令董即 時成為公眾認識的熱門首任特首人選。

最大公約數

可是，透過握手來看特首人選的端倪，實在過於「古法」，也太過人治，在2017年大家期望香港會透過普選來選出特首之際，這方法還是宜戒除之。

2017 年的普選方法該會是怎樣？有關安排，社會理應早點討論，以謀取更大共識，方為上策。可是，看梁振英政府如今不斷強調要先處理好民生問題，政圈消息也指原本 打算今年內展開的政改諮詢也會押後至明年，如此這樣，香港社會能否在2015年就普選達成共識，以至於2016年做好立法工作，讓2017年進行首次普 選，時間看來，實在有點緊迫。

有政圈中人還預計，中央一直的承諾是香港可以在2017年有普選，卻不等於2017年一定要舉行普選；他認為，經歷過2010年的政改爭議後，今次再談2017年的政改安排，恐怕更難在立法會內取得三分之二支持通過，最終2017普選隨時泡湯！

可是，在政府未知何時才會推出政改討論之際，民間已按捺不住，行動起來。

在2010年政改以後已漸漸停止運作的終極普選聯盟，這個星期再度開會；再開會，只是為了更長時間的休會做一個名正言順的了結。普選聯召集人、教協的馮偉華宣告，普選聯將會進入「休眠」狀態，他們希望另立一個新的平台，從零出發，團結更多泛民團體參與未來的政改討論。

究竟新的平台將於何時成立？將會以怎樣的模式出現？以至將會有什麼政黨或團體加入？雖然一切言之尚早，但聽聞泛民主派已經開始物色新平台的新辦事處，為整合作準備，看來萬事如箭在弦。

對於整合新的平台，過往代表民網參與普選聯工作的中大社會學系教授陳健民說，希望至少有民主黨、公民黨及工黨三個主要的泛民主派政黨及民間團體參與。也有時 事評論員建議，可以嘗試讓人民力量這些被視為「激進」派別的政黨加入，以壯大爭取落實普選的力量。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則認為要廣納各界人士，包括商界在 內。

要為日後的普選模式凝聚共識，愈多團體參與，便是愈好。所以，不論是政黨還是民間團體、智囊機構還是學者，在同意落實普選的前提下，都應該歡迎參與新平台工作。

過往，香港政治的小氣候傾向劃地為牢，又或者如近日「爆紅」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所批評的充滿「敵我矛盾」，往往把香港的政治劃分為二，一是泛民主派，一是 建制派，兩者彷彿「水溝油」、各不相干。可是，任何政改方案既然不可以只有泛民支持便可以通過，其中一關是須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的支持，因此若這個新的政 改討論平台能夠爭取更多不同背景的政黨以至團體參與，不囿於一貫的泛民主派的標籤，在爭取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的大前提下，謀求共識，或許於社會而言，更能夠 定出一個更多人支持的方案。

民主黨已故元老司徒華過往經常說的話，是要爭取最大公因數及最小公約數，希望能夠爭取最大的共識。他的意見，相信泛民主派內中人更耳熟能詳，知道該如何拿揑。

放下包袱

然而，要爭取社會在政改上達到更大的共識，最重要的不單是如何爭取更多人參與，同時也是參與者是否真的願意放下過往的成見，為落實普選而合作。

可是，要求泛民主派與其他非泛民派別的人合作，已經不容易；即使要求泛民主派內各政黨合作，泛民中人自己也不感到樂觀。2010年政改一役，泛民當中既分成 「公投」與「談判」兩派，兩者在政改以後，雖然說願意繼續合作，但在傳媒接觸當中、各人言談之間，可以感覺到在泛民之間也互不信任，日後如何可以在政改一 役上放下成見來合作，相信是很大的挑戰。

只是，若大家真的相信2017年若能落實符合普及而平等原則的普選，這將為日後訂下選舉框架，在這 大前提下，無論如何也該放下過往的包袱，合作以爭取更大的共識。否則，2017年的特首選舉之時，大家手中未能有一票，卻只可再眼巴巴看着領導人跟誰或誰 來握手，以預測再往後五年的命運，這大抵都是市民所不願意見到的！

江麗芬：五十年後知咩事？

「你以為這裏是香港嗎？五十年後你們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我話你聽！」

廣州《南方周末》新年獻詞遭刪改事件，這個星期演變成爭取言論自由的戰場。聲援《南方周末》的人說要有言論自由，而反對的人就在罵報社是「漢奸走狗」，還罵從香港前來採訪的媒體，教訓大家：五十年後香港人「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但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罵的人雖然架勢十足，卻沒有說清楚；然而，從他後來再架勢地說：這是共產黨的地方，容不得大家來亂搞，由此路進，大抵他的意思就是在中國地方，休想可以自把自為、隨意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來「亂搞」一通。

不知道這位仁兄的說話能代表多少人，或有多少預測指標意義；但同時從電視畫面看到，有撐《南方周末》的市民在說：香港人可以擁有言論自由，為何他們說一兩句說話卻要被拉被鎖，成為問題來？

一 位從香港移居上海的朋友說：論生活質素，上海實在勝過香港，至少居住的地方較香港寬敞和舒適得多，可是不同的是，香港還有資訊流通與言論自由，讓這位在香 港長大、受教育的人，在上海長駐，總覺得生活上總欠缺了一點點，而這一點點，正就是香港的優勢，也是香港人更應該珍惜、保護以至爭取之處。

脆弱的自由

香港確實較內地人享有較寬的言論自由，可是這並非唾手可得的權利，更不是牢不可破、不會隨時失去的自由。

就以香港電台的新聞為例，從他們歷史可見，過往港台新聞部是由政府新聞處提供新聞稿件，隨後在一步一步爭取下才到了現在可以自由採訪，擺脫喉舌角色。立法會會議以至政府的一些委員會由閉門走向開放，當中也走過很多步。

同樣，香港過往多年來都只有保密的法例，《官方保密法》沿用多年以控制政府消息不會外洩，政府卻一直沒有公開資料的承諾；直至1995年，末代港督彭定康為了要顯示政府是公開、透明，才訂立《公開資料守則》，授權各個政府部門向市民披露政府管有的資料。

可是，若果說香港已進化到達完善的地步，卻又不然。傳媒面對審查的壓力可不小。而《公開資料守則》也不過是一個服務承諾，並非法定的要求，而政府更沒有任何《檔案法》，更沒有必要一定要把政府內部的重要文件保存。

上 周五，申訴專員便公布會主動調查並研究現行的公開資料制度及政府檔案管理制度，看香港是否有需要參考外國訂立《資訊自由法》及《檔案法》。申訴專員公署認 為，《公開資料守則》訂立十八年未作任何修訂，但期間至少有88個國家和地區已制定資訊自由法，保障公眾索取資料的權利。

另一方面，申訴專員公署亦指現時的檔案管理制度不嚴謹，遺失政府檔案像沒有責任一樣，所以決定主動調查並研究是否需要參考外國訂立法例。申訴專員公署的決定，即時獲得多個泛民主派以至人權組織歡迎。

可是，究竟申訴專員公署的積極，又能否帶來改變？恐怕也不易。

申訴專員早在2010年、即差不多三年前，其實也作出了類似的調查，結論是政府上至行政長官辦公至、下至各級部門皆對《公開資料守則》一知半解，甚至抱着少做少麻煩的原則拒絕公開資料。三年下來，申訴專員如今要再發炮，政府有多願意公開資料、增加透明度，可想而見。

政府欠勇氣

同樣，政府對於檔案的保存，一直都顯得甚為抗拒，雖然有前法官、社會人士以至前檔案處長四出奔走，卻仍然未見有寸進。要引入檔案法例，好好保存資料，雖然可 以讓歷史真相較準確地呈現，但多少還需要有點道德勇氣，讓政府願意保留資料的同時，更須在若干年後公諸於世。可惜，特區政府一直未見到能夠拿出這勇氣來 嗎？

《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說明「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保持主張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以尋求、接收並傳播消息意見之自由。」可見，言論自由與資訊接受是息息相關。可惜，政府對於資料公開的態度，卻一直不以為然。

這 一種態度，其實跟政府的管治態度有關。若政府願意對外開放，認為公眾監察有助而並非有礙政府施政，相信也不會抗拒相關立法。所以，若期望申訴專員主動調查 後，即使提出要訂立《資訊自由法》及《檔案法》的建議，恐怕也一如三年前申訴專員作出的呼籲一樣，建議同樣是束之高閣。

而這個星期，公眾討論得更多的還有《公司條例》查冊修訂安排，讓傳媒較難查到各公司背後的真正老闆，此舉更恐怕是進一步收緊資訊自由。

再看，特首梁振英上周六向獲他邀請到禮賓府招待的「梁粉」說，希望他們可以幫忙多多發聲支持，可以想見他對於輿論的不滿。

所以，香港雖還擁有言論自由，讓內地一些人欣羡之時，可要記着，這自由也是脆弱，還需要大家去維護，否則五十年後的香港，大家就更加「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江麗芬: 性格決定梁振英命運

性格決定梁振英命運行政長官梁振英這個星期一，原本該是到立法會為其山頂大宅僭建降溫，可是，大抵本性難移，結果因為一句：「我沒有講過我沒有僭建」，情況變得火上加油。如此結局，要怪也就只可以怪他自己了。

認識梁振英很多年的人說，梁振英一直以來都是好鬥的人，意見不同，必會跟你爭辯，嘴巴拗不贏，便會撰文，總之就是要贏。所以，若以此一章不蝕的本性，大抵要「屈從」議員要求出席立法會，已是一件很「讓步」的事，還要公開承認自己在處理僭建的過程「確有疏忽之處，也曾交代不清」並因而道歉，更是一大的「讓步」。

可是，作為政府之首，梁振英該理解到，社會對其個人的信任並非他一個人之事，也是關乎整個政府的管治信任問題，可惜梁特首卻仍然熱衷於他的語言遊戲，直到最後，因着輿論對其「我沒有講過我沒有僭建」之言反應負面而要他再為此解釋、補鑊，只是同類情況其實一次又一次的發生，到最後要補救，只是恐怕太遲。

那一場午飯

梁振英說「我沒有講過我沒有僭建」，然而他在上月發出的十四頁聲明當中，已承認過自己在一年半前，邀請傳媒到其家中午飯，「閒談間有人問，我家中有沒有僭建，我說沒有！」

這一次的傳媒飯局，日期是去年5月中，當時梁振英分兩天，一天在周六、一天在周日，邀請不同傳媒到他山頂貝璐道家中午膳。筆者「有幸」參與第二天即星期日的那一場午膳，當時到場的傳媒大都心裏有數，那時一直傳會參選特首的梁振英，是要藉此飯局與傳媒搞好關係，萬料不到，那一場午膳卻令梁特首如今如芒刺在背。

去年5月，政治人物的僭建問題正在坊間搞得鬧哄哄，因此傳媒既有機會到這位可能會參選、甚至有機會成為特首的行政會議召集人家裏，自然會留意他的相連獨立屋有沒有疑似僭建物。兩天的傳媒都是抱着同一疑問到場，尤其是一踏進梁宅，便會見到加建了一道玻璃簷篷連接兩間獨立屋，自然會多問一句有沒有僭建，但結果得到的答案，就是他說所有加建的地方已依手續向政府入了圖則，所有加建物都並非僭建，而是合法。

所以，當時大家也就放過了僭建這一個疑問，沒有多糾纏下去。如今想來真是天真，但那大抵是認為他既是專業測量師，而且又是一個公眾人物兼且有意在政治上更上層樓吧。至於當天梁振英是否知道其住宅有多處僭建，是否有意隱瞞，最終就只有他自己才是最清楚了。

在這頓飯中，還有一段插曲，那是關於午飯前的那一通「神秘」電話。正當大家走進梁宅飯廳準備就座用膳時，梁振英家裏的電話響起，梁當然走去接聽，可是他卻一直沒有出過半句聲，然後收線。跟着，他向大家說：那是關於雙非嬰兒的電話民意調查！

真巧！然後，他便開始說他對解決雙非居留權問題的意見，大概都是認為要限制雙非嬰兒，並強調這不能成為香港人口的生力軍。這一個話題，差不多成為整頓飯的主調。而這一個話題，亦是梁振英在前一天與傳媒午膳時的主要話題，出席的傳媒翌日亦作出報道。

那一通電話，令在場的傳媒對於如此事有湊巧半信半疑，有傳媒人即場說：不信那個電話就是雙非的調查，但梁未有再回應了！究竟這電話是真的民調？還是經過梁精心計算出來的話題引子？當然也就只有如今貴為梁特首才會知道。

放過香港人

然而，當日大家還是對梁振英有幾分信任，可是到了如今，相信大家凡聽到他一言一語，必定小心猜度究竟其話中是否還有話。

政客信不得，這道理中外皆然，一如美國上月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市民認為國會議員的可信度，其實僅僅高於汽車推銷員，但較諸保險經紀、股票經紀等不同行業的人，卻還要低。至於各州州長、州議員的可信度雖然較國會議員高，但也高不到哪裏去。由此可見，大眾認為：政客信不過。

香港人大多數都是挑通眼眉，相信沒多少人會幻想有任何政治人物是沒有過錯的「聖人」，所以一眾梁粉、梁支持者說傳媒以至公眾不能把聖人的標準加諸於梁振英，恐怕是對這一股民情理解錯誤。老實說，若單單是僭建問題，究竟對梁振英的個人誠信有多致命？相信即使有也是有限，畢竟僭建在香港也很普遍。但是梁特首致命的地方，卻一如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所言，是他「如何獲得行政長官這個位置」，在特首選舉時他攻擊對手唐英年的僭建是誠信問題，今天自然也會有同等的「回報」。

再後來，他企圖把僭建推諉予上手業主，但旋即被「踢爆」是失實，跟着說什麼「第一次」處理僭建又被揭發其實在他對上一幢住宅內也有僭建須糾正，到了最後以為他會在本周一的答問大會上徹底兼誠懇地向公眾交代，好讓事情告一段落，怎知他又為了要「贏」提問的田北俊而輕率地說了一句「我沒有講過我沒有僭建」。

即使後來謝偉俊以至工聯會黃國健即時提醒他這句話只會讓人覺得是「不忿氣、不服輸」，但他並沒有聽取建議，還強調是按問題的理解來回答。

到最後，他在翌日才補鑊解釋，指他所說的不過是回應提問所指的競選期間，更令人覺得是機關算盡，卻不自知自己在公眾心目中的信任度已不斷下降，再辯下去只會更惹人反感。

所以說到最後，只怪他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如今一眾梁粉呼籲大家放過特首，讓他專注於政務，但其實最放不過，正是他自己。請放過香港人吧！

 

壹觀點: 不服輸、不認衰、不忿氣

不勝諸方逼迫，梁振英終於到立法會為其山頂大宅僭建物解畫。一個半小時下來，從立法會議員到普羅大眾得出同一結論：梁振英徹底浪費大家的時間。

在那一個半小時裡，梁振英既沒有澄清任何疑點，亦沒有為折騰香港人大半年誠心悔疚，反而一貫其狡辯本色，企圖以「我冇講過我冇僭建」進一步混淆視聽。到了這個地步，他到底有否誠信，又怎還是個疑問？了無誠信，梁振英又怎還可以繼續當特首？難怪「西環契仔」謝偉俊亦要他承諾在一至兩年內下台，起碼亦要放棄角逐連任。

「我冇講過我冇僭建」之語一出，工聯會的黃國健即斥責梁振英是「不服輸、不認衰、不忿氣」，反映他就僭建向市民及屋宇署道歉並無誠意，要求他收回說話。梁振英即時拒絕了同路人這個卑微要求。「不服輸、不認衰、不忿氣」之情，溢於言表。

隔了一天，他再為「我冇講過我冇僭建」作辯解，指是跟唐英年辯論之時沒有說過這句話。今後他顯然有必要為自己說的每一句說話列出有效條款及保用期，否則大家又怎知得道在什麼時候、在怎麼樣的情況下他的話方作得準？

退一萬步而言，即使果如梁振英在答非所問的「答問大會」上說的，僭建風波是出於「疏忽」、「處理不善」，而不涉誠信，這場他一手炮製的風波已折騰香港人整整大半年了。從特區的整體利益出發，又豈不應盡早有個了斷，好讓大家收拾心情，像他說的，「重新上路」？

可是他的「不服輸、不認衰、不忿氣」顯示他並不作此圖，反而以「我冇講過我冇僭建」來推卸責任。強蠻奸狡，進一步刺激民憤，這又哪裡像是有誠意平息風波，好「重新上路」？

於此可見，一如莫乃光議員所言，「不服輸、不認衰、不忿氣」的梁振英是把個人的利益榮辱置諸公眾利益之上；他到立法會「答問」非為平息僭建風波，而是希冀以「疏忽」、「處理不善」的「語言偽術」蒙混過關。

在特區「行政主導」的憲制架構下，「不服輸、不認衰、不忿氣」而又罔顧公眾利益的特首是個計時炸彈。哪怕沸騰民憤，為了個人顏面或施政宏圖，這樣的人將一意孤行，非要把整個社會推向懸崖不可。國教事件固然是這麼的一回事，僭建風波也是這麼的一回事。未來四年半，香港人又還能抵受得多少回「不服輸、不認衰、不忿氣」的折騰？

不管如何狡辯，擺在眼前的事實清楚不過：梁振英的特首「寶座」是像田北俊議員所指「呃回來」的。誠信已然破產，其人又如黃國健議員所言，剛愎自用，「不服輸、不認衰、不忿氣」，尋且置個人私利於公眾利益之上。在這樣的人手中，香港又怎不是個燃點了的計時炸彈？

江麗芬：政府失信失格

對於一個政府，從來都不會期望也不會認為該是什麼「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也不會相信什麼政府官員是父母官的濫調，但作為一個政府，除了沉實地履 行管治應有之務，至少也該行之正道。可是，「行之正道」雖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競選政綱的標題上句（下句是「穩中求變」），然而這個星期，卻再顯示這政府未 有循正道而行，相反卻不斷在耍些小手段、小動作，令人覺得政府愈來愈失格。

小手段、小動作，見諸於這星期三宣成成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名單。政府在新聞稿強調，這委員會是「有廣泛參與」，其目的是「回應社會人士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關注」，以便學校可於未來三年，以「循序漸進方式」推行國民教育科。

失實的「邀請中」

政府如果要堅持推行國民教育，要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看教材，對於這些程序上的安排，社會可沒有意見；可是，政府在宣布願意加入的委員會成員名單的同時，卻特 別在名單上列出五位「邀請中」的委員，他們包括反對強推國民教育或憂心國民教育會是洗腦式教育的家長關注組召集人陳惜姿、教協代表、學民思潮的黃之鋒。這 樣的安排，委員會主席胡紅玉也指是罕見，事實上，也該是前所未有。

政府這「邀請中」的說法，嚴格來說，是一個失實聲明。因為，以上三個人或 團體都早早說明他們是不會接受、也不會加入這個委員會，因為大家對推行國民教育科的前提，跟政府及成立委員會的目的是大不同；政府成立委員會就是要推行國 民教育，但這三人卻是反對推行國民教育科，因為單單是相關的指引便不斷強調要培養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或家國觀念等等，其意旨在要增加國民身份認同而令人質 疑是否容許學生有批判思考。

他們拒絕參與的立場，政府其實該很清楚。一來，在上月底，數萬人上街反對國民教育之後，政府已隨即宣布成立委員 會以跟進國民教育的推行，當時這一些被「邀請中」的人士都已表明不會加入。直至本周一，政府正式聯絡、提出邀請之時，他們亦已向政府再次表明立場拒絕參 與；就像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已於翌日、即周二或政府公布委員會名單前的一天，正式回覆拒絕加入，那又何來仍是「邀請中」的委員？那該是已拒絕出任當委員的人 士。

政府無論如何也要「破例」地把他們列入名單，其目的很明顯是要顯示政府願意聽取反對聲音，更要顯示是對方不願意合作、放棄了提供意見的機會。可是，這「邀請中」的做法，卻毫不光明磊落，一如黃之鋒所言，有「屈」、監人賴厚之嫌，這是否政府應有的所為！

事實上，政府在邀請過程當中，亦充滿了小動作。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早在今個月10日約見傳媒飯聚之時，已暗示會邀請家長關注組及學民思潮的代表，至上周他會見 電子傳媒時仍如是說，然而政府卻遲遲至今個星期一才正式聯絡上這些反對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人參與委員會。遲遲才聯絡，是否希望對方未能趕及拒絕邀請，讓政 府可以名副其實地把他們以「邀請中」的身份列入委員會名單？

雖然，家長關注組的陳惜姿收到的邀請電郵上據聞還有一附註，說政府其實在周一前 也聯絡過她，只是打電給到其辦公室卻未能聯絡上。可是，在如今通訊發達的年代，政府有心聯絡的話，是否如此難聯絡上家長關注組的代表？這令人想起，在上月 底，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要求約見吳克儉時，對方遲遲未有回覆，最後政府解釋是未能聯絡上家長組代表，但實情是關注組代表一直不斷聯絡政府，要求約見，只是 未得到回覆而已。如此一來，政府的話還是否值得相信？

無信而不立

人無信而不立，這道理於為官者而言，同樣適用。可是，如今政府失信失格的表現，似乎並非偶一為之或只限於某一局的事。

就像本周二，政府晚上發出新聞稿，公布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於周一、即20日已到了北京訪問，並於周三返港；訪京期間，曾偉雄禮節性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介紹香港治安情況，並與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舉行工作會議，就香港警方與內地公安合作打擊跨境罪案。

警方選擇在一哥上京第二天才公布消息，當晚本報向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時獲得的解釋是完成行程便公布；至翌日，一哥返港後再解釋，預早公布其實只是「大家搞 錯」，他指一直以來其外訪官式活動，「都會在當活動有實質成果後才發新聞稿」。警方為何兩天有兩個不同的說法，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兩個答案都未能令人 讓人認真看待。

一來，傳媒隨即翻查資料顯示曾偉雄在去年3月訪京時是事先公布安排，讓傳媒可以採訪；再者，吳克儉上月在未有公布下訪京滙報 國民教育，政府在備受批評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事後解釋只是溝通誤會，承諾官員外訪一定會公布。可是，一哥未有按本子辦事，更令人懷疑，若非有跟曾偉雄 同坐往北京飛機的市民向傳媒發相報料，警方還會否公布這一趟的訪京行程。

事前兼向外公布外訪安排，其實是政府基本之義、行之正道之舉，既是 讓政府顯示管治有透明、有交代之意，亦可以讓傳媒採訪外訪工作，讓政府官員更能夠向外說明其工作的成果。可是，政府往往把消息公布視為給社會給傳媒的「恩 賜」，忘卻了這是其責任之所在。這樣的政府，是否偏離了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