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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2月4日星期六
明報社論: 台新內閣馬顯鴻圖 香港新特首有此能耐嗎?
馬英九連任總統後兵貴神速,兩個星期不到已組成新內閣班子,上屆政府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陳畄任行政院長,整個行政系統,即行政院長及以下各部門和政務委員,47人之中,佔16人是新任命或職位調動,平均年齡58歲,是精壯的當打之年。不過,這些都是其次,而是從新的政府部門首長佈局看來,馬英九決意要通過這一波的任命,顯現他第二任總統任期內的強大企圖心,要通過組建這個財經色彩濃厚的內閣,迎接未來4年波濤洶湧的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兩岸經貿再進一步的新時代。
馬吳陳鐵三角 確定經濟先行
一般而言,行政首長如屬兩任任期,第一任剛上台,必以民心為向,事事傾向民眾,如美國總統奧巴馬,甫上場不管金融海嘯殺傷力如何強大,仍然傾力把施政目標放在醫保法案,這是涵蓋全民的大計,面向全國,更包含了全部合資格選民。一旦連任成功,因為已無爭取第三任的壓力,通常都會放手一博,大手筆實行一己施政理念。看來,馬英九的第二任期施政理念,便是在紛亂的經濟世局,實踐其經濟復興大計。
細看內閣名單,陳畄擔任行政院長,經濟當頭已是不言而喻,陳畄2010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與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合作無間,使台灣在金融海嘯得以全身而退;而馬英九得到精於財金的陳畄相助,保住了經濟,更保住了他的總統之位。實情是陳畄主導下,推出連串財經政策,渡過歐債危機的衝擊,又簽署兩岸金融業合作備忘錄,為台灣金融機構前往大陸開綠燈。如今吳敦義是副總統,馬吳陳鐵三角持續,馬英九這一覑不言自明,未來4年,台灣會是經濟先行。
馬英九在行政院的佈局,突顯技術官僚掛帥的務實主義色彩。陳畄是金融法律專才,財政部長劉憶如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是島上著名的經濟專家;新任政務委員的張善政是Google亞太區基礎建設營運總監,台灣未來的電腦產業及通訊產業極可能出現拔尖式大變,這位曾任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主任的行業精英,將成為台灣再現雲端運算產業的推手。至於其他部門,多以專業先行,例如文建會主委龍應台,在文化世界極具地位,馬英九任台北巿長時,龍已是台北文化局長,如今故劍重來,令人期待。
這套以技術官僚為主、專業長才為骨架的人事任命,頗有七八十年代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的影子,即是技術官僚的經濟產業內閣,成功令台灣從加工生產業轉型,台灣其後震驚世界的科技產業,便是孕育於孫運璿年代。儘管當時仍是蔣經國任內的威權時代,社會資源俱在政府手上,推動起來阻力不大,但這一宏圖若無孫運璿的魄力,台灣不可能轉型成功。當時台灣島上盛傳,蔣經國一度有把權力交給孫的打算,可惜是孫任內中風病倒,然他的汗馬功勞為台灣人民讚揚,有「永遠的行政院長」美譽。如今陳畄內閣也隱然有覑孫運璿內閣的一些特點,難怪社會未見成績已先投信心一票。
外交軍事休兵 台海局勢和緩
連串人事任命亦有不變的部門,這便是涉及對岸的國防部、外交部以及陸委會。過去4年,兩岸關係是1949年國府遷台以來最好的日子,互信基礎慢慢滋長,西諺有云,「倘不是壞了,就勿去動它」,這3個部門既然沒犯大錯,又能各司其職,何須在新內閣中予以更換?且,一旦更換,對岸可能思三想四,橫生枝節。馬英九在第一任任期初期的張惶失措,已隨4年的總統任期而去,新局的佈置,念法律的馬英九主打經濟。1970年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的馬英九,當時定必看到,美國因石油危機拖垮經濟帶來的政治混亂。因此,未來4年,經濟是台灣唯一議題,而非政治或軍事的兩岸關係,台海兩岸將會更呈和緩。
由台灣想到香港,馬英九新政府的人事部署,應該對幾位特首參選人有所啟迪,台灣過去十幾年藍綠族群對立,隨著整體民主素質提升,在這次選舉逐漸消弭,取而代之是準備走上重振經濟的大路,技術官僚和專業人才進入政府,務實主義取代族群分歧,爭分奪秒提振經濟。香港多位特首參選人,未知有無這種視野和人選腹稿?目前看來,參選人們在這兩方面不是紙上談兵便是付之闕如,700萬巿民睽諸台灣新局,再看香港的慵懶態勢,未免要失望了。
曾澍基: 光暗時空﹕從歷史看香港的本土自主
香港由殖民地變為一國兩制的特區,從歷史角度看,本土自主雖有較大空間,但因新矛盾冒起,仍缺乏紮實基礎。
這不等於通過公民社會的營造,以及有遠見政治家及政黨的互動,某種具主體的地方特色,無法呈現;只是難度頗高而已。
本土自主的益處,乃民眾凝聚力較強,政府施政會相對方便,於發展、效率及公平之間取得動態均衡。若缺之,外來因素牽引內在矛盾,排外與內耗將令社會活力衰頹。
當調景嶺遇著西環
香港頭百年的殖民地歲月,除支援推翻清朝及愛國運動之外,頗為平淡。但二次大戰後,短短廿載,人口由幾十萬躍升至超過300萬,出口導向、勞動密集的輕工業起飛。很大程度上,香港初是個避難所,後則變為謀生之地。人口的政治構成異常複雜﹕從極端反共(調景嶺)到旗幟鮮明的左派(西環),中間是一大批須克服以往災劫,想過新生活的民眾,還有少數來自全世界的牟利者、研究情報人員、特務等等。
「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出現絕非偶然。曉士名著的副題﹕「香港及其多種面貌」(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帶有反諷意味。本地並無一個或幾個具代表的臉孔。
矛盾衝突不絕
作為地緣政經的偶發熔爐,加上殖民地政府與大財團的偏頗行為,1950及60年代矛盾衝突幾乎是常態。左右派講手、大躍進的後果(北來浮屍日日漂到維多利亞港內,引起人肉叉燒包傳聞)、蘇守忠帶領的反天星小輪加價抗議(預告年輕一代的醒覺)、1967風暴等等。
六七年我住在皇后大道西,有些左派工會設於附近舊樓。從窗口我曾目睹防暴隊衝入,槍聲和叫聲混雜,繼後拖出來的屍體、傷者,大部分是工人,少數穿軍裝。晚上6時戒嚴,響號四起,作為「死仔包」的我,經常最後幾分鐘才抵壘(返家),爸媽都無甚責怪,煩也沒氣煩。
左派民粹主義當前。自由法治、普世價值?誰會相信!不知不覺,世界卻在改變。
1970年代的抗爭與回落
1970年代是全世界戰後嬰兒熱潮新一代頭角崢嶸的歲月。香港的中文法定、保衛釣魚台、「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陸續登場。知青派別包括無政府主義、托派、前紅衛兵、國粹派、社會派、自由民主、文化派、激進天主教徒,不一而足。老左與老右雖間有評論,甚或介入,但大都袖手旁觀。
1975至76年急變帶來老左及國粹派的離散或退隱。老右在中美建交,台灣迫於一隅下,傲氣消失。同時,年輕激進分子也非好受,主要故敵他去,落寞外還需面對成長的挑戰。職業?前途?成家立室?繼續抗爭?皆屬存在主義式的抉擇。
我作為領袖之一的社會派,搞了一山書屋、左翼評論、文化新潮後;好友仍要各奔前程。香港的大眾文化開始席捲傳媒,市民都覺得要休娛一下。可惜商品壓力令文化在頗低水平演變,若非媚俗,便是缺乏內涵。香港處於中西夾縫,較新興作品往往不中不西,未能孕育具凝聚力的本土特色。
歷史的殘酷在於它不會提供太多喘息機會。1979年港督麥理浩到北京被告知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因為內地不承認3條不平等條約。
回歸角力開始。戴卓爾夫人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了一跤,香港兩大電視台重播N次,直至有權力單位指斥如此做法屬於「壞口味」(bad
taste);但影像已達全球。
其後,支持回歸、反回歸、有保留回歸、繼續把香港作為「租界」的意見和組織湧現。香港的本土自主第一次進入社會的議事日程。
六四的歷史效應
相對於1970年代的思想衝擊,意識形態的濃度下跌。但1989年的六四悲劇,驅使100萬香港人上街抗議,本土的同一化締造了歷史高峰!
中共犯下嚴重的錯誤後,走向另一途徑。「槍聲一響,拦金萬⒂」。穩定壓倒一切,繼而經濟自由化成為發展策略重中之重,後遺症遲些再行理會。
就香港來說,經過10年的相對混和,意識形態再度激化。事後看來,香港的本土認同程度並無顯著增強。
六四形成強大陰影,與中國的超紀錄增長對衝。忽然愛國者急增,法輪功及相類組織在港加強活動﹕中共不亡,民族無救。老左和老右為「現左」及「現右」繼承。
不對稱下的不平衡
九七回歸後,經歷兩個階段。首先董建華嘗試改變殖民地短視政策,推行更積極的長遠規劃(包括八萬五,其實始自彭定康)。筆者從1990年代開始,亦強調一國兩制之下,特區經濟須維持「相對完整」,促進本身優勢,甚至效法歐洲的瑞士、丹麥和芬蘭,以避免退化為「中國的另一個城市」(部分文章載於網址:
www.sktsang.com)。中央亦奉行「河水不犯井水」的政策,當時有種說法﹕內地人要取得來港的簽證比去美國更難。
很不幸,1997至98年東亞金融風暴、令特區經濟陷入困境;2003年SARS危機、23條立法爭論,更引來50萬人上街。董建華「變法」失敗。曾蔭權接任,中央政策180度改變。CEPA、自由行、內地企業大批來港上市,標誌了經濟介入,政治方面也拋棄放開手的取態。
特區政府竟順勢而行,金融、服務、旅遊外,再沒促進其他高科技行業的系統措施;高地價、高租金亦重臨。歷史好像轉了個圈;歐洲小國之夢付諸流水。我仍警告,這會引致中港經濟的「不對稱融合」(asymmetric integration),偏離一國兩制原則。如此見解,對某些左派人士,可能近乎「港獨」。
本土自主再成議題
本土自主靠什麼?就香港這個接連內地的小型開放體系而言,當年我的構想是先保住經濟優勢,再及社會文化的獨特。政治方面,除非起義或革命,只能因勢利導。
很可惜,香港經濟風雨幾許,又返回1970至80年代的「自由小島」遊戲﹕地產與金融。曾蔭權重拾「法寶」;現今分歧是參與者更多內地權貴。再加世界經濟動盪、資金流竄、通脹上攀,令本地中下階層以至年輕知識分子苦樂不均,有些甚至飽受煎熬。
民間憤怨程度高升,部分反映於前沿和邊陲文化。本土自主再度成為議題,80後及泛民的激進派系變作先鋒。不過,一般性質屬反建制多於營造內部共識。
內地與港人的新矛盾
北來資金炒高特區樓價、扯起租金、雙非產子、自由行某些人不守香港規範的行為,於中港經濟相對優勢逆轉下,引起新的矛盾。這幾乎是「不對稱融合」無可避免的後果。
近年雙非來港產子數目急升,很多前線醫護人員的壓力有目共睹,亦反映特區政府的短視甚或麻木。惡果一在於引致服務「排擠」,二無必要加劇陸港人的矛盾。香港當然需要外來移民,但應推行系統政策與具可預測的規劃。筆者並非法律專家,但粗略研究之下,覺得行政手段只起短效,解釋甚至修改基本法,看來才屬真正出路。
我反對排外。這不等於一個領域毋須有秩序增加自身人囗。無序開放邊界,含義可能極左或者極右﹕(1)世界大同;對(2)勞動力的完全自由跨境流通。現實裏,兩種可能都很遙遠,所以不要把事件再貼上左右標籤,就事論事。那些什麼「蟲」論、「粹」論,只會使「仇恨」進一步加劇。
結語
幾百萬人口的「文明化」,需時以十年計。過十億的,就算於高速經濟增長下,要等多久?歷史發展往往超越一、兩甚至幾代的忍耐;卻又累積無法目睹其結果的各類鬥士的智慧、煩惱,及抗爭遺留。累積的「規律」,可能並不公平,成為後代選擇分析課題。這是社群運作的特點使然。唯有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內地個別人及官員指摘港人,沒什麼大不了。香港同素質的學者/評論員,以人均計算,若非超前亦難落後得遠,因為我們言論自由。再加一點,以「非我」、「排他」建立的自我認同,基礎何會穩固?瘗「他」很高興,「自」鬥仍不絕……
開始我已指出﹕本土自主的好處在凝聚民眾,方便施政並取得發展、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動態均衡。現況下,排外和內耗將更削弱社會活力。那麼,無論自我更新、影響內地,或對世界示範,作用都有限。
冷靜點,香港其實仍有機會。下任特首如果厲行新政,糾正內在失衡,和緩民眾不滿。2017普選,或許開啟另一局面。或許,誰能預知?
畢明: 蝗蟲與狗
候選人在電視上被問:「你是否支持死刑?如被謀殺的是你妻子,答案還會否一樣?」答:「我會親手殺死那雜種,然後接受法律的制裁。」擲地聲奪人的答案,出自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口,電視上公開展示人性的缺弊同時相信法治的堅持。
什麼人會說人是狗?什麼人說人是蟲?什麼人在什麼言論之前有什麼反應、反思、行動?太過激動流於歧視偏激當然不對,過度理性和諧冷靜又似不近人情,各打五十的文章大可不必,但值得思考的更是為什麼會有某些言論。
缺德,喧嘩,炫富,不守秩序,污糟邋遢,冇禮貌,不衞生,不文明的大陸人你討不討厭?我憎,超憎!但我憎的是前面的一堆行為,統稱冇品,冇品的中英美德意法日俄國人我八國聯憎,不是國籍問題,是沒教養的問題。教養是比知識和財富更難培植、收割和保有的,是以北大的教授可以吠影狗噏,億萬富豪幾多品格惡臭。「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素有教養的人,在難事逆境和怒事之中,一樣容易品格醜陋,考驗是真正的照妖鏡。但我們都不是聖人,你的親人被殺了誰還剩多少襟度涵養。
有人問我對於「反蝗反雙非」挑機廣告的看法,實無法同意它的煽動性前設:這不是挑機廣告,是自衞。挑機廣告,如美國的競爭式廣告(
competitive advertising)當然講功力風度,但這不是,是自衞廣告。是一批香港人眼見社會資源繃緊得無法應付,大家連安居樂業都受到威脅,政府又一味龜縮坐視不理,大家唯有不平則鳴。自衞時,很難四方八面都照顧周到。飛機上有緊急事故,都請大家先替自己戴好氧氣罩,才去照顧其他人。為什麼香港人對普遍大陸人反感?是經驗所得,集體經驗造成集體印象,誰都吃過大陸人的粗野,媒體亦聳動兼奇觀式廣報「大陸式劣行」,「缺德喧嘩炫富不守秩序污糟邋遢不文明」等不是標籤是共冶一爐的經驗。當香港孕婦的權益被剝削無道,銅鑼灣街上大戲院小食店絕跡大家祇能食錶,誰看見「反蝗廣告」不會大快人心吐口烏氣!是人性。
但社會應意識到「反蝗」的危險,個人可以一時感情用事,社會需要比個人理性,明辯出一個公論,對解決不了問題的歧視族群仇緒說不。美國人對黑人歷史上的歧視見證美國教養的落後和進化。不做道德塔利班,也別做教養 3K黨。小心理直氣壯的暴力把港人推向另一種不文明的野蠻。黃崑巖的《談教養》提到白修德在《歷史的探尋》寫及「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殘忍,有比外國人對中國人還殘忍的一面」。林語堂認為教育的目標,在於發展智識上的鑒別力和良好的行為。國民教育夠不夠好不好,養不養出蝗蟲,是國家的問題政府的不力。
哲學家黑格爾:「公共輿論中有一切種類的錯誤與真理」。常人討厭不文明,但「當心你的思想,因它們會變成文字;當心你的文字,因它們會變成行動;當心你的行動,因它們會變成習慣;當心你的習慣,因它們會變成你的性格;當心你的性格,它會變你的命運。 What we think we become」。
陸離: 三月:香港車先北上自駕遊
謝謝「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來電,澄清了很重要的一個細節:原來, 2012年三月,「只是」香港車「先」北上自駕遊,「不是」內地車「開始」南下香港自駕遊。
而且,香港車自駕北上,亦要觀察一個時期,試驗一個階段,證實有效可行,然後再落實「內地車南下香港自駕遊」。
將來,落實之後,以下三點,會嚴格執行:
1.內地車南下,要事先申請。絕對不是「用車自由行」大舉來港。申請就要審批。香港地方小,會控制來港車數。
2.審批之時,亦會控制內地車之廢氣排放。
3.來港內地車司機,必須有良好駕駛紀錄。
#陸離鄭重聲明:以上記述,未經邱誠武先生過目。若有錯漏,或遣詞用字不太準確,筆者文責自負。
邱誠武先生亦談到,香港市民對「內地車來港自駕遊」的憂慮,其實大家都非常了解。但中港如何可以互通共融?這始終是個問題。
筆者很安慰政府原來明白「香港地方小」。(戲院已滿座,企位都站滿,可以繼續賣票放人入場嗎?)那麼其實,不單將來「內地來港車數」要控制,現在「內地來港人數」亦要控制。「每日輸港
150低學歷、低收入內地人士」肯定不合時宜。人口入口審批權,必須由香港自己話事。
互通共融,是中港理想,但應俟 2046。「一國兩制」的「兩制」是鄧小平苦心保護香港,免疫於「大病 30年尚未完全康復」的「一國」。容我誇張:大陸建國頭 30年,患怪病,全身癱瘓潰爛。香港必須自潔自保,方能「救」努力康復中的「國」。
陶傑: 骨氣和尊嚴
龍年全世界最大的懸念,是英美會不會動手打伊朗。
以色列放了話,不必知會美國,一旦確信伊朗可以有核武器,自己先動手。
以色列認為,不必理會國際輿論,更不必什麼聯合國批准,以色列有權利先發制人。奧巴馬競選總統,滿嘴巴 Change,他要壓下以色列,要跟伊朗「理性對話」,但改變不了。
為什麼?以色列不把奧巴馬放在眼裏,奧巴馬也不太懂得歷史。
三十年代,歐洲所有國家,不管納不納粹,都厭惡猶太人。希特拉逐步「立法」,把國內的猶太人趕向絕境,猶太人開始搬家,想移民歐洲其他國家,英國先在一九三九年公布白皮書,限定五年收容猶太移民不得超過七萬五千。
這個數字很低微。希特拉侵界之後,放膽大幹了。一九四一年,全球猶太人大會在洛桑舉行,第一次聽聞希特拉把佔領區猶太人全驅趕進毒氣室,那時連猶太的僑領也有點懷疑。
一九四二年,英美官員在百慕達開會,決定不對猶太人施援,英美袖手旁觀,此一沉默,而且,彼此協議,不可互為指責。
對於屠猶,英美埋沒良心,等同國策了。希特拉很高興。過了一年,英美情報透露,納粹屠殺的猶太人有一百七十萬。這一年,羅斯福和邱吉爾才發表一個口頭警告德國的聲明。
但口水花,有個屁用?希特拉加快屠殺,美國有的是土地和資源,羅斯福沒有說過接濟猶太難民。邱吉爾倒想干預,但外相艾登會同戰爭內閣反對。全球猶太僑領主席韋茲曼寫信乞求英國:納粹每天焚化一萬二千猶太人,現在還從匈牙利用火車運人,派飛機轟炸吧,猶太人會在轟炸中誤死傷一些,但至少有機會逃命,進得集中營,人人必死。
邱吉爾說:我調動不了空軍。國防部否決空襲,說沒有用。猶太人幾乎滅族,死了幾百萬。
戰後,猶太人看清楚所謂「國際公義」是什麼東西:我滅族時,既然全世界都不管我(其實很諷刺地,歐洲沒有向納粹交出猶太人,反而是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這三個法西斯政府),那麼以後,我做什麼事,為了保障我的生存,我也不理,滾你媽的國際輿論和全世界了。
慣了做奴隸的人看看,這就叫做骨氣和尊嚴了。
高慧然: 強烈抵制自駕遊!
這邊廂停車熄匙搞得滿城風雨,那邊廂特區政府突然宣佈下月試行大陸人來港自駕遊,大概是嫌香港的道路還不夠擠逼,空氣污染指數還無法與北京看齊,香港人的民怨民憤還不夠沸騰,香港人還未被逼到官逼民反的絕路。
大陸人來香港旅行,為甚麼要自行駕車?純粹從常理推論,絕對無此必要。香港有多大?小巴、巴士、地鐵線路多、班次密,公共交通非常方便,的士隨街可招。可以毫不客氣地說一句,香港是全球公用交通最方便的城巿之一。外地人來到香港,若喜歡享受私用交通空間的,大可以租車或包起的士。
有駕駛經驗的人都知道,在香港駕車,其實是件令人頭疼的事,繁忙時段塞車是避不了的,好不容易去到目的地,又要為尋找泊車位費盡思量。香港地少人多,車道極度狹窄,橫街小巷多而密集,以前我有車,而且極度享受駕駛,但一旦離開熟悉的地區去不熟悉的地區,在小街小巷迷路是常有的事,試過要懇求的士司機駕着的士在前方為我帶路。這種時候,就會覺得坐的士其實比駕車更方便。
純粹來香港旅行,大陸人自駕不見得有多少益處,卻對本地人民生造成極大滋擾。為香港道路添煩添亂,讓已經擠逼的道路堵上加堵,究竟為了甚麼?除非駕車進入香港別有居心。而且,大陸人駕的是左軚車,與香港的右軚車正好相反,大陸人普遍的駕駛態度更令人惶恐。港府為甚麼要引入大陸人自駕遊?強烈抵制!
朱凱迪, 陳劍青: 周日話題﹕來吧,不要什麼都應承——反對「跨境自駕遊」運動芻議
刻下的香港,令人聯想起颱風季節時的華南天氣圖——一個颱風正在頭上猛吹,老遠又見另一個低氣壓在南海形成並逐漸增強。
打開自駕遊的潘朵拉盒子
新一波暗湧由「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發起的「多過十萬港人強烈反對自駕遊下月摧毀香港」頁面,已累積了接近三萬五千個用戶支持。「自駕遊」計劃所引伸的空氣污染、道路安全、法規配套,在特區政府諮詢次數等於零的黑箱作業下,就算是過十萬人的群組亦難以承載這些市民的真實反抗情緒。除了一種針對個人最終極有可能引向如西藏或新疆等族群撕裂及鎮壓收場的運動進路,在風起雲湧的二○一二年,所有關心本土問題的朋友,都埋首想像著一種進步本土反抗運動的可能樣式。
由於黑箱的融合政策安排,市民竟然至今仍未具體了解下月就會推出的自駕遊計劃。所謂「自駕遊計劃」,是指在目前的「中港車」以外,增加中港兩地汽車互通的數量。二○一○年四月七日,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第五章第二條提出「研究逐步擴大過境汽車指標,並以深圳灣口岸為試點,在充分論證基礎上,探索一次性臨時過境私家車安排」。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港粵兩政府「確定於二○一二年三月推出第一階段的計劃,讓五座位或以下的香港私家車車主可以申請一次性特別配額從香港駕駛私家車進入廣東省」。據媒體報道,第二階段計劃暫將放行內地私家車進港,初期上限為每日五百架,逗留期不多於七日,即每日最多有三千五百架內地車在港「自由駕」。而一些推動粵港一體化的中港旅遊公司,亦報道「第二階段廣東省私家車南下赴港自駕遊亦將實施,料引發內地居民赴港自駕遊購物消費熱潮,帶旺本港零售業」,內地方面似乎亦已經蓄勢待發。
本地傳媒中,只有親中報章對「自駕遊」計劃有較詳細的報道,二○一一年九月四日《文匯報》在「中央挺港新政之三地融合」的頁面報道指出,「港人北上消費玩樂日漸普遍,二○一○年4,880萬人次到內地旅遊,其中廣東省就已高佔93.5%;另一方面,內地人南下,從觀光旅遊到購物血拼,也趨向恆常」,自駕遊計劃將進一步推動自由行,「屆時,內地每日有500輛車赴港消費,首先會給化妝品、奢侈品等中高端零售業帶來充足的購買力。隨覑內地汽車的普及,自駕遊更是成為內地居民南下香港的誘因,極大推動了兩地旅遊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業內人士建議,倘若試行效果順暢,當可考慮將配額數量擴大,並把自駕遊範圍擴闊。」就像個人遊自由行的範圍不斷擴大,自駕遊計劃如果不受到質疑,實行區域勢必不斷擴大,數量愈來愈多。
中港跨境政策一直是本地政治團體和社會運動鞭長莫及的「潘朵拉盒子」,整套操作完全排斥市民(其實是兩地人民)的參與,甚至是立法會的介入。由議題設定、研究、制訂政策,市民全不知情,無從過問,每次都是見到曾蔭權或唐英年或林瑞麟與國內官員排排企簽約,市民才透過愈來愈麻木的主流記者得悉,「阿爺又畀覑數啦/中央又挺港啦」。二○○九年中,港深政府簽署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意向書),事後時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竟然拒絕公開意向書全文(還有另外多份中港政府的協議),更向立法會議員表示,由於和深圳政府簽約「不牽涉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立法,因此,政府毋須向立法會提案」,令市民無足夠資訊監察高官有否「出賣港人」。
有掉頭的路嗎?
而自駕遊只是數十項具體措施中其中一項。林瑞麟說﹕「香港與內地各區域的合作,一直以來都是建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政府在推動各個合作項目時,均是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我們先不追問特區政府當時憑什麼標準界定了「香港的利益」,更切身的問題是,如今市民對自由行措施已累積了接近爆煲的負面情緒,再來一個汽車自由行,香港社會承受得了嗎?我們可不可以退出?有退出的方法嗎?
有報道引述不明的消息來源指,現時自駕遊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讓港人自駕北上,嘗點甜頭,然後再逐步放內地車南下,每次都在玩紅蘿蔔利誘政治。當港人北上了,我們還有掉頭的路嗎?
可以退出嗎?可以不這樣玩嗎?這是香港人放在心中很多年的問題。由中英談判到簽署聯合聲明、基本法草擬及頒布、臨時立法會成立、廢除兩個市政局、人大多次釋法、內地入境人口/單程證審批權、CEPA、各種各樣大型基建、到擴大自駕遊,遊戲規則從最大到最小都由人家替我們說了算。我們每次都是看人家在簽我們的條約,我們從來沒有一次屬於香港人的、可以引以自豪的「簽約儀式」。香港這個不斷「被簽約」的命運共同體要自主,第一步是要離開、違背、拒絕、撕眦綑綁,自訂我們的條約、協議和遊戲規則,反高鐵和五區公投是近年最接近目標的嘗試。然而這些運動都未竟全功,本土運動陷入了迷惑與失語。
原來不是「大白象」
兩年前的反高鐵運動雖未能成功阻止興建,卻讓市民首次覺醒到虛耗公帑的大型基建規劃是可以亦應該受質疑的。當時,我們發現大部分大型跨境基建的使用人數遠低於預期的,例如深港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等等,當時全城都琅琅上口,稱之為「大白象」。
但是反觀當局的交通規劃,才真正發現無所謂大白象一語。政府希望更多架次在我城流動,更多道路只代表更多發展和更多車輛,去年曾俊華加汽車稅頓成虛招。就算不加入新的「自駕遊」車輛,香港的私家車增長已經遠高於同期的人口及道路增長,私家車數目由一九九八年31.8萬輛增至二○一一年43.3萬輛,增幅超過36%。
因此,港珠澳大橋與深圳灣等千億口岸都不是大白象,按現時香港或中港交通規劃的進路,需求是可製造出來的,只是過程中不會向市民透過任何催谷車流的計劃。加進「自駕遊」,就算多建十條港珠澳大橋也永遠不能滿足,儘管港珠澳大橋與深圳灣口岸已預留近十萬架次的跨境車輛容量,等待這個永不滿足的「珠三角一小時交通圈」來突破車流大關。基建(其實是豪建)不是大白象,我們卻更應反對這種破壞城市生活的霸道交通規劃。我們已經被迫失去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用來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及另一條連接路。再想想紅隧,香港人已經受夠了塞車之苦。
認清自己的本土政治主張
在「自駕遊」政策裏,充滿「我爸是李剛」的富二代有強權無公理派、左右ɜ之矛盾、街道從此再不安全的懷疑與恐懼,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恐懼一些可能出現的危險外,不也是因為我們認為這項政策違背了我們對美好城市的願景方向嗎?如果有這回事,我們就要追問,那個我們覺得的好是什麼?我們的城市已經達到了這個願景嗎?還是不單止未達到,並且與這個眼前的恐懼一脈相承?若只將焦點放在他人身上,只會令我們愈來愈搞不清自己是誰,搞不清我們這個本土的改革方向,搞不清我們有什麼共同的未來。這恰恰是我們依然欠奉的本土政治主張。
先撇除國內和香港的道路系統不協調的問題,「自駕遊」的核心就是引入更多(而且逐步增多的)外地車輛。我們覺得這不好,是因為這本身就違反了我們的進步城市願景——減少消費、低碳環保、清新空氣、不盲目追求基建發展、以集體運輸或單車取代私家車、控制汽車數目及用量、減少塞車。愈來愈多香港人認為,這種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高耗能、高浪費、崇尚開私家車的想法已不合時宜,香港不應該這樣下去,深圳、廣州、珠三角都不應這樣下去,但粵港政府仍然視之為「進步發展觀」,大力推行最不合乎環保的跨境交通基建,填海、破壞農地,豪宅化無日無之。
有本土環保團體多年來提倡「落實以生活質素為本的規劃,取代現時以交通主導的模式,支持電子道路收費,建設及綠化行人道路系統」;有本土地區團體反對在中上環舊城區興建有大量車位的超高豪宅,為狹窄的街道引來更多汽車,導致舊城區的環境不斷惡化;有本土單車團體近年多次舉行大規模單車遊行,要求當局以實際政策鼓勵以單車代步,要求與汽車得到平等待遇。這些以香港本位提倡進步實踐的團體,同樣是貨真價實的本土派,是進步本土運動的動力。如何令他們願意出來,在進步本土運動中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參與這場從未有香港人成功過的「改變跨境政策‧重奪主導權」抗爭,是當前要務。在全城恐慌之際,所有珍惜本土各個領域的民間團體及朋友也應站出來,提出香港應該要成為什麼,我們的政策要或不要有什麼。
期待有內涵與持續的本土運動
那麼進步本土就有多一條線——自駕遊要反對,但反對的理由主要不是恐懼,而是這個政策違反了市民對香港的進步本土願景。我們可以爭論何謂進步,但不可以沒有。香港充滿著由殖民地而來、由北京政府承繼並「發揚光大」的政制結構,無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有時候多得根本無法想像可以怎樣前行。因此,我們更加要珍惜凝聚進步本土願景的機會,將「自駕遊」這個新危機化為推動本土社會改革的動力。以這樣的姿態挑戰經濟殖民、由上而下的強權規劃與港官簽訂條款出賣港人等問題,才會令有本土運動有內涵、具體、持續與實在。
請加入我們,共同期望進步本土的抗爭實踐能夠再次出現,將風暴變成一場又一場有累積的社會運動。
朱凱迪(土地正義聯盟成員)、陳劍青(反自駕遊發起人之一)
黎佩芬: 最不顧公德的是政府
中港兩地互罵,嘈到拆天,大家條氣都不順。嗌交解決不了問題,但要如何才可以解決問題?其實,不顧公德何止陸客。相比起只顧自家口袋、出事就將病人推到公立醫院急症室包底的私家醫院,小孩在地鐵車廂吃點心麵只是小事,最應該顧公德的決策部門、政府、長官、首長,除了睇住條數、追求增長,沒有作出相應鋪排,也不見得有為港人和內地人著想。惡果浮現只是遲早。
曾澍基教授老早提出「不對稱融合論」,提醒注意crowding out effect,今天被擠走的是本地孕婦、無殼蝸牛,還有要到處撲奶粉的初生嬰兒父母,關注本土發展的「土地正義聯盟」和專研地理規劃的陳劍青,則振臂高呼叫停唔聲唔聲且亦未見調控撥備的跨境自駕遊。無節約的內地自駕遊湧港會導致什麼場面?又要擠走什麼?譬如單就空氣污染一項,香港的「市肺」還可承擔再幾多的pm2.5微粒?患癌了怎麼辦?
香港人不可以忍受更少的藍天,不如由這裏出發,思索如何對稱,如何融合。
Dr. Peter Nieman: My eight-year-old daughter still wets the bed
Answer: Close to 5 per cent of children wet their bed at this age. About twice as many boys than girls wet have this problem. The longer this situation continue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the child may be bothered by low self esteem.
Bedwetting, known medically as nocturnal enuresis, is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child being a deep sleeper. A family history of this condition is also common.
In addition, constipation and a small bladder volume may predispose the child to enuresis. A normal bladder volume for an eight-year-old is close to 10 ounces (300 millilitres) One can roughly calculate a bladder volume by adding two to the child’s age. (In this case, eight years plus two gives 10.)
I suggest you start a diary to record when your daughter wets her bed (early or later during the night), the frequency of enuresis, if there i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edwetting and constipation, how hard it is to wake her up and if there are any urinary tract concerns.
This approach may help identify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bet wetting. Adding fibre to the diet, for instance, may reduce constipation. Or, limiting fluids after a certain time of night could be helpful.
If there is a medical abnormality, such as an infection of the urinary tract or blood in the urine, then further testing is required.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patients with bedwetting have no related medical condition such as urinary tract abnormalities or diabetes.
Treatment options include a device which sets off an alarm when the child voids. The device is strapped to the child’s arm at night and is connected to a pad that is placed in the underwear; this pad picks up the urine flow and starts the alarm. The aim is to condition the brain not to sleep so deeply. Hopefully, over time, the child becomes a lighter sleeper and wakes when there’s an urge to urinate.
There are also several medications that doctors sometimes prescribe for bedwetting, including DDAVP tablets (desmopressin acetate), which act like a hormone to reduced urine production, and Ditropan (oxybutynin) which relaxes the bladder wall.
More and more parents are interested in solving this issue naturally, without resorting to medications. If that’s your inclination, you may want to check out a recent book “Stop Washing The Sheets” by Calgary pediatrician, Lane Robson, one of Canada’s foremost experts on bedwetting. It’s an extremely comprehensive and easy-to-use book for parents. (Visit www.stopwashingthesheets.com)
Most pediatricians tend to reassure families that the majority of children will outgrow bedwetting. Dr. Robson, who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e professor of pee,” goes a step further by offering useful ideas that will help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 deal with enu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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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eter Nieman
袁偉時: 辛亥革命的性質和成敗得失
辛亥革命的性質和成敗得失 ——答《新史記》高伐林
(2011年10月3日,高伐林先生不恥下問,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畧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站在今天的高度,如何給辛亥革命定性?對眼下“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論”、“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論”這種種說法,您的看法如何?
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歷史研究,需要的扎扎實實搜集材料,認真分析﹔在概念上繞圈子,沒有多大意思。
辛亥革命有兩個定性簡單明了,是多數史家的共識:
就歷史任務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
就思想動力來說,它是“排滿民族主義革命”。
胡漢民說得好:“同盟會未嘗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1]
當年各省“獨立”,打出的旗號大都是“大漢軍政府”,“光復”之類,足以証明此言非虛。而最好的注腳則是孫文自己的言行。1912年1月12日,清室退位,15日孫文居然率文武百官爬上紫金山去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宣讀祭文,說辛亥革命大功告成的原因:
“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啟後人,成茲鴻業。”[2]
以朱元璋驅除蒙古人、光復漢族皇室事業的繼承人自居,滑稽有趣之餘,充分袒露了這群人的內心世界。
1912年3月31日,孫文幹了三個月臨時大總統,要下台了。他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上發表演說稱:
“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3]
於是,他把修鐵路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和實現民生主義的中心環節。
這些言行強有力地証明,孫文革命活動的最根本的動力,是光復漢族河山,把他說的“外國人”即“韃虜”趕出關外。不但民眾接受的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連孫文這樣的革命主要領袖也未能免俗。這些言行同時証明他對民權的理解是十分膚淺的。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
“軟弱”表現在哪裡?
胡漢民說:“故當時民眾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而亦為當日失敗之重要原因也。”[4]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是人性的本然。武力反抗暴政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南北議和是人心所向。孫文及其支持者在協議基本達成后,仍然冀圖不惜代價借外債發動“北伐”戰爭,受到各界同胞抵制,是對錯誤決策的正常反應。由於革命派信譽度不足,借不到外債,無法支撐他們延續戰爭,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和議。要是說被迫接受和議是軟弱的話,那是政治家的過錯,與“資產階級”有什麼關系?何況這些政治家也是無可奈何才接受和議的。
作為參與這一歷史事件的政治家,胡漢民責怪“民眾心理”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無非証明自己缺少反思精神。
而就理應客觀地觀察歷史現象的學者而言,南北議和,減少生命財產損失,本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反過來據此貶斥革命派軟弱,鼓勵不顧實際情況和后果去走極端,也是不足取的。
史家中有些人持這一說法,則旨在証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后者不敢發動工農,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敗。
這一論調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
當時工農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幫會或綠林好漢。辛亥革命,有數以百萬計的“民軍”卷入大潮,他們就是被革命黨人引入城市的工農。1911年9月7日開始圍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軍”,不就是袍哥領導下的工農大眾嗎?其他各省的“民軍”情況大同小異。不過,這些民軍為推倒舊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同時,也以破壞治安、禍害百姓著稱於時。
其實,橫看當時中國各階層,最強大的是資產階級。豎觀百年中國史,辛亥前後亦是資產者影響最為強大、獨立性表現無遺的年代。
武昌起義,沖鋒在前的是新軍,而穩定社會,支持革命戰爭的是商會和資產階級。
“武昌首義期間,商會、商團資助民軍經費達100多萬元。……部隊膳食支出,由商會墊借五萬金,分配作臨時食費。漢口商務總會籌巨款供招新軍一鎮之薪餉,還推舉商董四員專業軍需,接濟糧台。”“當時民軍主力集中用於戰事方面,商團則維持社會治安,日夜操練,荷槍實彈,晝夜梭巡”。[5]
軍政府組成后,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負責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參加工作。
沒有商會和商人的支持、幫助,武昌起義后武漢三鎮的局面不可能那麼快穩定下來,革命戰爭也很難堅持下去。
各地的商會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組織,有的實際上是當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廂內外總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稱上海城廂內外自治公所)就是一個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參與了上海起義的全過程。其他宣布獨立的各省商會也普遍參與了“光復”大業。軍閥混戰之際,軍隊流竄各地,保護地方,維護治安,免遭蹂躪的重責,通常也是由商會及其自治武裝——商團承擔的。
當時斷送建設現代民主自由國家偉業的是那些眼光短淺的政治家。他們玩弄政客伎倆,爭權奪利,把從實際情況出發,鞏固和完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大業置諸腦后。資產階級不應該成為他們的替罪羊。
◆對於中國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而言,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敗?您曾提到,中國轉型艱難,“主要原因是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自身的缺陷。這與缺乏法治傳統息息相關,國民黨和北洋實力派,都沒有牢牢樹立法治觀念,而把奪取政權放在第一位”。現在有這樣一種議論,認為未能施行法治,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法治不適合當時的國情,各方首先是試圖在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但屢屢碰壁。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不能“牢牢樹立法治觀念”?
袁:辛亥革命有三大收獲:
1.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2.言論自由。
3.三綱坍塌,宗法專制的思想體系開始瓦解。
失敗則在這些收獲沒有鞏固下來。主要原因是北洋實力派和國民黨都沒有牢固樹立法治觀念。他們口頭上也講法治,但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例如:
袁世凱居然成立軍政執法處,不經司法部門肆意抓人、殺人。
同盟會和國民黨呢?1,動輒暗殺或捕殺和自己意見不合或被懷疑為政敵的人:陶成章(光復會領導人),陶駿保(革命軍江浙聯軍參謀長)、黃遠生(民初最著名的記者)、夏瑞芳(商務印書館創始人)等都先后死於他們槍下。
2,一不如意,就起兵鬧事,用槍杆子解決矛盾。“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北伐”,“東征”,“國民革命”,直到政權奪到自己手上為止。這些行動都被美化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檢視,大都是權力或利益之爭。
任何一個制度的建立和鞏固都有一個過程。清末實行新政才開始建立新式法院系統,民國成立後,繼續推廣,但馬上碰到一個問題:人才不夠。司法總長梁啟超不得不下令收縮。他說:
“故立憲國必以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我國之行此制,亦既經年,乃頌聲不聞,而怨吁紛起,推原其故,第一由於法規之不適,第二由於法官之乏才。……今當草創之際,難期速成……其籌備未完諸地方,則審檢職務,暫責成行政官署兼攝,辟員佐理。模范既立,乃圖恢張”。[6]
這些情況多半出現在邊遠地區。除此之外,法治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有法院之處,都應該和可以立即實行的規則,而沒有所謂“國情”的差別。國情特別論不過是專制統治者或暴民掩蓋其非法行為的藉口。
通過司法過程解決社會矛盾,通常會比較緩慢,但換來的是逐步養成人人依法辦事的習慣,社會賴以長治久安。以宋教仁被刺案來說,當時司法審判為什麼不能正常進行?人們指責當局拖延。事實如何?
1,主要犯罪嫌疑人或死或逃。
刺殺宋教仁的主凶武士英和這次暗殺的組織者應夔臣,都在在法租界關押20多天後移交給中國當局。前者6天后卻離奇地在拘押的軍營暴斃﹔后者竟然成功越獄。另一主要嫌疑人、國務院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在宋教仁被刺后第六天(3月26日)逃離北京,遁入青島租界,而德國當局拒絕引渡。
當時控制上海的是國民黨要員和青幫大頭目陳其美。人們普遍認為上海接連出現的犯罪嫌疑人暴斃和越獄的戲劇,是陳其美操縱下演出的。洪述祖逃逸則可能與趙秉鈞有關。調查清楚有關案情,作出公正審判,正是司法機關責任所在。缺席審判,世所常見。這些都不是中斷司法進程的理由。
2,由地方法院審理,還是組織特別法庭審理?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審理﹔袁世凱復電同意。但是應夔臣的辯護律師認為此舉違法。司法總長許世英也認為組織特別法庭沒有法理根據,不惜以去就力爭。司法部致電上海地方審檢廳說:
“宋前總長為民國偉人,本案審理自當格外慎重,程都督擬組特別法庭,即系此意。惟與《約法》、《編制法》不符,礙難照辦。本部斟酌再四,仍應由該廳負完全責任,審理所有一切。……該廳即速依法進行。”[7]
上海地方檢察廳亦已著手傳訊有關人員。就程序而言,沒有問題。
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確實比較緩慢。從1913年3月20日刺宋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發,不足四個月,中間波瀾迭起,並不奇怪。無論有什麼障礙,如果國民黨方面堅持遵循司法途徑辦理此案,民國政治史就會重寫。
當時全國各界異口同聲,呼吁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宋案,實行法治,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最大的“國情”!可惜,但孫文等國民黨領導人充耳不聞,先是冀圖暗殺袁世凱﹔繼而不顧黨內外反對,不自量力,一意孤行,發動“二次革命”,冀圖用槍杆子決是非,法治進程因此中斷,一個多月后,全軍覆沒。由此可見,出現這個局面,不是由於“國情特別”,也不是民眾水平低下,而是國民黨領袖尚未告別草莽英雄的氣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從而造成這樣的惡果。
應該指出,這是各國革命黨人的通病。糾正這些領導人的錯誤所付代價的大小,則與法治傳統強弱有關。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辛亥之後數十年的亂局,人們追溯到與《臨時約法》的嚴重制度缺陷有關,而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設制”的結果,引發一波又一波嚴重政爭與分裂。您對《臨時約法》如何評價?
袁:1925年,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8人曾聯名沉痛地指出:“民國十三年來之戰禍,全由於《約法》之不良。府院之爭、行政立法之爭,無非《約法》所致。”[8]這是身歷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說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過去,史家們由於深陷意識形態陷阱而不覺,沒有注意他們這一重要經驗總結。
去年(今年一月發表)筆者曾撰文系統分析《臨時約法》的弊端。[9]概括起來,要點是:
第一,制憲機構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問題。
“辛亥革命後,臨時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據是1911年12月3日議決公布施行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孫文和袁世凱都是依據這個憲法文件當上臨時大總統的。這個文件當然很不完備,但是,制定更完備的憲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識和足夠的公信力。當時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視了這個重大問題。1912年1月28日臨時參議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軍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組成的,共有參議員42名。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后,根據《參議院法》,臨時參議院改為每省區派出代表五人,原則上由省議會選出,參議員人數增至122人。為什麼不等待參議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國會選出后,再來制定這麼重要的文件?
與此同時,制定如此重要的憲法文件,卻把當時最大的實力派、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來實施的保障都不無疑問。
而從程序上看,也有問題。《臨時約法》是1912年2月6日開始審議,3月8日通過的。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4日,臨時參議院接受孫文辭職﹔15日,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審議開始后,袁世凱已是當選總統,卻從未征求他的意見,也不由他簽署公布,卻授權已經被參議院批准辭職的總統在3月11日簽署公布,這是世界憲法史上極為奇特的現象。
第二,動機不純,過程粗糙,學識不夠,缺陷很多。
《臨時約法》按其內容來說,要點是把已經付諸實施的總統制突然改變為內閣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凱當選時按規定應該掌握的大部分權力。由於動機不純,這個文件制定非常匆忙,從推定起草人到三讀通過,只費時37天!加上文件起草人學識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建設考慮不周,且沒有廣泛征求各方和廣大公民的意見,最后通過的文本漏洞和失誤不少。
綜合眾多中國憲政史學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個:
1.名不正。
究竟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
它規定“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儼然實行總統制﹔簽發這個文件的孫文1918年與參加“非常國會”的議員談話,仍然認為:“約法規定為元首制。”[10]。但它又規定“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從而任何國務員(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均有否決總統決定的權力。可是,作為內閣制去運行,它又沒有建立相應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諸如此類的缺陷,為日后政爭埋下了禍根。
2.沒有確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
《臨時約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學日本尚未完成學業的年輕人。他們勇氣可嘉而學養和從政經驗都十分欠缺。這些20世紀初活躍在東亞最大國家的革命者,與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18世紀的美國憲法制定者的素質差距實在太大了。他們沒有認識到自由對人類發展的關鍵作用,沒有像美國先驅們那樣在憲法上寫上:
“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11]
他們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照搬大陸法系,在列舉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權”之後,加上一條“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從而為執政者制定剝奪公民自由的惡法打開后門,讓此后的中國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難和血淚。
與此同時,它沒有解決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行政當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過什麼途徑保護自己?《臨時約法》一公布,留英歸來的法律學者章士釗就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建議應該仿效英國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權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親友,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強制有關機關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審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辦案。
3.國會與總統沒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個殘缺的內閣制。
早就有學者指出:
“蓋純粹內閣制中有兩權焉:一為不信任案通過權,一為解散國會權。前者為國會借以監督行政之利器,后者為內閣抵抗國會訴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徑。……而《臨時約法》皆無之,不可謂非《約法》之大缺憾。”[12]
由於行政當局沒有國會解散權,國會議員肆無忌憚,隨之而來的是兩大惡果:一是行使職權時不顧后果,一意反對。另一是自身的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以曹錕賄選的丑劇宣告自己的滅亡和國家更大的悲劇的開始。
4.總統與總理各自的職權和相互關系不明確。
袁世凱可以利用“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的規定,指揮一切。而袁世凱逝世后,段祺瑞當總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淪為蓋章總統。當黎氏心有不甘,冀圖反抗的時候,總統府和國務院權力之爭的終於導致張勛復辟。黎氏之后,府院之爭也史不絕書,成為民國亂局的一大根源。
5.沒有建立違憲審查制度。
可能原先的估計,正式憲法很快就要制定,沒有考慮會出現很多復雜的情況,根本沒有提及違反《臨時約法》的爭議如何解決。等於建好一座大廈,卻沒有配備消防設施。
說到底,這是革命幼稚病發作,使出一個連環計,把一手交出去的權力,換個手要回來。
這些失誤,一直影響民初政局的發展,直到1928年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建立黨國體制為止,是各項紛爭的制度原因。
◆李澤厚先生最近再次延續他“告別革命”的思路,在接受採訪時說,要“告別辛亥革命”。余英時先生則認為,沒有什麼“清末新政”,清廷並無真正改革可言,所以逼出革命。您說過,晚清的當政者“是否能順應歷史潮流而採取改革與其步驟,這才是關鍵點。如果在改革步驟上跟得上歷史潮流,中國轉型的成本就不會這樣高昂”。請問您對清末改革與革命的關系怎麼看?
袁: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00年義和團事件,60年間付出巨大代價,解決了一個問題:中國要不要學習西方,接受現代文化?
1901年開始的清末新政,進行了四大改革:
1.教育改革。廢除了科舉,建立新的教育系統,學習內容與現代文明接軌,不再局限於中國傳統的經史。
2.司法改革。斷然廢棄傳統的中華法系,接受大陸法系,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訴訟法,取代行之已久的《大清律例》﹔相應地著手建立獨立的審判廳系統,取代傳統的司法與行政統一的體制。
3.啟動官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宣布自1908年開始為期九年的預備立憲計劃。在實際執行中,並非徒托空言。各省咨議局和資政院先后成立,初顯威力。取代傳統的縣知事一元化領導下的宗法專制體系,鄉鎮至縣一級的三權分立的地方自治正在進行。
4.掃除阻礙工商業發展的種種限制,政府主動推動商會等非政治性的民間團體發展,經濟自由日益擴大,促進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
這些改革是重大的制度性變革,不但促進了當時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且進入民國後後續效應十分明顯。那麼,為什麼會爆發革命呢?
一是對抗、打壓群眾請願運動。
1910年初至1911年初爆發四次大規模的請開國會運動,清政府沒有順應民心,當機立斷,立即推行民主,實行憲政。反而羈押、遣送請願代表,只答應提前三年在1913年召開國會,實行憲政。
二是官制改革不進反退,1911年5月8日宣布成立內閣。但是這是一個畸形的“皇族內閣”。內閣成員13人中,滿族8人,其中皇族又佔5人﹔蒙族1人﹔漢族只有四人!於是,士紳和中產階層對改革徹底失望,從反對革命轉向保持中立乃至同情或支持革命。
三是忘記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違反法令,把依法成立的民營川漢鐵路公司經營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激起強烈反抗后,又火上澆油,拘押保路運動領導人,開槍打死示威群眾32人,終於導致1911年9月7日開始,四川“保路同志軍”圍攻成都等地,內戰延續一個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乘機發動起義,引發各省獨立大潮,大清帝國坍塌。
三項抗拒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導致改革進程中斷,重建全國秩序的過程漫長、崎嶇,代價巨大。
李澤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須“告別革命”,是他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經驗總結,值得人們深思。
◆過去人們隻認革命派為進步動力,又批評其“軟弱”“妥協”。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諸種力量中,對立憲派的作用,人們越來越給予肯定﹔最近又有學者高度評價清廷的“遜位”,認為如果單純的按照革命黨人的種族革命,很可能隻是在漢族地域形成一個小中華,而廣大邊疆,例如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會解體。清帝的遜位止住了解體趨勢,把一個完整的帝國移交給共和國。您認為,從推動中國在政治上順利轉型的意義上,革命派、立憲派、清廷等等各有什麼正面和負面作用?
袁:高全喜教授對清帝《遜位詔》的法理學分析,說它是中國“光榮革命”的標志,別具法眼,啟迪人們從新的視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為學術上有益的探索。
不過,愚意以為辛亥革命后,除1987年后的台灣,中國沒有“光榮革命”。1987年只,台灣社會轉型,被稱為“寧靜的革命”,確是東亞走向現代化的光榮革命。
翻開世界史,稱得上“光榮革命”的政權轉移,必須具備兩個特征:
1.過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
2.結果是實現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權利,推動經濟繁榮,國家進入了長治久安的軌道。
第一條,辛亥革命差強人意,流血不算太厲害。此次革命雖然種族革命的氣味很濃,但是,革命爆發後,各方快速調整思路,以“五族共和”取代“光復大漢江山”,除少數城市外,沒有出現滿漢或其他民族間的沖突,那麼大的政治變動,殺戮、流血,不算嚴重。
第二條則差距太大了。在一個百年來革命和戰火頻仍,民主、法治尚是奮斗目標的國度,談論有過“光榮革命”,似乎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政權轉移,主要是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實力派三方合力的結果。清廷在三大勢力夾擊下,順應潮流,和各方達成和平遜位的協議,讓戰火迅速熄滅,減少了社會震蕩,善莫大焉。《遜位詔》的積極意義應該肯定。
此舉多方共贏,對任何一方都沒有負面作用。以最激進的革命派來說,它在財政上瀕臨破產,協議達成正好給了它一條走出困境的康庄大道。
沒有《遜位詔》,中國會不會解體?推測意見,見仁見智,可資談助,實際意義不大。現實情況是除蒙古分出去以外,中國其他疆域基本完整,與同一時期的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土崩瓦解的狀況大不相同。疆域和民族的分合,取決於多種內外因素,必須具體分析﹔一紙《遜位詔》,似乎沒有在其中起到什麼作用。
◆從文化角度來看,辛亥有哪些方面是與傳統決裂,哪些方面延續了傳統,而今天,又有哪些方面與辛亥傳統斷裂,哪些方面是一脈相承?
您曾說過,“中國文化可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百年來文化討論糾纏不清,各不相讓,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注意這個區分”。能否更進一步說明,沒有注意這個區分,導致討論中怎樣的混亂和誤區?
袁:辛亥革命後,皇帝躲進紫禁城過日子,三綱的制度基礎坍塌。自由、平等、民主取代三綱成為公認的是非標准,這是與傳統最大的決裂。但是這一條不夠鞏固,成為后來政治和新舊文化沖突的重要根源。至於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其演變是自發和漸進的,無所謂決裂問題。
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認任何國家要成為現代國家,就必須堅定不移建立現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權制約的憲政制度,現代經濟制度——市場經濟制度,以學術自由為核心的現代教育制度,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而這些制度不論任何國家都是大同小異的。至於非制度層面的文化,則蘿卜青菜各有所愛,本來應該兼容並包,自由探討,自由演進,自然更替。
可是,有些人混淆文化與制度,一再冀圖用自己喜愛的某種思想文化觀點去修改現代社會制度。於是,在報刊上一再掀起陣陣波瀾。不過,在實際生活中作用甚微。比如,張君勱提出,根據中國的國情,要實行“均貧寡安”的“社會主義”,反對“偏重工商”﹔梁漱溟反對牟利﹔而實際生活並沒有按照他們的願望前進。現在有些人提出“儒家社會主義”、“儒家憲政主義”之類的主張,更是茶杯中的風暴而已。
這種社會現象有兩個特點:
1.一代不如一代。
從康有為到張君勱,他們的政治和文化主張都非常明確。例如,康氏提出要定孔教為國教,國民須“各守名分”,滅掉回教、耶教﹔在他所策劃的大同世界中,無私產,實行計劃經濟﹔子民連陰毛都要剃掉,等級分明,嚴格監控個人的一舉一動,做愛也要得到醫生同意!國人著書則要交翰林院審定!白紙黑字,毫不含糊。
而甘願拜倒在他們腳下的當代論者,不但學養、社會影響力無法望其項背,說話也躲躲閃閃,與他們奉為偉大先驅的康有為、張君勱等人直書政見大異其趣。當代儒學鼓吹者除蔣慶提出“大儒”和“帝王”和“聖賢”的後裔擁有否決權的三院制的主張外,誰也不知道其他幾位的具體主張是什麼。是不是擔心亮出自己的具體主張後,會戳穿憲政外衣呢?且待下回分解吧!
2.淪為前現代社會制度的紋飾。
現代社會是有共同標准的。不管主觀意圖如何,他們的主張和設計,正好符合要抵制社會制度現代化的政治家們的意願。
可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如此等等,不過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泛起的浪花。歷史洪流無情地把康有為及其徒子徒孫沖刷到小港灣中自娛自樂,企盼有人鑒賞。
◆您如何評價晚清大變局中的孫中山、袁世凱等各派勢力的領軍人物?能否具體闡述一下,他們的思想缺陷如何具體與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有關?我們今天評價這些人物,應該抱著怎樣的態度,避免怎樣的誤差?
袁:孫中山、袁世凱這些人的成敗得失,包括我在內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已經再三論述,說來話長,不必在這裡贅述。
研究這些歷史人物,同研究一切歷史問題一樣,只要堅持三條就能得出經得起檢驗的學術結論:一是說真話,全面收集和分析史料。二是遵守學術規范,尊重學術自由,在自由探索、自由討論中推進學術。三是敢於懷疑已有的學術結論,提防掉進意識形態陷阱。這三條中,最後一條最為重要。時至今日,蓄意為某黨某派辯護的人自然還有,但公眾不認為他們是真正的學者。困難在於習非成是,許多錯誤的結論被一些人認為是不得侵犯的天經地義。其實,學術的發展是永恆的,哪裡有什麼天經地義?封孫中山為子民隻能拜倒在他腳下的“國父”,袁世凱則認定為天生的賣國胚子,是國民黨美化黨國體制、肯定其威權統治合法性的宣傳伎倆﹔與經過嚴格証論証的學術結論是兩碼事。
談到這些歷史人物的失誤,有兩個原因非常值得重視:
1.傳統的重負。
為什麼孫中山竟然親手制定《中華革命黨總章》?秘密幫會的傳統躍然紙上。從康有為設計的《大同書》到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為什麼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總是熱衷於發明各種剝奪公民自由、抗拒現代文明的制度?他們總是自負地認為自己生長的土地有悠久和輝煌的文化。於是,歷史輝煌轉化為思想枷鎖和抵擋外來的現代文化的堤壩。從孫中山的“畢其功於一役”、毛澤東的超英趕美,到形形色色的謀臣、策士,老是構想出一些超越現代文化已有高度的美妙藍圖,藉以顯示中國傳統文明和提倡者與眾不同,就是不肯首先扎扎實實吸納現代文明,為釋放中國人的創造力建筑兼顧的社會制度平台。
2.抽象的正義和多數人利益。
幾乎所有民族都有關於天國的美妙夢幻,但像中國那樣風靡幾代人,並長期付諸實踐的,卻世所罕見。那些民粹的論述是人們難於抵擋的。多少人為之拋頭顱、洒熱血,甘之如飴!后果卻是事與願違,血淚斑斑。
百年來,一個接一個的飛來橫禍,都是上述傳統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爐為思想源頭的。
這些與經濟基礎有沒有關系?說到底,這些都是自然經濟的思想烙印,人們分不清空想和實際。在中國徹底融入世界一體化洪流以前,世界公民的眼光很難被多數中國人接受,這些問題還會一再困擾中國人和中國歷史的進程。與此同時,“賣國”帽子可以隨時戴到敢於質疑意識形態教條的人們頭上,儘管他們與權力和土地不沾邊,連賣幾平方宅基地的本事都沒有!
◆辛亥革命是當時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各國關注,也紛紛施加影響。中國人最關心的是日本。日本當時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如何?如何影響到後來的中日關系和中國政局的變化?
袁:義和團事件後,列強對華政策有兩種對立傾向:一是承認“門戶開放”,力圖擺脫過時的劃分勢力范圍政策。另一是有些國家不願放棄已得利益。
辛亥革命後,劃分勢力范圍的舉措再次高漲。日俄力圖攫取東北、蒙古。英國則覬覦西藏。特別凶惡的是日本。其策略是亂中取勝,支持革命黨人、勒索清政府並舉,精心計算,謀取最大利益。日本有些所謂民間人士,實際是執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1912年7月8日,日俄締結密約,把內蒙古一分為二,東部劃歸日本勢力范圍,西部則屬俄國。英國和俄國則達成蒙古和西藏利益交換的諒解﹔於是,英國於1912年8月17日發出外交文書給中國政府,反對中國“干涉西藏內政”﹔10月21日俄國則與蒙古締結俄蒙協約﹔西藏、蒙古在他們支持下先後宣布獨立。
袁世凱政府成立後遏制了這一邊疆獨立的趨勢和侵略者的圖謀。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至1945年戰敗投降,一直沒有實現民主化,逐步演變為軍國主義的侵略國家。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乃至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和抗日戰爭,都是這些惡因的發展。這類國家的侵略行為是很難糾正的。而英國這類侵略國,國內實行的是憲政,相對說來,迫使它放棄侵略行徑,代價要小得多。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刊登於《新史記》總第五期第1-10頁(2012年1月出版)
[1] 《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6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版。
[2]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95頁,中華書局1982年北京版。
[3] 同上第319頁。
[4] 《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60頁。
[5] 皮明庥主編:《武昌起義史》第162-163、16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
[6]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121-122頁,中華書局北京影印版。
[7] 朱宗震 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第2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善後會議》第388頁,檔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
[9]袁偉時:《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了民初憲政》,刪節后刊登於《品味·經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頁﹔《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第4-30頁全文刊登﹔《徐州師范大學學報》(雙月刊)2011年第4期(7月15日出版)起,以《民初憲政格局再審視》為題,分兩期刊發了全文。
[10] 《孫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42頁,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版。
[11] 《世界人權約法總覽》第28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成都版。
[12] 陳茹玄:《增訂中國憲法史》,文海出版社1985年台灣影印版,轉引自《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第160頁。
袁偉時(1931年12月15日- ),廣東興寧人,中國歷史學家,中山大學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史。
袁偉時1947年考進廣州南海中學念高中,1950年考進中山大學經濟系,至1957年在復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班畢業後回中山大學工作。1970年代起年在該校哲學系教中國哲學史至退休。曾任中山大學中山學院院長。
袁偉時的理念是:
- 世界大同是趨勢,因循守舊是不合時宜的行為。
- 中國近代史存在很多被人扭曲的問題,錯誤的歷史教科書誤導廣大青年,後患無窮。
- 中國文化缺少自我批判的精神,中國文化對於多元化和異己十分的不寬容。
- 廣開言論,開啟民智,使中華民族從千百年來形成的精神枷鎖中解脫而出,為民族崛起貢獻才智。
2006年1月11日「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因刊出袁偉時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因而導致暫時停刊,並引致主編李大同及副主編盧躍剛撤職。3月1日《冰點》復刊,刊登張海鵬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文章批駁上文,並拒刊袁偉時《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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