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懷舊

那天，陳茂波的囤地事件仍未爆發，我正好在飛機上巧遇梁錦松，當時心裏頭就立刻浮上一股替他不值的情緒。想當年梁錦松「偷步買車」，比起這屆政府的一連串醜聞，真是算不上什麼。尤其不能比較的，是先後兩代政治人處事的方法。那時候梁錦松幾乎是馬上遞上辭呈，儘管很多人心裏頭都不願相信昔日的銀行神童，竟會為了那點蠅頭小利而犯上足以毀棄政治前途的大忌。今天呢？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可以無限期休假，妻子經營劏房的陳茂波可以用一家大家查不到底細的離岸公司胡混過去，貴為行政長官的梁振英更能搬出一個逝世的朋友掩蓋僭建的指控。

一個星期之後，囤地的事情給人揭發，陳茂波一伙人和梁錦松那一代的距離就越拉越遠了。誠如評論家添馬男所言：「對比今日陳茂波有計劃部署地去將經營劏房及擁有東北土地利益隱藏，梁之誠信問題不過係小巫見大巫。至於楊永強因沙士苦主一句『厚顏無恥』而請辭下台，以今日梁振英政府展示之政治道德標準而言，應評為高風亮節。」

十年前，五十萬香港人上街遊行迫得董建華腳痛下台，沒想到如今卻有越來越多港人懷念他還在位的時候（「起碼佢係好人」），更沒想到我們現在甚至還要連帶懷念起他的班底。的確，楊永強可能已經是這麼多做過局長的人裏頭，最懂得基層需要，最關心公平問題的一個。而梁錦松的理念之清晰，政治手法之純熟，就更加是當前政府一眾官員裏打着燈也找不着的人才。

最要緊的是，他們起碼知恥，知道公家職位的道德基礎與群眾觀感的重要。我實在不曉得香港怎麼會墮落到這個地步？政治人材就像開機關槍一樣，子彈一眨眼就打得乾乾淨淨，半點不剩，只能拿些泥丸充數。公職道德水準的滑落，則如斷了纜的升降機，直接撞地。就這樣子的人物，還好意思大言不慚地推動國民教育？現在的電視新聞根本應該配上「家長指導」之類的聲明，免得孩子不只做不好國民，甚至連人都不懂得該怎麼做了。

那天我半開玩笑地對梁錦松說：「咁嘅環境，不如你出番嚟呀，肯定好得多啦。」他即時甩手擰頭：「我仔細老婆嫩，唔好玩我喇！」我也很想對陳茂波說一聲：「唔好再玩我哋喇！」

梁文道: 應該打一仗了

在大陸做電視，最容易保證收視率的方法之一就是開一個軍事節目，就像每個星期發佈一回的「詹氏年鑑」，介紹一下各國最新軍火科技；又像人類戰爭史的個案分析，每週講述一場經典戰役。不知道為什麼，就有這麼一群軍事迷，他們的數量和熱衷程度足以撐起所有電視台的所有軍事節目，讓它們成為那些電視頻道收視率最高的頭幾位節目之一。

大部份小男孩都曾有過軍事發燒的階段，喜歡組合坦克，飛機和戰艦的模型，愛玩模擬戰事的電腦遊戲，假想自己擁師百萬，乃開疆拓土的不世名將。長大之後，這些玩具和遊戲就成了封塵的記憶，好比水痘，種過就不怕再犯。然而，大陸卻有如此一群似乎永遠長不大的軍事發燒友，以成年人來算，數量大抵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他們迷戀戰爭，想像戰爭，並把戰爭想成一種解決國際問題的簡單法門。就像我的朋友邱震海在他的新著《中國人成熟嗎》裏頭所舉的那個例子：

「2012年年初，我到毗鄰東南亞的中國某省演講，聽眾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全國著名大企業的企業家，談的不是中國的周邊安全，而是中國的內部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面對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巨大的問題，中國下一步到底應該怎麼做？一位在全國頗有名氣的企業家表示：『下一步，中國應該打一仗了。』此言一出，先是語驚四座，然後很快就贏得了掌聲和認同。」

震海兄的這個小故事，我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我遇過太多太多類似的狀況了。不管是公開活動，還是朋友聚會，打仗那麼輕易地到達大家的唇邊。它不只是什麼局勢會引發戰爭的問題，也不只是該不該發動戰爭的問題，居然就是何時應該打一仗的問題；沒有理由，不需要太多解釋，自然而然。這種不忌憚戰爭甚至渴盼戰爭的心態，就像震海兄所言，是今日中國民間和精英階層的常見情緒；也如他的分析所述，乃當年德國和日本在走向戰爭前夕的社會騷動之翻版。

（中國人成熟嗎之一）

梁文道：他是我們的人

周海嬰在他的《魯迅與我七十年》裏頭有筆叫人看得驚心動魄的紀錄，直到今天都還不時給人拎出來討論。話說：「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

當年這番話之所以引起轟動，是因為魯迅乃少數沒被中共貶毀過的現代作家之一；不只不貶毀，而且中共還把自己當成文藝領域的魯迅嫡傳，奉之如祀先賢。沒想到冷靜且冷酷的老毛竟能冷到這個地步，說得出這樣的話，可見他果然實際。

後來我讀陳丹青的文章，才發現自己從前看《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居然沒注意到原來胡頌平也曾問過胡適類似的問題。胡適身在台灣，但對彼岸的情況也能掌握大概。魯迅要是還活着，會不會也像其他舊識那樣被改造成「新人」，甚至如馮友蘭那樣主動獻媚呢？胡適的回應是哈哈一笑，然後肯定地說：「魯迅是不會屈服的，他是我們的人」。

近幾年來，我常常想起胡適這句簡潔有力的斷言，甚至想像他說這句話時的情景。因為我看到太多好友反目的事了，不管香港還是內地，許多昔日同道皆因一時政見的歧異而走上了陌路，且不憚以最陰損最惡毒的言語去攻擊對方的人格。然而胡適，他深知對岸形勢之凶險，壓力之沉重，卻仍然毫不懷疑魯迅的堅毅。看來他甚至沒想過魯迅會「識大體不做聲」；但凡魯迅讀者，恐怕都會同意胡適真懂魯迅。

最感動我的，當然還是「他是我們的人」這六個字。任誰都曉得，魯迅是胡適最大的論敵；聰明如胡先生，自然也知道他倆將在歷史上被後人並舉為風格和意識形態的兩端；但他還是要說「他是我們的人」。這個「我們」指的當然不是政治見解上的「我們」，而是心靈自由、始終一如的「我們」，是身為真正有擔當的獨立知識份子的「我們」。他知道要瞭解一個人，不在一時分合，而在他一路下來的言行。即便歧異若此，他相信魯迅終究是「我們的人」。

梁文道: 教主

雖然「本土派」的部份主張看起來那麼像港澳辦發言人所說的話，雖然他們叫大家忘記六四的主張在效果上幫了中聯辦一把；但我並不以為他們是高明的「五毛」，潛伏的「土共」。要下這種近乎陰謀論的斷言，不只需要更精密的推論，還必須有足夠堅實的證據。尤其「本土派」中的核心人物陳雲，我絕不會輕易地扣他帽子；相反地，我很認真地看待他的論說，將來還要好好地嚴肅討論。

因他而起的爭議卻是一個很好的起點，能夠讓我們暫時檢視一下今天香港公共討論裏的一個有趣現象。比如說他的一些粉絲，我發現他們有時候會用「戰無不勝」和「算無遺策」這樣的詞語去形容他們心目中的「教主」。坦白講，在我有限的見識範圍之內，過去幾十年只有另一個人時常被人誇讚為「戰無不勝、算無遺策」，那個人就是毛澤東。而今天的香港，卻一下子出現了幾個「永遠正確」的「教主」（除了陳雲，另一位當數黃毓民），這難道不是個很好玩的現象嗎？

比起恭維「教主」，更有意思的是「信徒」們批評乃至於攻擊對手的方式，因為那些動輒從猜測別人動機入手的分析，因言廢人加上因人廢言的浮泛判斷，以及務求把對方罵臭罵倒的修辭（例如「奸」和「賊」一類的字眼），全都讓我想起了當年共產黨發起的幾次政治運動。直到現在，大陸網上的「五毛」都還很喜歡把自己不同意的人稱為「漢奸」和「賣國賊」，就和我們的本土派把包括李柱銘在內的人物叫做「港奸」及「賣港賊」一樣；分別只在於把「漢」與「國」換成了「港」而已。

為什麼自詡為「更高等種族」的這群人的思維方式與用語習慣，會那麼像他們最瞧不起的「強國盲毛」呢？為什麼理論上最反共的人，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卻變得盡得老共真傳？

（變成你的敵人二之一）

翻版敵人

凡是認真關注過海外民運史的人，大概都會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不少反共反了半輩子的人，如今說起話來，有時竟然比共產黨還像共產黨。遇到自己喜歡的情勢，便是「就像春風吹拂了大地」；遇到自己厭惡的人物，則說他「包藏了不可告人的陰險用心」。這些聽了就叫人打呵睡的措辭，實在是老派共產黨教育烙下的印痕。在這一點上，我倒是非常贊同陳雲，他們的中文「中毒」甚深。

語文是思想的工具，同時還結構了吾人認知世界的框架。比起表面的語文使用，這批反共老將在思考敵友關係時的表現，才真叫做怵目驚心。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三年前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魏京生和一群理論上都是同路人的民運人士對他的激烈攻擊。他們認為劉先生的得獎，是因為他夠溫和，乃中共可以接受的人物。既然這麼溫和，又為什麼要被抓去坐牢呢？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其實這全是苦肉計，目的是增加劉先生的聲譽，使他成為中國版的曼德拉或者昂山素姬。等他出獄，就能乘勢當上體制內的改革派，說不定還能當個部長甚至國務院總理了。

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呢？可說這些話的人卻認真得不得了，似乎真的相信劉先生和黨內改革派有默契，真的認為他有一套計算週全的方案。當然，他們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只有一堆自以為是推理的猜想。而這一切猜想的起點就只在於劉先生和他們在某些事情上的看法不同。他們將觀點的不同擴大為立場上的極端差異，與人格上的高下之分，甚至還把對方推到最終的敵人那頭（也就是共產黨），變成不可彌合的敵我矛盾。

這整套思路就建立在捕風捉影的傳聞，內心動機的推測，以及非我即敵的判斷之上；正好全是他們心目中的共產黨的慣技。為什麼反共反得最激烈的人，到了最後卻變成自己敵人的翻版？為什麼他們會把自己陣營內的觀點之爭搞得像是共產黨在整肅革命隊伍？有人會從權力爭奪的角度解釋，有人還會懷疑這是不是嫉妒，更有人反過來指責他們才是真正投共的高級五毛。我的答案留待下次再談；但是我願指出，只要你一循着這條思路去談人家的動機和私心，可能就會墮入相同的陷阱了。

（變成你的敵人二之二）

梁文道 ：理性

最近讀到「八十後」運動家陳景輝的書稿，一頁頁看下去，不能不覺時光流逝之快，世事變幻之奇，想當初剛剛認識陳景輝的時候，他還是個中學生，雖無心於學校課業，卻喜歡讀些今日大學生都未必啃得進去的哲學書。後來胡恩威和我開辦「牛棚書院」，便多了點和這個年青人相處的機會。

那個時候，我們都不太滿意香港主流社會天天把「理性」掛在嘴上的風氣，覺得那其實是種「理性」的誤用，甚至是種反理性的表現。例如掌權的建制派領袖，每逢示威遊行，每逢抗議集會，都要走出來勸告大家「理性一點」；似乎政治運動一上街就是不理性。就連遇到批評和反對，他們也要說這是「不理性的謾罵」。為什麼街頭集會不理性？為什麼不合己意的評論不理性？他們從不解釋，好像大家都曉得，理性就是遵從既有的秩序，就只是一種沉默的合作而已。

在我看來，這種把理性等同於不爭論的保守態度還不算最壞，更糟糕的是將理性貶低為犬儒，乃至於虛無。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電台Phone in節目，討論一樁意見分歧的事件，主持人先請A君發言三分鐘，再請B君回應三分鐘；兩番來回之後，很客觀很持平的主持人就會打斷大家，下一個最中肯最理性的結論：「這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立場，大家要互相尊重。香港畢竟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多少年來，香港就是一個這麼「理性」的地方；多少關乎重大價值選取的討論，多少關乎根本政治立場的辯析，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胡混過去。理性不再是在論辯過程中層層深入的探索，不再是不同觀點的仔細鋪陳；而是各說各話，溫吞客氣，然後不爭論。彷彿大家都很害怕認真地面對立場與價值，想方設法地迴避那些傷感情的問題，並且聲稱這才叫做「理性」，還要拿它當做言論自由的證明。還記得已故的「斌仔」曾經激起安樂死的討論，但沒過多久，我們就集體迴避了這個煩人的課題，以一句「社會有不同意見」輕輕帶過，迅速將這件事轉化成群星送溫暖式的香港故事，十分「積極」，十分「正面」，也十分地香港。理性不是用來衍述不同意見的程序，不是用來深化不同立場的力量，卻成了我們逃離立場之辯的藉口。

梁文道: 嗔

憤怒正在吞沒香港。每天看到的新聞，每天收到的訊息，實在沒有幾件叫人笑得出來的事。就算想逃，不問世事，世事也會自動找到你的頭上。活在這樣的世代，就連試着叫人看開一點，放下重擔也會惹來背叛的嫌疑。因為「正面」、「積極」、「包容」、「快樂」和「正能量」這些字眼都已遭到裹脅，彷彿成了政府、鉅商等一切建制力量的專用詞。誰要是滿嘴「正面」和「積極」，誰就可能是「家是香港」一類官方宣傳計劃的共謀。誰要是倡言「包容」和「放下」，誰就是惡勢力的同道，試圖叫大家裝聾做啞、逆來順受。

於是只剩下了憤怒這種情緒才配得上正義，才是任何反抗力量的恰當能源。難怪「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在媒體裏頭總只剩下「佔領中環」，而「愛與和平」只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前綴詞罷了，似乎「愛與和平」及公民抗命真是難以共容的兩碼事。

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容許這種事情的發生？為什麼我們要拱手讓出「快樂」之類的字眼及其相應的心態？為什麼我們不能一起使用這些詞彙，並且重新詮釋，使之不必再和保守力量拉上必然的關係呢？只許「狼英」奸笑，不許百姓開懷，這是什麼道理？

換個角度來想，一個天天挨罵的掌權者快樂得起來嗎？一個斤斤計較唯恐失去五毛一元的富商又高興得起來嗎？其實他們也是受害者，他們是自己貪慾的囚徒，為權力慾和抽象不實的物慾所苦。我們不贊成這個體制，不接受他們的做法，是出於一份平等的慈悲。既然獨裁者沒有一夜睡得安寧，時時提心吊膽地防止顛覆，何不乾脆把他解放出來，讓他和我們一齊擺脫痛苦？

打從越戰開始，一行禪師和他的僧團就沒停止過對社會和政治的關心。許多大型集會、示威遊行，都能見到這群身着棕色袈裟的出家人安安靜靜，面貌祥和。我想，使得他們站在這種場合的，肯定不是憤怒。

梁文道: 為誰競爭

歷史性的碼頭工人罷工已然告終，正是回頭檢討的時候。翻閱罷工期間的各種言論，最好玩的莫過於警告工人和「政 客」不要玩得過火，「香港的貨櫃行業已經失去競爭力」之類的說法。因為這些意見讓我想起香港其中一種最叫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怪現象。那便是從大老闆到一般打 工仔，大家居然都能用同一套語言去描述自己的處境，以同一種世界觀去理解自己和經濟活動的關係，絲毫不感到矛盾，和諧得要命。

就說「競爭力」這個常用詞好了，我們老是聽見高官鉅富暢談「如何如何便會損及香港在某個領域上的競爭力」，「如何如何又能加強香港在某個行業的競爭力」。 說的人說得理直氣壯，聽的人也好像很清楚這些話的意思，時時鸚鵡學舌般地把同一番話複誦得朗朗上口。似乎上上下下都覺得競爭力是個對自己頂重要的事；好像 行業競爭力強了，老闆就能賺錢，工人便有工開，人人都有着數。

於是碼頭工人罷工，照樣又有人用數字告訴大家，香港的貨櫃行業已經鬥不過深圳了，內河船泊港的船次已經逐年下降了。結論是「大局為重」、「視野要宏觀」， 工人切不可再開天索價下去，要保住自己的飯碗，保住「我們的」競爭力。他們說得沒錯，香港的物流業的確受到大陸衝擊，香港的碼頭也很難鬥得過深圳。但問題 在於難道工人們就不知道這種趨勢嗎？

為什麼提出這種說法的論者不看看另一方提出的數字和疑問呢？香港碼頭有危機了，可和黃碼頭和HIT的利潤為什麼卻一年比一年多？香港貨櫃業的競爭力下降 了，但為什麼要（實質上）減薪的是工人，而不是和黃與HIT的高管呢？似乎在他們看來，為了提高這個行業的競爭力，工人就該替老闆埋單；為了鼓勵這個行業 的競爭力，公司的營利就該多分一點給股東和高層。簡單地講，就是你們繼續去以「大局為重」，去替香港增加競爭力；我們才能繼續享受競爭的果實。這是個現代 版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工人要在吊機裏假想自己是月入十幾二十萬的飛機機師，加班忍尿；嚴磊輝方可在辦公室中實實在在地獲薪百萬，同時還得到老闆的嘉 獎。

梁文道 ：族群政治這齣戲

就連外國人都替它緊張的馬來西亞大選，總算告一段落。對於期待變天的民眾而言，這個結果自然令人遺憾，甚至憤怒。但是對於重新執政的「國陣」來講，這個結局恐怕也一樣磨人。且不論那些舞弊造假的疑團真相如何，僅以百分之四十九的總得票上台，這個弱勢政權的位子怎能坐得心安？尤其首相納吉，馬上就要面對自己人的問責和挑戰，他還能玩得出什麼樣的招數呢？

就像早就寫好了劇本似的，納吉在大選第二天就馬上把執政聯盟慘勝的局面歸因於「華人海嘯」；而喉舌報刊《馬來西亞前鋒報》也立刻響應，打出了「華人還要什麼？」的頭版標題。意思就是華人不識相，紛紛投向反對派，這才導致了執政聯盟票少位子多的尷尬境況。

這的確是個早就寫好了的劇本，而且還是個用了五十來年的老劇本；要是加上英國殖民時代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它更可以算得上是個演足一世紀的經典劇目。這齣戲的名字就是族群政治。

遍觀東亞，今天已很少見到像馬來西亞這樣子玩弄族群政治的國家了。整個政權就建立在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的合縱連橫之上，似乎馬來人真是一團利益完全一致的群體，華人也是一幫沒有階級和地位之分的家伙。執政者當然沒有這麼天真，以為所有的利益衝突和政治矛盾全都圍着族群打轉。這只不過是一套用來掩蓋城鄉差距和階級分化、蒙蔽利益輸送與權貴結盟的障眼法罷了。

可它又是一套行之有效的障眼法，因為在一個多族群國家之內，族群是種比階級身份更顯眼的標籤；也往往是比階級矛盾更能喚起強烈情緒的武器。指責華人背叛政權，於是自己的問題就好像不存在了。問「華人還想要什麼」，於是華人就該害怕歸順了。把選情不利的責任通通推到華人身上，於是馬來人就更該厭惡華人，更該擁抱代表他們保住江山的政權了。大選過後，納吉口口聲聲說要「和解」，但他們祭出的第一招就是繼續分化國家，繼續製造族群間的恐懼與仇恨。因為這是他們耍得最自然最應手的套路，也很可能是他們唯一懂得的遊戲。這本來就是個建立在讓老百姓彼此隔離彼此提防之上的政權。

梁文道 ：豬也活得很穩定

大概沒有人會不喜歡穩定的生活，穩定的秩序，所以每一個威權政府都特別喜歡強調穩定的重要，尤其是在它感到自己的勢力已經不太穩定、搖搖欲墜的時候。年紀夠大、記性又夠好的話，當會記得幾乎亞洲每一個威權政府都曾在它們即將垮台的前夕發出過類似的恐嚇：「我們要是下台，大家穩定的日子就會結束，國家就會充滿了衝突和暴力」。真巧，這正是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國陣」的領袖納吉在這幾天反覆陳說的論調。

活在威權之下，日子當然穩定，只不過那是一種不公不義的日子。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大家要不要穩定，而在人民究竟想要那一種穩定的生活，那一套穩定的秩序。豬圈的生活也很穩定，而且還極有秩序，每一頭豬生下來之後就被固定在同一個位置，日日定時飽餐，到了一定歲數一定重量之後就被送去屠宰，其規律絲毫不爽。難道這就是種有益豬群的好生活好秩序嗎？
的確，重建後威權的社會往往要比推倒威權還難。那是因為舊秩序儘管不堪，但到底也是套秩序。大家習慣了它的遊戲規則，固有的利益聯盟也不是說倒就倒，扭曲的社會肌理如藤蔓般雜生交纏，長年不癒的創口化膿腐敗；這一切全都不是一時片刻就能治理得好的。有時候，甚至連「轉型的陣痛」這句老話都嫌太過輕淡，因為那種痛通常不是陣痛，往往漫長難受得叫人灰心，甚至後悔。

故此，激情之外，還需要堅定的信念、冷靜的頭腦，與寬容的胸懷；因為威權崩解之後，面前還有修遠的道路。直到今天，台灣還有不少人覺得自己當年太過天真，以為民主化之後，萬難迎刃而解。直至今日，南非的治安問題仍然困擾民生，種族貧富間的不平更是有待消弭。可是你去隨便找個台灣人或者南非人問問，有誰願意回到國民黨一黨獨裁，或者種族隔離政策依然健在的日子。在不公義的穩定，與不太穩定但卻有尊嚴有希望的生活之間；在一套人家加諸己身的秩序，與一套自己有份創建有份負責的秩序之間；這個抉擇的答案豈不清楚判然？

梁文道: 正義沒有國籍

馬來西亞是一個被種族政治玩弄了幾十年的國家，幾乎所有把公共資源讓渡給少數權貴集團的舉動，都被形容成是要保護「土族」（馬來人）的正當措施；幾乎所有本來就該被每一個公民公平享有的權益，都被描述為是權貴精英費盡氣力之後，才替少數族群爭取回來的恩澤，在這樣的格局底下，我跑去報名參加一位反對黨好友的政治「研討會」，難免尷尬。一個外國人，憑什麼資格到人家的地盤上說三道四？一個外國人，尤其是香港人、中國人，走到一個華人為主的政治集會上說話，是不是有什麼陰暗的圖謀？這豈不正好中了當地馬來人數十年來的疑慮，馬來西亞的華人果然和中國人有種說不清楚的特殊關係？

我當然也有這層擔憂，但這個世界上的確有些超越種族、國籍和地域的問題，使人不吐不快。
例如檳城，我在去過不知道多少回的小吃街上，看見滿天藍色旗海，在這一大片鋪天蓋地的旗幟底下，是一道道吃不完的菜，一罐罐喝不盡的酒，而且全部免費。還有一座臨時搭建的舞台，上頭是賣命妖嬈的歌手載歌載舞。這全是執政聯盟吸引選民的手段，不談政綱，不講理念，只有赤裸裸的收買而已。更妙的是，這些活動的主辦機構自稱是與政黨無關的私人慈善基金，但他們懸掛出來的旗幟上卻分明印着執政黨的標誌。這難道不是一目了然的賄選？又如一位政壇華人領袖，他對大馬貪腐情況嚴重的指控的回應居然是：「中國的貪污也很厲害，但中國卻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面對如此荒謬，如此不義的現象，我們下一個基於良知的判斷，還需要考慮多少國籍的問題呢？當年大家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支持昂山素姬和劉曉波的時候，又用得着擔心這是哪一個國家的家事嗎？假如我懂馬來文，又恰巧認識一位替反對派出來競選的馬來朋友，我也會忍不住想要參加他的集會。所有威權國家都喜歡把這種來自海外的自發聲援稱做「外國勢力干預」；但所有受剝削的人民都曉得，正義是沒有國籍的。

梁文道談大馬選舉：「公正不需要恐嚇。」

要用水砲來轟擊示威者，要用錢，要用請飯來叫大家來投它的票的時候，當它走出這一步的時候，它就已經輸掉了。當它告訴這個國家的人，你們投公正黨一票就是在投回教黨一票的時候，用這種恐嚇的方法來警告自己選民的時候，它就已經輸了。真理不需要請客，公正不需要恐嚇。

真理公正跟正義是這麼的清楚，是非是如此判然的，誰對誰錯太清楚了。在這個時候不論選舉是什麼結果。再過幾天當你們去到票站開始投下一票的那一刻，各位，你們已經贏了。

馬來西亞週日將進行國會大選，威權的「國陣」有可能輸給在野聯盟，居於外地的馬國公民紛紛飛抵大馬準備投票，見證國家變天的時刻；時評人梁文道昨晚出席馬來西亞一個選舉論壇，與當地民眾分享自己對今次選舉的觀察，他的發言被馬國民眾廣泛轉載。
梁文道昨與「動力青年（Y4C）」候選人李凱倫在題為「步向民主化的馬來西亞」論壇上對談。梁文道在會上鼓勵馬國民眾，不論幾日後的大選結果如何，不再懼怕威權去投票的民眾「已經贏了」。

即使反對陣營最終敗選，他說，其實已在某程度上推動了改革與兩線製的議程，因為國陣組成的弱勢政府最終需讓步，與在野黨合作。
他提醒，支撐民主化過程的不是一時一刻的情緒，而是堅定的信念。
（當今大馬網報道）

一名華裔聽眾提問時表示，擔心屬少數族群的華人在民主化的社會中，權益得不到保障，梁文道這樣回應：

梁文道表示，不曾聽到任何美國華人提出類似擔憂。而事實上，大馬政府虛構的種族分裂，是為了捍衛自身的霸權。
「它讓每個族群都在為自己的未來擔憂，馬來人怕華人、華人怕馬來人、印度人怕外勞，大家互相害怕。它利用這種害怕，它才能長久執政。這個政權是建立在老百姓互相恐懼的基礎之上，你說這是個正義的政權嗎？
「在正常的民主國家裡，不只是少數尊重多數，而且是多數尊重少數。哪有一個國家，一天到晚讓自己的國民感到害怕？」

附：梁文道發言筆錄（網友Lim Yan整理）

我想說的是，這一次我來馬來西亞我還是很感動的。很感動什麼？就是… 我們大部分都相信這個世界上面是有是非對錯的。我們都相信是有真理，我們都相信公正必須得到伸張的。但是，大部分時候，這個世界的現實黑白不是那麼的分明，是非如此混淆。通常是灰色的。
我自己從來不敢說什麼大是大非什麼這種話，我覺得這種話不能隨便講。但是，在這次選舉裡面，在馬來西亞走到今天這個地步過程裡面，我的確看到一些是非對 錯，真理與公義的問題，是那麼的清晰，那麼簡單，就呈現在眼前，也根本不用去問。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概四年前的時候，我在吉隆坡，一個非常著名的時事 評論人楊白楊先生的家裡面，我們一起看電視因為我們知道那一天KLCC 那邊會有示威。然後我們看了好幾個電視台都看不到這個示威遊行的場面。直到看到 CNN 終於看到了。就在雙子塔下面，警方用水砲撞開所有在前面示威群眾。然後CNN 的記者拿著的一個鏡頭被水砲沖走了。那個鏡頭對著他，他說：This is democracy in M​​alaysia style.
就在那個時候我就知道，這個政府它已經輸了。它好像很強大但是它已經輸了。昨天晚上我去到檳城，我看到檳​​城滿街掛著那麼多的一號的藍色旗。有那麼多的免費請吃飯。它那麼有錢請那麼多人去吃飯，我就知道它已經錯了。它是錯了。
要用水砲來轟擊示威者，要用錢，要用請飯來叫大家來投它的票的時候，當它走出這一步的時候，它就已經輸掉了。當它告訴這個國家的人，你們投公正黨一票就是在投回教黨一票的時候，用這種恐嚇的方法來警告自己選民的時候，它就已經輸了。真理不需要請客，公正不需要恐嚇。
我剛剛很榮幸見到凱倫的父親，我第一次見到伯父，我剛剛問他一個問題我說：當年凱倫還是學生參加烈火莫熄的運動你怕不怕？他說他很擔心，當看到他的兒子在 新聞上他的兒子被抓了。當一個大學生他因為某種理念而你要逮捕他的時候你就已經輸了。但是當一個父親他從過去那麼擔心他兒子被捕，到今天出來在這裡拿著麥 克風走來走去的時候，這位父親已經贏了。
我知道有一些華人家庭，他們家庭過去從來都不會有政治。他們覺得那個我們不要管，政治很骯髒、政治很殘酷我們不要管。然後開始一家人吃完飯之後各自上facebook 論政。
他們這家人已經贏了。
當各位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集會，也擔心被記錄擔心被對付。但是你居然走出家門，去到這裡這樣的一個場所的時候，你們就已經贏了。
真理公正跟正義是這麼的清楚，是非是如此判然的，誰對誰錯太清楚了。在這個時候不論選舉是什麼結果。再過幾天當你們去到票站開始投下一票的那一刻，各位，你們已經贏了。

梁文道：變天

趕在大選之前，我再次來到馬來西亞。這一回，我卻看到了一個未曾見過的新國家。並不是吉隆坡多了一座雙子塔，也不是發現了一座足以保證未來財富源源不絕的新油田，而是在無數細微經驗之中感受得到的新觀念，這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抽象觀念卻能在空氣中彌漫出一股令人亢奮的氣味。一個誠誠懇懇工作、老老實實做人的父親，平時不問政治，這時竟半小時更新一次臉書，追蹤選情的動向。一家開在街角的商店，平日恨不得全天候開業，這時竟提早收工，只是為了全店上下可以及時趕上那怎麼樣也去不全的政治集會。這一切奇怪的新現象，全都來自一個從前不曾普及的觀念。這些父親和店家開始相信，他們的國家可以是個不一樣的國家。

正如大部份威權國家，馬來西亞的社會主流長期浸淫在一種政治宿命論的陰影之下。這種政治宿命論首先是套意識形態，它提供了一種解釋世界的框架，告訴國民這個國家為什麼會是這副模樣，又告訴大家這副模樣為什麼是正當的，合理的，甚至完好的。與此同時，它還要大家接受這套解釋，覺得它不可改變，彷彿老天注定，自有永有，猶如河流奔海，日出東方，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

此所以從前的馬來西亞人或許會有很多抱怨，然後無奈搖頭，嘆息道：「沒辦法啦！這個國家就是這樣。」甚至連抱怨都不抱怨，只是默默接受現狀，按照既定的規則行事，在理論上很成問題的體系之內盡力尋求滿足自己的利益。如此生活，無異於認命，把一套人為的，虛構的世界觀當成不可違逆的天命。每個人可以做的，就是在這天命之下各安其位，做個本份的老百姓。

在這個意義上講，華人所謂的「變天」，便多了一層最最具體的涵義。從當年的台灣，到現在的馬來西亞，霸權的崩潰，意識形態的失效，整個威權體系的瓦解，豈不正是名副其實的「變天」？

梁文道: 南丁美美

二十一世紀之前，一說到紅十字會，中國人或許會想起南丁格爾；二十一世紀之後，一提起紅十字會，中國人大概就只記得郭美美了。套句大陸慣用的濫調，這可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紅十字會的一次「華麗轉身」。

大陸紅十字會的威風，其實我們早就見識過了。2008年華南雪災，中國人就預演了一回稍後在汶川地震大派用場的公民精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當時絕大多數的援助物資都得透過紅十字會發放，大家也沒覺得不妥。結果一年之後的夏天，正當平均氣溫高達三十四度的時候，湖南有些地方的百姓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堆防止皮膚乾燥的雪花膏，原來這是一年前外省送給災民的救援禮品。

這種鬧劇還算小事，頂多說明了中國紅十字會這類退休官員收容所的官僚作風，效率不濟。但兩年前爆發的「郭美美事件」可就沒這麼簡單了，這位曾經自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女孩，平常喜歡在微博炫耀自己的LV、別墅和瑪莎拉蒂，一下子便引爆出紅十字會的腐敗疑雲。儘管經過當局的否認再否認、澄清再澄清，中間卻還是疑團處處。與此同時，據說接受過調查的郭美美，仍可好整以暇地和一個富二代在網上比拼誰更有錢，參加名錶Franck Muller的派對晚宴（邀請如此「名人」，Franck Muller的公關也真算是眼光獨到）。終於這回雅安地震，到了大家在街上看到紅十字會募捐箱就得繞路迴避的地步，中國紅十字會才「保證」五月下旬要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

紅十字會不獲信任，就和大陸人信不過內地奶粉一樣，並非單純的孤立事件。它還讓我想起前年一樁舊聞。話說北京一名11歲的小學生自己做了一個食品安全測試，發現市面14種鮮蘑菇只有1種未經漂白處理。然後北京市食品安全辦公室回應，聲稱97%的市售蘑菇都驗不出漂白劑，叫大家放心地吃。「別有用心」的媒體便趁機民調，一千一百多個受訪者大多相信那個11歲的小學生，只有8個人相信政府「權威部門」的調查。

（信任權威之一）

梁文道 ：涼 薄

不願再花公帑援助災民就叫涼薄？斥責港人沒良心的大人們為何不看看大陸同胞的反應？當香港政府這一億元捐不出去的消息傳到網上之後，大陸網民馬上就說：「支持香港人決定！納稅人白花花的鈔票不是搶來的，寧願餵狗也不能肥了貪官」；「年底派給特區人民買年貨吧！祖國不差錢的！」；「什麼叫失人心者失天下，大概如此」。

經過一年多的仇視和紛爭，難得一場地震拉近了兩地百姓的距離，難得大家都對捐款這事有了共識。這個共識很簡單，一個字就說完了，那就是中國紅十字會在它官方微博公開募捐之後得到的上萬條評論：「滾！」

2013年的中國地震局預算裏頭，地震預報監測的支出是3822萬人民幣；在其他所有單項之中最大的一筆則是該局官員的住房津貼，一共1.54億元人民幣。四川寶興縣的縣長承認，08年汶川地震之後重建的房屋全部震倒；可當年他們明明說過所有新建築都能抵抗九級地震。四年前，不捨不棄地追究豆腐渣工程，甚至只不過是收集遇難者名單的義士，則被他們抓去坐牢。

舊賬不清，誰能保證這回舊的房子能抗九級地震？又有誰能保證我們援建的校舍不會一眨眼就因為「不敷應用」而被推成平地？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不願捐款實在是最悲哀最無奈的明智之舉，和部份港人對「強國人」的反感根本沒有多大關係。畢竟，那些住在山城的災民和來香港搶奶粉買豪宅的，不可能是同一批人。

真正涼薄的，是那個開車去災區的紅十字會小頭目，都到了這個時候，他還在關心記者有沒有拍到自己帶去的標語。真正涼薄的，是那些冷面對着死了子女的父母，恐嚇他們不要再惹麻煩的官員。

梁文道﹕你憑什麼管治我？ 佔領中環是道德問題

基於梁文道對大陸政局分析，香港爭取真普選是死路一條。談到中共沒可能放生香港，對話整整一小時陰霾密佈。談及有何出路，卻豁然開朗，答案簡單得出人意表。梁文道支持佔領中環，不是計勝算，而是基於做人的道德決心﹕「香港已經去到這個地步，就是這麼惡劣，就是衰成這樣，這情下，做又死唔做又死。每個參加或不參加的人要清楚問自己，我已經被傷害了我的權利，受屈辱多年，我用什麼方法去讓自己拿回做人的尊嚴？做一些事，honour番你自己。」

「對我來說，民主的意思是，我們每一個人有平等權利，是人權，有權去選擇要不要被管治，在什麼情下被管治。」

梁文道形容，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這個「佔中三人組」，他各有交情，要數陳健民最稔熟。梁形容，三人是香港最溫和的人，對國情有一定了解，正是中央最應該爭取對話的對象，現今三人也放棄對話，反映時勢惡劣﹕「這些人也去到（抗爭）這位置，證明真是談夠，你再跟他傾，都是會被他『滾』！（哄堂大笑）他不認真，是玩你的，還有什麼好談？」梁說來有點氣。

至於佔中，梁說，回到基本的立場，不是談策略，不是說成果，「現在我們只談一件事，說來大家或會覺得好笑，但我是認真的，就是道德，這是一個moral decision」。眾人靜默。

氣氛凝重起來，梁連珠炮發，說到激動處，高舉的食指輕拍桌面﹕「民主是什麼？我覺得不是說有民主就會有好特首，而是，我們每人都要問，憑什麼這個政府可以管治我？憑什麼我要讓出權力給他？憑什麼我要交稅給他？憑什麼我要被管治？一個政府要morally justify他管治我的理由。對我來說，民主的意思是，我們每一個人有平等權利，是人權，有權去選擇要不要被管治，在什麼情下被管治。民主是做人的基本道德題，不民主的制度是不道德的。」戴深表認同。

梁續說﹕「香港已經去到這個地步，就是這麼惡劣，就是衰成這樣，這情下，做又死唔做又死。」；戴小聲說，如同自我安慰﹕「對，寧願試一下。」梁接話﹕「每個參加或不參加的人要清楚問自己，我已經被傷害了我的權利，受屈辱多年，我用什麼方法去讓自己拿回做人的尊嚴？做一些事，honour番你自己。」

梁文道奉勸香港人，大家做慣醒目仔，是時候放下多年的策略考慮，不要計算work唔work﹕「梭羅（Thoreau，美國公民抗命第一人）當年不交稅，沒有想過work唔work；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也沒想過能否成功，只是想，我唔做唔得，就是這麼簡單。」戴同意，指公民抗命本質是道德問題，因為看到制度不公義而反抗，是道德先於策略。筆者記得，戴常掛在口邊，「我不是英雄，只是覺得對的事，就去做。」

「不能理會輸不輸，沒法考慮這些，若你在城門河見到有人遇溺，你在岸上還去計算自己泳術如何，把他救回也返魂乏術？」

筆者反問，如果佔中失敗，會否令大家更失望？在中大修讀哲學的道長以故事說明﹕「不能理會輸不輸，沒法考慮這些，若你在城門河見到有人遇溺，你在岸上還去計算自己泳術如何，把他救回也返魂乏術？這時候你不能這樣想，你只能想﹕我是否跳下去，這就是moral question」。

梁文道豪然壯語，戴耀廷不禁取笑﹕「你比我更道德！」事實上，佔中自從在教堂舉行記招，又談「犧牲」、「感召」，被批評太有宗教味，令沒信仰人士抗拒。

本身是佛教徒的道長認為，宗教色彩不一定是壞事，對公民抗命甚至必要。梁舉例，歷史著名公民抗命均帶有宗教色彩，如曼德拉、甘地、馬丁路德金、昂山素姬。梁解釋，公民抗命對參加者是嚴苛的道德抉擇，需要精神資源支撐。梁指，香港近年社運欠缺這種精神面向，容易浮躁和產生語言暴力。

戴耀廷解釋，宗教對他自己和朱牧是重要的精神支持，故此有這種味道是順理成章，他希望這種色彩不局限個別宗教，是一種「超越性」（transcendence），更自嘲，沒宗教支持，他們一早放棄了﹕「其實我們三個是傻佬，只以人性考慮，根本不會搞佔領中環。」

梁文道經常北上，談到一個微妙的變化。他形容，約十年前，內地民間對香港民主運動支持度達高峰，那正是六四的十五周年，香港人堅持悼念民運，令內地人深表感動。相反，今日內地民間對香港民主運動支持滑落。關鍵是近年中港民間交惡，如反蝗蟲運動等挑起兩地人仇恨。梁認為十分可惜﹕「香港民主進程怎樣走，永遠擺脫不了大陸，我們要爭取民主就要爭取朋友。有人說害怕被赤化被統戰，為何我們不倒過來藍化和反統戰內地？若連內地民間也要打倒香港，香港沒民主也沒人同情你。」

梁文道堅信，爭取香港民主，改變中國才是正道。他經常穿梭中港，和內地民間溝通，做的正是這種方法。可是他的行為卻被一些人批評為「港奸」，「抱大中華主義尾巴不放」。可是，當大家以為他在內地「撈得起」，原來他的內地報刊專欄，也經常要被搬家。道長解釋﹕「我的溫和，令他們覺得我更危險，好像戴耀廷一樣。」梁說時拍拍戴耀廷的肩膀，戴感同身受地點頭。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寧可香港死 也不放生你   特區普選對北大人的禁忌

文 譚蕙芸

如果說國情，梁文道有一定掌握。香港出生，台灣長大，回港接受大學教育，近年事業開拓到大江南北，一年有六個月時間在內地。他的時評集《常識》，談奧運，評川震，論食物安全，全國賣四十萬本，創下非文學書銷售傳奇。內地學生談起梁文道，雙眼閃出星星，形容他不只是香港作家，還是大中華公共知識分子，觀點中立夠說服力。

梁文道會說「內地話」，不只是普通話夠流利，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思考方式，令內地讀者心悅誠服。早前，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銅鑼灣誠品搞讀書會，梁文道任嘉賓，吸引一批內地「梁粉」（梁文道粉絲）到場，美少女以普通話問﹕「如果愛國教育是洗腦，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次等教育，我們變白癡嗎？」來勢洶洶的質問，綽號「道長」的梁氣定神閒以個人經歷，配以小故事，答得不亢不卑。沒有妥協原則，聽的人也受落。

國情通梁文道今次遇上佔領中環倡議人戴耀廷。道長說，一九八九年後，中共已化身一種「權貴資本主義」，利慾熏心令他沒動機政改。至於香港，他最多只會讓你試行一種將來內地也行得通的「中國特色普選」，就是先篩選的普選。道長皺起他那標誌式眉頭說﹕「佔中這件事，他真正擔心的是內地人會效法……香港愈來愈衰，對他來說，也不及讓你有真普選令他害怕。」

上周《人民日報》海外版「持平地」報道香港泛民對普選意見，連佔中亦有介紹。戴耀廷也覺得報道友善得令他奇怪。道長解畫指香港傳媒過度閱讀了，今次不過是一場意外，估計個別編採人員同情香港情，試打擦邊球。觀乎中午報道被刪，就知道不是反映中央態度轉變。相反，狠批佔中的《環球時報》才反映中央路線﹕「《環球時報》才是中國第一黨報，其編委來自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即國安背景」。

「香港民主運動會連帶衝擊中國，所以我對香港前景好悲觀，他沒理由放生你」

兩人談道，一九八○年代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正值中共政權六十來最開放時期，或許草擬期間的確想讓香港有真普選。那時想像是用幾十年，把中國與香港的政制接軌。內地有民主，香港的特首普選不過是選個市長罷了。誰也沒想到，六四槍聲一響，政制改革煞停，只進行局部經濟改革。

在二十年經濟發熱，政改缺席的歷史下，道長形容，共產黨在內地有如市場裏的壟斷集團，最關注市場是否夠火紅，生意是否興隆，整個國家如同權貴圈子的「搵食基地」。他們不想國家亡，只因有數可取。道長形容，這種奇怪的「國家支持的權貴資本主義」，相比東歐和蘇聯，要搞民主化難度更高﹕「我有錢在手怎樣搞政改？」他更大膽假設，若今天再發生一次六四，「他開槍的理由更大」。

在這個脈絡下，梁說，讓香港真普選阻力強﹕「佔中他最擔心是，內地人會否效法。他怎樣向十三億人解釋，香港可以普選特首，內地連獨立人大參選人也做不到？」梁說﹕「香港民主運動會連帶衝擊中國，所以我對香港前景好悲觀，他沒理由放生你。」

有人說，香港是台灣示範單位，讓香港普選，可令台灣對統一放心。梁文道和戴耀廷異口同聲指論調已過時，中共對台灣已誠信破產。梁形容，現在倒過來是香港做內地示範單位﹕「我擔心是他們拿香港做他們的實驗，拿香港做試點，卻試一個在中國行得通的方法。」

「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在中國土地上有一個地方，它的執政黨不是共產黨？除非民建聯改名（為共產黨）。」

梁進一步分析，近來流行「西方花園」批評，指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其實是推崇「富中國特色民主」。學者如Daniel Bell、王紹光、蔣慶、甘陽等近年說的「儒家政治」為一例。梁相信，中國式民主要滿足兩個目的﹕一，能滿足百姓對民主訴求，解決政權合法性危機；二，亦能滿足利益集團的需要。

道長這樣解釋權貴的想法﹕「第一，權貴家族有共識，這樣搞下去條船會沉，我們不能讓條船沉，要讓下面的人爽一下，讓他們不要那麼多『嗲』（投訴）。第二，我們幾百家族，不可每次鬥得像薄熙來那次般，要有一個遊戲規則解決分配問題。」道長近來研究古羅馬共和（Roman Republic）歷史，發現其選舉法是平民投票，被選上都是貴族，覺得中共心裏的模式也類似。

梁文道估計，香港未來的普選模式是﹕「選，大家都有得選，不過我幫你們先揀一些真正『有料到』的人，因為他相信民眾是盲目的。」戴耀廷苦笑反問﹕「按你分析，香港普選死梗？」梁無奈道﹕「我覺得係。」

戴耀廷認為，中共必須改革，否則沒有出路。但梁文道卻指，一些客觀事例證明中共改革諸多困難﹕

一，中國近年人口老化，出生率或高考人數均顯示要放寬一孩政策。然而計劃生育辦公室全國聘五十萬人，政策改變會影響大批人利益，故此改變生育政策只聞樓梯響，「這顯示不能放棄權力的程度到那裏。不要說民主，人口政策也做不了」，梁說。

二，為何曾鈺成沒法入閘特首選舉？梁文道以中共思維解說，全場愕然﹕「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在中國土地上有一個方，它的執政黨不是共產黨？除非民建聯改名（為共產黨）。若你香港可以，內地民主黨派如民盟，不也可以做執政黨？」梁解釋，這反映中共對香港政策，最先考慮是對內地影響。

梁更提出一觀點指近年內地面對反對聲音，不是疏導或回應問題，而是瘋狂打壓，藉以「製造敵人」。他以佔領中環為例，指內地不會真心理解佔中，就先定性佔中為「顛覆香港」「反中亂港」﹕「你會發覺香港人愈憤怒，他不是安慰、呵護，而是砌你，打死你。於是戴耀廷這些溫和人被他迫到這地步，然後更多溫和的人走出來，他便說，現在香港敵對勢力愈來愈多，我更不會讓你普選。」

「香港愈來愈衰，對他來說慘一些，還是有真普選他驚一點？當然是真普選他驚，寧願你香港死都不關他的事。」

戴耀廷認同梁文道一些分析，例如中共會以香港為民主試點，中共亦會先考慮自身利益多於香港。但戴認為，若習近平有心進行政改，會否基於一種共產黨能延續的生存考慮，把佔中視為危中有機，讓香港先試行真普選，作為內地未來政改參考？戴強調，他不是天真到假設中共有良知，只是想像，權貴們也要學習如何在普選下繼續爭取經濟利益。

梁文道對戴耀廷說﹕「你比我樂觀，我是很悲觀。」梁認為中共政權領導人不是真心考慮共產黨延續，只是追逐短線利益。兩人就此討論﹕

戴﹕按你說法，由於泛民會在立法會投反對票，二○一七只能沿用二○一二年選舉方法。

梁﹕他（中共）就開心。

戴﹕但這對特區來說是個管治死局，沒出路。

梁﹕沒錯。

戴﹕對中央有何益處？

梁﹕沒益處。

戴﹕這只是惡性循環，民間挑戰他，他的干預愈多。

梁﹕問題是哪一樣代價大一點？香港愈來愈衰，對他來說慘一些，還是有真普選他驚一點？當然是真普選他驚，寧願你香港死都不關他的事。

戴﹕共產黨要否為自己生存找出路？

梁﹕我不覺得他們認真找出路。掌權者不是要解決問題，只想「條船不要在我這兒沉沒」，只想趕快交棒（模仿送走燙手山芋的手勢），不要做亡朝皇帝。

筆者﹕寧可香港暴動也不讓你普選？

梁﹕沒錯，你香港是生是死他不太關心，最關心是對內地的影響。（戴耀廷無奈地搔頭）

有人指，內地富豪資產在香港，弄死香港如死生金蛋的雞，那不是香港爭取普選籌碼？梁說他聽過一種陰謀論，叫人不寒而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買起香港？香港的市場，他便來掃便宜貨」。

戴耀廷嘆口氣問，中共能否明白，有篩選的選舉，香港人根本不能接受？梁文道無奈說，兩制下，中港政治環境落差大，造成今天的困局。梁反問大家﹕「若今天在內地任何一個地方，例如上海，容許有篩選的普選會如何？（眾人嘩然）嘩，不得了，大家覺得像『解放了』，但香港就是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