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庭耀﹕如何解讀滾動調查

立法會選舉進入最後階段，不同機構進行的選舉調查亦已出爐。傳媒報道較多的，應算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滾動調查。一如以往，有關調查由提名結束開始，直至選前兩天結束。換言之，在整個競選過程之中，截至選前一天為止，所有巿民選民都可以透過傳媒得悉民情的最新走勢，從而在選舉當天作出明智的抉擇。

關於滾動調查的理念、操作和準確性的問題，筆者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前已經撰文解釋，讀者可在《港大民意網站》中「民意專欄」內頁，點擊「善用選舉民意調查，發展傳媒專業操守」和「滾動調查小常識」等文章。筆者首先在此引述其中論點，以釋除部分巿民當前的疑慮，然後再分析2004和2008年滾動調查的最後數字，與真正選舉結果的落差。

關於誤差

關於滾動調查的理念，筆者當年這樣解釋：

「滾動調查是民主社會中傳媒常用的選舉調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早在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便開始進行滾動調查……有關調查通常每日完成若干個案，數日後總結數據分析，然後每日向前增加一日及向後減少一日數據，逐日分析。」

「有人認為，1000個樣本的抽樣誤差是正負3個百分比，600個是正負4個百分比，300個就有正負6個百分比。以此推論，300個樣本中某君的支持度為5%，他的真正支持率不就是由負數至11%之間嗎？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其實，在95%置信水平下……就算樣本少到300個，某君5%支持度其實是介乎2.5%至7.5%之間……西方傳媒常用之「誤差幅度」（margin of error），是把概念簡化，很多時候只是道出最大誤差的約數，應用到偏大或偏小的百分比時，須要適當調整。」

今屆立法會選舉議席增多，比例代表制最高餘額法變相成為多議席單票制，鼓勵政黨分拆名單參選，以配票工程促成多張名單以低門檻當選。這個情令到今年的選舉調查，包括滾動調查，出現兩個難題。

首先，由於政黨分拆名單，依靠類似「鑽石名單」參選而出現強弱懸殊的局面不再出現。就算個別陣營的個別名單出現強勢，有關陣營亦會調整策略，實行過票。從調查的角度看，由於票源分散，參選名單的支持率都是全線偏低，誤差概念亦變得相對重要。

其次，由於配票問題，不少政黨及選民都在觀望最後調查的結果，然後作出最後的抉擇，甚至改變先前的選擇。由於民意調查變成互動的一環，民調結果未必能夠反映最後的結果。不過，在資訊自由的社會，只要資訊並非虛假，人人共享，便有存在的價值。選民基於真實資訊而調整策略，是行使其天賦的權利。選舉制度鼓勵配票，是制度的問題，不能降罪民意調查。

鑑往知來，滾動調查是否準確，或許可從過去兩屆滾動調查的最後結果說起。數字顯示，以2004年港大民研計劃最後發放的滾動調查計，建制名單的得票率平均被低估1個百分比，泛民名單平均被高估不足1個百分比。在2008年，建制名單平均被低估1個百分比，泛民名單被高估不足1個百分比。

不過，由於相同派系的名單可能被個別高估或低估而互相抵消，因此，民研計劃亦有基於每張名單的絕對落差數值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2004年，建制名單的最後得票率平均偏離滾動調查5個百分比，泛民名單平均偏離3個百分比。在2008年，建制名單平均偏離3個百分比，泛民名單平均偏離2個百分比。今年的情如何，當然要在選舉之後才能知道。

得票比率以外，大眾關注的，當然就是當選與否的問題。記錄顯示，2004年最後滾動調查中前列30個候選人中28人果然當選。2008年最後滾動調查中前列30個候選人中27人果然當選，成績算是不錯。

成績算是不錯

今年，由於候選名單的支持率全線偏低，民研計劃除了向贊助傳媒及公眾提供所有誤差數字之外，亦把所有統計數字綜合起來，把候選人按照票站調查方法分成五等，以「勝算極高」、「機會較高」、「機會均等」、「機會較低」、「勝算極低」描述，而「勝算極低」的候選人則全部從略，以節省空間。附表的結果是基於9月1日至5日滾動調查的支持比率，結合95%置信水平下抽樣誤差的數值，作出的研判。具體數字可參閱有關傳媒的報道。

此文刊登之日，滾動調查尚欠兩天數據，由贊助傳媒於9月8日公布。如果選民能夠掌握本文所述的誤差概念，以及今年選情的特點，然後在最後階段消化滾動調查的數字，或許對選民的最後研判有所幫助。

■編按：立法會地方選舉及超級議席包括以下名單

港島：許清安、單仲偕、勞永樂、劉嘉鴻、鍾樹根、吳榮春、何秀蘭、葉劉淑儀、王國興、陳家洛、何家泰、曾鈺成、劉健儀、吳文遠

九龍東：梁家傑、黃國健、陶君行、嚴鳳至、胡志偉、陳鑑林、謝偉俊、黃洋達、譚香文

九龍西：黃以謙、黃碧雲、譚國僑、黃逸旭、蔣麗芸、黃毓民、林依麗、梁美芬、毛孟靜

新界東：梁國雄、葉偉明、劉慧卿、梁安琪、龐愛蘭、葛珮帆、陳志全、邱榮光、陳克勤、張超雄、蔡耀昌、范國威、田北俊、黃成智、湯家驊、何民傑、龐一鳴、方國珊、陳國強

新界西：梁志祥、麥美娟、陳樹英、陳偉業、麥業成、曾健成、郭家麒、田北辰、何君堯、陳一華、梁耀忠、陳恒鑌、陳強、李永達、李卓人、譚耀宗

超級區議會：何俊仁、涂謹申、白韻、劉江華、馮檢基、李慧垰、陳婉嫻

作者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票站調查的專業規範

立法會選舉距今不足3個月，坊間消息傳來，倘若選管會繼續容許調查機構把票站調查私底下用作選舉工程，部分參選人士會杯葛票站調查。若是，則會是梁振英特首任內的一次敗筆。

8年前，筆者撰文指出，「為了絕對保持中立，筆者從來不會在投票結束前，把結果通傳給參選人士」，這個承諾至今沒有改變。不過，根據筆者當年的觀察，在立法會選舉時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還包括幾個有明顯背景的機構，合共派出接近2000人在超過300個票站進行調查。而在選舉過後，亦有參選政黨公開承認曾經進行票站調查。

筆者當時寫道：「筆者從不反對政黨或其他機構進行票站調查……筆者反對的，是調查機構以不誠實的手法套取選民的意見，秘秘密密地用作選舉工程……如果個別參選人士能夠透過某些渠道，取得這些寶貴的資訊……選管會定下來禁止發放票站預測的指引，是不是變得毫無意義？」

3項原則

多年來，筆者不斷強調，票站調查以至一般民意調查的規管，應該根據3項原則制訂：（1）政府愈少監管愈好；（2）資訊流通愈暢順愈好；（3）專業守則愈早制訂愈好。按照這些原則，筆者曾經多次向歷任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出建議，修改選舉指引，但都不得要領。

筆者曾經向選管會提問：「他朝有日，如果某某機構基於社會公義和資訊自由的考慮，明確聲明會進行票站調查，並且會在投票期間全程向所有候選人私底下免費提供票站調查資料，選管會是否視作違規處理？」選管會至今沒有回答。

筆者透過虛構例子要求選管會明確指出，倘若票站調查機構沒有在投票結束前透過傳媒公布票站調查結果，但就容許候選人私底下使用票站調查資料制訂當日的選舉工程，是否屬於違規？

筆者強調，所有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都應該遵從國際指引，在調查時明確說明調查的目的和用途。筆者建議選管會在選舉活動指引之中，引入下列文字：「票站調查人員需要告知接受調查的選民，調查所得資料會否用作選舉工程」。筆者認為，這是在愈少政府監管愈好的情下，最能尊重調查業界專業發展的方法。

具體而論，筆者建議選管會修改《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第15.3段，及「票站調查承諾書」中的相關條文，變成：「投票是保密的……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員必須尊重選民不願受到打擾的權利和意欲，又應在進行票站調查前，明確告知接受調查的選民，票站調查所得資料會否用作選舉工程，及（間線文字為新增部分）告知接受調查的選民參與票站調查，純屬自願。」

事實上，世界民意研究學會年在2006年就對選舉票站調查發出指引，專業規範票站調查的道德操守和發放標準，而筆者亦多次向有關人士推介。本月14至16日，世界民研學會破天荒在香港舉行周年大會，當中有專題討論票站調查的發展，包括票站調查的民主作用、操作情、媒體報道和專業操守等。專題討論由美國民意研究學會主持，包括不少業界翹楚。

筆者希望，討論過後，香港的學者專家、政界人士以至政府官員，都能夠以廣闊的國際視野和胸襟，審視票站調查在本地的發展，解決纏繞我們10多年的票站調查爭議。

作者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港人身分認同調查

六四事件，是香港巿民與共產主義之間的一道鴻溝，是認同北京政府的一幅屏障。藉覑六四七一之間、世界民研學會在香港舉行年會之前，筆者透過本文回應一下幾個月來關於香港巿民身分認同感的討論。

筆者於本年3月12日，應邀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大學學術自由」。筆者草擬了一份發言稿，準備在當天宣讀。可惜，到達會場後，筆者才知道只有3分鐘發言時間，所以只能把原稿備案了事。在稿件中，筆者論及港人身分認同感調查的爭議。

首先，筆者綜合由去年底開始，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多次針對以上調查的評論，以及大約90多篇左翼評論文章對本人的攻擊，在撇除沒有學術價值的政治語言後，批評大概可以分為三個論點：

1. 民意調查要求巿民選擇認同「香港人」或「中國人」是不科學和不合邏輯。

2. 有關調查在回歸前進行沒有問題，回歸後進行就變得「不科學」。

3. 調查鼓吹港獨，別有用心。

三個論點 六點回應

對於以上三個論點，筆者作出六點回應：

1. 很多調查，包括回歸周年調查，問卷會問：「你心情如何？」答案可以包括「開心、興奮、憂慮、害怕、矛盾、複雜」……等等。問卷無論是只選一項，或者可選多項，答案選項往往都是互相重疊甚至互相矛盾。亦即是說：被訪者可以同時擁有多種重疊和複雜的心情，只要講出最主要的一種或幾種感覺，研究便可以作出深層分析。又例如，調查會問「你認為政府最應該處理什麼問題？」答案通常包括「經濟問題、勞工問題」……等等。不過，勞工問題其實可以算是眾多經濟發展問題其中之一，亦即勞工問題理屬經濟問題，經濟問題包含勞工問題，但只要兩者的實指定義不同，便有分析意義。因此，要求巿民在「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四個重疊意識中選取最合適的身分代表，雖有「理屬和包含」的問題，但卻無不妥。問卷題目不是數學邏輯題，而是巿民複雜心情的探熱針，是社會科學研究工具之一。

2. 退後十步，就算以上「香港人」對比「中國人」的問卷題目真有不妥，筆者去年底公布巿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感升至10年新高，及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感跌至12年新低，其實完全不是建基於上述問卷題目，反而是出於迄今為止連左翼評論人士都不敢挑戰的兩條獨立題目。有關題目分別要求巿民以0至10分獨立評價他們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程度，和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程度。這些單項題目，完全沒有郝鐵川提及的「邏輯性」問題。郝鐵川部長，以至不同陣營的學者專家，根本就沒有細讀我們的調查，和我們多次發表的新聞公報，這是一個極不嚴謹的討論。

3. 在科學研究的領域，不可能出現主權回歸前就是「科學」，回歸後就「不科學」的改變。科學方法是一個嚴謹的探索過程，充其量可以說某某調查沒有參考價值，不能說調查方法的「科學」和「邏輯」性會隨覑政治氣候改變。持這種論點的人士，若非對科學方法認識不足，就是要把政治利益凌駕於科學精神之上。

4. 同樣道理，如果上述調查方法在香港「不科學」，則同類身分調查在什麼地方都不會變得「科學」。筆者要問：台灣社會經常進行的「台灣人」對比「中國人」身分認同研究，在海外華人社會進行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研究，以及近來常常討論美國NBA籃球員林書豪是「台灣人」、「中國人」、「內地人」、「外省人」、還是「美籍華人」的討論，是不是全部「不合邏輯」和「不科學」？為什麼郝部長和左翼評論沒有口誅筆伐？是不是「美籍華人」就不算「中國人」？筆者認為，以「政治利益」凌駕「科學精神」，只會在極權社會出現。香港要保持自由開放，就一定要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

5. 至於調查的參考價值，只要我們看看近期香港與內地人在生活文化上出現的衝突，再仔細看看我們的調查結果，尤其是「80後」年輕人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感在過去3年急劇下跌的現象，便可知道有關調查的預警作用。有關調查採用了13條意見題目，另加9個人口變項，是一個非常全面和有用的研究。郝部長拿出一條所謂「不合邏輯」的題目，去否定整個包含22條題目，跨越15年的調查，是不是比較武斷？

6. 最後，關於調查別有用心的批評，本來就不值一談。不過，左翼人士誣衊本人曾經與外國特務頭子會面，接受政治黑金，都是無中生有的抹黑。至於謾罵筆者假借學術研究分裂國土，悖逆學術倫理與道德的指摘，就是直接詆譭我們的研究成果。對於上述莫須有的罪名和文革式的批判，筆者當然可以一笑置之，但對於不少同事和年輕學者來說，就是白色恐怖，學術機構應該正視，甚至考慮給予無辜學者適當的法律保護。

在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前，筆者呈交了一份長達70頁的文件連附件，另加3頁發言稿。雖然有關文件已經上載到立法會網頁，但似乎鮮為人知，不少學者評論仍然時不時催促筆者就郝部長的批評作出回應。

筆者近日發表文章，討論香港民意研究遇到的各種問題，一則為世界民意研究學會即將在香港舉行的周年大會鋪路，好讓本地的學者專家能夠以國際視野審視本地的民意研究問題，二則希望在筆者發表下一輪的港人身分認同調查之前，加深巿民對有關調查的認識。

不過，可以預期，以現時的政治環境看，只要港人身分認同感調查繼續進行，有關討論恐怕不會休止。

作者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候任特首民調的差異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5月29日發表新聞公布，指出候任特首梁振英的民望大幅下跌。翌日報道中，不少傳媒提到有關調查結果與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日前公布的調查結果明顯不同，部分傳媒更加尋找專家解讀。

筆者一貫的做法，是盡量不去評論其他調查機構的調查，避免角色衝突。當然，要在香港找尋一個可以評論民調方法而沒有角色衝突的學者專家，實在談何容易。進步社會的做法，是透過業界公認的守則或評議組織，由業內人士審議或評論有關問題。

香港沒有這些專業組織和守則，不利民調的專業發展。香港可以如何啟動有關發展？世界民意研究學會即將在香港舉行的周年大會，或許有所啟示。有關會議將於6月14至16日在香港大學舉行，是世界民研學會第一次打破60多年來的傳統，離開歐洲和北美，移師到「第三地區」舉行年會，是民研領域的國際盛事。迄今為止，已經超過200名國際學者專家報名參加，發表論文超過150份。規模之大，近年少見。學會已經開始接受本地報名，名額大概50名，由港大民研究計劃全權主理。

根據世界民研學會的專業操守，學會成員有責任保護公眾免受魚目混珠的「研究」所誤導或利用，最佳方法莫過於在調查報告中羅列所有調查方法和資料，供用者評審。在「陽光政策」下，近期關於兩大民調的差異，應該不難理解。

（1）中大調查的日期是5月21至24日，樣本數目836人，而港大調查的日期是5月18至24日，樣本數目為1001人。

（2）中大調查的相關題目為「梁振英已經當選為新一屆行政長官，你有幾支持佢做特首呢？係唔支持、普通，定係支持呢？」及「我懐想問你對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鮋一鱓評價。以0分為最低分至100分為最高分，50分為合格，你會畀梁振英整體表現幾多分呢？」而港大調查的問題則為「假設明天選舉特首，而你又有權投票，你會唔會選梁振英做特首？」及「而家想請你用0-100分評價你對候任特首梁振英既支持程度，0分代表絕對唔支持，100分代表絕對支持，50分代表一半半，你會畀幾多分候任特首梁振英呢？」

（3）中大上次調查的日期是4月23至25日，而港大上次調查的日期是5月3至10日，再上次調查的日期是4月17至23日，與中大上次調查的日期相若。

兩個調查的分別，除了是問卷用詞不同之外，最重要的，是調查的頻率和區間也不相同。從港大的調查得知，如果比較梁振英在4月17至23日期間，至到5月3至10日期間，再到5月18至24日期間的民望變化，可謂大幅度先升後回。如果只看第一和第三點，變化就不見了。兩項調查的比較，除了可能是「蘋果與橙」之外，還包括了區間數目的問題，算是一條簡單常識題吧。

上述分析，完全沒有涉及個人喜好和主觀評論。不是因為沒有優劣好壞，而是因為筆者不宜參與有關價值判斷。他朝一日，如果真的需要進行有關判斷的話，最好都是交由業界成立的專業組織進行審議，比較合適。在此之前，就讓各路英雄各說各話好了。

作者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